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震撼世界的變局 --蘇聯問題座談筆錄 .本刊記者整理. 丁楚(主持人)： 最近蘇聯的局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我們今天開一個小型的討論會，以漫談形 式，發言簡短一些，可以插話。希望大家圍繞著以下幾個問題：1)蘇聯的流產政變 說明了什麼? 2)蘇聯今後的形勢演變的分析展望。3)蘇聯的局勢對東歐各國改革的 影響。4)蘇聯的民主改革和中國八九民運的對比。5)蘇聯的變革對中國政局會產生 什麼影響? 胡平： 蘇聯的這次政變，顯然是經過長期策劃準備的，但起事仍有點倉促。這其實也很 好理解，因為起事的時機只有對手才能給他們，大多數的政變都少不了「見機行事 」這一點。 這次政變之所以很快取得成功，而後又迅速失敗，都和兩點分不開。第一是政變 者要強調自己的合法性，第二他們要強調自己的目的是有限的。他們希望戈巴喬夫 下台，希望恢復秩序，但並不一定意味著要退回到斯大林主義和一黨專政去。這兩 點可以分化並中立那些可能和潛在的對手，減少反對的力量，但同時也決定了他們 不可能像一般的政變那樣幹得那樣徹底，採取很迅速和果斷的手段，以至給反對的 力量留下了反攻的時間和空間。 方舟： 我對你的分析很同意，但意義不大。我想絕大多數政變都是這種形式，這和成功 還是不成功沒有多大關係。幾乎所有政變後的政府都會向人民保證恢復秩序，宣佈 政策不會大動，都會向各國政府發出通知，聲明會保持政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胡平： 第三世界國家的政變大多是這樣，但基本上是權力之爭，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 如果是一般的政變那種情況，政變者可以一開始就把葉爾欽給抓起來，這不是辦不 到的。問題是政變者本身內部有分歧，他們的目標就不一樣。有人想把歷史拉回到 七零年，有的只想回到八八年。但肯定他們都在第一步上結成聯盟，就是先回到昨 天。他們搞得成在這點，最後散伙也在這點。走了第一步之後，有的人不想再走更 遠，就開小差了。 張鋼： 蘇聯的政變和中國的「六四」事件有幾點不同。 社會主義都是黨指揮槍的，但是這個「黨」是個具體的黨，老百姓潛意識地總是 把黨和具體的黨的領袖等同在一起。可是一旦這個化身沒有了，誰指揮槍就成了問 題。在蘇聯，這個黨的化身已逐漸淡化了，而在中國，這個化身非常明確地集中在 鄧小平身上。 第二是蘇聯的國體構成不同，蘇聯在事實上走上了聯邦制，通過七年改革，葉爾 欽作為俄羅斯總統是民選的，中央的權力大大地削弱了。而中國十年改革的地方分 權，其權力的來源不是來自地方本土，而是來自中央政權。從理論上講，這個權力 既然能分給你，也就能收回來。地方首長不是來自基層選舉，而是中央任命，所以 他們絕不可能像葉爾欽一樣，對民眾負責。毛澤東曾說過一句話：「中央出了修正 主義怎麼辦?地方就要起來鬥爭。」可是在這種體制下，要是中央真的出了修正主義 ，地方還真鬥不了。只有在地方的權力基礎形成之後，才有可能鬥。蘇聯就是有了 真正的地方權力，所以中央發生了政變，地方才有力量進行抵制。「六四」之後， 當時大家也都寄希望於各省能起來反對中央的做法，可是在那種體制下，各省就是 起不來。 中國的事情總是老百姓要求換某些領導人，對一些不法貪污的東西進行討伐。而 頑固派借用這一勢力把改革派打下去。是民主派向既成的現實挑戰。蘇聯的情況是 改革者處於一個脆弱的相對穩定期，是頑固勢力向既成的現狀挑戰。這兩種情況是 完全不同的，這裡有一個誰代表現存的合法性的問題。在蘇聯，政變者是挑戰者， 有不合法性，而在中國，老百姓是挑戰者，是非正統的。 「八九」民運搞成那麼大，和幾天的新聞自由是分不開的，後來「六四」鎮壓的 成功，也取決於嚴厲的新聞封殺。可是蘇聯政變者對新聞的封殺就不徹底，儘管葉 爾欽最後不得不爬上坦克對群眾演說，但報紙還在傳播，並沒完全控制住。說明蘇 聯的政治改革已經深入到新聞這一步了。在這樣大一個國家，如果不能靠新聞媒介 把人們動員起來的話，粉碎政變是很困難的。 軍隊人員的素質，也是個很大的問題。中國政府調的第一批部隊都是消息封鎖的 ，對第二批部隊宣傳說發生反革命暴亂。中國軍隊大多都是農村兵，沒什麼政治上 的判斷力。政治素質好的人基本上處在師團一級上，但由於軍隊裡杜絕組織活動， 反對派哪怕有一層也很難形成有組織的力量抗爭。而蘇聯可以有軍區司令員出面表 態抗命。 方舟： 我承認中國和蘇聯的軍隊素質有差別，但我並不認為這對蘇聯的政變有什麼特別 重要的影響。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合法性不一樣，權力來源不一樣。如果在「六 四」時也是倉促地命令軍隊進攻老百姓，我看也會適得其反。要不是老鄧做了大量 的工作，中國軍隊的抗命程度也不會比蘇聯低多少。其實蘇聯軍隊的抗命程度是相 當弱的，而且很多部隊根本沒有接到明確的命令。鄧小平做了工作，而且做得非常 艱苦，人們最後認為他就代表了黨中央。 楊漫克： 說實話，我比較同情那些政變者。這次政變的導火索有兩點：第一點是戈巴喬夫 推行的新聯邦條約就要簽訂，蘇聯的中央權力有可能解體。第二是戈巴喬夫在和西 方緩和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在高層會議上丟了面子。這兩點對於蘇聯人來說，自尊 心都會受到打擊，政變者可以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起事。 政變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人都把政變流產的主要功勞歸於葉爾欽，可是我認 為戈巴喬夫本人也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他長期以來的妥協和平衡，一再推遲了這 個必然到來的政變發生的時間，使頑固派總是對戈巴喬夫抱有幻想，以為他最終是 自己陣營的人。一直拖延到今天，政變的最佳時機已經失去，成為必然失敗的一搏 。 可以說，這場政變是非常慌亂倉促的。國防部長雅左夫在軍隊開進莫斯科後竟然 聲稱不知此事。要是像鄧小平那樣，事先把各大軍區首腦都說服，情況就大不一樣 。政變者本人的素質也是造成政變失敗的原因之一。一般政變都需要有一個強人出 面控制局面。當年赫魯曉夫政變，就是朱可夫用軍隊圍住三百多中央委員，協迫表 態。赫魯曉夫就是利用朱可夫的勢力上台的。可是今天的政變，一個「八人幫」， 沒有一個說話能算數的，相對之下，戈巴喬夫和葉爾欽的政治份量就太強了。 丁楚： 我提出一個質疑。你說新聯邦條約傷了蘇聯人的自尊心。可是葉爾欽本身就贊成 民族自決，群眾在向葉爾欽歡呼時，口中高喊著「俄羅斯」，而不是「蘇聯」。 楊漫克： 我們可以說西方記者常常會犯一個錯誤，就是總把目光集中在首都或大城市。不 但在蘇聯，在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國家也是如此。他們看到的都是莫斯科或列寧格 勒的場面，那裡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反對共產黨，有自由化思想，可是工礦區和農村 就完全不不一樣了。 方舟： 我相信蘇聯人確實有一種自豪感，東歐丟掉了對他們的自尊心就已經是一個打擊 了，更不要說丟掉波羅的海三小國了。不過也有平衡在裡面，他們寧願喪失這些， 也要保持改革所帶來的自由。況且，政治就是走「勢」，現在民主自由是大勢所趨 ，葉爾欽提出什麼都會有人歡呼的。可是等塵埃落定之後，就不一定了。 政變的「八人幫」之所以沒有採取比較果斷的措施，也是把寶押在人民不會起來 反抗上。就像華國鋒當年抓「四人幫」，那一次也是把寶押在這上，估計不會出現 全國性的動亂。如果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政變必然失敗，那誰也不會去發動。 胡平： 我曾經說過，「六四」的失敗實際上是在一個比分很接近的情況下被打敗的。而 這次蘇聯政變的失敗，儘管差距稍微大一點，但比分也很接近。我提出這一觀點是 想說明，這場政變的勝負並不存在太大的必然性。 蘇聯這次政變的理由，顯然要比中共「六四」鎮壓的理由充分得多，可是還是輸 。在聯邦條約的問題上，很多蘇聯人的心裡是很矛盾的。大多數人未必不想有一個 強大統一的蘇聯，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自由意識也很強。在政變者眼裡，愛國主義 顯然是一個可資利用的因素，可是他們沒有想到，一旦你採取了行動，人們就會認 為你要退回到舊的專制制度中去。在這個時候，政治的抉擇變成了簡單的非此即彼 的選擇，於是一般老百姓顯然認為，在愛國和自由之間，只能選擇自由。 「六四」的道理也是一樣的，鎮壓的決定之所以可以在黨的高層取得一定的共識 ，也是把矛盾大大的簡單化了。本來一大堆錯綜複雜的問題，最後變成你要黑還是 要白的選擇。 其實政變和反政變雙方都是各有理由的，誰都不見得全對，也不見得全錯。可是 矛盾一簡單化之後，你就必須在兩種選擇之間表態。本來很多蘇聯人對少數民族的 獨立在感情上很難接受的，可是如果告訴他們，少數民族不獨立的後果就意味著秘 密警察和集中營，那麼他們就會說：要分就分出去算了。 今天《紐約時報》說，政變者自命為愛國者。政變在一開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 其外在表現出來的目的有限性。可是參加政變的人主觀上目的是否有限，只有天知 道。所以大家共同邁了第一步，至於下一步怎樣走，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目的，有 人想走遠一點，有人不想走得太遠。於是整個陣營就解體了。失敗了，有的人就自 殺，有的人不自殺，不自殺的以為自己沒想走那麼遠，其實在外人眼裡他們都是一 樣的。 如果他們一開始就準備打一場無限戰爭，那就會有不同的打法，至少像中共那樣 ，事情不怕做絕。是輸是贏就很難說了。 對比中國「六四」和蘇聯的政變，順逆之差非常明顯，前者是老百姓對既定的格 局挑戰，而後者是政變者想改變既定的格局。所以中國民運提出的口號，很多要借 用共產黨的語言，而蘇聯政變者的緊急聲明，也要借用對方的語言，極力聲稱要繼 續改革。在這種對立中用誰的語言，就說明誰在政治鬥爭中占主動地位。例如，蘇 聯已經承認了廢除一黨專政，人們譴責政變，政變者只能為自己辯護說：冤枉啊， 我們是也要堅持改革的。他們也不敢名目張膽地恢復一黨專政。 丁楚： 順逆之差體現了一種勢。勢在政治鬥爭中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並不排除個人的 因素往往也會起到關鍵的作用。葉爾欽個人的作用在粉碎政變的過程中就是非常關 鍵的，他以他個人的政治份量為反抗陣營提供了一個凝聚力量的支點。可以說，他 振臂高呼，號召人民起來反抗的那一刻，就是雙方勝負的轉折點。 中國「六四」時，反對鎮壓的勢頭也是非常大，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地同情學生， 軍隊的牴觸情緒也不是沒有。但中國就是少一個像葉爾欽這樣的人物，敢於站出來 凝聚反抗的力量。這種人物的政治份量除了本人的聲望之外，主要體現在他代表的 合法性上。中國當時有可能成為這種人物的有兩個人，趙紫陽和萬里。從今天蘇聯 發生的事情回過頭去看，若是當時他們兩人真有一人站到電視台去號召軍隊和地方 政府的支持，局面會發生什麼變化，真是很難說。 「勢」體現了一種必然性，而個人的作用常常表現一種偶然性。有時候，歷史在 一個轉折點向哪一邊轉，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決定的。 楊漫克： 在分析蘇聯的局勢時，我也特別注重人物的作用。蘇聯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人 和中國有很大差別。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都被稱為蘇共二十大的孩子，前者是農夫 的兒子，後者是礦工的兒子。兩個人都沒有任何革命的背景，甚至連衛國戰爭都沒 有參加，他們和這個政權沒有任何血緣上的繼承性。所以葉爾欽說退黨就脫黨，毫 不含乎，和共產黨沒有什麼感情瓜葛。 對比中國，中國以後的前途還未必樂觀。中共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領導人和這個 政權都有血統上的淵源，如李鵬、江澤民、鄒家華等。很多幹部子弟多認為，江山 是他們老子打出來的，他們一開口就說：要是共產黨一倒，我父親母親怎麼辦?所以 我不同意民主多黨制。 血緣繼承在中國政治中是個很大的問題，在這種環境中不要說出現葉爾欽這樣的 人物，能否出現戈爾巴喬夫都成問題。 張鋼： 一九八八年的一次討論會上，我們曾談到這個問題。在中國這種家天下和黨的領 導無所不包的情況下，怎麼能跨到多黨制?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首先使黨內的派別 合法化，其次使黨內鬥爭公開化，第三步才有可能形成多黨制。 我們有很多朋友都希望一步到位，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蘇聯改革一開始，黨內 鬥爭就實現了派別化合法化，然後是鬥爭公開化，然後才是葉爾欽和戈巴喬夫的決 裂，一直發展到這次政變，黨內的另一翼和戈巴喬夫的決裂。蘇聯的成功和這一點 有很大關係。正因為有了派別鬥爭合法化的基礎，蘇聯才不會像中國那樣，什麼是 都悶在黑箱裡。當時我們提出的「六點聲明」就提到，要求黨內鬥爭公開化，訴諸 民意。可是中共始終不敢走這一步。 胡平： 說黨外民主必先經過黨內民主的階段也不恰當。一九八八年蘇聯就有了合法存在 的民間民主派。這個道理也可以反過來講，有了民間的民主派，黨內的民主派才有 可能生存。就像我們的政協和人大代表一樣。一個人也不壞，只要新聞獨立，你看 著吧，用不著換人，這幫人全在那，一個二個都好了。保險個個都敢講話，誰都想 在民間留點好名聲。 所以，外面的民主勢力會對黨內有自由化思想的人和機會主義者起到催化的作用 ，到時候都站過去了。 丁楚： 戈巴喬夫的新思維的一個重要的綱領就是公開化。一九八八年的時候，蘇聯國會 的辯論都可以在電視直播了。這樣一來，所有的蘇維埃代表都要爭著表現好一點。 公開化的原則也促進了民意機構的獨立性，所以葉爾欽在被逐出政治局之後，可以 憑借最高蘇維埃的陣地東山再起。 下面我們是不是討論一下今後局勢的發展。剛才方舟說，要等塵埃落定，下面的 問題是：塵埃什麼時候落定，以後會發生什麼局面? 胡平： 平息政變，並不等於解決了問題。經濟問題還會存在，民族分離還會繼續下去。 但是有一點，政變的失敗說明，即使出現非常糟糕的局面，蘇聯也不會回到原來那 個樣子中去，只會在既定的架構下發展。就是非要出強人不可，也要換新人，老一 批人不行。就像波蘭，瓦文薩可以當新權威，雅魯澤爾斯基就不行。瓦文薩說要恢 復秩序，發佈戒嚴令，就能搞得通。因為誰也不會認為他會恢復到舊秩序，而共產 黨人來搞就行不通，因為別人總怕你會回到舊秩序中去。在蘇聯同樣，葉爾欽能當 新權威，八人幫就不行。 楊漫克： 我始終對蘇聯局勢抱樂觀態度。看來葉爾欽取代戈巴喬夫只是時間問題了。儘管 葉爾欽過去給人一個激進甚至魯莽的感覺，處處和戈巴喬夫搗蛋，但顯然他過去的 一切舉動都是為了奪權。一旦權力到手，擔子到了他的身上，他也會變成穩健派。 張鋼： 這次政變失敗之後，戈巴喬夫可以說把自己的勢用盡了。可是他還會在蘇聯政治 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葉爾欽我想也會很明白。現在很多西方國家的新聞媒介羞辱 戈巴喬夫，這是很不公平的。其實，沒有戈巴喬夫，就沒有葉爾欽。 隨著葉爾欽權力的膨脹，他也會在務實的基礎上考慮問題。不能像原來那樣激進 了。可是問題是，葉爾欽從前掀起的這股旋風，他所鼓動起來的群眾會不會罷休?葉 爾欽對他自己所造成的慣性的把握程度有多大，誰也不敢說。在這樣一段時間內， 戈巴喬夫的存在有一定好處。 胡平： 今後經濟改革會加速進行，但經濟形勢未必會好轉，但這並不會影響政治局面。 經濟好壞對於政治的變化的作用力是有限的，除非經濟的惡化超過一定程度，大家 才會要求政治上的變革，而在這個限度之內，大家都會忍受。 西班牙卡洛斯王子上台之後，經濟也是搞得一塌糊塗，可是西班牙人也無所謂。 中國也是一樣，有人下到農村，發現那裡的農民多麼窮，可是越是窮的地方，反而 沒有變革的願望。是你在幫人家著急操心。 項小吉： 很多人都估計政變會造成一個巨大的反彈，使社會走向激進。我看不一定，羅馬 尼亞革命之後，還有人每天到奇奧塞斯庫的墳上獻花。按理來說，大家都吃夠了這 個專制魔王的苦頭，可還是有人懷念他。所以我看對蘇聯也不能太樂觀。現在人人 都說形勢一片大好，我覺得現在還很難說。 從另一方面說，蘇聯今後變得再好，哪怕像今天的美國一樣，對中國真正能起多 大影響?我很懷疑。我們今天討論蘇聯問題，著重還在於與中國的比較，從而分析中 國的事情。對比一下我們可以看出，在「八九民運」中，中國人很清楚他們反對誰 ，但不清楚他們要擁護誰，但蘇聯人既有他們反對的對象，也有他們擁護的對象。 蘇聯在一開始是體制內的改革佔優勢，當時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可是到了政變之後 ，葉爾欽提出的主張佔了優勢，基本上是體制外的革命了。 在民族和民主問題的權衡中，中國人總是選擇民族。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八九年 ，中國的每一場民主運動，前面總要加「愛國」兩個字，叫「愛國民主運動」。從 來沒有人會想：我們搞的就是民主運動，至於愛國不愛國是另一回事。可是這次蘇 聯人在民主和民族兩者必擇其一的情況下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民主。在平等和平均 問題的權衡中，中國人總是選擇平均。在溫飽和自由的取捨中，中國人總是會選擇 溫飽。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是，在這樣一片土壤上，中國的民主運動應當怎樣搞?下 一步怎麼辦?民運的基本戰略應不應該有所調整?而不應該只是沉浸在分享別人成功 的樂觀情緒中。 丁楚： 從現在的形勢看，蘇聯的解體已成必然，只是時間的問題。我們不妨推測一下， 今後蘇聯解體了，這些加盟共和國之間將會處於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不是還會有一 個某種程度的聯合體?這個聯合體以什麼形態出現?是英聯邦式，是歐洲共同體式， 還是中國的春秋戰國式? 一個曾經在政治經濟上連為一體的國家分裂後，會有很多很具體的問題遺留下來 ，為各加盟共和國帶來摩擦。如邊界的爭議，財產權的糾紛，民族感情的衝突，軍 事設施的歸屬，多邊的貿易關係，等等。是否要發行各自的貨幣?是否要在邊界設置 海關?怎樣確定各自貨幣的比值?怎樣分擔國際債務?怎樣處理移民及他們的國籍問題 ? 戈巴喬夫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各加盟共和國要是獨立了，或自治了， 他將扮演什麼角色?像英女皇那樣，當一個象徵性的國家元首，還是像春秋時代的周 王一樣，當一個被諸侯夾脅的傀儡?這個被架空的中央政府和各個擁有實權的諸侯的 關係怎樣處理，權力怎樣劃分?也許這些問題都是今後要研究的。 楊漫克： 戈巴喬夫的歷史作用肯定是完結了。但我想今後會有人出來頂替他的角色。在蘇 聯的改革過程中，有一個人一直在幕後策劃，就是被稱為蘇聯「開放之父」的雅可 夫列夫。戈巴喬夫手下有兩個左右手，雅可夫列夫出主意，謝瓦格納茨做事。雅可 夫列夫在黨內頗有威望，他曾在政變前兩天揭露政變者的陰謀，並退出共產黨。他 的退黨也成為誘發政變的兩個導火索之一。 雅可夫列夫的形象比戈巴喬夫好得多，有能力服眾。他取代戈巴喬夫之後有可能 會制止政治上的反彈。蘇聯真是很幸運，歷史走到哪一步，就會有順應其潮流的人 物出現，就像準備好了一樣。 胡平： 我想在蘇聯，共產黨的專制肯定是完了，以後無論怎樣混亂，也都會在一個民主 的框架下折騰。 楊漫克： 羅馬尼亞革命時我剛好在那裡。今天回頭看一下，當時所有的估計都偏於樂觀。 一個國家原來是什麼樣，就會變成什麼樣，不會太出圈的。從東歐六國大選的結果 來看，共產黨的命運就是和那個國家的農業人口成正比。農業人口多的國家，共產 黨的勢力就強。所以蘇聯的模式未必適應於中國。 項小吉： 蘇聯共產黨垮了，共產黨員的命運如何呢?會不會出現社會歧視?要是追查血債， 那個場面就會很殘酷了。 楊漫克： 血債都是歷史債，現在的血債不多。七十年了，歷史長了就有那麼一點好處，想 查也查不清了。 張鋼： 要是中國查起血債來，就不得了。文化大革命記憶猶新，人們的心態發生扭曲， 報復起來會非常殘酷的，沒完沒了。 胡平： 我覺得蘇聯走到那一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查不查債，翻不翻案，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這場革命的一個意識形態。群眾運動是有很多種情緒的，你刺激哪種情緒，就 會發洩哪種情緒。中國土改時，就把階級鬥爭的情緒神聖化了，本來農民和地主沒 有什麼仇，可現在你不鬥爭反而變成錯誤的了。文化革命也是這個樣子，你不打不 砸就是錯誤的。現在要是搞起運動來，就不會把這種情緒神聖化，最多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這樣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就非常有限。中國的滿清，退位也就退位了，把 皇帝趕出去了事，也沒見什麼人去報復清初揚州屠城十日血債。 張鋼： 中國這麼大國家，受外界影響是會很有限的。但蘇聯的事變給中國當權者的心理 壓力是非常大的。他們為了保住政權，一定會在幾個問題上下工夫。一是死死抓住 軍隊。不過現在的軍隊已經不比從前，誰也不可能完全控制住了。二是絕不能讓地 方坐大。蘇聯走到現在就是地方坐大的後果。不過從目前情況來看，地方的權力也 控制不住。第三是更加嚴密地控制新聞媒介，但他們可以控制住文字，控制不住國 際電波。抓住了這三點，就是抓住了政權的關鍵。至於加強理論宣傳，思想教育， 這些雖然喊得凶，但沒有人相信會有什麼實效。 胡平： 無論如何，中國現在的領導人能夠動用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他們只能像清末政 府一樣，一出現反抗苗頭就鎮壓，但是一旦壓不住，馬上就動搖。就像蘇聯「八人 幫」一樣，一看贏不了，馬上退回去，心想恐怕還能保住命。在要權不要權的問題 上，當權者總是選擇鎮壓，可是在要命不要命的問題上，他們考慮的角度就不一樣 了。 方舟： 你們說的這都是短期反應。從長期來看，其處境更難受。中國現在成了社會主義 最後的堡壘，它也總得證明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所以開放、改革、開明黨內高層還 會不斷推動，這些都會反過來對政治產生衝擊。 丁楚： 中共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蘇聯怎樣清算共產黨，如果這個清算非常殘酷， 甚至到了人身歧視和迫害的話，中共的反應就會很強烈，這會嚇壞一些中國共產黨 人，使他們因恐懼而趨於保守，並且團結一致拚死抵抗。 胡平： 在一些共產黨根深的國家，民主選舉第一輪佔便宜的還是原來的共產黨人，就和 清末一樣，革命後上來的還是那些都督，因為民間的政治資源不夠，離政權越近越 佔便宜。這就是我為什麼很反感「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的原因。因為它會使這些人 產生認同感，其實這完全沒有必要。過去漢朝賈誼建議朝廷削藩，道理很簡單，越 強者越先反，因為他們最有力量反。農民很可能不理解，我們吃糠咽菜都不造反， 林彪當了副主席還造什麼反?其實他們就是不理解，不同位置上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正因為如此，中共對黨內的反對派的防範更嚴厲，因為能夠給這個政權致命一 擊的正是他們。 蘇聯也是一樣，從前有一大批持不同政見者都是有國際聲望的，可是到後來的作 用就變得非常有限。第一輪的選舉得勝的，幾乎清一色是前共產黨員。這種現象在 很多國家，包括像波蘭那種情況，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將來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是很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