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國待遇聽證引起的風波 龔小夏 去年和今年，我一共在美國國會作證三次（兩次在眾院，一次在參院），反對取 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去年我表示，如果美國方面認為應該在最惠國待 遇上附加條件的話，這些條件應該是現實的，是中共可以接受的。今年，我則明確 表示支持布什總統無條件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決定，反對附加任何條件。 我這樣做，招來了許多人的責難。輕者說我「政治上幼稚」，「想獨樹一幟」， 重者指責我「親中共」、「為中共說話」，等等。全美學自聯的人告訴我，說根據 他們的調查，我只代表留學生中百分之二的人的意見。我倒也不太在乎這一百分比 ，因為作為學社會學的人，我知道他們的調查方法不夠科學，因而其結果也就沒有 準確性和說服力；其次，我也習慣了站在少數人這一面，十幾年前當反革命時，根 據中國政府的調查，我們也就代表了百分之零點二以下的人。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借《中國之春》的一點地方，將我對最惠國待遇問題的考慮 以及在國會作證前後出現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公開一下，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我為何決定採取支持延長的立場 說起來，在六四屠殺發生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一直主張世界各國政府應該 對中國政府實行經濟制裁。和許多義憤填膺的人們一樣，我認為，首先從道義上說 ，民主世界不應該再在經濟上支持一個殺人的政權。其次，從中國的近期前景上看 ，李鵬政權已經完全喪失了合法性，增加國際壓力能促使其迅速垮台。另外，從國 內人民的情緒上看，北京人民的英勇行為已經表明了我們的人民甚至願意犧牲自己 的生命去反抗這個政權，那麼犧牲一點經濟利益又算得了什麼呢？因此，在各種場 合中我不止一次地呼籲過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不過，當時我想到的，主要是各種 政府貸款、投資和高技術輸出，從來沒有想到過最惠國待遇也是一個問題。 當最惠國待遇的討論提到日程上來時，我意識到問題並不像原來想像的那麼簡單 。取消最惠國待遇與其它形式的經濟制裁是完全不同的，它不但不能起到制裁李鵬 政府的作用，相反，將會使國內在十年改革中已經得到相當發展的自由經濟力量受 到沉重打擊。首先，從最惠國待遇中獲得最大利益的各種產品--服裝、鞋襪、兒童 玩具等等--大量是沿海鄉鎮、合資企業的「三來一補」產品。這些經濟成分的發展 在推動著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因而是李鵬之流中央計劃經濟的鼓吹者們所最不願 意看到的。同時，它們也為沿海地區數百萬原先曾經窮得揭不開鍋的農民提供了就 業機會，提供了較好的生活水平，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自由。作 為廣東人，我自己對此有著切身的體會。其次，即便是國營企業的產品得益於最惠 國待遇，這些企業在加入國際市場競爭行列的同時也就逐步脫離了中央計劃經濟的 軌道。第三，最惠國待遇的主要受益者是沿海各省份，特別是廣東、福建。經濟上 的逐步市場化也導致這些地區在政治上的日趨自由化，並推動它們一步步擺脫中央 政權的控制。 基於上述的理由，我認為繼續保持最惠國待遇將有利於中國經濟市場化、政治自 由化的發展。而市場化和自由化發展的最終結果將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民主化。 與此同時，我必須承認，海外民運和國內政治在六四之後的發展也逐漸修正了我 對中國政治前途的預期。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我意識到原來對中國前景的估計是 過於樂觀了。不僅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喪失到了什麼程度是個難以簡單下結論的問 題，而且共產黨的垮台對中國是凶是吉也難以逆料。中國獨立的政治力量充其量說 也只是剛剛出現，離取代共產黨還有遙遠的距離呢。這個政權在它四十年的統治中 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就在於它消滅了一切有可能取代它管理國家的政治實 體以及這種實體形成的可能性，從而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種「你別無選擇」的狀態。 這種狀態使共產黨政權在國際事務中往往有恃無恐，因為它手裡有十二億人民做它 的人質。 在這種情況下，到底什麼樣的道路應該是中國未來變革的道路？我們應該期待和 推動的，應該是長期的、制度性的、漸進的變革還是短期的、革命性的動盪？從感 情和性格上，我傾向於後者，但在理智上，我選擇前者。說服那些或是愛感情用事 ，或是只從爭取選票角度考慮問題的美國議員們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我認為 ，對前一種變革的實現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另外，促使我到國會去作證的，還有一種強大的道德壓力。即便我們個人認為中 國應該出現一場流血的革命，我們這些身在海外的人們，誰也沒有權利要求國內的 人民，特別是農民，去為我們的政治理想而犧牲他們的經濟利益。我們不是民選的 代表，只是些由於運氣或機遇能夠在國外說幾句話讓人聽到的人。如果我們在海外 搞民運把國內人民的飯碗搞掉了，他們對我們會怎麼想？對民運又會怎麼想？如果 我們不那麼瞭解那些靠最惠國待遇吃飯的人民的話，想想我們自己在申請出國的過 程中，時刻擔心美國方面政策有所變更而影響出國的那種心情吧。那些人民會比我 們更加緊張，因為這是他們的生計啊。 因此，當美中貿易委員會聽說了我的立場，問我是否能到國會去作證時，我答應 了。 麻煩來了 我答應去作證，本來以為就是到國會去將自己的觀點陳述一番就了事了，想不到 竟然惹出了一系列麻煩。 麻煩先是來自我最想不到的地方。在我動身去華盛頓之前幾天，有人告訴我說， 我姐姐拿了中國政府的錢在活動，爭取延長最惠國待遇。我姐姐當時是全美留學生 商學會的會長。我聽了之後很不高興。因為在我看來，不與中共當局發生任何聯繫 ，這是我的原則。因此在全美學自聯的人給我打電話提到這件事時，我當即告訴他 們，我和我姐姐多年來在政治上觀點不一致，除了偶爾在紐約碰麵點個頭外，平時 從不來往，我甚至連她的電話號碼也沒有。這在我的熟人中從來不是秘密。然而， 幾天之後便到處有人傳說，我通過我姐姐從中國政府手裡拿了五萬美元。同時，我 姐姐又氣又急地給我打電話，說全美學自聯的人對她說，是從我這裡聽到她在中國 政府處拿錢的消息的，而她根本沒拿過什麼錢。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作完證後， 各種各樣的傳聞就更多了。幸好我這人一方面問心無愧--連去華盛頓的機票錢都是 我自己掏的，另一方面也實在是太忙--要準備博士資格大考，要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還要打工掙錢餬口，也就無暇顧及生氣了。 真正的麻煩卻還在後頭呢。秋季開學後不久，我的一位同學被聯邦調查局的人找 了去。那人拿出了一張名單，上面有我，有黃亞生（哈佛政府系的，我去國會的 p osition paper 就是他寫的），還有別的一些什麼人。聯邦調查局的人說，據說這 些人都是「親中國政府」的，有可能是「中共特務」或別的什麼，他們要對此作一 些調查。後來，亞生的教授 Rod MacFarqhuar 也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詢問，並找亞 生談了一次。我的教授在聽說此事後倒是表現出了典型的美國人的幽默，對我說： 「中國政府會僱傭像你這種人？難以置信。」整個過程的確相當滑稽。我本來也應 該覺得這件事很可笑--如果不是我丈夫的名字也被列上了名單的話。凡是認識我們 的人都知道，我丈夫是個任何政治事務都不過問的學者，這次上了名單純粹是受了 我的株連。（後來我將此事告訴胡平，認識他的胡平驚訝地問：「他招誰惹誰了？ 」） 我不是個怕挨罵的人--當年當反革命時，早練出來了。但我無法容忍株連，更不 能容忍將這種共產黨暴政帶到美國來。想想那麼多為民主事業勤勤墾墾工作的同學 朋友們經常無端地被扣上「特務」帽子，我真懷疑這一切背後有那麼點兒「特務」 的蛛絲馬跡。 高新帶來的話 經過這一切之後，我有點煩了。糟糕的是，我在北大的同學老師們聽說我到國會 去為最惠國待遇問題作證，出於他們平日對我的瞭解，都認為我是去要求取消的， 所以不斷寫信、帶話來責備我。我也只好一再向他們解釋說，那是全美學自聯的立 場，和我沒有關係。這弄得我又委屈又喪氣。我想，反正我已經表明了我自己的立 場，如果最惠國待遇不幸被取消了，那也是中國的運氣不濟，誰要我們攤上這麼一 個又壞又蠢的政府呢。總之，下次我是不打算再去國會了。 今年三月，高新來到了哈佛。一見面，我們很快就談到了最惠國待遇的問題。高 新告訴我，國內的人普遍對最惠國待遇的前景非常關心，擔心今年會被取消，從而 影響國內繼續改革開放。他說，在國內的人看來，取消最惠國待遇的真正受益者是 那些保守派。他還認為，用附加條件的辦法是不妥當的，因為這有可能使中共當局 無法接受，因此導致最惠國待遇最終的取消。尤其是因為有些知名的保守派正在暗 中設法將取消變成事實，我們就更應該注意這種可能性。我一聽很高興，無論如何 ，這證明了我的立場在國內還是有許多人贊同的。於是我對他說：「今年你去國會 作證吧，我可是受夠了。」高新答應了，我算是鬆了一口氣。儘管有人不斷地攻擊 他（也許是因為他說了一些不中聽的真話），我認為他是一個既有頭腦又正直的人 。作為天安門運動的親身參加者和受到過中共嚴酷迫害的政治犯，他的態度無疑會 對美國輿論界和政界產生重大的影響。這樣，當美中貿易委員會再次打電話來要求 我去作證時，我便推薦了高新。 關於附加條件的考慮 在去華盛頓前不久，我偶爾聽說今年全美學自聯的立場已經從去年的要求取消最 惠國待遇改為有條件延長。這倒是好現象，起碼今年不會讓美國人覺得「四萬中國 留學生都要求取消最惠國待遇」了。然而，在與許多朋友--特別是一些原來在政府 內部參與了改革的朋友們--進行過討論之後，我感到在最惠國待遇上附加條件很可 能會引起相反的效果。 首先，按照目前中共的情況看，他們在許多問題上都在採取相對溫和的態度。因 此，他們是有可能接受條件的。去年釋放方勵之，以及後來對許多政治犯的「從寬 判處」便是接受條件的表示。但是，這些過程都是通過政府間的磋商來進行的。如 果說，有什麼條件需要附加在最惠國待遇上，那麼就必然是一些通過政府間磋商無 法解決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中共政府無法接受的條件。這樣，有條件延長就變成 實際上的取消了。另外，如果將通過政府磋商能解決的問題作為條件附加上去，這 等於有意給中共下不來台，使本來有可能解決的問題變得不可能。例如釋放政治犯 。中共肯定不能接受釋放全部政治犯這一條件。但如有人提議的那樣，將條件改為 「釋放政治犯」，放一個也算，兩個也算，那麼這是完全可以通過政府渠道解決的 。還有的人提議要專門指明釋放哪些人，這就更糟糕。反正我是說什麼也不願意把 我自己好朋友的名字放到這個名單上去的。 其次，在最惠國待遇上附加人權條件。即使中共能接受，也為明年的討論創造了 很大的困難。我個人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迅速改善並不持樂觀態度，除非中國發生了 像在東歐發生的那種變化，否則到明年再次討論最惠國待遇時，仍然會有大量的政 治犯關在監獄裡，仍然會存在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那時，不延長最惠國待遇 ，將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和人民生活造成嚴重影響；而延長最惠國待遇，則等於表示 美國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已經有了改善。 第三，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共內部複雜的政治狀況。與東歐的情況不同，民族主義 在中國是共產黨強有力的同盟軍。共產黨總是對世界誇耀說，他們使「中國人民站 起來了」。無論這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實，他們自己的，以及他們通過宣傳機器灌輸 給人民的這種觀念長期以來都是共產黨統治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的--也許甚至是 主要的--支柱。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附加在經濟利益 上的政治條件。過去沒有接受過蘇聯的，今天也不會接受美國的。在共產黨領導集 團內部，誰要是提議接受這樣的外國壓力，無疑於政治自殺。這樣，如果在最惠國 待遇上附加了人權條件，無疑就給共產黨內部的改革派們出了一個大大的難題。相 反，像陳雲、李鵬那樣的保守派們在人民幸福和本集團的政治穩定之間，是會毫不 猶豫地選擇後者的。六四悲劇的發生本身不也就說明了這一點嗎？ 第四，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整個中國民主和人權運動的長期戰略目標。在最惠國待 遇上附加人權條件，尤其是由海外民運人士來提出這樣的建議，會使國內的人民， 特別是大批靠最惠國待遇吃飯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大約有好幾百萬，甚至更多） ，覺得民運的要求與他們的經濟利益是衝突的。在國外的人看來，這種說法也許很 可笑。但是要知道，那些人民有著與我們很不相同的思維邏輯。想想那些在北京開 槍殺人的農村士兵吧，同處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和北京老百姓的看法竟然會有那 樣大的差別，更不用說和我們這些身處海外的人了。 於是，我在今年採取了支持布什無條件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立場。 再次作證 在國會聽證會之前的幾天，負責聽證事務的人從華盛頓給我打電話，問高新是否 能說英文。我告訴他們，高新剛剛來，英文程度不夠好，所以我們會給他找翻譯。 國會的人說，由於時間很緊，所有的人都不能帶翻譯。他們建議，既然我和高新的 立場是一致的，那還是我去作證算了。當時高新不在波士頓，我也只好答應了，但 告訴國會說，即使是我發言，我也希望和高新共同作證。 去華盛頓之前的一天，高新從南部回來了。我們定好了出發的時間--因為我的經 濟情況很不好，所以我們只能開車。 出發之前半個小時，高新來了電話，告訴我說，他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國會不能 去了。有人不斷地給他打電話，責備他出國之後便不再考慮國內的人，責備他忘記 了正是國外的人給中共不斷施加壓力他才有了出國的機會，而他出來後竟然不同意 取消最惠國待遇，也不同意附加條件，豈不是把國內的人拋到腦後去了嗎！（高新 沒直接告訴我，後來我從其他渠道知道，有的人還在不斷地製造輿論，說他就是共 產黨派出來破壞民運的，等等。）他們力圖向他證明，議案上的條件都是中共能接 受的，中共不可能甘冒失去最惠國待遇的風險。另外，他高新又怎麼能採取支持布 什的立場呢？高新對我說，談不取消最惠國待遇的理由，他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 要是人家問他是否支持布什，他該怎麼說？我聽後半天沒反應過來。支持布什怎麼 了？又不是支持李鵬。美國大多數的老百姓不都在支持布什嗎？想想倒也是挺可笑 的：有些中國人不僅僅熱衷於捲入美國的兩黨政治，甚至連中國那套「路線鬥爭」 的觀念也搬到美國來了。回過頭來一想，高新剛到美國來，情況瞭解不多，既然他 自己有些猶豫，還是別勉強吧。於是我便告訴他，他不去也好，等我回來後再談。 這樣，我自己到了國會。在第一場作證中，副國務卿伊戈伯格還引用了高新在《 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中的話，說明中國國內的人並不希望取消最惠國待遇，也不 希望附加條件的延長。但是到了第二場，眾議員波洛西站起來，宣稱高新剛剛簽署 了一封信，支持她提出的附加條件的法案。 我立刻掛了個電話給高新。我的話音剛落，他便對我說：「他們昨天一夜沒讓我 睡覺。」我問道，是什麼促使他改變了立場，他對我解釋說，他並沒有真的改變立 場，但人家對他的分析是這樣的：如果國會通過了這個法案，布什必然否決，但同 時也就可以有理由去和中共討價還價，說國會的壓力太大，讓中共再放出一些人來 。「所以他們說，這樣做實際上是在幫布什呢。" 高新在政治上的天真讓我吃驚。誠然，達到上面的這種結果是有可能的。但是， 我們又有誰能控制美國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又有誰能保證美國國會不再否定布什 的否決？又有誰能保證國會能將條件寫得恰好讓中共接受？更重要的是，我們又怎 麼能控制中國國內和中國共產黨內複雜的政治局勢呢？這樣的事，即使有百分之九 十成功的可能，我們也不能去幹。因為另外那百分之十的後果就是我們國內數百萬 人民的飯碗被打破。因此我對高新說：「在這件事情上，如果你說你有道德上的壓 力的話，我也有。那就是，我們誰也沒有權利拿人民的飯碗去當政治賭注。」（後 來我向一個改革派的朋友複述這番話，他說：你這個人真不是個政治家。政治家就 是專門拿人民的飯碗當賭注的人啊。） 我能體會高新所感受到的道德壓力。每當想起我那些已經被關押了十多年的，或 是新近被投入牢獄的朋友們，我總是恨不得國內發生一場動盪，一場革命。但是， 如果我回到我曾經勞動過的鄉間，對那些原來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像奴隸一樣生活， 每天只能賺到一、兩毛錢，而今因為生產、加工出口產品而過上了稍微像人的日子 的農民們說，你們再吃點苦頭吧，我的朋友們在坐牢呢，他們會用什麼樣的眼光看 待我呢？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需要自由，需要人權，而最基本的自由，應該是不受 凍餓的自由，最基本的人權，應該是生存下去的權利。是他們給了我以巨大的道德 壓力，壓迫我去說幾句話，因為幾千年來他們總在沉默。我想，我那些老朋友們， 從徐文立、王希哲到王軍濤、陳子明，都會理解我的。 我告訴高新，我不在乎別人說什麼，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高新對我說： 「你不但有思想，也有勇氣。」可是他錯了。我實在不是一個有勇氣的人。在北大 的時候，有一次因為犯規在宿舍裡用電爐，讓校衛隊給沒收了，並要我寫個檢討。 就是為了沒有勇氣寫這個檢討（當反革命的時候寫傷了），我整整哭了一天，令我 丈夫（那時剛剛成為我的男朋友）大吃一驚。後來，檢討還是他代寫的。去年聯邦 調查局的事情發生後，我又整整哭了兩天沒敢告訴他，最後還是被他覺察了。真的 ，我不是一個有勇氣去為自己抗爭的人。別人對我的看法總是使我心事重重，儘管 在表面上永遠想表現出不在乎。（這點上我還得謝謝高新，因為他沒有對我複述人 家罵我的那一大堆話。）我之所以出面去作證，只是因為沒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良 心。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我總是將讀書、寫文章、拿學位視作自己的正途。我的 美國教授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問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人竟然會捲入政治。我自己也不 太明白，想了半天後告訴他：當我在七十年代捲入政治活動並因此成了「反革命」 時，「Politics to us was not political.」政治，在那個時候對於我們意味著正 義、真理、真誠、理想、自由、前途、友誼、愛情……，意味著生命中一切有價值 的東西。我認識的許多政治犯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政治這種遊戲，而是因為他 們像我一樣有幾分固執而又絕不精明，自以為有了道理，說了真話便可以得到別人 的瞭解而糊里糊塗地被送進了監獄甚至是送上了斷頭台的。如今到了美國，沒有了 監獄和斷頭台的威脅，政治又恢復了它原來的樣子。我本來就不該捲入的。因此， 今年我又像去年一樣下定了決心：下一次，我再也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