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先驅郭羅基 ·胡 楠· 作為當代中國新思想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和探索者，他的名字被列入英國劍橋國際 傳記中心《國際知識分子名人錄》、《澳大利亞和遠東名人錄》、《卓越人物傳》 。但是，自從一九八一年「馬溫事件」之後，他便慢慢消聲匿跡了，似乎已從哲學 界，理論界中逐漸淡出。八六年上海出版的《社會學報》突然刊出一篇對他的長篇 專訪，我初以為這是他復出的信號，殊不知《社會學報》因此遭受批判，幾個月後 被迫停刊。海外偶爾有一些關於他的零散消息，不少是道聽途說。香港某刊曾說他 患了神經病。然而，當你尋找當代中國新思想啟蒙運動發展的軌跡，你不可能忽視 他的名字——郭羅基。 華國鋒：一定要把他壓下去! 郭羅基生於一九三三年，江蘇無錫人氏。如同三四十年代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郭 羅基亦嚮往共產黨的革命。一九四八年在無錫市學潮中，他是有名的學生領袖。一 九五五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讀到三年級時提前畢業，留校到哲學系任教。 文革中郭羅基受到軍宣隊的批判，一度被剝奪上講台講課的權利，並封筆十多年 。七六年十月八日，他得悉江青、張春橋等人被抓，欣喜若狂，即寫成一文，批判 十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文章寫出來後，卻沒地方發表。郭羅基決定用大字報方式張貼出去，並徵集了十 四人簽名，卻受到校黨委的阻撓。同年十月十五日，北京市委下達了一個《關於北 大當前運動的意見》(即《六條》)，說「北大是毛主席抓的點」，「取得了很大的 成績」，「批鄧、揭批劉冰問題是完全正確的，不能翻案」，要求「繼續批鄧，反 擊右傾翻案風」。這個《六條》是「兩個凡是」的一個樣本—雖然正式發佈「兩個 凡是」的社論是七七年二月七日。郭羅基於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寫了一封給北京 市委的公開信：《北京大學的現狀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主要鋒芒就是針對《六 條》，反對吳德等人捂蓋子。七七年十一月，他作為人民代表，在北京市第七屆人 代會上，又以北大為實例，批評北京市委。當時的中國最高掌權者華國鋒對此表示 ：「一定要把他壓下去」，結果人代會延期五天，對他進行圍攻。 不過，當時的政治氣候已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郭羅基在《人民日報》七八年一月 二十三日發表題為「來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文章。他還擔任了北大校長周培原的秘 書，兼任北大校長辦公室副主任。那時，周培原的許多文章、講話稿，都出自他的 手筆，但他的名字並不為大眾所知。直到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光明日報》 第三版發表了探索張志新事件的文章《誰之罪?》，郭羅基的名字才不脛而走。 《誰之罪?》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應，讀者無不為郭文的睿智卓識和激越文采所感 動，北大的學生甚至將它作為歌詠會的保留節目到處朗誦。《光明日報》和郭羅基 本人收到兩千多封讀者來信，其中僅只有一封表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 即使如此，中南海的一些首腦們仍然「發指髭裂」。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例會三次 點郭羅基的名，給郭文羅織了三大罪狀。一是否「文化大革命」;二是反對毛主席; 三是文中提出的「改造社會環境」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郭羅基的《誰之罪?》到底說了什麼?原來，郭文作了這樣的歷史對比：「法國資 產階級大革命時代的革命者米拉波，在專制制度的監獄裡受到了鍛煉，成了著名的 演說家。堅強的共產黨員張志新，是在掛著『無產階級專政』招牌的專制制度裡受 『鍛煉』，可是，非但不允許她成為演說家，而且被堵上了嘴巴，被割斷了喉管， 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他接著得出結論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發生的事情 ，竟低於十八世紀的法國的歷史水平，卻勝過中國歷史上反動派鎮壓共產黨的殘惡 。在反動派的刑場上，共產黨還可以唱《國際歌》、喊『共產黨萬歲!』披著『共產 黨』外衣的劊子手更加害怕真正的共產黨員所發出的真理的聲音。」 兩年之後，郭文中的「三大罪狀」都被一一推翻。不是有人為郭文作了平反，而 是中共自己將這些罪狀寫進最高級別的紅頭文件中。所謂「反對毛主席」，中共中 央也說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至於說「改造社會環境」就是否定了「社會主義制 度」，那麼後來為何推行「改革開放」? 郭羅基這下該能獲得解放了吧，不!結局比兩年前更慘。原因很簡單，他寫的文章 不止《誰之罪?》。 胡耀邦出爾反爾，蔣南翔「虛不受補」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郭羅基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討中國的歷史和現狀 。幾乎篇篇文章都引起了轟動，拍案叫絕者有之，大加討伐者有之，但幾乎沒有人 能無動於衷的。 在《誰之罪?》之前，他在七九年《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題為《思想要解 放，理論要徹底》的文章，最早公開批評了毛澤東的錯誤，指出「文革」的災難是 現代「造神」運動帶來的結果，並強調要擺脫愚昧和野蠻，黑暗和恐怖，就必須解 決民主和法制問題。 發表這篇文章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紅旗》雜誌被指有林彪餘毒，思想右傾。 迫於形勢，《紅旗》編委會對自己的保守思想作了檢討。嚴家其、張顯揚等人鼓勵 郭羅基寫篇文章去試一試《紅旗》是真「解放」還是假「解放」。熊復(《紅旗》的 負責人)接到文章後，舉棋不定。發表嘛，行不由衷;不發表嘛，怕再受批評，於是 把這個球踢給了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剛接任中宣部長。胡看到文章後大為讚賞，據 說他看了三遍，親自作了修改，還讓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幫助修改。然後， 讓《紅旗》發表了。 沒想到，這篇文章被一些極左勢力指為「別有用心」，並在各種場合加以批判。 胡耀邦自覺頂不住，便在中央黨校及中共新聞界座談會上批評郭文，同時點了陸定 一紀念周恩來的文章和為另一篇批駁「抓革命、促生產」這個口號的文章。胡氏的 批評被極左勢力利用，揚言要批三株大毒草。這場批判運動後因思想界、新聞界的 抵制，並沒有真正批起來，只是刮了一陣不大不小的冷風。 郭羅基並未理會這些。他又在《教育研究》雜誌上寫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 補好真理標準討論這一課，教育問題要來一次大討論》。雖然這篇文章並沒有提出 作者自己關於「教育思想」的獨特見解，卻把馬克思所提倡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著名論斷再次提出來。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南翔卻 「虛不受補」，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召開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會議，公開批判郭 羅基，卻又不讓郭本人參加。 反對設言論罪觸怒了彭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羅基不顧重壓在身，在七九年一年之內便三度闖禁區。 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文章 提出：嚴格地劃清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是不必要的，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只有這樣才能使「雙百」方針得以貫徹執行。 當時，魏京生已經因言論罪被判處徒刑，一些為魏京生主持公道的人都遭到了非 難和迫害。但郭羅基卻在文章中說：「民主政治，就應當允許討論;不許討論，就是 專制政治。」 中共政法系統的首腦彭真極為不滿，稱郭文是「違憲」的。一面親自組織文章批 郭，一面又下令將郭調離北京。 七年之後，萬里在「全國軟科學會議」上重申了郭羅基的觀點，《人民日報》也 為此發了社論，題為《政治也可以討論》。 儘管如此，中央的要人指出，《人民日報》的社論同七年前郭某的文章相似，但 本質不一樣。何謂本質?難道正如柏楊所言：為掩蓋一個錯，中國人就不得不掩蓋更 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非錯? 類似的故事不止一個。 八零年四月，北京理論界在政協禮堂開會，紀念列寧誕辰一百一十週年。郭羅基 作了題為《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發言，指出：在沒有完成發展生產力的任務 之前，就宣佈進入社會主義，那麼不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而是實際上沒有取得 社會主義的資格。這一思想提出後，首先被當時的中宣部長鄧力群定性為「否定社 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是誣蔑中國不是社會主義。 也是七年之後，鄧小平在會見捷克總理什特羅加爾時說：「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 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 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 也是本質不同?! 「馬溫」被逐出北京城 郭羅基由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變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八零 年教育部以「工作需要」為名，欲將郭羅基逐出北京。按規定，教育部只管部屬高 校的校長，郭羅基作為一名普通教師卻是榮獲此「殊榮」的第一個人。不過，郭堅 持不肯離開北京，一直拖到八二年八月方成行。如果郭羅基不再發表文章也就罷了 ，恰恰相反，他文章的火藥味愈來愈重，一篇署名「馬溫」的文章觸怒了龍顏。 八一年八月，郭羅基以「馬溫」為筆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竟成 了在北京發表的最後作品。「馬溫」這個名字，引起了「聯想家」的很多聯想，認 為他要傚法弼馬溫孫悟空，要大鬧天宮，於是趕緊向玉皇大帝奏了一本。正是一封 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據說玉皇大帝並未看「馬溫」的那篇文章，郭羅基 就被天宮逐到南京大學哲學系。 郭羅基還沒有到達南京，南大前黨委書記章德就在全校教職員工大會上宣佈：「 郭羅基要來了，大家提高警惕。」防範工作一直部署到基層和鄰居。這一「狼來了 」似的警報所產生的直接結果是，當南大許多人見到郭羅基時，竟認為那並非是真 郭羅基，因為眼前的那個人是如此的孱弱、消瘦，絲毫看不出是「紅頭文件」所宣 揚的「不安定因素」。剛到南大時，學校給他安排了兩間簡陋不堪的住房，雖然無 論從家庭人數還是從資歷上講，都不應該如此對待他，但郭羅基還是一聲不吭地住 下了。幾年後，他以多病之驅，全身撲在教學工作上，除了給研究生和進修教師上 課，還新增設了本科生課程。 鄧小平的「表揚」 郭羅基獲得南大師生的普遍尊敬。每當上邊來人「瞭解」郭羅基的情況，哲學系 黨支部的人總是毫不含糊地說：郭羅基表現很好;每當污水以各種方式潑來時，同事 們總是據理力爭，並公開宣稱對郭羅基的觀點表示贊同;八四年整黨重新登記，他雖 然沒有接受登記，但八六年卻被系支部的普通黨員評為優秀黨員。八六年全國各地 學潮迭起，照例又有人來「關照」郭羅基了，話語中曉以利害和得失，外面也一時 盛傳郭羅基已改變了自己的觀點。為此，郭羅基專門向黨委交了一份「報告」，聲 言自己同情學生運動，人民要民主和自由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並強調指出這幾年對 他的「處理」是不公正的，如果得不到解決就不能不訴諸群眾。這份「報告」充分 表明了郭羅基的不妥協立場，哲學系的同仁都為他提心吊膽。但不知為什麼，後來 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卻把郭羅基作為批判方勵之等人的「正面教員」，並著實「表 揚」了一番。鄧小平說：觀點可以保留，沒有參加行動，還是很好嘛。 但從那時起，郭羅基的身體更差了。心臟病、腦血管硬化、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先後兩次臥病在床近一年之久。 情注筆名中 郭羅基調到「南大」時，教育部就規定他「只能當教師，不能當幹部。」雖然查 遍憲法和黨章都不知其所以然，而郭羅基本人也無意於此道，但他還是這樣不明不 白地失去了選舉權。與此相應的「規定」還有：不准發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 准參加學術活動。 於是，郭羅基只能用筆名發表文章，連稿末的「通訊地址」和「真實姓名」也往 往是向友人「借來」的。 我的一位朋友劉銳紹，曾研究過郭羅基的筆名，專撰一文《郭羅基情注筆名中》 ，發表於香港《文匯報》： 八五年郭羅基以「秦淮沙」一名，發表《論「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根本對立」之 能不能成立》，被收進權威的《新華文摘》。他適應了「特定國情」，用很多筆名 發表文章。看!他的筆名也是挺有意思的。例如「薊門樹」，取自北京勝景「薊門煙 樹」。他在北京三十年，北京大學與薊門橋相隔不遠，對北京的掛念，也只有寄托 在薊門樹上。又如「燕雲飛」，「燕」乃北京之謂，他本身就是一片從北京飛走的 雲。又如「秦淮沙」、「鍾山曉」、「南秀木」、「梁溪草」(梁溪是無錫的別名) ，都是他生活過的地方，都在中國大地之上。 幸好，這些名字都沒有觸動「聯想家」的腦弦，文章也不至流產。 「六·四」之後，郭羅基被拒絕了黨員登記。來自南京的消息說，他現在是國安 部的重點監控對象，親友們寄給他的信，幾乎每封必拆，拆看後複印存檔。對此， 郭羅基並無恐懼，只有憤怒。他曾對別人表示，四九年前，共產黨曾教會他如何對 付敵人的監視，想不到多年後他變成了共產黨監視的對象。他在南京中醫學院外語 教研室任英文教師的妻子劉渝宜，對受人監控一事非常氣憤，有次耐不住性子，還 把監視他們的人訓斥了一頓。 不少人慕名而至，前去一聞郭羅基這位「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宏論。出 乎意料，他們聽到的都是通篇的馬克思主義，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用郭羅基自己的話說：「我和他們的分歧，實際上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上的分歧 ，或者說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