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功能角度看新啟蒙的得與失 王潤生 對中國大陸自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人們已給過許多稱謂，如「文化熱」、 「反傳統」、「新啟蒙」等等。如何看待這段歷史?近來已有對啟蒙心態加以清算和 否定的說法。有人將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比認為其思想深度遠不及「五四」 因而毫無可取之處，甚至一些置身於其中的反傳統主將也不無惶惑地開始懷疑自己 當初之所做所為的價值來了。筆者的印象是在海外似乎否定之聲多於肯定之論。對 於影響了中國十年歷史進程的文化現象如何評判，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當今文化 人的心態從而也會影響到今後的文化走向。因此對這段文化史做盡可能公正而全面 的反省和認識是必要的。 「影射」文化 反省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角度，如可能著眼於對傳統文化的讀解、詮釋去評判其是 非，可以著眼於今後中國文化的走向去評判其正誤，也可以著眼於當時的社會背景 及其功用去評價其得失。我側重於後一角度，原因是從純文化的角度看，這場規模 如此之大、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運動對人類思想庫增添的東西幾乎等於零;在對傳統 文化的整理、詮適和讀解上成果也相當有限;離開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功用，這 很容易被看作一場滑稽的鬧劇。事實上作為一場社會運動，它的主旨、立意、效果 都遠遠超出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 正是從社會背景和社會功用的角度看，我以為，將這一段文化稱之為「新啟蒙運 動」更為恰當。王元化先生等人將其在八八年創辦的雜誌取名為《新啟蒙》算是有 意無意地點出了這場運動的主旨。 理解這場運動首先應當注意的社會背景是，從五四到新啟蒙的七十年間中國歷史 並非直線發展的歷史，在八十年代之前，五四精神並非大陸文化的精神，當年之啟 蒙的傳承性已經被打斷三十多年了。新啟蒙面對的是一統中國大陸三十餘年的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統治。 這場運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討論中國的政治發展，對「民主牆」的貢獻絕對 不能忽略不計，但由於它在理論和文化方面的影響力有限，因此幾乎與它同時的發 韌於中共內部的「思想解放運動」更有理由被視為十年文化浪潮的第一波，其特點 是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早年的理論來否定晚年的毛並否定中共的部分實踐。第二 波始於八十年代初，其特點是以青年馬克思來詮適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高舉人道主 義和反對異化的旗幟為現實的社會批判開闢道路。如果考慮到後來的反傳統的主將 大多是在這一階段成長起來的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我們可以把這一波視為過渡到後 來的「文化熱」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橋樑。第三波是始於八十年代中期的「馬克思主 義發展論」，試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修正馬克思主 義的社會理論，但幾乎未形成市場和大衝擊力便被同時興起的文化熱獨佔鰲頭。第 四波便是為社會關注程度最高的「文化熱」、「反傳統熱」，這是十年啟蒙的高潮 期，前三波的價值差不多都是透過這一波或積澱在這一波中折射出來的。如果可以 把前三波視為利用既存意識形態潛在的靈活空間而進行的一場准宗教改革運動的話 ，那麼，相較之下，第四波更向一場文化革命，無論其價值取向還是思維方式甚至 連語言形式都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幾無共同之處。 文化熱大體有三條線，一是以傳播西學為主旨的文化引進，以《走向未來叢書》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二十世紀文庫》叢書為代表。二是以觀念變革、 批判現實為主旨的新潮流派，以《青年論壇》雜誌、《傳統與變革叢書》、《河殤 》以及「劉曉波現象」等為代表;三是書齋文化比較派，似乎純文化興趣要高於對社 會現實的興趣，主要以中國文化書院為代表。若從社會功用角度評判，書齋型的文 化比較影響較小。 引導文化人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多種誘因，如歷史在現實中部分 重演，海外新儒學登陸帶來的刺激，大陸政治氣候的寬容度，自我保護的要求，純 文化興趣等等，這裡不贅述。真正有意思而且是理解這場新啟蒙的關鍵所在是，新 啟蒙的主將們大都把他們所描繪的傳統文化和現存意識形態大體上畫了一個等號。 所以把這種反傳統看作為一場影射性文化運動大概不算太誇張，同近代的「托古改 制」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一點其實大多數參予者和關心者都心照不宣，它的震撼性 和社會效果也正是源於它的強烈的現實批判性。當然也因如此，使得文化論者們在 反觀歷史時無可避免地陷入「劇場假相」的巢臼。 得大於失 如何評價新啟蒙的得失?我想首先得看這些啟蒙者的預設目標是什麼。雖然在具體 問題上，啟蒙者之間共識很少，但大目標卻基本一致。從立的方面看，他們想要營 造地是推崇經濟自由、人格獨立、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的社會文化心理氛圍;從破的 方面看，他們想要清算占正統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正是從這一角度，我寧可對這一運動持基本肯定的態度，因為如果對上述預設目 標沒有非議的話，那就可以說，新啟蒙的功效是顯著的。 第一，基本上擠掉了現存意識形態的市場，其標誌是，至少從八七年開始，馬克 思主義的基本觀念連同其特殊語彙已引起普遍反感，甚至連談「發展馬克思主義」 也遭人恥笑了。報刊、書籍、講壇、影視大都成了遠離御用文人圈的新文化人的舞 台，左派文人被冷落從而抱怨「意識形態領域已無馬克思主義的陣地」。有些數字 是頗能說明問題的：八六年後，好幾套引進西學和倡導新觀念的叢書每一種發行量 高達五至十萬冊左右，超過其時出版的小說之發行量，一時間竟有點洛陽紙貴的味 道;《河殤》收視率之高在電視片中也罕見;一些新啟蒙文人每年收到的會議邀請和 講演邀請竟達三百份以上。有些大型企業如北京的首鋼、湖北的二汽、蛇口的招商 局也開始請這些啟蒙者去巡視演講。雖然這種局面的形成不能全歸於文化熱，但是 新啟蒙運動在將人們對現存意識形態和現存社會的否定性情緒提升為否定性觀念方 面功不可沒。 第二，加速了中國大陸文化世俗化的過程，尤其是價值取向的世俗化。雖然在不 同的人群中強弱程度不同，但四十歲以下的人大都開始信奉四個東西：1，人本主義 (一切為了人的現世，而不是為了虛無飄渺的未來理想);2，自然主義(我想要的就是 我該要的，反對從某一理念出發如「唯有精神生活是高貴的」去推論萬物之價值); 3，自由主義(要求把社會對人的限制降到最低程度，反對傳統社會以行政手段和倫 理道德對人的無孔不入的限制);4，相對主義(每人都有權力相信並堅持自己的信念 ，沒有絕對正確的價值真理)。這些觀念的形成實際上為大陸進行更為自由化的改革 增加了壓強並從文化心理上超前地鋪平了道路。 第三，培養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整整一代人，一些社會學家將之稱為「第四代」， 泛指八十年代以後陸續接受大學教育的迄今不到三十歲的一代人。他們是啟蒙學人 物的主要啟蒙對象。許多社會心理調查和社會現象分析均表明，他們的人格特質是 ：自我中心、物質利益至上、不迷信權威、敏感而富有批判精神、敢反抗而少奴化 的氣質。這些人格特質的形成有些是第三代中的啟蒙者始料所不及的，所以有時會 有「播下龍蟲種、收穫跳蚤」的扼腕歎息。但從正面看，這些人身上的這些氣質恰 恰是中國社會難以再有大倒退的天然屏障。 第四，開拓了文化人的視野，掙脫了意識形態的自我束縛，文化研究及其傳播的 自由主義心態及其風氣已經形成，而且也為中國文化建設提供了一個斑駁陸離的世 界性思想背景。這些至少意味著重建中國文化的舞台已經搭成了。 毛病與困境 當然，新啟蒙也有許多缺失，在海外常見的批評是說它幼稚而膚淺，而且還排斥 了許多本來可資利用的傳統文化資源。筆者同意這些批評，但我想這還是些次要的 問題。如果著眼於未來中國文化建設的話，我以為如下幾點尤其值得一提： 第一，心理的偏差，主要表現為過重的民族挫折感和脆弱的挫折耐性。挫折感過 強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同時還誘導啟蒙者偏離初衷，本是以古諷今 ，結果去真與風車作戰，把對現實的責備轉為對歷史的怨恨;脆弱的挫折耐性則使整 個討論帶著濃郁的宣洩情調和悲觀的前景暗示。這兩者在效果上都進一步強化了全 社會的民族挫折感並有意無意地渲染了歷史宿命論。在《河殤》和「劉曉波現象」 中，這種偏差尤其明顯。宿命論暗含著為現實辯護的可能性，挫折感的強化則增加 了社會躁動的可能性。 第二，文化引進上對西方主流文化的偏離。一般而言大家都樂於引進西方的價值 觀念，但在五光十色的各種西方思潮中究竟引進什麼?啟蒙者中間並無共識。由於一 度形成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各領風騷數十天」的浮躁學風的籠罩，也由於幾 十年的輿論一律，高強度控制和壓抑人性的反彈作用，還由於人們給出的參照往往 不是西方的歷史過程而是現實截面，且還常常是那部分顯示出來的在西方亦算新潮 的現實截面，因而相當一批啟蒙者並不真正關心西方近現代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基本 價值，而熱衷於那些在西方也帶反叛色彩的先鋒派東西。例如非理性主義、價值相 對主義被推崇至極端，大學生群中，居然主要是佛羅伊德主義、尼采的非道德主義 和薩特存在主義的跑馬場。 第三，重破輕立，有破無立，缺乏建設意識。狂飆突進似的把舊有的價值和規範 一掃而空，卻無意面對價值和道德上的真空，面對已經改變了的社會關係和新出現 的無信仰、無規則、不耐煩的人群，提出一套新東西來並使之溶入社會有機體當中 去。換句話說，大家都在拚命地為這個社會注入動力(例如為自私、為貪慾、為為所 欲為悄悄地或公然地正名)，卻少有人想到要去裝剎車裝置。趙紫陽提出要「建立社 會主義新秩序」，新啟蒙文人無一人響應。再一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這些年的 「名士」基本出自責備的、狂飆突進的「豪俠」當中，幾乎沒一個是以規範設計為 鵠的法學家、道學家、行政學家。 本來，《河殤》已經抵達了文化激進主義的最高潮，之後，被戲稱為「保守主義 」的文化改良主義已初露端倪。例如到八八年底，反傳統已明顯降溫，「馬克斯· 韋伯熱」自少數文人圈開始向社會擴散，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主張熱鬧了好一陣子 ，討論社會公平、道德危機、秩序危機的文章已見諸報端。但是可惜，八九民運和 繼之而來的屠殺使這一自然發展過程中斷了，從而使它失去了自我調整和健康發展 的機會。下一波的文化浪潮將何時到來和將表現為一種怎樣的形態目前尚難預料， 令人擔心地是似乎有兩個陰影仍將揮之不去，一是過強的民族挫折感，二是文化人 對現存制度的敵視釀成的政治激進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之間的相濡以沫和此呼彼應 。兩者作用的結果仍有可能再度引導文化人的否定性情緒的亢奮，而不屑於去做只 有認同社會改良再會去做的文化建設工作。 順便還可以一提地是，即使立足於文化建設，也還有一些非常關鍵性的問題值得 探討。例如新文化(包括價值系統和行為規範系統)的依附點在哪?西方文化是有它的 根的，例如宗教信仰和教會。儒學在傳統社會也是有其依附點的，如政權力量通過 科舉、教育、以吏為師、禮法互滲對它的扶持，家族社會通過家法、族法、譜法、 楷模對它的維護。中共文化對全社會的滲透作用也是通過對傳媒的控制，官吏任免 標準的釐定以及其在基層社會的遍佈各個角落的組織網絡的維護來完成的。余英時 先生談到海外中國文化也是通過一些社會組織得以延續並起作用的，如地緣性的同 鄉會、宗教或准宗教的會、道、門，經濟互助性的行會和團體等等。今後的大陸呢 ?家族社會已然解體，地緣關係日見淡漠，文化多元主義潮流不可扼制，政權對文化 的強行干預已遭鄙棄，宗教似乎又根須太淺。新文化(無論其內涵是什麼)的依附寄 生處何在呢?如果真想使某種新文化成為社會性文化而不是僅止於紙上談兵的話，這 實在是一個相當基本的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