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春》出版第一百期賀

·宦國蒼·


  《中國之春》雜誌出版第一百期是值得慶賀的。近九年來，這份雜誌在海外起到
了政治反對派的喉舌的作用，為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多元、法制與人權吶喊。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之春》的出版和中國民聯的成立與發展過程也是海外民
運的成長過程。當然，「六·四」之後，民陣、學自聯以及最近正式成立的中國自
由民主黨也是近二年來的海外民運的重要組成部分。八年多以前，當王炳章、梁恆
、盤瑞文、汪岷和我本人等其他幾位朋友開始創辦雜誌時，條件是頗為艱苦的，而
雜誌的組稿，編輯，發行水平也是較差的。經過以後各屆主編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共
同努力，在逐漸增多的作者和讀者們的關懷與支持下，《中國之春》雜誌堅持自己
的立場，辦出了自己的風格，已經成熟了。
  我雖然僅僅參與了《中國之春》創辦之後的三個月的編輯，但這八年多來一直是
這份雜誌的熱心讀者。從一個研究了一點政治學的書獃子的角度看，我一直認為，
共產黨國家的比較大規模的改革是其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和文化、意識形態結構
解體，並且向民主體制與市場經濟過渡的一個起點。這就是所謂的由改革向變革的
過渡。我也一直認為，即使在改革進展十分順利的條件下，社會與歷史也都需要各
種形式與內容的反對派。而有組織的，「體制外的」政治反對派的形式與發展則尤
為重要。這不僅是因為最徹底的改革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且因為「體制外的」
的反對派的形成是以一黨專制為特點的共產黨制度產生「質變」的起點。實際上，
任何較大規模的體制改革都會為「體制外的」反對派的產生創造一定的條件，而它
的發展則要取決於改革的進展(包括其危機)和反對派自己的奮鬥。民主的多黨制從
來也不是改革派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恩賜」給尚未具備政治反對派氣質的人們
的。政治，從非民主的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是「治理眾人之事」。從現代政治學的
角度來看，則是各種利益集團甚至個人之間的競爭。而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之間
的區別之一則是競爭規則是否公平，或大體公平。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每一個
階段中，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個人和作為政治反對派的組織與團體都是不應該缺少
的。甚至在美國、西歐的一些國家，這些個人與團體也在發揮其歷史作用，不斷地
完善已有的民主體制。人們只要會回憶一下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的過程與
成果，就可以理解反對派的重要性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為，在國內沒
有條件形成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的條件下，海外民運的歷史使命之一就是
「唱對台戲」。至於「對台戲」怎樣唱，唱什麼或者是否唱得有聲有色則要取決於
演員的水平與觀眾的口胃。這一點，大概是多年來批評海外民運為國內改革「幫倒
忙」的朋友們所不理解的。實際上，「不許革命」的邏輯就是一元論。
  當然，海外民運的發展也與國內形勢及海外留學生的思想現狀有關。從一九八二
年秋天中國民聯成立到今天，國內形勢與海外留學生的思想狀況都有許多重大的變
化。在這些方面，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九年的兩次學運都是轉折點。一九八七年初
，由楊小凱、於大海、李少民、王炳章等人發起的簽名運動是海外留學生思想成熟
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際對國內學運的聲勢浩大的聲援示威
則是一個更為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人們對民聯、民陣、學自聯、自
民黨等民運團體的支持、理解或容忍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近一、二年民聯的
聯歡會上，人們更多地看到一些原來以各種方式反對過民聯的朋友們。這一現象本
身也說明了海外民運的生命力。
  作為一個《中國之春》的長期讀者，我希望它繼續作為海外民運的喉舌，為中國
的民主事業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