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經濟制裁所引起的問題 胡 平 1、緣 起 六月十九日晚，我接到龔小夏從波士頓打來的電話。小夏向我講述了她在去、今 兩年去美國國會為最惠國待遇(簡稱MFN)問題作證時所發生的一些故事。我當時就建 議她把這些事情以及她在MFN問題上的觀點寫成文章，交給<中國之春>發表。儘管等 到這些文章和讀者見面時，本年度關於MFN問題的爭論可能已經接近尾聲，但考慮到 這場爭論本身的價值，發表出來仍是有意義的。恰巧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過一些考 慮，先後在幾所大學講演時也略微提起過，不妨借此機會整理成文，一併刊登。 2、就事論事 讀了龔小夏的文章，我為她憂國憂民的赤誠心懷深為感動。這令我想起另一件事 來。大約半年前，葛洵隻身回國探望王軍濤家屬返美後，也給我來過一次電話。在 電話中，葛洵除了講述到他在北京的一些見聞外，特地提到了MFN問題。葛洵說，他 本來在MFN問題上的態度並不明朗，此次回國，目睹當局的蠻橫無理和受迫害民運人 士的不幸處境，痛感我們在海外的人士務必要全力加強外部壓力。鑒於在六四週年 後，大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共的制裁業已解除，MFN這張牌就顯得尤其重要。所以，他 認為我們必須堅持要美國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這一立場。 我相信，葛洵和龔小夏都具有高尚的道義立場，對中國的自由民主都具有深切的 關懷，然而他們在MFN問題上的觀點卻又是如此的不同。這至少說明了，在MFN問題 上的不同觀點，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個道義問題。不錯，龔小夏主張無條件地給 中國延長最惠國待遇，這個結論和目前中共官方的結論是一致的，但兩者顯然不是 出於同樣的價值前提，因此我們就不應該等量齊觀和一概而論。在我看來，理性的 政治討論，應該是就事論事。我們應該根據對方的論點論據進行爭辯。追究到人的 動機或背景，對於瞭解一個人是有用的，但對於認識一個問題卻是多餘的。如果我 們在討論問題時總是把對問題的看法和對人的看法混在一起，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就我個人而言，出於對龔小夏同學的瞭解和敬重，我真願意和她觀點完全一致。 不過正如龔小夏自己知道的那樣，我在MFN問題上的見解和她並不相同。在此，我願 強調這種就事論事的態度，並且希望在今後的政治討論中，大家都能避免動不動質 疑對方動機或背景的偏向，從而使討論本身能夠更正常地進行。 3、經濟制裁的一般意義 我認為，為了確定我們在MFN問題上的正確立場，首先我們有必要對有關經濟制裁 問題的一般意義作一番探討。雖然說大部分留學生和民運人士，在原則上大都贊成 經濟制裁，但那不等於說大家對經濟制裁的意義都有著清楚的理解。 平心而論，呼籲外國對本國實行經濟制裁併不是一樁輕鬆愉快的舉動，因為它很 容易招致「不愛國」的道義責難。如果不是六四屠殺神人共怒，我們都很難衝破這 一層心理障礙。六四的槍聲一響，身居海外的中國人對中共現政權的憤慨達於頂點 ，遊行、抗議均不足表達這種憤慨。許多人覺得，對於中共這種公然罔顧國內民心 和國際輿論的政權來說，只要做得到，我們就一定要讓它實實在在地嘗到一些苦頭 。正是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人們才呼籲或贊同西方政府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其 實，這恰恰是經濟制裁的首要意義。那就是，基於道義的立場，從外部、以非暴力 的方式，表達對一個政權的強烈反對。 經濟制裁的首要意義在於表達一種強烈的道義反對立場。這一點反過來想一想更 容易領會。假若在六四之後，各國政府除了發表一紙聲明表示譴責外不再有其它任 何實際的制裁行動，我們又當作何感想呢?如果各國政府甚至還立即加強了與中國的 經濟聯繫，難道我們反而會更滿意嗎?無可懷疑的是，此時此刻，經濟制裁首先起到 了一個道義象徵的作用：這種道義象徵作用遠遠超過了它可能在客觀上引起的各種 具體利益或弊害。中共自己非常理解經濟制裁的這種道義象徵作用，所以它才會抓 住兩年來大部分國家取消制裁一事大作文章，用以證明自己依然保有或已然恢復了 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削弱國人的反抗信心。有鑒於此，我們繼續主張制裁就是必要 的和正確的。 但是，我並非不懂得事情的複雜性。 早在一年半以前，我就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將可能逐漸 弱化。其中原因有二： 第一，既然在六四之後最初的一段時期，各國決定實行制裁，主要是為了表明一 種道義立場，因而暫時地把實施制裁可能引出的各種具體利弊置於其次;那麼，當這 種道義立場已經充分顯示之後，人們就會轉而考慮各種制裁措施的現實具體利弊而 重新進行政策上的調整。去年尼克松訪華，幫助恢復了某些一度中斷的雙邊關係。 在公開講話中，尼克松以外國貴賓罕見的尖銳，強烈地批評了中共當局。尼克松這 樣做的目的在於表明美國的道義立場並沒有改變，現在恢復某些雙邊關係只是為了 促進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布什總統在宣佈他將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之前，破 例會見了達賴喇嘛，也是出於相同的考慮。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保持中美原有的某些雙邊經濟關係並不妨礙美國從道義上譴 責中共六四屠殺，那麼當初為了表達這種道義立場而中斷這些關係豈非多此一舉?其 實不然。關鍵在於唯有當初下令制裁，才能突顯道義立場;而只有這種道義象徵作用 已經明確表達之後，恢復那些關係才不致於模糊道義立場，也才能起到促進兩國利 益的長遠目的。由此看來，中共把近年來與西方各國某些關係的恢復吹噓為自己的 勝利，實在是自欺欺人。中共當局自己何嘗不明白，它在過去一度擁有的某種正面 形象已經由於六四屠殺而徹底毀壞，中國人民也根據六四之後各國政府的制裁而強 烈地感覺到國際社會的巨大同情和支持。就這點而言，經濟制裁的道義象徵作用確 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完成。 第二，眾所周知，凡是基於自願的雙邊經濟關係，勢必具有互利的性質。這反過 來也就是說，中止這種關係會造成互害的後果。事實上，當西方各國決定對中國實 行經濟制裁時，他們也都付出了自己的經濟蒙受某種損失的代價的。因此之故，當 他們感覺到實施經濟制裁的道義象徵作用已經明確表達之後，出於對自己經濟利益 的考慮，他們也會傾向於恢復那些關係的。當然，國家和國家不一樣，所以在恢復 關係上的步調也不一致。 目前，美國仍在堅持某些制裁措施。這大概是因為：1，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美 國的道義感較強;2，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比較更能承受制裁給自己帶來的損害 ;3，由於中美貿易出現的較大逆差以及中共出售武器，給美國自身利益造成某種損 害。今年國會內部要求有條件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聲音比前兩年似乎更高，上述 第三條原因恐怕是重要的。 一方面，美國政府是堅持制裁最力的，另一方面，海外民運人士又對美國政府施 加最大的壓力。這大概也有點「鞭打快牛」的毛病。不過也不盡然。美國既以自由 世界領袖自居，人們似乎有理由對它抱較高的期待。此其一。美國手中有幾張大牌 ，足以使中共忌憚。另外，在美國的中國民運力量最強恐怕也是一個因素。 不過，如果我們以為經濟制裁的功用僅僅在於表達一種強烈的道義反對的立場， 那肯定是片面的。經濟制裁無疑有著重大的經濟和政治作用。 兩年前人們呼籲國際制裁時，確有不少人是希望以此為手段促成中共當局垮台。 這個從一開始就是不現實的。因為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政權是由於外部經濟制裁而崩 潰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實行制裁絕無實際意義。 以七十年代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對美國及某些西歐國家實行石油禁運為例。表面上 看，這場禁運並沒有達到目的;在經濟上，阿拉伯出產的石油仍有大量通過間接的途 徑運入美國，美國自身的石油消費量僅僅下降了幾個百分點。在政治上，以色列並 沒有從一九六七年戰爭中它佔領的阿拉伯土地上撤退;美國並沒有放棄對以色列的支 持，相反，由於國內反阿拉伯傾向的上升還強化了這種支持。如此等等。 但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仍然獲得了可觀的成功。它打亂了很多西方國家的經濟 格局，並因此引發了相當程度的經濟——政治危機。它使得不少西歐國家轉而採取 靠近阿拉伯國家、疏遠以色列的外交立場，以及加強了這些阿拉伯國家在國際事務 中的發言地位。阿拉伯人何嘗不知道禁運這柄雙刃劍的正反兩方面效應，但是他們 認為這是屬於他們自己的，除戰爭之外的一件最主要的武器。 反對經濟制裁的一個最常見的理由是：經濟制裁併不能損害我們意欲懲罰的邪惡 的當權者，而只能損害我們本來打算幫助的無辜的老百姓。 乍一看去，的確如此。即便是限制向中共提供或出售高級軍事技術，那似乎與普 通百姓的經濟生活毫無妨礙，考慮到當局為了彌補由封鎖造成的損失，勢必會調撥 更多的款項以進行獨立的研製，從而仍是加重了一般民眾的負擔，上述論點幾乎是 無可爭辯的。但，豈止經濟制裁是如此，其它形式的非暴力鬥爭，不也都一樣嗎?公 共汽車工人罷工，李鵬之流自然還有車可坐，只是苦了靠公用交通工具代步的市民 ;商人罷市，中南海的權貴們不會缺吃少穿;教師罷教，受害者首先是學生;學生罷課 ，倒楣的只是自己。幾乎所有的非暴力反抗方式，其直接的受妨害者總是廣大民眾 。既然如此，人們為什麼還要採取這些鬥爭方式呢? 道理並不複雜。人類社會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一方面是 利害交關，另一方面是各自分立。由於利害關係，對一部分人的不公正就是對所有 人的侵犯。這意味著，當一部分人遭到不公正待遇時，其餘的人有必要作出自己的 反應。然而，由於社會成員是各自分立的，飽漢難知餓漢饑，因而在現實中，當一 部分人遭到不公正待遇時，其它的人，或者由於不知情，或者由於惰性，或者由於 狹隘的自私，常常是未能作出必要的反映。為了改變這種現象，我們可以採取下面 一些辦法： 1，通過講話和文字的方式，披露事實真相，闡明道德依據，從而贏得那些關心公 共事務而通情明理者的支持。 2，通過集會、遊行等方式，造成較大的聲勢，吸引那些反應遲鈍者的關注。 3，通過罷課、罷市、絕食等自傷性手段，強烈地刺激公眾的同情心;或者借助於 罷工、罷市、外部經濟制裁等方式，給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某種影響，進而推 動那些較麻木、較自私的人也作出應有的反應。 有人擔心，上述幾種辦法對付專制統治者未必有效。一個社會越自由，人們越是 擁有各種公開鬥爭的應手段;一個政府越民主，它越是可能正面回應下邊的壓力。反 之，在高壓專制之下，人們既缺乏公開抗爭的手段，因此很難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的困擾轉化為明確的政治壓力，當局又一貫地蔑視民意和民間疾苦，未必會在壓力 面前讓步。因此，實行經濟制裁的結果很可能是不得其利、僅得其害。 這種擔心不是沒道理，但它把結論給弄反了，正因為在專制統治之下，人們缺乏 公開抗爭的手段，所以我們才格外需要動員盡可能多的民眾投入公開抗爭，從而贏 得必要的公開抗爭的手段。正因為專制統治者一貫拒絕在民間的壓力面前讓步，所 以我們必須強化這種壓力。迫使它有朝一日不得不讓步。倘若我們知難而退，豈不 正好把專制者給慣壞了。 經濟制裁，如果運用得當，可以成為和對手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有效籌碼。這是 經濟制裁的另一個重要功用。經濟制裁固然不足以摧毀對方的經濟，但它總能造成 某種程度的現實困難，因此，被制裁的一方常常會認為，如果作出某些無傷根本的 讓步而能換取制裁的減輕或中止，那仍是合算的。這些讓步雖然意義有限，但畢竟 對於反對派一方是有利的。 略加思索便會發現，經濟制裁能否成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及它可能具有多大的效 力，取決於下面兩個因素。 第一，前面說過，經濟制裁常常會造成互害的後果。但是這種互害卻不一定是對 等的。哪一方蒙受的損失越大，哪一方就越是難於堅持。這意味著，只有那些對被 制裁國損害更大、而對制裁國損害更小的項目，才可能構成討價還價的籌碼。否則 ，被制裁者會「硬著頭皮頂住」，到頭來讓你吃不消而自動放棄，這樣的制裁便只 會有道義象徵的作用而無法和對手討價還價了。 第二，既然被制裁國政府是否讓步完全出於自身利害的計較，因此它一般不可能 作出自殺性的讓步。大體上說，一個政府越是有後退的餘地，它就越可能作出較多 的讓步。 在闡明了經濟制裁的一般意義後，我們就容易對MFN問題展開深入討論了。 4、關於MFN 歸納起來，不贊成把MFN問題列為經濟制裁手段的朋友們的論據有以下幾條。 1，取消最惠國待遇，不能起到制裁李鵬政府的作用，而只能打擊到國內的經濟改 革。 在談到經濟制裁時，有人提出過一種區別原則。按照這種原則，凡是有利於中央 經濟力量的、有利於計劃經濟力量的項目，應該制裁;凡是有利於地方經濟力量，有 利於市場經濟力量的項目，不應該制裁。從字面上看，這個原則似乎不錯，但結合 實際進行考查，不免會引出一系列疑問。 首先，由於經濟活動的相關交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無法作出上述清楚的區 別。比如說電腦的新技術，中央的、國營的經濟需要它，地方的、民營的經濟也需 要它。你說當禁不當禁? 其次，由於中央政府可以轉嫁危機，因此你最初用來打擊計劃經濟的力量，很可 能會有相當部分落到自由經濟的頭上。 再有，既然這些朋友總是強調他們的目的是改善而非降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水平，而即便是屬於計劃經濟的力量得到發展，其客觀後果也常常會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一般民眾的生活而不是相反，因此我們憑什麼理由可以斷定，打擊那些屬於 中央計劃經濟的東西就僅僅是在打擊強硬派，而不會同時也影響一般民眾呢?退一步 講，即便我們承認某些制裁項目(為MFN)是會影響國內經濟改革的，它難道不會從反 面推動改革派向保守派施加壓力嗎?要妥善地做到這一點當然需要適當把握分寸，但 我們至少要理解這個原則。 2，中共並非不可能作出某種讓步，但是在MFN問題上明確提出附加條件，只會使 中共下不來台，反而會使一些可能解決的問題變得不可能。 這種觀點有道理，但不全面。一般來說，倘若我們同時做到了一給壓力二留面子 ，那麼就會比較容易地贏得中共的某種讓步。但兩者相比，給壓力一條顯然更基本 。如果壓力足夠強，中共也會以阿Q精神自我解嘲的。問題在於，當其壓力不夠大而 面子又留得太少時，中共確有可能在一時間反趨死硬。然而,如果我們乾脆放棄了施 加壓力,無論從眼前還是從長遠，情況肯定只會更糟。 我贊同這樣一種分析：布什總統會下令繼續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將不會 有足夠的票數否決總統，但是國會內部這股強大的反對主張會對中共形成不敢掉以 輕心的壓力，從而加強了布什對中共討價還價的地位。 小夏並沒有從理論上否定上述分析。我猜想，假如事態果真照此分析發展，小夏 也會對其結果感到滿意。但是她強調說，誰也不能擔保事態一定會如此發展，哪怕 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的可能，我們也不能去幹。在這裡，小夏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 的理由，可惜由於她強調得過了份，反而失去了應有的力量。問題的關鍵在於：任 何政治決定都是一種權衡。首先，是在各種同樣可取、但不可能同時實現的價值目 標之間作出權衡(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其次，是在事態發展的各種可能性之間作出權 衡。誠如林肯所說，世上之事，全好全壞者極少，大多是好壞參半，政治決策尤其 如此。因而永遠需要有所評估、有所側重，有所取捨，有所權衡。政治活動既然是 發生在各個自由意志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無論是哪一個人也不可能完全有把握地 預見其演變的最終結果。因而政治決定總是在冒風險，程度不同而已。如果連有八 、九成把握的風險都不肯冒，我們只有清靜無為，而無為實際上是冒另一種風險。 記得當年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下令封鎖加勒比海。肯尼迪對公眾說：沒人能完全 預見到事態會如何發展，沒人能清楚地知道我們將為此舉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當時 有不少人，包括我一向喜愛的哲學家羅素，都拚命攻擊肯尼迪，羅素說：寧可被赤 化，也不要核大戰。當然，肯尼迪的本意是既不要赤化、又不要核大戰。他也認為 他的決策能夠同時做到這兩點。但是他卻不能擔保一定能做到這兩點，事實上，肯 尼迪是冒了打一場核大戰的巨大風險的。這就是政治。在這個領域裡，人們必須對 不確定之事作出確定的抉擇。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或許有助於增強我們彼此在MF N問題上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