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對不對話，而是怎樣對話 .丁 楚. 分歧是怎樣對話 六四之後，海外民運曾進行過兩場大論戰，一個是去年的「暴力革命」大論戰， 一是今年正在進行的「接觸對話」大論戰。今年二月，於大海和伍凡提出與中共對 話作為民聯主席的主要競選綱領，在民聯內部引起了爭議。五月二十四日，朱嘉明 、李祿等人發起的關於對話的公開信，更把這一爭論引向了社會。支持者認為這是 「突破僵局」，反對者則斥責為「綏靖主義」。 論戰雙方都把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是否應該與中共對話上。而我認為問題的關鍵並 不在這裡。其實，即使贊成對話的人也絕不是毫無條件的。至少沒有人同意會在不 平等的條件下對話。而反對者也並非拒絕一切形式的對話和有具體條件的對話。例 如批評於大海對話政策的葉寧就曾表示他贊成喊話而不贊成對話，所以他積極參與 恢復六四之聲電台的工作。又如，批評對話政策為「投降主義」的自民黨人士也只 是反對和雙手沾滿鮮血的李鵬政權對話，可是如果強硬派倒台了，中共的溫和派上 台，和不和他們對話呢?顯然，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真正分歧在於對話的時機、形式 和條件，也就是說爭論的焦點不是應不應該對話，而是怎樣對話的問題。 對話的形式 在政治中，對話可以有兩種意義。一種是要通過談判得到某種結果，另一種是「 作秀」，作給旁人看，意在引起人們的支持和同情，樹立理性的道義形象。同一個 談判，不同的著眼點，就會有不同的評價。例如，六四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侯德建等 人代表學生和軍隊的談判，如果以劇場效果來衡量，這簡直就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這種場面和絕食高潮時學生沖掉了和政府的談判的場面形成反差，其對話就顯得毫 無可以稱道之處。可是如果以談判結果來衡量，這個談判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因為 它保存了上千人的生命。 著眼於結果的談判最好是不公開過程而公開結果，以便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回 旋餘地。而作秀式的對話顯然並不在乎對方聽不聽，而是講給觀眾聽的，所以當然 以公開為前提。不過，即使作秀也會有不同的著眼點。 一種著眼點是給對方以難堪。在海外，這種意圖的對話最常見。一些中共的外交 官到僑界或留學生聚會的公開場合常常受到這種對話的待遇，陷入窘境。這種對話 形式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在群眾面前暴露中共理論的荒謬和中共官員的愚蠢。在「六 四」之前，海外華人對共產黨的自我改革還存在幻想的時候，也許這種形式的對話 還有一定意義，可是「六四」之後，當中共當局的罪惡已經成為無需論證、眾所公 認的事實時，當反對它的聲音已經成為壓倒優勢時，這種對話方式的意義就不是很 大了。它有時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本來那些共產黨的官員也不相信他們自己講的東 西，只不過是公事公辦應付場面，可是如果他們受到羞辱，反而會惱羞成怒，為了 自己的尊嚴，認真地捍衛起官方的立場來。 另一種著眼點是對話本身而不是對話的結果，這就是所謂「談判談判，談而不判 」。這種對話的用意並不在於得到什麼具體的結果，而是民間團體通過和官方的對 話取得和對方平等的地位，或事實上被承認的合法地位，同時通過長期對話，將朝 野雙方相互溝通的渠道確立下來。在一場結構性的政治變革中，這種溝通渠道的建 立比對話所能產生的結果具有更深遠的意義。例如，如果在六四之前，北京的學生 團體能夠將和官方的對話維持下去，無論這一對話的條件多麼不盡人意，都會具有 重大的政治意義。況且，既然並不在乎對話的結果，條件不盡人意又有什麼關係?只 要將對話拖下去，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就是勝利。 還有一種公開對話的著眼點是通過對話過程來向人們宣傳自己的主張，爭取輿論 的支持。也許有很多人認為，共產黨蠻不講理，和它對話是對牛彈琴，毫無意義。 可是如果把對話的著眼點放在旁邊的聽眾而不是牛身上，這種對話就會有很大的意 義。只要越來越多的聽眾欣賞的是琴聲而不是牛叫，對話的目的就達到了。 不同的著眼點，可以提出不同形式的對話。我相信，今天海外提出對話的人們都 是著眼於輿論效果，而不是對話的內容，都主張公開的對話，而不是秘密談判。所 以指責他們為投降主義是毫無道理的。值得商榷的只是，提出與中共對話的時機和 條件是否能夠取得有利的輿論效果。 對話的時機 對於相對弱小的一方，什麼時候提出對話，具有至關緊要的意義。儘管可以把對 話作為一個建立良性互動關係的基本戰略原則，但什麼時候提出，什麼時候強調， 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剛剛在一場對抗中打了敗仗，轉口提出要和勝利者對話，那麼在別人眼裡 就會覺得很滑稽，你只會自取其辱。如果在對方眼裡，你的份量小得可以忽略不計 的時候，你提出對話除了自討沒趣外，也不會有任何結果。類似的情況，即使作秀 ，也不會有好的影響，只會產生喜劇效果。 我個人一貫主張把對話作為民運陣營的基本戰略，但我不認為目前是提出或強調 與中共當局對話的好時機。民聯三大時，胡平就提出了以對話代替對抗的方針。只 要民聯以後沒有通過其他的決議否定這一方針，那它就有延續性。胡平的繼任者如 果認為有對話的必要，繼續實行這一政策就行了。如果覺得時機不宜對話，不提這 一方針就行了。總之，無論如何都有主動權。 新一屆的領導人在當前的形勢下重新強調對話方針，並把它凸出為主要的施政綱 領之一，顯然不會產生好的輿論效果。首先，支持者不會增加，因為你沒有提出比 前任更多的東西;相反，反對者會大大增加，因為剛剛經過「六四」的血腥對抗，朝 野雙方的情緒都沒有恢復正常。 這並不是說，在一場力量懸殊的對峙中，弱方不能提出對話的主張。對話有兩種 提法，一種是抽像的對話，沒有具體的事項和對象，另一種是具體的對話，有特定 的人和事件。在當前的形勢下，泛泛地強調一攬子對話，或者只是抽像地提出對話 ，如果中共不予理睬，很容易使自己陷入難堪。可是如果抓住某一個特定的事件， 提出有具體項目的對話，或者抓住某一個時機，和具體的人對話，就可以使自己變 得主動。總體的劣勢，未必不能有局部的優勢或均勢。在總體力量的對比上，也許 你在中共眼裡是無足輕重的，可是這並不排除它在某一個具體的事件上繞不開你， 非面對你不可。全面對話或高層次的對話局面，都是從低層和具體的接觸開始的。 共產黨對於自己的反對派，一般都有三部曲。第一是不睬，第二是圍剿，第三是 招安。 在第一個階段，共產黨根本不認為你能對它產生威脅，所以乾脆不睬你，免得為 你製造新聞。「六四」一年之後，中共基本上穩定了國內局勢，對海外民運採取的 就是這種政策，期望它自生自滅。在此時提出全面對話的主張，既不可能有實質性 的結果，也不容易有作秀的效果。此時需要的是製造事件，然後抓住時機，在具體 的事件上與具體的對象對話，從而打開局面。 在第二個階段，當共產黨感覺到你產生的威脅，會展開全面的批判，實行全面的 迫害。此時提出「以對話代替對抗」的全面對話主張，最容易產生道義上的力量。 你不講理我講理，一邊是牛叫，一邊是琴聲，旁觀者同情誰，支持誰，很容易作出 判斷。 在第三個階段，當共產黨開始招安的時候，就說明它已經開始主動要求對話了。 這時當然是全面對話的最好時機。不過民運隊伍中可能會產生一種擔心，怕梁山泊 的好漢們都到朝廷做官去了。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此時對話的主動權已經在 反對派手裡，完全可以外線作戰，是梁山干預朝廷的事情，而不是朝廷安排梁山的 事情。 總之，即使對話是一個無可非議的事情，在不同的時間和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也 會產生不同的後果。一件正確的事情，只有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以正確的 方式去做，才算真正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