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中共學者考察西方人權 ·亞 衣· 據報載，中國大陸官方擬派遣一個由社會科學院法律學者為主體的代表團訪問北 美，以考察美國、加拿大在人權問題上的理論與實踐發展狀況。對此，有的華文報 刊不以為然，認中共派遣「御用學者」出國考察西方人權狀況「實在是多餘的無聊 之舉」。(見《世界日報》六月二十二日社論)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認為倘若這一大陸學者代表團真的成行，那麼身在美國、 加拿大的中國學者也應對之表示歡迎，以幫助他們全面地瞭解西方國家人權問題的 歷史與現狀，成功與缺失，理論與實踐。如有可能，還不妨共同引進人權問題的學 術討論。 在人權問題上的進步 人們不會忘記，當年某西方領袖訪問中國時意欲談論人權，是如何被「改革開放 總設計師」鄧小平蠻橫地頂回去的。在那時的鄧小平眼裡，人權是一個在中國不容 討論、不須討論的字眼。事實上，直至一九八八年底，「人權問題」在中國學術界 基本上還是一個禁區。只是在一九八八年底及一九八九年春，中國大陸知識界某些 人以紀念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四十週年及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為由，才出 版了一些論文、著作，提出了與官方或御用學者不同的觀點。 說來也真有點奇怪，「人權問題」真正堂而皇之登上大陸學術界講壇，成為公開 的學術討論會主題的事，發生在一九九零年九月，亦即中共史無前例地以機槍坦克 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六四屠殺一年多以後。四十多位專家、學者雲集中國人民大學， 舉行了「人權問題理論研討會」。當時我曾撰文指出，這種半官方的學術討論會是 一個進步，因為它畢竟開設了一個「可以討論人權問題」的口子，而且也確實在討 論了。 自此以後，中共官方除了羞羞答答地承認「過去對人權的研究是不夠的」外，對 於西方國家聲勢浩大的「人權討伐」，多少也作出了一些回應。例如： 鑒於美國朝野不少人士主張把人權問題作為給中國延長最惠國待遇之條件，中共 外交部發言人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聲明中除了對此種做法表示反對外，還承認， 「中國和美國對人權顯然有不同看法，因為它們擁有不同的情況，歷史背景和社會 價值。」該月底，《人民日報》還列出一份清單，表明了美國至今尚未簽訂(或未批 准)，而中共政府卻已簽訂之國際人權協定之目錄。 五月九日，中共總書記江澤名在全國殘廢人會議上發表講話談及對人權問題的理 解，即「國家的獨立主權、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他還解釋道，首先是要使十一 億中國人吃飽飯。現在，已經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的中國人民「充分享有與中國社會 發展程度相適應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利」。此外，「隨著現代文化建設的 發展，還要實現更高層次的和更廣泛的人權。」 在此之前，江澤民還與李鵬等人接待了美國「人權總統」卡特，耐著性子傾聽卡 特談論人權要求，允許他向外交學院學生發表演說。李鵬還在會見美國議員團、會 見卡特時闡述了自己類似江澤民的對「國家獨立權」、「人民生存權」的解釋。 無論上述回應是有理的還是無理的，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我以為都可視為一種 進步。談總比不談好，聽總比不聽好。相比以往中共領導人一聽及「人權」就斷然 回絕或以「內政」問題為理由拒加討論的狀態，現在的情勢，對提出和解決中國現 存的人權問題要有利得多。當然，這裡的所謂「進步」，是現象界和操作意義上的 用詞，不涉及形而上的「本質」問題。否則就無法討論。正如有人說過的，中共政 權抓人，你譴責它是「罪惡」;中共政權放人，你又說它是「陰謀」。這種批評方式 反而顯得批評者理虧。 基於上述分析，我以為中共現在決定派遣學者代表團來到西方考察人權問題，還 是值得歡迎的事。 御用學者也要打交道 海外某些評論家喜歡稱中共官方派遣的學者為「御用學者」，我不太贊成這種籠 而統之的稱呼。我也不瞭解將來美加考察的中共法學學者代表團成員名單，無法確 定其中是否全是「御用學者」。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在中共的一黨專政下， 一個學者既要在學術問題(包括人權問題)上為真理鼓與呼，又要保證自身的基本人 權不受損害(例如保證自己發表文字、言論的自由——即愛因斯坦所說人的「外在的 自由」不被剝奪)，是相當困難的。如果僅僅依據這些學者的某種觀點在形式上與中 共官方言論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就斷言他們是「御用學者」，似乎有失公允。此外 ，由於長期以來學術環境和學術規範的限制，有些大陸學者歷來以馬克思主義為個 人的專業方向(這一次代表團成員中恐怕也有專攻馬克思主義法學或人權理論的學者 )，如果以這種特定的研究方向為據判定某人為「御用學者」，恐怕更不合情理。 許多人會記得去年二月在芝加哥大學發生的故事。當時大陸教授代表團訪問該校 ，由於有些學生當場放映六四幻燈片，氣氛一度緊張。一位與會的長者曾對學生有 所勸阻，他說別讓這些教授為難，他們的使命不容易。當時的教授代表團成員、復 旦大學經濟學教授蔣學模先生曾拿過話筒大聲地說：「你們別搞錯了，我不是李鵬 !」 蔣教授之言中肯而精彩。儘管在美國攻讀經濟科學的中國學生大多不會愛讀蔣教 授主編的印數達一千萬冊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蔣先生確實算是一位安分的 學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而不是政府官員或政客。況且我大致可以斷定 ，對於六四事件之真相，像蔣教授這類學者，是不可能瞭解清楚的。 總之，對於學者，還是以學者相待為好。這裡包含有對學者之人權——做學問之 權的尊重。即使對於真心實意為中共政權服務的「御用學者」，也不要拒絕與他們 打交道。至少在學術上他們也代表著一種學派。跟他們保持交流的渠道，有利於對 學術問題及政治性學術問題(如人權問題)的更深入的探討。 說起「御用」，現在海外民運中很有名氣的陳一咨先生以前在北京是名副其實的 「御用」，嚴家其先生也曾一度被「御用」過。這種經歷都沒有妨礙他們現在從事 民運或搞學問。我想，在現時中共政權的「御用文人」中，很難說沒有陳一咨、嚴 家其式的人物。如果一概拒絕與他們來往，也許是很可惜的。 共同召開人權討論會 在去年的那篇評論中，我曾建議關心中國大陸民主進程的海外學人，可以與從事 法學、哲學、政治學及國際關係研究的大陸同行一起就人權問題進行探討和爭論， 甚至可以創造條件，共同籌備舉行「人權問題學術討論會」。我覺得，大陸學者人 權考察團的來到，為上述建議的實行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美西「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總幹事徐邦泰不久前告訴我，他們正在著手籌備一個 人權理論討論會，我想，如果這個會議能在中國學者考察團訪美期間舉行並邀請這 些學者參加，一定能為會議增添許多色彩。傅新元主持的「中國人權」組織歷年來 在理論、實踐上貢獻卓著，不妨也借此機會，主動約邀大陸學者一起探討中外人權 問題。海外學人和大陸考察團聚集一堂，會遇到許多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在這裡， 我不惴淺陋，提出以下題目以供參考。 1，關於江澤民的人權概念。江澤民提出的「與中國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的人權 ，是什麼含義?是否意味著中國人民現在享有的人權理應低於「社會發展程度」較高 的發達國家?所謂「更高層次」、「更廣泛」的人權，又包括哪些內容?江澤民強調 人民第一位的「生存權」或「溫飽權」，是否適用於因六四事件被捕的人員? 2，關於香港人民的人權保障。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最近責成英國政府要確保一九九 七年後香港居民的自由、人權，香港立法局也於六月初通過香港人權法。但中共發 言人表示人權法與《基本法》相牴觸。那麼，究竟哪些條款是相牴觸的?在「一國兩 制」的允諾下，九七年後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在人權上是否一樣或有什麼不同?其理 論依據何在? 3，關於美國政府的「人權清單」及中國政府的「人權清單」。對於《人民日報》 所列出的美國未簽字、未批准的國際人權公約這一事實，熟悉美國人權狀況的學者 可以作出說明;對於中共政府沒有簽字的許多國際人權條約(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大陸考察團學者也可以作出解釋。 4，關於馬克思主義人權概念。馬克思在他的著作(包括早期著作)中，對人的解放 與人的全面發展有許多論述。從馬克思的理論本身出發，中國大陸在人道主義與人 權的現狀上，與馬克思當年的設想和要求有多少差距?原因何在?毛澤東、鄧小平對 人權理論的理解，與馬克思有什麼區別? 5，關於中國與西方、與蘇聯及東歐諸國的人權現狀的比較。美國報紙公開揭露了 洛杉磯等地警察濫用權力侵犯人權的事實，中國大陸報紙是否有對侵犯人權事件的 揭露?中國大陸(包括西藏)在人權現狀上有哪些主要問題? 上面所列，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學者們都具誠意，在心平氣和的平等的學術討論 中，會出現更多值得反覆深究的話題。這種討論無論就長遠影響看還是從眼前的功 利看，也無論大陸學者考察團是否把討論的詳情細節全部轉達給中共當權者，我以 為對改善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都是有益的。 中國人的人權概念 記得去年四月，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一次人權問題理論討論會上，黎安友教授 提出海外學者應當研究出一個可以說服中國人接受的人權概念。他認為西方天賦人 權論所意含的一個自然人所天生擁有的權利在他進入社會中也不可剝奪這種觀念， 難以被中國人接受。因為中國人認為人一生下來便是社會人。他還主張在中國傳統 文化(比如「仁愛」)中尋找、發掘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概念(大意)。當時我簡略 地介紹了近幾年某些中國學者對於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 以說明認為「人只是社會人」的傳統理論在大陸學術界不再佔絕對統治地位;我還以 「食、色，性也」此句為例，表明在中國古老傳統文化中有著對人的自然本性肯定 的內容。 事情過去一年多，我覺得黎安友先生當時提出的問題仍然是很有意義的。我想大 多數學者不會贊同中國政府領導人提出的所謂中國的獨立的人權標準的說法。但是 ，沿著中國文化的脈絡，尋求易為大多數中國人接受的人權概念、理論解釋，卻是 值得下攻夫去做的事。 如同「民主」、「自由」、「科學」這些概念一樣，「人權」(HUMAN RIGHTS)概 念也是外來的。對中國人來說，這些概念都有一個消化、吸收過程。況且，概念的 發育、解釋常常比概念的發生、提出更重要。這幾年來海外民運人士對「民主」問 題展開的多種爭論也說明了學術界應當在西方進步思想的引進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人權問題本身不是一個政治問題，但在現實生活中，它又與政治關係緊密。因此 ，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絕不是中國學者們所能夠決定的。但是，在理論與實踐上 加強對先進國家人權狀況的考察，同時探求易為廣大中國同胞接受的解釋，卻是海 內外中國學人義不容辭的重任。希望大陸學者考察團來到美國之機，能夠成為這一 課題的研究的良好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