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在矛盾 ·王兆軍· 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是中國的自由民主的先遣隊。由於受到比較系統的自然、人 文和社會科學的教育，這些人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有很大的不 同。對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國家的發展狀況的對比，啟發了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批 判。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向來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問政入世的傾向比較其他階 層要強烈。他們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都應當多些，但是在現行體制下，他們所失去 的東西實際上比任何階層都要多，得到的比別人要少，尤其是比官員少。由於以上 種種原因，知識分子成為中國社會中最有批判精神的一個階層。 出於利益的本能和體制本身的敏感，毛澤東、他的黨及其主流社會對知識分子總 是神經質，甚至可以說從來沒有信任過知識分子。毛澤東一直認為知識分子是共產 黨的毛，是工人農民的毛，是社會的裝飾品，從來沒有給知識分子一個獨立的地位 。從建國以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一直是改造第一、教育第二、使用第三。從五 七年反右到文化革命，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打擊的都是知識分 子。共產黨和知識分子好像是一對前世的冤家，總是在較量，在鬥爭，總是面和心 不和。成千上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反革命，被勞動改造，甚至被投於監獄，死於非命 。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世界上罕見的悲劇。種種反抗和吶喊雖然如流螢撲火，但 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義行為卻愈發勇敢，愈發洋溢著義憤的光輝和歷史的悲壯。中 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也一直很頭疼，無數的告誡，無數的懲罰，或殺雞給猴看，或 誘以官利祿，都不能熄滅知識分子對民主與自由的執著追求。他們是社會中最不聽 話的階層。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又始終生活在矛盾當中。中國知識分子的矛盾心態主要表現 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崇尚西方社會文明和留戀中國古代美學的矛盾。二、厭惡官場和渴望從政的 矛盾。三、平民意識與精神貴族化的矛盾。四、飯碗與良心的矛盾。 一、崇尚西方文明又留戀中國古代美學 中西政體對中國的作用，是中國知識分子爭論的老話題。中國共產黨內的知識分 子認為，西方最優秀的學說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中國已經接受了，並且在中國 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另一些知識分子認為，西方政治體制和經濟文化體制只是有利 於經濟發展和競爭，不利與人的精神的健全發展。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而非精神文 明。有些海外的華裔中國學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他們對大陸學者批評儒家學說大惑 不解，並且舉出很多關於西方社會精神墮落的事實來論證西方文化的不好。這種觀 點的片面之處正在被認識。反對這種觀點的人指出西方文化中關於精神方面的內容 不僅不比東方文化少，而且更進步更豐富，很多內容是東方傳統文化所沒有的，如 對科學與真理的追求精神，如人的權利和心靈的需要，如人人生來平等的觀念。這 些都是中國舊文化中特別缺乏的。中國舊文化中那種以清寒，淡泊，簡陋，清靜， 無為為美德的積習，就是與生產的發展相悖逆的。 持中層觀點的一些人以新加坡，台灣，香港，日本為例，證明東方精神文明和西 方物質文明結合才能建立東方的現代文化。他們用漢族文化曾經同化過不同文化(如 蒙古文化和滿文化)來證明東方文化的生命力和優越性。這種觀點的缺點在於沒有注 意日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和它們的政治經濟體制密 切相關的。中國的文化雖然曾經同化過別的民族的外來文化，但是那時中國文化至 少與當時侵入中國漢族地區的少數民族相比是先進的。被同化的恰恰落後民族的文 化。為什麼現在的中國那麼害怕西方文化的被介紹?為什麼它現在失去了同化外來文 化的氣魄和能力?因為西方文化和科學是進步的文化，他不可能被落後的文化所吞沒 。中國當代文化的自信心的失落，反映了它的落後性。華裔學者對當今大陸的社會 情況知道得不是太具體詳細，加上對祖國文化的思慕和對西方問題的瞭解，故對中 國的儒家文化表現出特別的愛好，其中有文化衝突和心理傾斜問題。大陸人則說他 們是飽漢不知餓漢饑。 另一種例子是那些流落海外的民運分子。在大陸生活時，他們以為自己是很西方 化的，對東方文化持批判態度，主張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以改造東方文化。但是當他 們住在西方時，他們很難適應西方生活，有時甚至是格格不入。很多體力勞動者移 民美洲後，倒比知識分子更快地進入西方社會。 二、厭惡官場與渴望從政的矛盾 人是政治動物。有積極熱情的文化人更是強烈地要求參與甚至發動某種政治活動 。中國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歷史上不乏政治家與知識分子合作得很好的例證：亞里 士多得和亞歷山大，彌爾頓與克倫威爾，唐太宗與魏征，孟子與梁惠王。 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念的重心是官本位。傳統的官學一體結構引導中國知識分子向 官場靠近。「學而優則仕」。遠在春秋時代，就有大批知識分子作為食客寄宿在貴 族家中和王室裡，隨侍左右，出謀劃策。他們是政治家的附屬，是毛澤東所說的毛 ，是一群政治寄生蟲的形象。 孔子反對那種不分好壞的盲目從政。他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遭則可卷而懷之 。」孔子實際上是主張從政的，而且後來的確作過大官。孟子說：「士之失位也， 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又說：「士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魏晉開始，政治出現多元化的局面，門閥土族制約了政府，知識分子以門第保證 了地位，不直接向皇權投靠。看似自主了些，實際上仍然生活在權力之間。隋唐科 舉，給知識分子從政開了一條道路，官學一體，立為慣例和經義之舉。儘管程(頤) 朱(熹)陸(九淵)王(陽明)說：「科舉之外另有人生。」但是歷代知識分子一般都以 從政為正道。杜甫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雨淳」，代表了歷代知識分子渴望從 政的心理。李白雖然狂放，說過：「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能開心顏」，但 是當他聽見朝廷召見他並有一點小官可做時，仍然喜形於色地說：「仰天大笑出門 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可見即使對於如此浪漫的詩人，當官從政也是極其重要的 。這些都無可非議，知識分子從政與無知野蠻的人從政，前者對社會更有好處。 但是我們也能看到另一個事實，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從政多是依附於官僚和王室 的。他們的地位是食客性質的。這就決定了他們的人格的不完整性。他們不是以「 道」的準則生活的，而是以主人的意志為準則生活的。這種頤仰人鼻息的生活必然 損害著他們的人格。人的本性中那種要求自立的願望，使他們在從政的同時又產生 了討厭這種附庸地位厭惡官場的意識。幾乎與此同時，與從政府相對的另一種風氣 也成長起來。魏晉時代的清高淡泊，放蕩山水，縱情詩酒，就是這種風氣的反映。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另一種世界觀，另一種人生美學觀念。陶淵明不願為五斗米折 腰，棄官不做，去南山種地去了，被後人美化為神仙似的詩人。嵇康不做官，在鄉 下當鐵匠。當時處於相當於總理地位的鍾會要求見他，都遭冷遇。李密的《陳情表 》，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都被稱為千古佳話。在這些人看來，知識分子從政 則必然與骯髒的官場一體，壞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貞操。這些人感歎人心浮躁經不起 名利的利誘。「相逢盡遭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 去宰相衙」。後來，這種思潮與中國的道家思想結合，形成了自己的宗教。那些隱 士被說成為神仙。這種追求自身解放和個性自由的人生觀，也應當受到積極的解釋 和承認。 在世界史上，這兩種人對社會都是有貢獻的。三十年代，羅斯福的那個智囊團就 曾經作出過很好的貢獻，他們被世人視為高尚的智者。知識與政治相結合的好例子 ，是英國當年的費邊社會主義者們，雖然這些知識分子身在權力之外，但是他們健 康而且熱情，積極影響英國的郡議會的許多決策。另一類知識分子不從政，與政治 疏遠，他們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生活，也卓有成就。有些人雖然不與 執政者合作，但是極其關心政治，他們批評現政權，表現出堅強的正義感和叛逆形 象，也是很可貴的一種知識分子類型。 這兩類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上都不乏其人。現代社會中單純以這兩種形態生活的 人也為數不少。尤其是積極從政的那一類，在中國更多。但是大多數知識分子一身 兼有幾種情況，觀念結構十分複雜。有時他們痛感到官僚的無能與腐敗，陳舊與固 執，每每想挺身而出，登堂入室，做一番有聲有色的改革事業，同時體現自己的價 值。為此，他們中有不少人積極活動，有的甚至曲線救國，繞道以求聞達，企圖最 終以權力開闢新天地。但是同時，這些人又時時想去做超然的世外之人。他們對現 行的秩序不滿，對失去自己的性格感到痛苦，對叫人無可奈何的官場感到失望。他 們在官場找不到效率、快樂、自身和社會價值的實現。他們不斷地在說服自己：「 歸去來兮，歸去來兮!」但是又不斷地鼓勵自己：「捨我其誰也，捨我其誰也!」當 然這裡有利益問題，也有觀念問題。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零年，主要是恢復過去被打擊的幹部的職務。一九八一年以 後，陸續有一些知識分子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去，知識界的頭面人物正在成為政界 人物。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內心較少困頓，對社會改革的態度積極明亮。但是這 是一個極為短暫的時期。由於社會缺乏健全的競爭體制，也因為知識分子在價值觀 念上尚未完成，當許多社會問題不能及時地得到解決，當知識分子發現他們的意見 不被重視，卻經常處於被懷疑被整的地位，於是知識分子就變得失望，頹廢和焦躁 。正是因為這種道德和價值觀念的不完善，知識分子才努力表現他們的完善的樣子 。他們常常是既要社會的利益，又不容忍社會的弊病。這就是「端起碗來吃你飯， 放下碗去罵你娘。」 另一方面，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則是「誘以官祿德。」就是用地位、俸祿和名 聲去拉攏利用知識分子。一邊沒有真心，另一邊沒有誠意，兩條道德曲線交叉感應 ，使中國知識分子處於殘缺不全的類似痞子行為的舊道德的束縛之中。至此，我們 不難看出，皮與毛的關係到了相互不信任的貌合神離的關係。這種曖昧的互相利用 ，說明了中國社會關係中的既不磊落又不現實。很多人是四不像：當著官罵官，做 著什麼罵什麼，得了名嫌失了利，得了利又說違了心。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沒有 擺脫這種對政治的進退兩難，患得患失的心態。 三、平民意識與精神貴族的矛盾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古代中國的四個文化派別中，法家重君 輕民，重勢專權，急功好利。道家超凡脫俗，主張清靜無為。墨家主張和平兼愛， 清苦節儉。儒家既不像道家那樣消極，也不像法家那樣總是想方設法為權貴提供統 治術。儒家是積極入世的，又相對地超脫些，與政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儒家文化 代表著中國古典知識分子群體的主流意識。 儒家文化的全部價值可以分兩類：平民價值與精英價值。所謂精英價值，就是治 國平天下那些道理。凡是能有機會參與到國家政治去的君子，無論是帝王將相，還 是王公大臣，都要注重利民，利他，重德輕利，自我節制，不得濫用權力。精英在 處理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孔子主張有好皇帝就 去做官，沒有好皇帝就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他拒絕為從政犧牲自己的道。 同時儒家文化中又有平民價值的部分。在這一部分裡，主要的是講修身和齊家。 勤奮生產，重視物質報酬，講究人倫物理，忠孝仁愛，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 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儒家崇尚比干精神，敢於同昏君 暴君貪官污吏作鬥爭，這是儒家的批判精神和殉道精神。 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救民生與塗炭，解百姓與倒懸 ，一直是儒家所倡導的。這就要求知識分子自覺地突破世俗經濟利益的局限而冷靜 地理性地正視社會和人生，賦予知識分子「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的使命感， 造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的優良傳統。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繼承了這種使命感。儘管他們生活於中下層，但是卻以先知先 覺的身份自居，憂國憂民，奔走呼號，極盡精英分子之能事。以作家為例：大陸中 國的全國作協會員，大約有三千人。從他們的作品看得出來，絕大部分是積極入世 的。以劉賓雁為代表的所謂暴露文學作家，一直堅持以反映社會黑暗面為主體，為 民請命，並盡可能地揭露社會的弊病，表達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正義感和使命感，被 譽為社會的良心。一大批寫實主義作家，如柯雲路，鄭義，賈平凹等，始終站在堅 實的現實主義的土地上寫作，不僅塑造了一大批平民形象，而且通過這些形象抒發 了作家對社會的不滿和譴責。他們的作品對全社會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動員和宣傳， 使人民瞭解到社會的問題(比如共產黨及其官員的特權和腐敗)，並且初步意識到自 己的基本權利以及這種權利的重要性。在清污運動中被當做重點事件的關於人道主 義的文章，也啟發知識分子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基點。他們由此擴展下去，借 以批判非人道的當代社會現象。後來關於公平競爭的呼聲，關於社會公開性的要求 ，反特權反腐敗的呼聲，都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為民請命的意識。在一 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知識分子十分活躍，有些人因為直接參與這些活動而被逮 捕和通緝。他們之中有作家、學者、記者、大學教師和政府工作人員。這些人是知 識分子的精英部分。他們即使不能徹底改變現行體制中的那些既定政策，在處理日 常事務中，尤其在處理人的問題上，也比一般的大老粗更講究分寸，更帶有當代意 識，不像正牌的階級鬥爭論者那樣殘酷、絕對、陰暗和封建。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裡，作家和記者的那一點兒權力，有時會成為人民的唯一的出 氣孔。即使是一個鄉間的農藝師，也承擔著人們瞭解世界的瞭望台的作用。科學、 技術和當代社會思潮的傳播，使穩定的專制社會出現了一股腐蝕劑。人民漸漸看到 了一個具體的新社會形態的輪廓。黑色的絕望正被知識光輝所蠶食，這是中國共產 黨為什麼害怕知識分子的真正原因。 同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部分又有脫離實際，與民眾保持相當大的距離的清高傾 向。這些人崇尚空談，漂來漂去，虛榮造作。他們在討論中國的國情時，總是過分 強調平民缺乏民主意識與獨立人格。他們為平民說話，但是又看不起他們。他們為 平民做事，又覺得平民是愚昧的。知識分子的精英部分對平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 其不爭。精神貧民的存在決定了精神貴族的存在。知識分子常常覺得自己在為那些 他們所看不起的人們服務，覺得人民沒有也不可能理解他們並給他們以及時的支持 。 這種內心的孤苦成為知識分子難以排解的情結。這有時成為他們投降當局的借口 。被視為中國的薩哈羅夫的方勵之在避難於美國使館時所想到的仍然是他得了什麼 獎而不是別的。一九八八年，在北京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曾經自稱是新壓力集團， 聲明要對當局施加壓力。他們的活動也只是滿足於發宣言、簽名、開會、高談闊論 而已。中國知識分子甚至沒有學會中國共產黨的當年認真宣傳群眾、深入實際教育 群眾的作風。事實上，在組織民眾和上下的宣傳方面，中國共產黨比知識分子的精 英部分要強大得多，有力量得多。這不光是靠了行政的力量，也靠了他們歷來倡導 的作風。中國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之前，很講究實幹，很少貴族作風。如今的知識分 子，則還是對著自己歌唱的詩人，而不是熱情踏實的組織者。他們以竊火者費洛米 修斯自居。可惜他們離老百姓太遠，他們甚至不知道老百姓要什麼急需什麼。這是 時代的局限，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覺悟過程中的一個階段。 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性表現在他們的多重悖論上。他們既不能同當局站在一起又 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他們既要改革舊的東西，又對改革後的迷惘和失重感到困惑 。他們既恨，人心不新，又恨人心不古。關於書籍出版的例子就是個證明。一九八 五年後，出版政策相對自由了些，加上個體書商與官方出版社的合作出書，出版界 出現了新局面，同時，也更加講究經濟效益。這時，很多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書暢銷 市場，一些自以為嚴肅重大的題材卻不被重視。於是很多作家學者感歎今不如昔， 失去了轟動的效應，失去了成就感。有些人說那幾年作家出書少，是因為對當局有 敵對情緒，這是不對的，至少是不準確的。還有他們在自由下的倦怠和苦悶。 即使處在改革的權力中心地位的知識分子，也往往是滿足於空談，對實際情況缺 乏深刻細緻的瞭解。這些人不瞭解人民的生活細節和具體要求，有時在制定改革計 劃時沒有針對性，常常使本來很好的計劃流於破產。一九八八年農副產品價格提高 了一個相當高的數字，農民的積極性得到提高，漸漸地打破政府包攬人民生活的舊 體制，同時對城市人口的副食品實行補貼。但是由於沒有考慮到那些十年中棄農從 工的工人，他們是工人，但是不享受補貼;他們是農民，卻沒有因提高農副產品而獲 得的利益。當新政策下達後，全國有幾百萬這種工人返回農村，光山西省就有三十 二萬煤礦工人離開煤礦回家鄉了，使全國的工業生產出現滑坡。於是不得不重新改 變政策，把他們吸引回來。做這樣的問題，除了說明權力中心部位的知識分子對實 際生活的不瞭解，還能說明什麼? 第二個貴族化的標誌是：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希望處於思想的主變量和責任的因變 量上。簡單地說就是我出主意，但是出了問題我不負責。自己不會做，別人做不好 ，就指手畫腳，這也不是，那也不好，就是自己一貫正確。知識分子的精英在批評 時往往用主子批評奴僕似的態度，好像只有自己是道義上最完美無缺的。結果你說 我不好，我說你胡來，弄得大家無所措手足。 第三個貴族化的標誌是重泛論輕實證，重空談輕可行性研究。很多重大問題如人 口爆炸，教育危機，通貨膨脹，官場腐敗，社會治安，都是很複雜的科學問題。一 旦當他們的空泛的建議不能被及時採用，就怨天尤人，不再做更深入的研究。簡單 化的問題不僅存在於執政黨身上，在官場之外的知識分子身上也同樣存在。這樣做 的結果是使很多知識分子熱衷於個人影響，求知名度，理論越來越玄奧，概念越來 越新鮮，社會效應也越來越差。於是他們就更加不能被普通人理解。 造成這一傾向的另一個原因是鐵飯碗問題。中國有一大批在政府領薪水的專業理 論家、專業作家、專業藝術家和科學家。不論他們有無創造，有無新見解，照樣領 薪水。這種政策使大量的知識分子懶惰虛飄，可以有條件只說不做，甚至連說的責 任也不用負。這些人一般是比較富裕的，他們既能在政府裡拿工資，又能拿到自己 的稿費、演出費等。生活優裕，這就從實際生活中使他們不可能與老百姓息息相關 。他們成為既佔了社會的便宜又賣乖的人。孟德斯鳩說封建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拉 攏文化人，即那些所謂精英分子，叫他們成為實際上的被收買的貴族，使他們與民 眾真正脫離。 四、職業與良心的矛盾 中國知識分子的雙重人格還表現在良心與飯碗的悖逆上。知識分子在兩者之間常 常顯得十分尷尬。一方面，保住飯碗是很重要的。政府控制著幾乎所有的社會生產 和生活機構，沒有職業就沒有飯吃。知識分子又不可能那麼勇敢地丟掉自己的職業 都去幹個體戶。如果堅持真理，本著良心勇往直前，就會與當局決裂。這種決裂的 嚴峻性不僅包括精神上對話的權力，也失去很多物質利益。除了依靠政府，別無出 路。在這種形勢下，知識分子所作用的反抗就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知識分子是最覺醒的階層，他們應當最先最堅決最徹底的批評落後的社會專制政 體。但是他們同時又是最缺乏在惡劣條件下生存的能力的高級動物。他們最明白， 又必須裝得最糊塗才能生活的下去。這就使他們為了飯碗而對真理持曖昧態度。不 然就去冒「抱著真理餓死」的風險。中國是很重家庭的。即使知識分子個人能夠想 得通，不怕冒風險，也仍然要考慮到家庭的上上下下的成員。倫理關係的束縛，政 治的壓力是一個力，真理和知識的召喚是另一個力，這兩種力使中國知識分子的道 德出現了嚴重的分裂。 一九四九年以來，反右派、反右傾、文化革命、清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 是打擊的知識分子。所用手段都極其殘暴。這不可能不影響當代知識分子的行為方 式。在政治的打擊面前，在鮮血和生命面前，儘管知識分子知道自己真理在手，但 是在行為上仍然要考慮飯碗問題。他們的大多數是對真理保持沉默，即使那些被招 安的人，也不都是心甘情願的變節者。 一九八四年，費正清教授在一次談話說：中國似乎要發生什麼大災難。那時他說 那是一種預感。他預感到中國知識分子將有一場大災難。後來的幾年特別是一九八 九年的當局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就證明了這一點。世界史上幾乎所有革命都是 由知識分子領導的。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美國革命，都是這樣。他們先覺醒，先 吶喊，先反抗，如洪秀全，孫中山，陳獨秀，毛澤東。這些人都一個一個過去了， 中國的實際情況仍然是知識分子和當局的對抗最嚴重。鄧小平最怕知識分子鬧事， 他的慣用手段是「打」。五七年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他和他的同志們說要否 定文化革命，但是如果沒有消除文化革命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就是不會斷絕的。 或者人民永遠沉默，或者中國共產黨放棄這種作法走向自由和民主。看來這兩條路 在中國都不是容易辦到的事。中間道路是分權。分權可以分散人民的注意目標。但 是這是一種具有很高藝術性的政治方案，需要政治家的膽量和能力。分權和相對的 區域自由可能為知識分子找到新的機會，但是不能解決他們的根本問題，即對於社 會體制變革的要求。 當然，精英知識分子有他們自己的獨特的作用，這些人仍然是中國的倔強的喉舌 。他們不會被滅亡。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那些生活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經濟結構裡邊 的大量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接受了新思想的一代。他們生活在車間和試驗室裡，生 活在廣泛的中下層。他們的覺醒程度和處事方式對改變中國社會的作用比精英知識 分子的作用更大。他們最瞭解社會的結構特點，他們最知道社會的弊端和人民的要 求，甚至在策略上也比精英知識分子要來得成熟。這些認較少浪漫，也較為堅定， 又因為其數量很大，當局很難拉攏他們並使他們脫離民眾和實際而走向貴族化。這 些人是真正的平民知識分子，無論中國是走向民主政治，還是走向強人政治，真正 有意義的改革家和改革方案，還是要出自這些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