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 手」 ·楊小凱· 那是個陰冷的冬日，我抱著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號的牢門就踩在那看似寒徹入 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進二十三號那厚厚的牢門，我仍感到南方那帶有潮氣的清 冷。徐絡腮把門重重地關上，隨著匡啷一聲落鎖的聲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適應了 號子裡的昏暗。我發覺與我同案的「省無聯」的其他頭頭已在這裡。他們中有高校 風雷的領袖周國輝，紅旗軍的頭頭畢健，湘江風雷的頭頭張家政，文藝界的宋紹文 。 「省無聯」全稱「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是二十幾個各行各業長 沙的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會籌備小組中沒有官位的造反派組織的聯合。 「高校風雷」(大學生中的造反派)，「紅旗軍」(復員軍人的造反派)，「紅中會」 (中學生的造反派)，「文藝界紅色造反團」(文學家、藝術家的造反派組織)，「教 師聯合會」(中小學教師的造反派組織)都參加了「省無聯」。 張家政這時看去像個馴服的小人物，每天忙於各種精細的工藝活。他幫宋紹文裝 訂、裱糊一個精緻的本子，裡面收集了宋紹文在看守所的書法練習。他還常被徐絡 腮叫出去繪製各種歌頌毛澤東的油畫和用石膏製作各種毛澤東像。這在看守所是一 種特殊的待遇，因為出號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號子裡大得多 的行動自由。張家政這時的目光看去馴服而沒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個千方百計謀 生計的藝人。大家這才記起他文革前是「大眾」電影院的畫家，專門繪製各種電影 廣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風雷」剛平反時。張家政文革初被當局 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親是共產黨於一九五一年鎮反運動中殺害的國民 黨官員。他與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工人一起組成了一個准政黨型的 跨行業政治組織「湘江風雷」，要求當局為他們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當局發動的 鎮壓造反派的運動中，「湘江風雷」被當局定為「反革命組織」。張家政被捕入獄 。後來這個運動被造反派稱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澤東支持「湘江 風雷」平反，張家政被釋放，並馬上參加指揮造反派與保守派(紅衛兵)的武裝衝突 。那個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長沙市靠湘江邊的海員俱樂部看到他與湘江風雷的其他 負責人在一起策劃戰事。一位湖南醫學院的女學生告訴我，張家政一出監獄就和她 談到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政治衝突，他聲稱他手中有周恩來反對毛澤東的證據。 到一九六八年二月當局鎮壓「省無聯」時，張家政又被拘留。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 「指揮武鬥」，還有「反對周恩來」。 周國輝是湖南大學的學生，這時他看去與張家政截然相反，他還保持著他那在野 政治家的風度，絕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評論時局，批評當局。而張家政早與 政治話題絕了緣。 一個溫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號的第三天，號子門不斷地開關，好幾個樣子看去 奇奇怪怪的人被送進這個號子。一個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學教員，一進號子就告訴我 們，他是被當成「省無聯」的「黑手」抓進來的。他參加了「教師聯合會」，加上 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煩。我問他「你因為什麼事被打成右派 ?」他頓時來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劉少奇，結果被劉少奇的死黨打成了右 派。」另一位瘦長而有對三角眼的陳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參加省無聯要求當局為他 平反而被捕的。還有位七十多歲老得滿嘴牙齒都掉了的張伯倫(他的名字聽去與英國 二次大戰時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責與國民黨有關係，因利用省無聯為他自己 過去的罪名翻案而成為「操縱省無聯的黑手」。 周國輝看著這些怪模怪樣的人輕聲對我說：「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問題的人 。當局有意將這些政治上不乾淨的人與省無聯聯繫起來，以便證明我們有罪。」 一位穿著中式對襟棉衣，沒有右手的新來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膚色黑黑的，嘴 唇厚厚的，說一口岳陽腔很重夾著長沙腔的普通話。他的名字「劉鳳祥」聽去有點 耳熟。他一進二十三號就與其他右派朋友交換消息。顯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干 的右派記者在我們號子裡呆了三個多小時，又被轉到別的號子去了。肖干一進二十 三號，劉鳳祥就迎上去與他輕聲交換外界的消息。劉鳳祥的一句問話「軍隊的情況 怎麼樣?」飄進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驚。 第二天我才想起來，人保組的人審訊我時曾專門問及這個劉鳳祥。他們問話中的 劉鳳祥簡直是個神通廣大的傳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劉鳳祥卻其貌不揚。我問他的手 是怎樣斷的。他告訴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報任主編時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廠 勞動改造時，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機器切斷的。又是一個右派。我問他什麼原因被 打成的右派，他告訴我：「我們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們就批判舊 省委的走資派，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號不久，我們開始意識到，這批與省無聯案有關的人員集中在一塊， 馬上會有一次對省無聯一案的判決了。我們互相交換消息證實，所有轉到二十三號 來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的狀況轉為正式被省「人民保衛組」逮捕。儘管「 大難當頭」，二十三號的人們仍舊迅速重建了他們的娛樂。我們又用紙片和飯粒制 作了象棋和樸克。我的棋友經常是劉鳳祥。 劉鳳祥下棋時告訴我他「拜讀過」我的「中國向何處去」，非常欣賞。我告訴他 ，我目前的政治哲學已與寫「中國向何處去」時非常不同。寫那篇文章時，我有對 理想主義的追求，我認為民主整體應該是民選的，如果不是民選的，就應該改變。 而現在我已完全沒有理想主義了。我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歷史而 變化，所以歷史會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我告訴劉鳳祥，過去我關心的 問題是「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怎樣」。今天我問的卻是：「這 個世界會怎樣發展」。最壞的事，最黑暗的歷史也許就發生在我們一生的時間內， 因此關於好壞是非的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 情。 晚飯後，人們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樸克，有的在談天。劉鳳祥坐到我的床邊輕 言細語地對我說，「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實在是非常殘酷，很多知識分子因此信奉 一種純客觀主義，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真正的是非善惡，認為這種主觀判斷沒有任 何意義。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種真正的罪惡，這在歷史上一定會成為公認的定論，這 是客觀真理，不是隨意性的主觀判斷所能改變的。」我非常吃驚。他的口氣像一位 傳道者，那麼自信，那麼認真，與談天的口氣那麼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觀點，與 他在眾人面前所表露出來的完全相反。我當著眾人問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時，他把 自己打扮成反對走資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裡，他卻對文革持 徹底否定的態度。 我倆的交談自那天以後越來越多，偶爾周國輝也參加我們的交談，但畢健、宋紹 文、張家政由於對「右派」懷有戒心，從不參予我們的交談。他們不承認自己是「 反革命」，即使到了監獄裡也與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對共產黨的政治組織 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這個社會，我相信在持與當局不同政見 和仇恨他們這一點上，我與共產黨詞典中的「反革命」沒有什麼兩樣。劉鳳祥也有 意保持與張家政的距離。他告訴我，他在勞改、勞教單位已生活過多年，對其中的 複雜和黑暗的人事關係已有豐富的經驗。他可以根據一個人為人處世的性格，氣質 及他的背景來判斷他是否會成為一個向「幹部」密告自己的人。據他分析，張家政 一定是會做這種事的人。因為張家政處事時很能理解別人的喜好，很能強制自己去 迎合別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對當時的政治明星就有過一個廣泛的評價，我 對張家政的評價是『沒有真正的政治頭腦，卻很能玩弄小小的權術』，劉鳳祥用一 種政治評論家式的口氣說，「你看得出來，他很會在生存競爭中適應環境，這在他 體會「幹部」迫切需要犯人情報的願望和克服自己在向當局告密的人格障礙方面都 不會有問題。」 十一月一個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號的人被押上卡車到長沙的東風廣場開宣判 大會。我們被銬上手銬。被判處死刑的湘江風雷的頭頭陳本望被上了腳鐐(他被關在 另一個號子，被控為文革武鬥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掛了一塊大牌子，從牌子上我 們可以看到加於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十年徒刑 」。張家政、周國輝的罪名與我相同，但張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國輝是七年。劉鳳 祥和其他「省無聯」的黑手們除了「現行反革命」罪名外，還有「右派份子」或「 國民黨殘渣餘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東風廣場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組織集會的地方，也是當局宣判犯人和組織集會的地 方。那次宣判大會，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織，很多省無聯敵對政派的 人都去參加了。會場大約有五萬多人。我們三十幾個被判刑的人被荷槍實彈的軍人 押著，跪在會場前的一個大台前面，兩個軍人用手按著一個犯人的頭，稍有動彈， 軍人的槍托，腳就朝我們頭上、身上飛來。 我聽到對自己的宣判詞，除了指陳我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外，竟指陳「其父 於一九五九年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兄、其舅於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其 母於文革中『畏罪自殺』。」作為我從來就仇恨共產黨的證據。那天的宣判使我失 去了對這個社會的任何信任，這真是一個充滿仇恨，歧視，迫害，沒有任何公正而 言的社會。劉鳳祥的判詞指陳他插手省無聯，鼓吹「走省無聯」的道路，並遊說省 無聯頭頭「上山為匪，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條加諸於他的罪名是在全國串聯 ，組織右派鬧翻案。 宣判大會後，我們被軍人押解著分乘幾輛卡車在長沙全城「遊街」。那是文革中 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對省無聯充滿著同情，不時可以聽到人們在為我歎息「真年 輕。」，「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幾個我過去的同學一直跟著汽車走遍長沙 城，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到二十三號，我一心開始盤算自己的未來。我對判刑的第一個反應是希望有機 會參加一個反對共產黨的政治組織，推翻這個可惡的政權。等我冷靜下來，我開始 盤算怎樣在勞改隊越獄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許我必須下決心學 會扒竊的本事。那天夜裡，我將自己的心思告訴了劉鳳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對我 的打算。他溫和地對我說，「我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擊時 ，我的反應與你一樣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對於政治犯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事。如 果政治局勢不變，你跑出監獄或滿了刑，你的處境一點也不會變好。就像我們三年 勞教刑期滿了一樣，政治迫害和歧視一點也不會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勢變了 ，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間就會煙消雲散。」深思熟慮的話語不緊不慢地從他那厚厚的 嘴唇出來，那沉悶的音調本身對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頓一頓 ，繼續道，「你這種反應也許反映了你對政治局勢的一種絕望。你知道赫魯曉夫批 判斯大林時的一些動人場面嗎?好多知識分子發狂地支持赫魯曉夫的批斯大林運動， 特別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這一天的，你不相信嗎?如果 你有這個信心，就用不著策劃逃跑了。」 從那天晚上，我對劉鳳祥有了一種崇敬，我從心底裡愛他。那天我從他口裡知道 了與他的判詞有關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確在全國串聯組織右派鬧翻案 。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產黨一九 五七年迫害右派的黨內文件。他與他的右派朋友們把這些文件抄成大字報，印成傳 單，到處散發，並動員所有右派起來鬧翻案。他們認為省無聯是政治傾向與他們最 接近的政治組織，於是決定支持省無聯。他曾與省無聯的頭頭張玉綱談過多次，宣 傳他的政治觀點，並提醒張玉綱注意武裝鬥爭的可能性。(這就是判刑中的煽動「上 山為匪」)。為了讓市民知道右派的觀點，他還讓右派朋友們把彭德懷一九五九年批 評毛澤東的「萬言書」抄成大字報，以「反面教材」的名義貼在大街上。一九六七 年下半年那段時間，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報，並利用 這些小報為右派翻案。省無聯的教師聯合會的報紙為長沙有名的右派楊美南翻案就 是一個例子。 第二天夜裡，我們互相都覺得有了更多的瞭解，因此深談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難 忘的一堂現代中國政治歷史課。劉鳳祥從反右運動開始，用他沉著的男低音向我和 盤托出他的政見。 「中國現代史上的很多悲劇起源於一九五七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蘇 聯的反斯大林運動揭露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魯曉夫發起了一個 社會主義民主的運動。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肅反運動中的冤案，而且在蘇聯搞了 個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希望能避免斯大林肅反的重演。作為國際共運一份子的中 國共產黨也在中國搞起了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運動，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大 字報和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運動。毛澤東為發動這個運動作了一 個內部報告，這就是後來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是公開 發表的文本與最初的內部報告強調的重點完全相反，內容根本不同。聽過毛澤東這 個報告錄音的人都知道這個報告的重點是提倡社會主義民主，企圖試一試某種『自 由化』的政策，以此來避免斯大林肅反的重演，毛澤東的初始意圖的確是真誠的， 並不像他自己後來說的那樣：『放長線釣大魚』。但他在發起這個大鳴大放運動時 錯誤地估計了一九四九年後的形勢和民心。 「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使國內出現了安全和繁榮的景象，到處是共產黨萬歲的 聲音。但是這是一種表面現象，老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用政治運動治國的方式，對肅 反等運動中侵犯人權，對共產黨用官僚制度管理學校都很不滿。不過這些不滿在共 產黨的強權的壓制下沒有機會發洩。而毛澤東卻以為全國人民是真心擁護他，以為 知識分子是真心擁護共產黨和這種新制度，根本忘記了自己的威望和權力是建立在 一個血腥鎮壓的暴力基礎上。基於這種錯誤的估計，毛澤東真正想讓知識分子來批 判共產黨和參予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討論。據說毛澤東決定發起這個運動時，赫魯曉 夫就反對，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讓知識分子 自由批評政治一定會出亂子的。毛澤東不聽他的勸告，還是搞了大鳴大放。結果不 出赫魯曉夫所料，大鳴大放開始不久，毛澤東發現知識分子根本不是真正擁護他， 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這時毛澤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準備進行鎮壓。那 時赫魯曉夫又表示過反對，認為既然已經放開讓人鳴放，就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式 來壓制。毛澤東又沒有理睬赫魯曉夫的意見，來了個反右派運動。這個運動使人們 再也不敢講不同意見，這就造成了大躍進中的局面，對一些極其荒謬的事，大家都 指鹿為馬。像《皇帝的新裝》中一樣，明明看見皇帝光著屁股，眾人卻連聲稱讚皇 帝的華麗新裝。」 劉鳳祥用一種自信的口氣象批評一個劣跡的小孩一樣批判當時任何人都不敢懷疑 的毛澤東。他的態度，更是他的語氣，如此動聽，我被他深深感動了。他娓娓繼續 道：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的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已經表面化，彭德懷在忍無可忍的 情況下上書毛澤東，舉了很多具體的調查材料，希望毛澤東能認識大躍進的錯誤， 結果反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這就使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愈演愈烈，最後終於 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潰。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 不得不承認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錯誤，這時過去曾經積極支持過 毛澤東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倒向贊同彭德懷的觀點。毛澤東口頭上雖已認 錯，實際上卻對劉少奇等人的倒戈懷恨在心，千方百計企圖改變被動局面。他在八 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後來又搞學習解放軍運動，革命化運動， 和社教運動，都是企圖削弱和打擊在毛彭之爭中倒戈和右傾的劉少奇、鄧小平。文 化革命正是這一努力的繼續。」 夜已深，眾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劉鳳祥坐在床上牆角，他的聲音低得只有我聽得 見。我像在黑夜裡看見了光明，聚精會神地聽他。在周圍充滿著無知的政治狂熱和 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脊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危及每個中國 人的安全的時代，劉鳳祥的這段歷史深使我感到一種精神享受。我體會到為什麼右 派朋友們在稱呼他時都故意把「斷手」發成「舵手」。特別是他的很多觀點與我和 程德明的討論不謀而合，更使人有種人心所向的信心。 我與宋紹文，畢建，張家政已沒有什麼政治話題可談，他們雖然是文革中的政治 風雲人物，但與劉鳳祥比較，他們只是糊糊塗塗捲入了一場政治鬥爭。他們並不懂 文革這場變動為什麼發生。他們都在忙於準備去勞改隊的行裝。只有張家政將去監 獄，因為他的刑期超過了十五年，這是去勞改隊的最長年限。他們看去已完全失去 了政治靈魂，變得麻木不仁。 另外一件大家都關注的事是臨去勞改隊之前與家人的一次見面。我們被關押都已 近兩年，兩年來被禁止與家人見面，但在被判刑後，有一次機會與家人見面。宋紹 文的老母將來看他，他再三囑咐母親給他帶一隻做好的熟雞來吃。兩年的拘留已使 他從一個有大肚子的胖子變成一個瘦得眼睛陷進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劇 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於是參加造反派要求當局給他平反，最後捲入「省無 聯」。他母親來的那天帶來了一鍋雞，但被徐絡腮拒絕，宋紹文只能看著她把一鍋 香噴噴的雞又帶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親告訴他一個令人傷心的消息，他的美麗的 愛妻梁契已提出與他離婚，並將他一輩子的上萬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長沙文藝 界演員中有名的美女，毛澤東來長沙時都專門要她陪舞。宋紹文造反時，梁契一直 與他在一起。這次宋紹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終於與他反目。他覺得離婚可以理解， 但將他的存款全部佔有，卻使他大感意外。那個時期，社會是不會保護「反革命份 子」的財產的，政府不但鼓勵反革命份子的配偶與之離婚，而且鼓勵家屬、子女從 政治經濟上與反革命「劃清界限」。每天家屬見面都有一些類似的傷心事，不少人 紅著眼圈，流著淚回到號子裡。 我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不能來看我。劉鳳祥知道我父親，他支持 我父親一九五九年對大躍進的批評。我告訴他，我在文化革命中與父母的政治觀點 不相同。我在六七年初毛澤東支持造反派衝擊共產黨官僚時親自經歷了市民對省委 官僚的衝擊。我發覺市民對包括我父母在內的黨官僚的不滿是由於文革前他們對平 民的壓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對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們卻造了父母 的反。我曾經向她瞭解她對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對造反的支持，一點也不同情我 父母的處境。那天我和劉鳳祥坐在他的床角一邊下棋一邊談著我的父母。他用一種 武斷的口氣說：「兒子絕不會真正反對父親的。」我問他「這是你對中國人父子關 系的看法，還是適用於全世界?」他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 注視我說：「問題是你父親的政治觀點是對的，你參加造反也是對的，微妙就在這 兒。」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釋道：「毛澤東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派』，及平民之間的衝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澤東 、林彪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後，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 受過當局迫害的人起來造劉少奇、鄧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傾機 會主義份子』，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都打著批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招牌起 來造反。而當時在朝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派的保守派為了表示自己的正統， 都採取壓制迫害這些『右派』，『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知識分子的態度。這就形 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前者打著毛澤東反對右派的招牌迫 害在野的右派，而後者打著改造走資派的招牌反對在朝的右派，毛澤東在文革中重 新將政治權力從黨內保守派手中奪來就利用了這個在朝右派與在野右派之間的『歷 史誤會』。」 劉鳳祥曾在農場、工廠勞教。他入獄前在長沙一間勞改工廠「新生開關廠」當圖 書管理員。他勞動教養三年期滿後就一直留在那個工廠。他告訴我，在他的右派朋 友之間，文化革命開始後就在爭論應該支持造反派還是應該支持保守派。從經濟文 化政策方面而言，他們喜歡周恩來，但從對當權派迫害右派的態度而言，他們喜歡 造反派。最後大多數右派份子在文化革命中多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上鬧翻案和反對 當權的官僚。 「我和我的朋友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沒有直接捲入文革。 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們認為軍隊介入文革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衝突逐 步轉為林彪與周恩來的衝突。特別是劉少奇垮台後，毛澤東與林彪的利益衝突。周 恩來這人的個性是絕不會搞政變的，他像中國歷史上周朝的周公旦，即使有政變的 機會，他也不會奪毛澤東的權。但林彪的性格卻相反，他是個喜歡出奇制勝的人。 劉少奇倒了後，所謂『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毛澤東樹林彪是為了 打擊劉少奇，劉少奇一垮，毛澤東的主要危險就是林彪了。」 我聽他這麼一說，大感詫異。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這已寫在中共九大的黨章 中，全國人手一本的毛語錄中全有林彪的前言，毛澤東與林彪公開破裂實在是常人 當時難以想像的事。但是劉鳳祥那自信的語調使我完全信服了他的判斷。他繼續道 ：「正是估計到林彪毛澤東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我判斷文革可能導致重大政治變動 ，我們才決定捲入文化革命，支持造反派。」 我們被判刑後一個月，長沙又開了一次宣判大會。那天早上我們從前窗看到左家 塘看守所中間的空坪中站著將被判刑的人。他們被押出看守所後，判刑的佈告由徐 絡腮分發到所有號子。陳三才接過佈告在那裡大聲念判詞。我湊過去看，頭條竟是 張九龍的判決書。張被以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與他同案的有將近十人 被判了刑，其中毛治安和王士坤的名字我已從張九龍的口中聽熟了。 劉鳳祥聽說我認識張九龍，馬上問我張的案情，看似他對「反革命集團」案極有 興趣。我盡我所知將張九龍的情況告訴了他，他非常有興趣地問及一些細節，特別 是張九龍對古巴人格瓦拉式的游擊戰爭的觀點，以及張九龍對秘密政治組織的經驗 。看得出來，劉鳳祥對地下政黨活動極有興趣，並已經對這類事情想過很多次了。 又一次棋局，我倆都沒把心思放在下棋上，他在自言自語似地談地下政治活動的 可能性。「用我這樣的效率向你講解我的政治觀點，我十年內頂多能說服一千人。 用這種效率來反對共產黨實在是太低。而共產黨控制著所有電台，報紙，印刷出版 機構，如果沒有文革中造反派自己掌握一些宣傳工具的機會，要想將足夠的群眾卷 入我們的政治活動實在是不可能。」 我問他，「那武裝反抗現政權可行嗎?」 「如果毛林不發生衝突，」劉鳳祥沉著自信的樣子，聽去像一個精於算計的賭徒 正準備下大賭注一樣，「任何武裝鬥爭都不可能。這是因為在鐵路運兵和公路運兵 的條件下，當局能在短時期內集中大量兵力。正像一九六二年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 時，共產黨依靠鐵路在極短時間內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這種迅速集中兵力 的能力使武昌起義式的武裝暴力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張九龍這類地下政治活動會有機會成功嗎?」我背靠著牆。我那時對積極的政 治反抗極為神往。「孤苦無告，樹黨樹訴」代表了我當時的心態。 劉鳳祥慢慢把一個過河卒向左邊移動一步，「在目前中國的條件下要搞地下政黨 活動而不被破獲，幾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坐過來看我們下棋，我們這種有殺頭危險的談話就此中止了。想不到我們在 左家塘再沒有機會深談這個題目，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被押送到岳陽洞庭湖中的一個 小島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