「聯動份子」 楊小凱 有個「二十問」的遊戲，對九號的所有人都是新鮮的，程德明告訴我們這是他從 在北京的聯動朋友那裡學來的。 我發現玩這種遊戲的決竅是找到適當的方法將世界名人不斷地分成相等的兩部份 。我和張九龍是九號最會玩這種猜名人的遊戲的人。我提的第一個問題總是「外國 人」?如果回答是「是」，則我會將中國人排除在外。第二個問題常常是「死了的人 ?」如果回答是否，我就會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個問題從對方的「 是」或「否」的回答判斷出他心中默想的一個名人。我的問題不能超過二十個，他 必須在我提問前將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訴遊戲的裁判。我猜出來我勝，否則他勝。 我從來沒有輸給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屢玩屢贏的訣竅。他告訴我，按照商農 的信息論，只有當問題設計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兩類時，我能從「是」 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這對我來說很合理，因為死人與活人或外國 人與中國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 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 「外國人?」我開始了第一個問題。 「否」 「死人?」「否。」 「男人?」「是。」 現在我要用點腦筋了，「一九四九年後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是。」 「文革前成名的?」「否。」 「湖廣地區的人?」「是。」 「兩湖人?」「是。」 「湖北人?」「否。」 「仍在當官?」「否。」 「保守派?」「否。」 「大學生?」「否。」 「現在還自由?」「否。」 「被公安機關關押?」「是。」 「在省看守所?」「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是。」 現在範圍已縮得很小了。這裡關的有名點的學生有周國輝——但他是大學生;張玉 鋼——也是大學生;黃杏英——女人‥‥‥這傢伙真鬼，有八成我們在談論我自己。 我還可以提幾個問題以更加確定我的判斷，例如問他「在北邊號子裡?」「在九號 ?」但我算一算，我還有四個問題可提，而左家塘滿足已知條件的候選人不可能多過 四個，於是我問「楊曦光?」 「是!」 又是十七個問題問出來了。但是我不高興道「楊曦光算什麼名人，一個科學家或 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麼不算名人?我進九號前看到過幾個批判楊曦光的材料都將你的思想作為文化 革命中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典型。有人說『中國向何處去?』已被譯成英文，通過香 港傳到了世界各地，你這還不算有名的『反動人物?』」 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但我心裡還是不舒服，難道我在歷史上就成了一個「有名 的反動人物」? 象栗異邦一樣，程德明在長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並沒有參加任何組織， 但大多數人都知道他的思想與極端保守的「聯動觀點」非常接近。聯動的全名叫首 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紅衛兵」。成員大都是高幹子 弟，他們歧視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動組織。長沙一中的學生們謠傳程德明是個「聯 動份子」。 儘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卻喜歡他這類頭腦裡沒有權 威的人，我猜他喜歡我這種頭腦裡充滿著異端邪說的人，因為他進九號的那天，我 們倆互相認出對方時都高興得不得了。那天我一邊幫他安頓行李，一邊急著問他自 從我離開後長沙一中的情況。他匆匆敘述著各所學校裡的各種事。現在學校完全在 軍宣隊和工宣隊的控制之下，學生中的兩派不再有任何權力。大家都討厭軍宣隊和 工宣隊，他們比文革初的工作組還要糟糕，因為這些工人和軍人比工作組的幹部對 教育和學生更不瞭解。學生們被迫上山下鄉，他們逐漸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男同 學熱衷於用電焊製造自己的半導體收音機，女同學熱衷於編織各種毛衣。大家都說 現在是「男焊女織」的年代。 過去最正經和專注於嚴肅的政治問題的學生，現在也在愛情的海洋裡游泳了。好 多起桃色新聞在同學們中流傳。 「你記得吧?」程德明問我，「文革前一年，有個男同學與女同學有了麻煩——懷 孕了，我們大家都為他們害羞，學校動員所有牆報批評他們，而且開除了他們的學 籍。現在沒有人對這類桃色事件持那種態度了。」他猶豫一下，問我「哦，你有個 女朋友嗎?」 我搖頭。 「同學們中流傳著一些關於你的故事。有人說你在看守所領頭抗議軍人打犯人， 還有人說有個女孩經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見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親屬的證據， 總是被拒絕。」後一條新聞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記起曾經收到過不認識 的人送來的日用品。但我實在想不起認識這麼一個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 不追問，只是會意一笑，好像在說，我不會捅破你的秘密。他接著又問「你在這裡 已經快一年了，怎麼熬過這麼長的日子的?」 我告訴他，我找了位教師學英文，找了位電機工程師學電機，找了位機械工程師 學機械製圖。我還要讀《世界通史》，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一本叫「毛澤東思 想萬歲」的書。最後這本書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後未公開發表的毛的內部講話及批 示。這裡還有人能全部背誦唐詩三百首，能把三國演義的每章的細節都講給你聽。 如果你對詞賦有興趣，有人能背誦諸葛亮的出師表和蘇東坡的岳陽樓記。我轉過頭 去看著號子裡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說「我正在找數學老師，文革時沒有時間坐下來 讀書，現在正是讀書的機會。」 程德明與我臭味相投，馬上要看我所有的書。他把我床頭的書翻了翻，挑了那本 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一邊說「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澤東的極 左思想是怎樣形成的。」他加重「極左」二字，並笑起來。他的話在那個時候實在 是對權威的極大膽的挑戰。 程德明很快就訂出了他的學習計劃。他與我一塊學英語和電機工程。但他的大部 分時間用來研究「毛澤東思想」。 學習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張桌子。過去我需要一塊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鋪 的床沿做桌子。後來我發現我無法與打牌的人爭這種椅子。我只好盤腿坐在床上， 把一塊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塊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開始 在床上做功課。 找老師在左家塘不是難事，因為不少工程師、教師和其他知識分子那個時期都被 關在那裡。我們的電機工程老師是一位電機工程師，他右眼白內障，說話時有點口 吃，一口地道的長沙話。他告訴我們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 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教養。勞教回來後，他失業在家一段時間，後來自己與 街道居民委員會合作開辦了一個專門修理潛水泵的小工廠。那時湖南沒有人能修潛 水泵，所以這個廠的生意極好。雖然他的技術是工廠生意的根本，但他因為是個右 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優惠是他們兩個兒子被接受為工廠的 工人。他悄悄地告訴我他是因為攻擊江青，說「一個好端端的中國被這個太后搞得 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煩和複雜。朱老師講話慢條 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講話很重的捲舌音，顯得十分誠實和穩重。我和 程德明都很喜歡他。 我們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們的電機課中，師生間常會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 有天朱老師告訴我們中國有兩套電機銘牌和工業標準系統，一個是英美系統，另一 個是蘇聯繫統，兩個系統對馬力、頻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標準和符號。「解放後， 所有大學的英文教授都要學俄語，教俄語，而所有的工業標準都從英美制轉換成蘇 聯制，我們被這種轉換搞得頭昏腦脹，非常不習慣。」「哪個制好些呢?」程德明是 「蘇聯修正主義」的支持者，他總是問這類敏感的問題。「當、當、當然是英美制 好些。」朱老師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歡的。 第二天，朱老師悄悄問我「小程是為什麼進來的?」 「像你一樣，攻擊新慈禧太后把個好端端的中國搞得一蹋糊塗。」 朱老師笑起來。程德明走過來，不知我們為什麼事好笑。朱老師問他：「你知道 為什麼慈禧太后決定支持義和團嗎?」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點迷惑。 朱老師抬起他那有白內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們引述這段歷史。「光緒改革 失敗被慈禧太后廢掉後，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簾聽政『名不正言不順』，就準備立 一個新皇帝，當時叫大阿哥，就是後來的溥儀。消息一傳出，國內國外議論紛紛。 西方各國的駐華使節都同情光緒的改革，很多謠傳說他們反對另立皇帝。這時天津 北京等地的農民會黨組織義和團經常與外國人發生衝突，而慈禧太后聽說他們有種 種神功，刀槍不入，扶清滅洋，起了利用他們之心。而這種動機的背景當然就是另 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 「一天，南方一位總督截獲一封外國駐華使節之間的信件，信中聲稱如果慈禧太 後強行立大阿哥，外國可能會進行干涉，支持光緒皇帝復辟。這個消息傳到慈禧耳 裡，正著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虧和孤立，漸漸失去理性，大發脾氣。在精神不 正常的情況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義和團攻打各西方國家駐華公使館。這就釀成 了八國聯軍進京的庚子之亂。」 「毛澤東支持紅衛兵時大概也像慈禧太后一樣失去理智，只不過他的心病是一九 五八年的大躍進。吳□批評大躍進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斷朱老師 的故事。 「你不、不、不能講、講這種話呀!這、這講不得的呀!殺、殺頭的呀!」儘管他們 的聲音低得只有我能聽清，但朱老師臉色都嚇得變白了，好像全左家塘都聽見了這 能導致殺頭罪的話一樣。 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電機功課外，其它時間都在抄寫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筆記。文革中毛澤東的書是最容易送進看守所的。那時紅衛兵將很多毛澤東一九四 九年後的內部講話和批示印成書大量發行，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幹可以看到的 內部文件，不少還是毛澤東羞於讓人看見的被歷史證明錯誤和可笑的東西。因此這 些材料成了我們這些對文化革命的真正歷史背景有興趣的人急於要研究的東西。我 寫信請妹妹楊暉送各種書籍給我，不少馬克思的書和其它書籍都被禁止送給我，只 有毛澤東的這些內部講話編成的書卻沒受到阻攔。 毛澤東的讀書筆記是他一九五九年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寫的，這個筆記 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經濟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邊抄這個筆記，一邊對我發表評 論。 「技術第一，政治呢?專家路線，群眾呢?」程德明大聲讀著，「我看他根本不懂 經濟學，」他又輕聲評論道，「你看這裡，他甚至反對計件工資制和物質刺激。我 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勵真能提高生產效率。」 我告訴他，這個讀書筆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認識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 大躍進到處牆上寫的標語並不是下面人的創造，而完全是從毛澤東這類讀書筆記上 抄下來的，例如「政治掛帥」，「鋼鐵元帥升帳」，「全國一盤棋」，「超英趕美 」，全都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東西。我小時侯看到這些標語時還以為是共產黨基層組 織或地方政府想出來的東西。 程德明抄完這個讀書筆記，又開始讀收集在一本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後的內部講話。我們對這本書的注意重點不同——他專門注意毛澤東左 的經濟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樣形成的，而我卻注意那些能用來解釋為什麼毛澤 東在文革會下令共產黨停止組織活動和支持被共產黨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們倆 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興趣的材料。比如我發現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前期毛澤東的很 多觀點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會主義民主的方式。看起來他那時的觀點 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後來他說的只是「放長線釣大魚。」「放長線釣大魚」 與其說是毛澤東的陰謀不如說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試驗沒有得到黨內大多數實力派的 支持及他發現知識分子的多數並不真正喜歡共產黨後的一種自我解嘲的說法。一九 五九年毛澤東曾提到中國形成了高薪階層，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國形成了「官僚主 義者階層」，一九六四年又提出農民對幹部的不滿是當時農村社會中的「主要矛盾 」等等。我注意毛澤東的這類觀點是為了支持我的一個判斷：「毛澤東文化革命中 支持對幹部階層不滿的老百姓來造當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蘇聯反斯大林的一個間接 後果。如果沒有斯大林運動，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很可能發動一個類似斯大林肅反的 運動來反對他的政敵，而不會利用老百姓來反對共產黨的幹部了。」 我和程德明讀毛澤東的書注意的重點的不同自然與我們一個是造反派一個是保守 派有關。作為造反派，我總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據，而作為一個保守派思想家， 程德明總是千方百計尋找毛澤東經濟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是我們在一點上卻非常一致，我們都在恥笑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 程德明指給我看毛澤東鼓勵放畝產幾萬斤麥子「衛星」的話，忍不住笑出聲來。我 告訴他，毛澤東比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裡胡說八 道，他卻惡狠狠地罵批評他的彭德懷為「資產階級的豬狗們」。 程德明告訴我，他認為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犯的錯誤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大崩潰，他 不肯認錯，這是他發動文化革命整肅批評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歡 程德明的這個觀點，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觀點與官方對文革的解釋不同。官方當時的 宣傳是，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是無 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鬥爭。程德明對文革的解釋比官方的解釋令 人心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對文革的解釋雖然也與官方的解釋完全不一樣，但角度 與程德明的解釋也完全不一樣，他這種與我不同的觀察問題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 但我還是想與程德明辯論。「毛澤東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錯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 持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為他們平反，這一招卻贏得了人心。」我停一 停，補充道：「假如現在當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支持你造反，為你平反，你 會站在為你平反的人一邊呢還是會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邊?」 「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沒有一個被當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會認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 會支持為他們平反的毛澤東」。 程德明終於默認了我的觀點。「當然」，他一邊在床間的空地走來走去，一邊看 著他足前的地面說，「老百姓造反總不會是沒有原因。」 我們對文化革命與大躍進關係的討論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 天我還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邊，親切地對我說：「幹部在上面機關裡時間長 了，對下面基層的情況不瞭解，所以要到下面去瞭解情況。」我看著窗外的一顆大 楓樹上的紅葉，有點奇怪爸爸當時的態度為什麼出人意外地溫和。爸爸那些天情緒 不好，常常和媽媽爭論問題。三年後，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為反對毛澤東一 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爸爸告訴我那年(一九六二年)黨中央為 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們道了歉，承認他們一九五九年的觀點是正確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對我們家和大多數中國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鄉 後，我們家從省委大院搬出來，住到媽媽機關裡去了。環境自然差了許多。我們和 周圍的所有的人一樣受到飢餓的威脅。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節課就餓 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麼食物都買不到。很多人都因飢餓而一身浮腫。機關 學校由於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減少了工作學習時間。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滿玻璃 缸，裡面養著一種藻類植物。很多人就靠這種藻類植物作補充的食物。我們住的機 關院子裡，人們用大部分時間把空地裡的瓦石用篩子篩出來，種菜蔬。所有機關裡 的抽水馬桶都被封閉，人們修起了簡陋的廁所，為的是把糞便收集起來用來種菜。 機關的食堂裡生產一種「雙蒸飯」和「人造肉」。「雙蒸飯」是把米加水蒸兩次， 二兩米的飯吸收了大量水變得像一斤米飯那麼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說的藻類植物 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來卡喉嚨。這些東西當然沒有能真正的抗拒飢餓的力量。 我建議程德明看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在文 革中第一次被群眾組織公開。因為一九六二年我父親向我多次提到這次會議，所以 我對毛澤東這個講話印象特別深。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承認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時共 產黨中央犯了錯誤，當時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的觀點是正確的。程德明看 到這個講話後如獲至寶，他說：「你看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剛承認錯誤，馬上又在 同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圖依靠各種政治運動來否定一九 六二年中央工作會議。」對毛澤東這個講話的看法大概是我們倆觀點最一致的地方 。 有時張九龍也會參加我們的討論。有天程德明在讀毛澤東與他侄兒毛遠新的談話 ，他越讀越氣憤。我知道他為什麼生氣。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大肆罵教師，說教師 都是不懂什麼的人，只會嚇唬學生，把學生當敵人，用突然襲擊，出偏題、怪題的 考試方式整學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學生，我們對老師都滿懷敬意。可 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澤東貶低教師的話忍不住要發火。張九龍正好坐在他旁邊， 連忙把書要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值得程德明這樣生氣。張九龍看完後不以為然道， 「毛澤東的批評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難道取消閉卷考試，號召學生拿三分也合理?」 張九龍慢條斯理地說，「學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強制來保證基本訓練的質量，不考 試，攻擊教師當然會誤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蘇聯式的教育制度給學生的自由也太 少了，學生不能自己選課，學俄文還是學英文都由學校指定。老師課講得不好也不 能退出教室，連跳級都不允許。我看毛澤東允許跳級還是有點道理，我在高中就跳 過級。」 程德明最不喜歡張九龍批評蘇聯制度，他馬上反駁道，「像文革中那樣讓學生自 由選擇，學生們就選擇不上課，學生們一聽復課就頭痛，這有什麼好?」程德明的眼 色和口氣好像在說「你這樣的人即使講更多支持毛澤東的話，人家也知道你是從右 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張九龍每次碰到別人的聲音稍高一點就停止爭辯，沉默下 來。他用手指敲著床沿，好像要把自己的情緒敲下去一樣。 程德明是我們學校最早反對省委派的工作組的學生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他是 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後來的觀點轉向極端保守的「聯動」觀點。我屬於造反派中 的異端邪說派，同學們都譏笑我，說我是「最喜歡聽頭腦裡沒有權威的人的觀點。 」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傑出的右翼思想家，雖然學校裡的同學都覺得他的觀點太 危險，但他接受聯動思想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個極有意思的謎。 有天我告訴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們都是高幹子弟，文革 中都參加了「聯動」。接著我問他「你是怎麼接受聯動觀點的呢?」 「說來話長，」他那不大的嘴巴動的速度不快，充滿著自信的樣子，「像朱成昭 接受聯動觀點與葉向真有關一樣，我是從我的女朋友那裡接受聯動觀點的。」朱成 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學生造反組織「第三司令部」的頭頭。但他在與葉劍英的女兒葉 向真接觸後卻接受了聯動觀點，並且系統地向外界闡述他的保守觀點，最後被中央 文革送進監獄。 「我是在從長沙去北京的一列貨車上認識紅鷹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 客車都擠滿了紅衛兵。車到站時，只有在車上熟人的幫助下，才有從窗口爬上列車 的希望。我只好到長沙北站找了和我們一個觀點的造反派組織(那時我還是個造反派 )，上了一列貨車的手車。手車很小，掛在貨車的後面，裡面是兩排各可坐三人的座 位。平時由一位列車員在那裡從手車的前窗監視整列貨車，以防止路途上爬車盜竊 等事故。 「天快黑下來時，列車員帶著一位高個子女孩子上來了，手車裡沒有燈，我看不 清她的面貌。聽聲音，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講 話，是那種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車開動後，我才發現，坐手車是種苦差事 。手車吊在長長的貨車後，搖擺幅度特別大，由於沒有隔音裝置，躁聲大得嚇人， 要附在別人耳朵上大聲叫喊才能讓他聽清你的話。我們無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覺。 我躺在一條椅子上。列車員坐在另一條椅子的一頭監視著列車，那女孩子半坐半躺 在另一頭。 「大約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覺得有人在推我。剛爬起來，就發覺那位女 孩子已坐在我身邊。 『你是哪個學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邊問。我聞到她鬢髮的氣味，心中一動。她 聽我告訴她校名，又問我的名字，她的態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許這就是那些開放型 的北方女孩子的風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嗎?』她邀我。我答應著，隨她走到手車後部 的露天車橋上，看著往後迅速退去的鐵軌。我們大聲交換著自己學校裡反工作組的 故事，到下一站時，我們發現互相有很多共同語言。我和紅鷹已經成了好朋友。她 提議離開手車去找一節貨車廂坐。離開手車走了好一段路，她輕輕告訴我，那個列 車員半夜爬到她身上亂摸，『那傢伙不是好東西!』我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 「在站台的燈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驚，她很漂亮，氣質高貴。她說她是老 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前一段北京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老紅衛兵在北京失勢 ，於是她和朋友們走上了大串聯的路。『與臭蟲談心，與扒手為伍，天上的雲是黑 的，地上的泥是渾的，』她這句話代表著她當時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來信，說是老紅衛兵正在籌備組織一個新的組織『首都 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要與造反派『首都三司』決一死戰。她決定提前獨自一 人返回北京。 「我們停車處是一個大貨車站，越過蛛網般的鐵軌，在紅、綠、黃信號燈照耀下 ，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空貨車廂，我們爬進去時，卻見裡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學生 模樣的人睡在一張大毛毯下。車開動後，我才發覺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總在波 動，有時突然激烈地一動。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塊看到這種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 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紅鷹卻靠近我，一隻手把我的手抓得緊緊的，漸漸我感到 她的另一隻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並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什麼事情發生了。我想 她也不明白，也許我們靠近一點使自己覺得在這個奇怪的世界裡會更安全。 「我們倆就這樣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請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 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內有十幾間平房。後來我才慢慢知道這是部長級幹部才能住 上的房子。最令我吃驚的是他們家門口還保留著那個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橫聯是『鬼見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認識了很多紅鷹的朋友和同輩親戚，紅鷹是個大忙人。那 些天正是『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紅衛兵東城區糾察隊』，和『紅衛兵海澱區 糾察隊』正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時候。紅鷹帶我參加了他們的幾 次集會，我逐漸瞭解了他們的政治觀點。他們最著名的一個政治口號是『擁護一九 五七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他們最仇恨造反派，認為造反派是一群對共產黨不滿的地主資本家的『狗崽子 』。他們認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們的另一個著名口號是『只准左派造反 ，不准右派翻天!』紅鷹的一次發言最令我感動，她說：『文化革命繼續下去將會有 二十年政治後遺症，經濟文化的發展會受到不可挽回的影響，我們父輩流血犧牲打 下的江山，不能就這樣讓江青、蒯大富這些傢伙斷送掉，這個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這個天下是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能看著她被這些奸臣亂賊斷送掉』。」蒯大富是繼 朱成昭之後的首都三司的頭頭。 「在他們這個圈子裡，對毛澤東已很不尊敬，稱老毛為老頭子，而不稱毛主席。 他們對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聯動一成立就上天安門貼大字報，炮轟江青和陳伯達。 有人在貼大字報時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參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動。我最深的印象是聯動的紀律之嚴，可說是 我看到的群眾組織中紀律最嚴格的。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殘酷，他們的紀律是共產 黨式的紀律，對『階級敵人』是絕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時，他們發現一個造反派 學生的父母是地主，馬上用皮帶抽打這個『狗崽子』，有個聯動份子朝地上吐一口 唾沫，命令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用舌頭把痰舔乾淨。她沒有服從，馬上有人跑上 去用手按著她的頭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們在砸首都三司時公私財產分明，沒有人 往自己腰包裡裝東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組織紀律非常好。 「我在紅鷹家經常聽他們講打人的經驗。有次紅鷹告訴我，用皮帶抽人時，『用 皮帶的側面打最痛且沒有聲音，用皮帶的正面打則響而不痛，可以起嚇唬作用』。 有次『西糾』(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一位高幹子弟不經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 的好辦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開水燙，活活燙死，卻沒有痕跡。『我在西糾勞改 營就燙死一個三代地主的老傢伙』。他一臉得意的神色，周圍的高幹子女們都顯出 一種欣賞的神態，沒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聯動觀點，唯一感到彆扭的就是紅鷹社交圈子裡的人全是 高幹子弟，他們對我這樣一個外地技術工人的兒子居高臨下，極為傲慢。我看得出 來，他們不願意理睬我，頂多看在紅鷹的面上對我應付一下。他們那種優越感使我 十分難受。 「不久就發生了聯動五沖公安部事件，聯動成員前仆後繼英勇無畏列隊衝進天安 門廣場一側的公安部，要求釋放因圍攻江青、陳伯達、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們高 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劉少奇萬歲!』前面的人被捕 了，後面的人又衝上去。 「我離開北京時，曾與紅鷹深談一次，我們都為國家的前途憂慮，紅鷹告訴我五 沖公安部的詳情。她氣憤地說『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就這樣叫老毛和江青攪得一塌糊 塗，十六條明文規定不整學生，這次卻抓了不少學生。』我告訴她我明天就要離開 北京，這是在北京的最後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問，心撲通撲通直 跳。她臉紅了，聲音雖輕，但對我卻是如雷貫耳：『別這樣，我們還是做個普通的 好朋友吧!』」 在那時的中國，接吻是求愛的方式。「我看得出來她拒絕我的求愛，是因為她的 社交圈子與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遠。有次我聽到她弟弟問她『他老爸是坐吉司還是 吉姆的?』紅鷹很難堪的樣子，連忙把話轉到別的事上去了。我幾天後才知道吉司、 吉姆是蘇制高級轎車，副總理級以上的人才有資格坐吉司，副部長級以上的才有資 格坐吉姆。想起這件事，我就為自己的愚蠢後悔，紅鷹的環境實在是與我的家庭地 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這個客人在這個四合院裡並不是十分受人歡迎的。 」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傷感，最令人傷心處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愛的人的 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歡她的血統論觀點以外。但是他卻終因不是高幹子弟(雖然 是紅五類家庭出身)而進不了他愛戀的人的社交圈子。不過我心裡還是替他慶幸，他 有這樣一個理由來解釋他的失戀。程德明不是那種英俊的男子，個子也不高大，如 果不能用這種地位差距來解釋，作為一個男子漢，對那令人傾倒的女子沒有吸引力 是個更令人傷心的解釋。 由於我的父輩包括姑媽、姑爹、叔叔全是高幹，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說的那種優 越感，但我從來看不起這種優越感。保守派紅衛兵成立時，我的父母已經被湖南省 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中學生辯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的對聯時，我站在反對對聯的造反派一邊。聽到保守派紅衛兵成立的消息時，我的 感覺就像猶太人聽到褐衫黨成立一樣。這種被當權派和紅衛兵歧視和迫害的悲憤感 正是我參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後與紅鷹保持了一段通訊聯繫。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紅鷹興奮地給他寫了 一封長信，告訴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關押的聯動份子全部釋放，還說允許 他們自己出版報紙，條件是各地的公檢法機關把所有二月初關押起來的造反派學生 全部釋放，保證他們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程德明轉述紅鷹 的話說，「『江青阿姨』(注意帶引號)在接見被釋放的聯動份子時要求他們改變反 動觀點，而我們的同志的回答卻是齊聲唱起歌曲『蝶戀花』，把我們『敬愛的江青 阿姨』氣得吐不過氣來!」 蝶戀花是毛澤東懷念他的前妻楊開慧的一首詩，這首詩在文革中被譜成歌曲，也 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過這封信成為我們學校第一個知道造反派學生馬上會被釋放的消息。那 年二月初湖南有約十萬人被當局和保守派紅衛兵以參加造反派組織的罪名抓進了監 獄。市民群情激憤，以各種形式抗議當局，上北京告狀，要求當局放人。與北京不 同的是，地方當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與聯動政治傾向相同的保守派帶著軍 隊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時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學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時也因為參加造反派被關在牢 裡，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釋放了。 後來程德明又收到了紅鷹寄來的他們聯動份子辦的一份鉛印小報，報紙的名字是 「湘江評論」，與一九二零年代毛澤東在長沙辦的一份報紙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 毛澤東的妻子是楊開慧而不是江青)。這份小報經常登一些間接攻擊江青的文章。一 九六七年初夏江青號召造反派武裝起來對付保守派的武裝攻擊時提出了「文攻武衛 」的號召，這份小報上指出這個口號意味著「用武力來回答文攻」。這份小報還提 出了有名的拚命哲學：「活著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訴我，可惜的是，由於聯動堅持血統論的觀點，認為只有他們的老紅衛 兵是正統的革命組織，後來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們在市民中越來越孤立。 聯動剛成立時還有能力組織遊行和集會，但幾個月後，它就幾乎完全沒有政治影響 力了，雖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組織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號中的多數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有一條不准以任何 理由迫害學生，並且要「保護少數」，所以九號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這種保守 派學生還是我這種造反派學生，遲早都會被釋放的。 不久一位新進九號的人犯果然帶來了與此相關的消息。他姓趙，以前是一個小飲 食店的黨支部書記(那時小吃店都由黨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趙書記。趙書記 矮矮胖胖，講一口有點京腔的長沙話，一聽就是個幹部。趙書記告訴我們，現在中 央下達了一個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學生犯全部以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辦法 認錯悔過，然後釋放。「你們這些學生都有希望了!」他不無羨慕地說。 開始我們都對這位趙書記非常提防，因為這種人往往是喜歡當KGB的。但不久我們 就失去了提防心。趙書記是個十分誠懇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為太坦白了。他是 因為攻擊共產黨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雖是個共產黨員，但卻老是用他那與 共產主義不合的人情世故來評論共產黨的政策。他有天說起他的推理邏輯，「小楊 呀，你可不知道，給人無償援助，給人蔭庇，都是要以臣服為報答的。你看蘇聯五 十年代給中國『無私援助』，說是無私，實際上要的報償才高呢，這報答就是你得 聽他的，否則關係就會破裂。你看吧，中國對越南的『無私援助』又會是同樣的結 果。何苦搞這種偷雞不著反蝕一把米的事呢?讓他們南越北越互相牽制，中國在旁邊 不是更有利可圖嗎?」 我心裡十分喜歡這位有獨到政見的趙書記，但口裡卻勸他「古書說『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你不說話，人家不會說你是啞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們管不了的事呢 ?」趙書記呵呵大笑：「你真是學乖了，不再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了?」 趙書記的預見後來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實現了。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 的預審員，一位年輕的軍官和徐絡腮一塊開九號的牢門。九號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 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門口上。片刻的靜寂特別令人激動。「程德明下來!」 他的預審員叫道，其他人都鬆了口氣。「帶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動得手 忙腳亂，取茶缸時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這是放人了。不經逮捕就捲鋪蓋，十 有八九是釋放，何況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觀點與公檢法的一致(公檢法也是反對 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會得到保護的。但是以學生身份為由，保護造反派的中央文 件卻一直沒有貫徹下來，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會和他一樣被釋放。他一出監獄馬上就給我寫了一封信，告訴 我他是被「教育釋放」。出去後，他在長沙街上游了兩天，覺得像在天堂一樣新奇 和興奮。但是他卻忘記了在九號時發的誓：「一出監獄要吃遍長沙所有的名飯館。 」一旦擺脫了飢餓，他再沒有那個慾望了。 按照他的諾言，他給我寄來了好些當時出版的群眾組織報紙，那上面有不少重要 的非官方新聞。他還給我送過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裡面全是豬油。但是他萬萬 沒有想到就在他出監後一兩個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後一張明信片充 滿了友情和對我出獄的期望。他說他保持著與我家的聯繫，一有消息他就會和我家 裡人一起來接我出獄。「你要安心學習，鍛煉好身體。」他寫道，「我們相信你不 久就會回到人民的懷抱。」「回到人民的懷抱」是當時官方語言中對犯錯誤或被關 押的人得到當局諒解或被釋放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