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運「領袖」 姚勇戰 我出獄回港以後，發現自己被人稱為「學生領袖」。以後又發現在八九年和我一 道領導過各地學運的流亡大學生都被冠以同樣的稱號，甚至有不少僅僅投身過學生 運動，「六四」後因各種緣故也逃亡海外的學生也都一律享有這一稱號。對於後者 ，我不想多談。但我想談一談學運領導人和「學生領袖」的區別,以及所謂「學生領 袖」在學運的幾個時期中是否真正擔任了領導各地學運的任務。 一，初期的壓力和後期的風頭 我在八九上海學運過程中，從組建復旦大學「二十人」行動委員會，到創立上高 聯並設立常委，到絕食，再到「討李(鵬)大會」、全球華人大遊行、空校運動，以 及「六四」以後的設置路障、舉行追悼會等，我都以一個策劃、組織和領導者的角 色在進行。可以說，在近兩個月的學運中，我一直擔任著學運的領導人。但我反對 把我稱為「學生領袖」。「學生領袖」之不同於學運領導人，在於「領袖」一詞所 指的人，至少應該是在理性、膽識、運籌帷幄等方面比一般同學高出一籌的學生。 我認為自己沒有達到那一高度。八九學運中湧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領袖人物」裡 ，我不敢說沒有那樣的人。但問題在於，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在那種激烈 的群眾運動中，學運領導人們還沒有經受過各種考驗，而他們之所以成為學運領導 人，則是某些偶然因素促成的。特別在絕食以後、學運達到高潮時才「挺身而出」 的「領袖」中，是摻有很多沙子的。 在胡耀邦去世到北京四·二七大遊行，學運在全國都處於高壓之下。我這裡所指 的高壓不是來自公安局或國安部，而是直接來自於各校的黨委、教務處、系黨支部 、年級指導員和班主任。儘管不少高校的教師在五月中旬前後都紛紛投入了民主運 動，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在學運的初期都站在反對學生上街的立場的。由於他們直接 瞭解自己的學生，對學生有直接處罰的權力，在當時這足以成為學生們不敢站出來 公開對抗、組織遊行的最大壓力。大學生在中國大陸屬於特權階層。進入大學首先 是一種社會的榮譽，對農村同學來說從此便脫離了農村戶口，大學生在校期間享有 國家特優的生活保障，畢業後憑這張文憑可以吃到「官飯」，幸運者更能日後出國 深造。於是學生們極珍惜「大學生」的身份，他們對被學校處分乃至開除的恐懼足 以壓倒他們對「民主」、「自由」這些空洞而又抽像的概念的熱愛。大學生們明白 ：「法不責眾」，但「槍打出頭鳥」。於是他們一個個都盼望別人能夠出頭，自己 可以跟著起哄，看熱鬧。而在這段時期敢於站出來為同學說話，為民主而甘願做校 方「靶子」的「出頭鳥」，所需的勇氣大於以後學運任何階段。這就像滾動物體所 需克服的第一個靜摩擦力一樣，是全過程中可遇上的最大的阻力。 學運初期領導人所受壓力之巨大，在復旦大學表現得非常充分。四月十六日晚上 ，在眾多學生的掌聲中，二十位有勇氣的學生走了出來，組成遊行指揮小組。當晚 大家開會討論第二天遊行，一位成員說：「我大不了被開除回河南老家。」大家都 有一種豁出去的氣概。豈料到了第二天，所有上海學生的家長都來了。一位成員的 母親一把鼻涕一把淚，勸自己的孩子不要這樣做。外地學生在滬有親戚的也紛紛趕 來，要對這些成員「盡義務」。有的更是從家裡打來長途電話，命令我們的成員「 不得上街」。從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教務長，到各系黨委書記、輔導員，紛紛 赤膊上陣，把我們的成員能拖則拖，能困則困，不讓他們出寢室。我本人從一清早 到中午接受了十多批「領導」的輪番轟炸，好言相勸者有之，惡言相逼者有之，口 吐苦經者有之，更有那些恩威並濟，雙管齊下的「談心專家」，把我搞得精疲力竭 。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人中散了一大半。我和剩餘的幾位協商後，終於向校方妥協 ，放棄了當日的遊行計劃。 同樣的壓力也施加到了上海另外一所學運發起學校——華東師範大學的「出頭鳥 」人物沈軍、黃松身上。這兩位同樣是日後上高聯的創始人，在四月中旬就在校園 裡貼出海報，公開聲稱組織遊行。然而在這之後一周之內，他們竟被校黨委逼到不 敢在宿舍裡逗留而躲入其他同學的寢室，秘密從事那些公開的活動。沈軍家人甚至 從江蘇趕來勸他不要「搞事」。起事的艱難是那些日後在高潮時期加入學運的「學 生領袖」們從未體驗過的，這也決定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風格在學運領導層中的 尖銳對立。 二，寧外線出擊不內線作戰 這裡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一些在本校受較大壓力，未能公開挺身而出領導遊 行的同學，卻敢於在校外衝鋒陷陣。復旦四·一九遊行被復旦的組織者取消以後， 卻由一位外校的同學率領殘餘的數百人走上街頭，揭開了上海學運的序幕。這些同 學的理論是：到不同的學校去組織遊行，不易被人察覺其真姓名、學校，比較「安 全」。這種看法，在當時一些有投身民主運動願望，但卻不敢直接了當地拋頭露面 的同學中很有市場的。更多的人始終不敢在本地的學運中振臂高呼，卻跑到北京去 「安全」地大施一番拳腳。 在北京四·二七大遊行以後，北京同學首先衝破了心理上的障礙，使得北京學運 比外地領先了一步。這樣，一些同學便認為到北京去就不會有什麼顧忌了。同時， 由於外界新聞媒介也把較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北京，更使一些人認為「要搞就要象 北京那樣轟轟烈烈地大搞」，他們甚至認為在地方上「小偷小摸」成不了氣候，自 己不但「大材小用」，而且還承擔太多的風險。特別是在北京學生絕食以後，他們 更認為只有上北京聲援才顯示出他們對民主的熱愛，於是乎這些熱血青年們風塵僕 仆地來到北京，掀起了一浪高於一浪的民主熱潮。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戒嚴令，不少同學是視同兒戲的。在經歷了五月十六日至十 九日各界大規模聲援，學運達到最高潮以後，不少同學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中， 看不到它背後的殺機。五月下旬，上海各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改選活動」，學生 們不滿老的學生領導人們的保守、溫和的作風，認為我們想「獨吞」廣大同學遊行 、靜坐、絕食換來的「勝利果實」。他們中甚至有人指我為「學賊」，原因是我在 北京宣佈戒嚴令後宣佈上海學生停止絕食、靜坐並全體回校。於是我成了「學運的 叛徒」。華東師大沈軍、黃松，同濟大學曹建華等這些從一開始就站出來代表學生 說話的人，現在由於不夠「徹底」，不夠「革命」，都受到了免職的威脅。 在這裡上高聯的成員們顯示了強大的團結和韌性。我們利用一個多月來在學運中 樹立起來的個人威望，利用上高聯主要成員間相互的保護，堅持不向少數激進派同 學交權，哪怕他們的演講掀起了同學們最熱烈的掌聲。我們的原則是，既然學運必 然失敗的命運已擺在面前，我們應當為自己發起這場運動負責。只要能保護大多數 同學，哪怕現在被同學罵，將來被政府抓，我們都從容面對。 三，勇敢與怯弱的不同評價 反觀北京、北高聯同樣在北京學生中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在指揮那些從外地 趕來聲援的學生時卻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外地學生赴京以後，原來的壓抑感一掃而 光，對民主的追求，對現實不公的不滿，對北京絕食同學的發自正義感的支持，摻 和了青年人強烈的個人表現欲，在廣場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權力爭奪戰。他們沒 有北京學生那種對北高聯的認同感，他們也認為自己原來所在地的高自聯是「一套 兒戲」，加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種莫名的「安全感」，又碰到首都各界風 起雲湧的聲援浪潮，於是和北京當地部分本已左傾的學運勢力一起，把民主運動變 成了民主革命。戒嚴令絲毫也削弱不了他們的鬥志。北高聯中經歷了一個多月磨煉 ，認識後果的嚴重性的溫和力量與這些激進力量相比顯得就很渺小。於是學生們既 不承認法西斯政府的權威，也不承認學運領導層的權威，總是把一個又一個激進、 更激進的學生領導人推向學運領導層。廣場學生沉浸在「誓死保衛天安門」這種荒 誕、發瘋的口號中而不能自拔。 在戒嚴令下達的當晚，只有少數人意識到，這個政府已決心把槍口對準人民。學 運到此已宣告失敗，剩下的事情應當是保護盡可能多的同學和百姓不至於被屠戳街 頭。然而事實上，絕大多數同學竟把戒嚴令視作類似「四·二六」社論之類的恫嚇 之詞。這些從小在「軍民魚水歡」教導下長大的青年怎麼也不相信戒嚴令會被真的 執行。他們腦子裡充其量能想到的無非是被軍人用拖、拉的辦法趕出示威地點。在 這種情況下，只要有人跳出來高喊「不答目的，誓不罷休」、「團結起來爭取最後 的勝利」之類的口號，立刻會被同學們擁為英雄。復旦大學學生會組織的空前規模 的「五·二零」反政府大遊行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溫和派學生領導人這時最艱巨 的任務成了捍衛自己在學運中的領導地位，使之從極左的偏激方向中扭轉過來。 不少人一下子從下面吆喝的普通一員變成掌握數十萬民眾和學生前途的領導人後 ，突然發覺自己在承擔著一個歷史悲劇的角色。要把這種角色演下去，自己的安危 應當付諸腦後，而只考慮全體參與者的結局。而自己的一切貌似「投降主義」的決 策，唯有等待廣大同學事後的感謝。但是在北京，在廣場，那些激進派學生領導人 由於沒有溫和派的制衡，正陶醉在溫和派在學運早期體驗夠多了的那種被無數學生 、市民、記者捧為「領袖」的感覺中。 我在前面說過，最大的勇氣是在運動的一開始表現出來的。而這些一開始就站出 來的學生在經歷了整個過程的大半以後，正面對著失敗後鋃鐺入獄的未來。而他們 明知自己的處境仍需從大局出發，盡可能使損失減少到最小，不惜被少數學生罵作 「叛徒」，這種勇氣是那些半路出家乃至五月中旬以後才擔任學運領導的人所不具 備的。他們對民主渴望已久，但他們投身晚，一接手就面對戒嚴令以後軍民直接對 峙的局面，他們面對那些興沖沖趕來北京「投身民主運動」的狂兒們束手無策。他 們明白，只要他們一表示點軟弱，他們就立刻會被撤換。另外，只要這場運動一失 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所有學運領導人都沒有好下場。於是他們不惜拿廣大同學 的生命作民主運動的賭注，把學生們的血肉之驅推向了坦克車底下。 怯弱有時會成為光榮的一環，勇敢有時會背上恥辱的印記。如何重新評價學運「 領袖」們在八九民運所擔當的角色，當是目前海外反思「欠缺」的一項重大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