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帝王思想(三) 黎 民 毛和曾國藩 就在毛立下「學梁山泊好漢」的志向，決心走農民造反和秀才造反的道路的同一 時期，毛在給黎錦西的一封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又表露出這樣一種思 想：「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而完滿無缺，使之今人易其位 ，其能如彼之完滿乎?」毛受曾國藩的影響可以說由來已久。毛的老師楊昌濟在一九 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記中曾經寫道：「毛生澤東……渠之父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 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務農。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 才，引曾滌生(曾國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梁啟超也說：「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 人。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吾黨不欲澄 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 楊昌濟本人也是一個曾國藩的崇拜者，他在日記中曾寫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記 ，旨在一月以內抄完，亦文正一書不完不看他書之意也。」 深受梁啟超和楊昌濟影響的毛在青年時期也潛心精研過曾國藩的著作和生平歷史 。他在他的《講堂錄》中大量地摘錄了曾國藩的著作，並奉之為立志修身，處人處 事的原則和信條。他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給肖子升的信中，對曾國藩編輯的《經 史百家雜鈔》也推崇備至，稱之為：「盡搶四部精要」，「孕群籍而褒萬有」;讀此 書以通經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全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 」，「施於內而遍於外。」故奉之為國學津梁。 毛對曾國藩的宋明理學，經世濟用思想也經楊昌濟的口講指授言傳身教而深得其 精髓。 毛青年時代正是以曾國藩為榜樣，在楊昌濟的指導下完成了「立志」、「修身」 、「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的教育過程的。毛說過「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 期開始形成。 毛青年時代最好的朋友蔡和森既是曾國藩的親戚，也是曾的崇拜者。毛蔡都共同 推崇曾是抓住了「宇宙之真理」即「大本大源」並能把「宇宙之真理」和實幹精神 接合起來的最偉大的人物，即中國傳統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做到了的 聖賢兼豪傑的人物。青年時代的毛蔡在同學們之間也獲得了「曾胡」之稱。 毛在 給黎錦西的信中說：「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為宇宙之一體，即 宇宙之真理，多具於人人之心中。……今若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 者乎?」又說「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己矣。」「故愚以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之人 ，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毛在他的《講堂錄》裡，把探索追求「宇宙之真理」的人稱之為聖賢和傳教之人 」;把尊奉聖賢之垂教的人稱之為「辦事之人」。「宋韓、范並稱，清曾、左並稱， 然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王船山謂有豪傑而不是聖 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次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 翁(破侖)是也，而非聖賢。」又說「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毛之所以 「獨服曾文正」，就是因為毛認為曾是聖賢又是豪傑。 毛在青年時代就已立下既要做聖賢又要做豪傑的志向在他後來實現了，他是中共 的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和思想領袖。他在中國的農業社會中扮演了無冕之帝王和大 成至聖先師文宣五的雙重角色。 無獨有偶，天生有剋星，毛一生最主要的敵手蔣介石不但和毛一樣生性倔強，既 懷抱帝王思想又專精於帝王之術，而且也同樣是拿破侖和曾國藩的崇拜者。 蔣不但以中國的拿破侖自居，而且也以曾文正公的傳人自居。 蔣自喜和拿破侖一樣，有軍校學習的履歷，又生逢大革命的亂世;他雖不敢戴拿破 侖的三角帽，卻經常身披拿破侖似的戰袍，並且同樣以軍事政變發家。 如果可以說毛的案頭必備之書是《資治通鑒》，那麼，也可以說，蔣的案頭必備 之書是《曾文正公全集》。 歷史的豐富多彩和戲劇性諷刺性還在於：近現代的另一個一流政治家周恩來既做 過蔣的部下又做過毛的部下，而且還經常縱橫擺闔蔣毛之間。周對蔣的體認是：「 蔣介石的戰爭觀，是唯武力主義。它是近代中國傳統的軍閥思想(曾、胡、左李的湘 、淮軍傳統思想和拿破侖的武力統一思想的結合物，所以又叫做新軍閥主義，也就 是新專制主義。」又說：「蔣介石雖曾一度組織黃埔軍校，指揮北伐，但他的軍閥 思想和投機思想卻與他『參加』革命相隨而來。即在去蘇聯考察時，他所真正崇拜 的，也不是蘇俄革命，而是拿破侖征俄。……他辦黃埔，不是以革命的戰略戰術思 想教育學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語錄》及《拿破侖傳》為之先的。」 周在一九四 三年八月十六日寫下這些話時，他是不知道毛「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因毛給 黎的信於一九七九年四月才公開發表，此時毛周都去世了。但是蔣毛在江西、湖南 等地進行內戰時，由於毛把《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曾胡治兵語錄》等書 發給紅軍的各級指戰員作為軍事參考書，「全盤蘇化」的教條主義者因此批判毛說 ：「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做現代戰略;更有好些博覽的同志，拿半個世 紀以前的曾國藩作為兵法之寶。」他們甚至還說：「這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孫 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讓我們的敵人——蔣介石專有。」 這些對中國的社會現狀，中國的歷史，文化採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和在政治上患 著「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的教條主義者，受到了歷史的懲罰和報復：政治上和軍事 上的滅亡。 有「歷史考據癖」的「全盤西化」的提倡者胡適是這樣看《三國演義》的：「《 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 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裡得著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 從這部書裡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裡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他 們不求高超的見解，也不求文學的技能;他們只求一部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 的教科書。……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要求，我們都曾嘗過他的魔力，我們都曾受過 他的恩惠。我們都應該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和感謝!」 順便說一句，這些要和精研《曾文正公全集》和把《曾胡治兵語錄》列為黃埔軍 校教科書的蔣介石爭奪天下的「布爾什維克派」是幼稚到把《曾胡治兵語錄》寫成 《曾胡左治兵格言》的《孫子兵法》上有一句話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 而知己，一勝一敗;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以這個準則來看，也就知「全盤 蘇化」派每戰必敗的道理了。 由於蔣介石認為：「要救國復興就不可不傚法曾胡，」因此，蔣培訓軍事、黨政 幹部，均把《曾文正公全集》列為必讀之書。在蔣對江西、湖南的朱毛紅軍進行「 會剿」、「圍剿」的軍事活動時，蔣更是通令全軍將領，務必通讀《曾文正公全集 》。 周當時不知道毛也是一個拿破侖的崇拜者，因為毛公開表明自己是個拿破侖的崇 拜者的事時候，已經是在一九六四年了。 周雖然不知道毛既是拿破侖的崇拜者又是曾國藩的崇拜者，但他的政治經驗、直 覺，智慧告訴他，只有毛才是蔣的真正對手，周寫道：「不過我們不要為他(蔣介石 )迷住，戳穿這套西洋景，也就沒有什麼奧妙。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的兩面政策和有理 、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及針鋒相對的辦法，便是最好的對策。」周當時未能理解 的奧妙之處正在於：對付蔣這個拿破侖和曾國藩的崇拜者必須是另一個拿破侖和曾 國藩的崇拜者才有可能，這樣才能針鋒相對和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毛在寫給黎錦西的信十多年之後，果然做了洪秀全、楊秀清之後農民革命的領袖 。他領導的農民革命也果然逃脫了洪楊失敗的歷史厄運，造成了從陳涉首義之後， 中國歷史上二千多年來農民起義和暴動最成功的一次農民革命。毛對他的鄉先輩曾 國藩的研究使他早知：「使之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毛從對曾國藩的歷 史經驗和農民起義和戰爭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和悟出了勝利的因素，這也是在長征途 中，毛能最終使蔣的「讓朱毛紅軍做第二個石達開」的計劃以及最後「攘外必先安 內」的政策破產的因素之一。浙江人對曾國藩思想的理解和運用，歷史證明，還是 遠遠不如湖南人對自己的老鄉的認識來得深刻和真切! 精通「內聖外王」之學的曾國藩其志不止於做帝王之佐和帝王之師，而是也是有 作帝王之野心和思想的。根據羅爾綱的研究，曾國藩手握重兵，擁有足夠推翻清潮 取而代之的武力之後，曾國藩的家人和部下載有擁戴他做皇帝之意。「據他的女兒 曾紀芬記清咸豐年曾國藩初做兩江總督時，在他的家鄉湘鄉起書屋，湘鄉風俗起新 屋必湧上梁文，他家的上梁文就頌道：「兩江總督太細哩，要到南京做皇帝」。據 某書記載，湘軍攻陷天京後，曾國荃萌異志，曾向他哥哥勸進。曾國藩聞而彷徨無 措，躑躅徘徊於室中者通霄達旦。第二天早晨，答覆他的弟弟說：「人家待我們還 好，何忍出此?」事乃寢。曾國藩手下的水師大將彭玉麟也勸曾國藩說：「東南半壁 無主，老師豈有意乎?」 史學家孟森和陳寅恪都認為，李秀成在天京城破被俘之後也「以種族之見勸曾， 當時漢人已握實權，滿人積威已替，不無動以取而代之之說」。 曾國藩的孫女曾廣珊也回憶說：「李秀成勸文正公當皇帝，文正公不敢。」 曾國藩的幕僚王凱運也勸曾說：「樹大招風古之常訓，公今功高震主，天下歸心 ，及今不取，後必噬臍。」據說，曾聽王言之後，用手指頭蘸著茶水在書案上寫了 多個「妄」字。曾從此對這位精通帝王之學的國學大師不但無片言保舉，反而請王 上路回家了。而王也譏諷曾是「一個無出息的偉人」。 老謀深算的曾國藩不是不想做皇帝，而是他審時度勢和迫於形勢，不敢做皇帝， 不敢為也，非不想為也。 曾不敢做的事，由他的第二代傳人袁世凱做了。袁不但利用辛亥革命取代了滿清 ，並且還果真做起皇帝來了。 歷史的戲劇性在於：這次為袁籌劃做皇帝一事的人，竟是王凱運的得意弟子楊度 。楊從王那裡學得了帝王之學，也汲取了王之經驗，必須找一個地位和才能等等和 曾國藩一樣，而其人之魄力和野心又超過曾國藩的人，才可能施展所謂的帝王之學 和帝王之術。 值得奇怪的一點是：王凱運、楊度都是湖南湘潭人，而毛澤東也是湘潭人。 毛的恩師楊昌濟留日期間，與楊度不但是好友，和楊度共同組織了「中日學會」 ，楊昌濟對楊度的「支那教育問題」一文還推許備至」。此文對楊昌濟後來一直提 倡「教育救國」很有影響。楊昌濟留日、留英前後達九年之久，專攻哲學、倫理學 ，心理學等等，就是想從教育入手，為國家培植人才。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回憶說 ，有一次毛澤東領頭鬧學潮，學校當局要開除毛，楊昌濟為之憤憤不平，在黑板上 寫下了「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楊是把毛當作拄長天的大木來看的 。 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楊昌濟病逝於北京，在毛澤東所寫的「代訃啟事;一文中楊 度亦列名其上。從這些情況來看，毛是認識楊度的。 九十年代，鄧小平搞開放改革，引起了中國農村的大變動。極少數的零星的農民 又利用民間宗教興風作浪，有的還甚至要「稱王稱帝」做真命天子。這種社會現象 出現的雖然不多，但它的分佈面很廣。它說明今天的中國農民由於農村商品經濟化 、工業化，信息傳播的發展等等，農民已「不信邪」了;但也說明，在傳統的農業社 會的結構未最後改變以前，傳統的不合時代精神的多種文化觀念仍保持著強大的歷 史慣性力量。 在這種社會現象發生的地方之中，就有湖南湘潭。一個叫周正祥的農民自稱是彌 勒佛下凡，要做皇帝。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暴動罪槍斃死。 湖南從古以來既是民間宗教最盛行的地方，也是民間秘密會社勢力最強大的地方 ，這種情況，發展到毛澤東出世前後，是愈演愈烈。 遠從南宋起，民間宗教中之一支——明教就一直是長江流域綿延不絕的農民暴動 的意識形態。明朝以後，湘潭就是明教的中心地點之一。毛比吳□更深入瞭解的彭 瑩玉和尚就是湖南瀏陽人，他既是明教的積極宣傳家，又是一民間會社的頗有才能 的組織家以及農民暴動的領袖。明教的宗旨和信條之一就是：有彌勒佛下凡，明王 出世。現代農民周正祥正是因為自以為是當今彌勒佛下凡，才演出了一場小小的歷 史鬧劇的。但於此，亦可見湖南乃至全中國的農民的保守性和落後性之一斑。 毛一輩子都在說，他是農民的兒子;而在一九四九年進北京之前，他也一直生活在 中國農村之中;他和中國農業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血肉聯繫，他的精神世界也是傳統 的農業社會文化佔著主要地位。作為一個湖南人，他受到的湖南地方的歷史人文的 影響更深也更微妙，更潛移默化，這從毛一生都喜愛屈原的楚辭，熟悉湖南歷史上 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以及他們的事跡和著作可看出來。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就寫道：「中國的四萬萬人 ，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偶像，迷信運命，迷信強權。 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 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僕已代，這是群眾心裡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 民主究竟是什麼的結果。」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在和斯諾的談話中，他仍發現：「要人們去克服三千 年迷信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困難的事情。」毛也坦率承認他的個人崇拜是和傳統的 崇拜皇帝的習慣結合在一起的，並且還是現代的表現形式。 不但廣大的中國人民接受和認同了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皇帝，就是跟隨毛 從上井崗山佔山為王時的開國元勳和以後的政敵彭德懷、林彪等人也把毛視為開國 皇帝。 一九二九年，楊度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秘密黨員。夏衍回 憶說：「我每月跟他聯繫一次，送給他一些黨內刊物和市上買不到的禁書，也和他 談些國內外形勢——主要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央蘇區的戰爭情況。」據說，楊度聽到 當年的好友楊昌濟的學生和自己的小同鄉毛澤東搞工農武裝割據極為成功，現在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即是毛，更是高興，他頗有感慨地說：「要想救中國，我 看只有共產黨來領導才能做到。」 楊度去世前曾寫了一副對聯自挽：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 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中國歷史發展的波粒兩重性及其複雜性又表現為「匡民救國」的歷史後繼之人如 蔣介石、毛澤東都是深諳「帝道真如」三昧的人，從他們的事業和思想的歷史繼承 性來看，他們都是曾國藩和王凱運的歷史傳人。 由於帝王之學是中國士大夫官僚幾千年來的政治學，帝王之術是士大夫官僚幫助 皇帝治國平天下的統治術和仕官之術;因此帝王之學和帝王之術也凝積了中國幾千年 的官僚政治鬥爭經驗。不對帝王之學、帝王之術進行歷史的分析和批判，是不能在 實際上揚棄和否定帝王之學、帝王之術的;也不可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用民主制共 和制取代專制政體和帝王制度、士大夫官僚制度。 也只有士大夫官僚和儒家文化的家庭背景的周恩來才能雍容大度和揮灑自如地批 准楊度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對楊以師禮事之。 正是周在臨終之前仍念念不忘「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加入了共產黨 。」 周之所以能夠永遠是黨內鬥爭的不倒翁，永遠是內閣總理大臣，永遠是最精明能 干的帝王之佐，是和他對中國傳統的帝王政治的深刻認識分不開的。 毛在自己被崇拜為神的時候也無法動搖周的政治地位。相反毛還要依靠周才能進 行統治。毛不得不承認總理永遠是總理。」只有死神才能改變這種狀況。 「四人幫」批「周公」的結果正如毛所預料的那樣：「批周必亡!」 週一生成功的秘密之一在於：儘管他精通帝王之術，他從無做中國共產黨第一把 手或頭號人物的野心。而在共產黨內「打天下，坐天下」，「革命無非是改朝換代 」的思想一直是絕大多數黨員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情況下;在「一黨專政」，「以黨 代政」，「化國為黨」的情況下，黨的第一把手和頭號人物也就是絕大多數黨員心 目中的和實際上擁戴的新式皇帝。 周頗有自知之明地永遠只做帝王之佐，而從無覬覦黨皇帝之位的野心。儘管這樣 的歷史機會曾不止一次地光臨過他。從週一生的政治活動中，我們也看到了正統的 儒家政治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人物就是做帝王之師和帝王之 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皇帝的首席大臣——宰相。 儘管宰相是帝國官僚政治機構中的首席大臣，但是真正的共和國制度的擁護者還 是不得不贊成和同意孟德斯鳩的看法：由於任何一種專制制度都是政治上的奴隸制 度，所以宰相也不過是皇帝的頭號奴才而已。 和蔣毛都直接打過交道的尼克松寫道：「說來也奇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許多方 面都很相像。」「我覺察到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人在談到他們的國家時，都採用 有點類似帝王的姿態。毛和蔣所用的手勢和語言，似乎都表明他們國家的命運是和 自己渾為一體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來和美國專欄作家賽勒斯·利奧·蘇茲貝格座談 時曾說：蔣介石花了大量時間讀有關拿破侖的書，……我記得你寫過蔣介石是科西 嘉島上的東方拿破侖。(蘇茲貝爾回答說：不是科西嘉島，是厄爾巴島。)他不能與 拿破侖相比。拿破侖早年在法國革命中起了積極作用。只是他後來才背叛了自己的 觀點。 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歷史之謎是：周在說這幾句話時，他是否意識到毛也是一個 拿破侖的崇拜者，並且毛和拿破侖的歷史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以周之精明和謹慎 ，周是不會不知道毛在一九六四年曾經表露過毛也是一個拿破侖的崇拜者的。並且 毛也曾經花了大量時間讀拿破侖的書。 簡短的總結 羅素深刻地指出：「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羅斯福和丘吉爾是洛克的結果。「 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關於公意(或者普遍意志)的觀點，諸如「拒不服從公 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公意永遠是公正的，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 歸」等等;使個人可以宣稱代表社會公意，「使領袖和他的民眾能夠有一種神秘的等 同」，從而使領袖可以變成獨裁者和暴君;以及使少數人可以利用所謂的「多數決定 原則」侵犯任何人的基本人權，從而造成「多數暴政」和暴民。盧梭的這種公意理 論，它的第一個歷史結果就是羅伯斯庇爾的獨裁和雅各賓專政以及接種而來的拿破 侖獨裁和法蘭西帝國。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在為自己的獨裁進行合法的辯護時，用 的就是盧梭的公意理論。他們說他們就是社會公意，他們都宣稱自己代表人民中的 多數，他們就是革命的代表和化身，因此他們有權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一切，而這 一切為的強迫個人服從公意或如盧梭所說「這恰好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 正如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是盧梭主義者一樣，列寧、斯大林、蔣介石、毛澤東也是 盧梭的「公意理論」的信奉者以及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的崇拜者。 在二十世紀，盧梭的公意理論和雅各賓專政的歷史經驗又成為蘇俄革命中的布爾 什維克派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及列寧斯大林的領袖獨裁的理論根據和歷史根據之 一。列寧是雅各賓專政的熱情歌頌者，托洛茨基很早就稱列寧為「馬克西米利安· 列寧」(引者按：馬克西米利安是羅伯斯庇爾的名字) 深受蘇俄革命和法國革命以及盧梭學說影響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 都建立了一黨專政的政權;都是大搞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把戲;都 宣稱自己代表人民，代表革命等等。而其領袖蔣毛都是無冕的帝王，都以革命的化 身自居，都以「朕即國家」、「老子就是黨」自命。而蔣毛又都是拿破侖和曾國藩 的崇拜者。 在有幾千年的君主絕對專制制度和中央集權制的中國，蔣毛的個人獨裁和個人崇 拜主要是由於數千年君主專制和帝王思想、帝王崇拜的強大的歷史慣性力量;也由於 傳統的農業社會的結構基本未變等等因素造成。盧梭的學說，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 的影響只是使他們的個人獨裁、帝王思想更具有時代色彩而已。 值得深思和注意的是：中國的洛克式的自由主義者，張君勵、羅隆基、儲安平、 殷海光等等，總是既不見容於國民黨又不見容於共產黨的。他們所要走的英美式的 「第三條歷史道路」也一直既受阻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又受阻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從同盟會成立開始到今天還在進行著的民主運動，盧梭的「公意;理論也一直是在 實際上仍佔著支配地位的一種民主理論，而在農業社會和專制制度下生活過的大多 數人也極其容易接受這種民主理論及其變種：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的「 新民主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以及其它的各種至今還無法想像的新變種。 也許，這正是中國從一九一二年建立起中華民國以來，到蔣經國開放「黨禁」， 「報禁」以前，中國的「民主共和」，一直是徒有民主共和之名而毫無民主共和之 實的一個歷史原因。也是中國至今還產生不出像羅斯福，丘吉爾式的政治家的歷史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