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大陸的時局 ·胡 平· 一.大趨勢 共產極權制度已經遭到歷史性的失敗。今天，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中國 大陸的共產極權制度會不會終結，而是它將於何時終結以及如何終結。 二.暫時的僵局 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既簡單又複雜，或者說，正因為簡單，所以才複雜。它 是簡單的，因為大家都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然而，正因為各方都 認清了這一點，局面就搞得很僵，反而更複雜。 眾所周知，在過去十餘年間，中國大陸的政治控制呈現出一種持續放鬆的趨勢。 民主派提出了一系列自由民主的要求。乍一看去，這些要求都是很溫和、很有限的 ，似乎並不涉及到整個制度的根本性轉變。有的人溫和，是因為他們深謀遠慮，具 有高度的策略技巧;有的人溫和，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單純，本來就沒有更多的要求。 面對著這種溫和的民主改革要求，中共強硬派很難公然採取野蠻鎮壓的措施，而黨 內開明派則或多或少地對這些要求產生共鳴與同情，不贊成對之實行公然的鎮壓。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力量就獲得了一種穩步漸進蠶食的活動空間，極權專制的堅冰 在無形之中日趨瓦解消融。六四屠殺暫時中止了這一漸進的自由化運動。爾後蘇聯 東歐的革命又明確地揭示了這種自由化運動的最終結局。於是，中共強硬派頓時變 得空前的緊張和警覺，他們下定決心要把任何一點自由民主的要求通通扼殺在萌芽 狀態之中。因此，許多在過去十餘年間能夠公開提出並得到某種容忍的那些溫和的 民主要求，如今已經幾乎沒有存身之地。在民主力量方面，六四屠殺強化了人們的 反抗意識;但與此同時，它又暫時地消弱了人們進行公開反抗的信心和勇氣。在中共 內部，天真的共產黨人已經不復存在。所謂「天真的共產黨人」，我是指那些既相 信某種程度的自由民主、又相信共產制度的人們。由於目睹蘇聯東歐的巨大轉變， 這些人迅速地分化：一部分開始轉變為徹底的民主派，另一部分則不得不依附於強 硬派。前者遭到嚴厲的清洗，少數免於清洗者也難免在黨內目前這種氣氛下失去了 公開發言的立場。過去黨內開明派為民主運動辯護，總是說民主運動並非「反黨反 社會主義」。換句話，他們總是在維護、起碼是表面上維護一黨專制的立場上說話 的，而今他們顯然已經不可能再採取此一立場。這樣一來，局勢便陷於僵持狀態， 那也就無怪乎許多人感到困惑了。當然，想來大家都會同意，僵局只可能是暫時的 。即便是強硬派自己也深知其統治的脆弱。不過，對於有限的人生而言，我們關心 的不僅是改變，更關心改變的速度。 三.中國會出現戈巴喬夫嗎 也許是處於對打破僵局的期待，不少人問：中國會不會出現戈巴喬夫式的人物?依 我之見，假如這個問題的意思是說今後中國會不會大體重演蘇聯六年來的改革過程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假如這個問題的意思是說現今中共內部是不是存在著真正贊成 自由民主的人物或派別、以及他們今後會不會在中共內部佔取優勢，我的答案是肯 定的。 戈巴喬夫無疑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戈巴喬夫之所以能發動一場劃時代 的改革，在於他既是一個老練的政治策略家，又是一個天真的政治哲學家。作為一 個老練的政治策略家，戈巴喬夫一步一步地推行他的改革計劃。他在最初幾年所採 取的每一步改革措施，都具有一種巧妙的模稜兩可的性質。這就使得其保守派對手 陷於困惑，因此未能及時地動員其全部力量加以阻止。等到這批保守派對手真正看 清了這場改革的全部含義，再加阻擋已是為時過晚。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蘇共強硬 派人物儘管對戈氏的改革也很不滿意，但他們仍然把戈氏看作「自己人」，看作是 屬於他們共同藉以安身立命的那個黨，那個制度之中的一分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在很大程度上，戈巴喬夫也確實是屬於「黨」的人。作為一個天真的政治哲學家 ，戈巴喬夫相信，至少是曾經一度相信，實行自由民主可以和堅持共產制度並行不 悖。六年前，當戈氏開始著手改革時，蘇聯內部的民主力量還比較弱小，且缺乏明 確的方向，因此在最初幾年間，戈巴喬夫扮演了推動潮流的積極角色。然而，隨著 改革的深入，民間力量迅速發展壯大，戈巴喬夫自身思想的局限性益加明顯，其處 境便日趨被動。但戈氏畢竟不失為一個有大政治家眼光的明白人。他及時調整自己 的立場，再次與民主派結盟，從而為蘇聯民主化的繼續推進開創了新的機會。 今日中國的形勢和蘇聯六年前的情況已有很大的不同。八九民運業已表明中國民 主力量的強大，「六四」屠殺加劇了當局與民眾的緊張關係，中共強硬派變得比以 前更為心虛和敏感，溫和派正處於被罷黜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除非一個真正決 心實行民主的人物掌握大權，他才可能進行真正有突破意義的改革;而面臨著來自民 間的強大推動和來自強硬派的強悍反對，他必須採取更迅速、更果決的步驟。這就 會使得今後中國的民主化過程具有另一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幾年來在蘇聯發生的改 革是極其深刻的，正因為它的深刻，所以也是不可重複的。 毫無疑問，中共黨內正在經歷著空前未有的大分化。相當一批共產黨人已經轉變 或正在轉變成民主派或社會民主黨人。另外不少人則採取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這 意味著，當強硬派仍然掌握大權時，他們會在表面上順從強硬派，但同時又盡可能 地在實際工作中同強硬派的那些極端倒行逆施、傷天害理的作法保持一定的距離;一 旦黨內衝突表面化，這批人便可能採取消極立場，決不肯冒大風險付大代價去捍衛 那套他們自己都不再相信的制度，等到形勢變化再紛紛表態「鹹與維新」。因此， 真正的強硬派人數很少，他們正是深切地感到其統治的虛弱，所以進退兩難。一方 面既力圖徹底清洗，另一方面又擔心清洗太嚴厲而引發危機。目前他們是在採取拖 延、掩飾的辦法以避免矛盾的激化，然而他們又何嘗不知時間對他們這一方尤其不 利。因此之故，中共內部的大變化將是不可避免。我們當然要努力促進中共內部的 分化。不過，作為黨外的民主力量，我們不能一味地寄希望於黨內的變化，而始終 應把加強自身的力量視為首要之事。 四.經濟改革對民主化的可能影響 「六四」事件並未中止經濟改革，如何認識經濟改革對民主化可能產生的影響， 就成了一個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 大體上說，既然經濟改革總會起到減少政府對社會控制的作用，因此它對於民主 化就總是利大於弊。然而，倘若我們對此一積極作用估計過高了，以致於斷言單單 是經濟改革的深入，就必將導致多元社會的形成，從而放鬆、乃至放棄了從政治上 和專制政權正面鬥爭的努力，以等待代替奮鬥，那則是十分不妥的。 我這樣說並非無的放失。一直有人片面誇大經濟改革的意義。這多半是深受馬克 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影響之故，雖說在這裡是一種顛倒過來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 義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必然會變成資本主義。這些人則認為隨著經濟 的發展,社會主義必然會變成資本主義。蘇聯及某些東歐國家實現政治民主的經驗已 經證明，經濟改革並非政治民主的必要條件。那麼。經濟改革是不是政治民主的充 分條件呢?換句話，在一黨專制之下繼續推進經濟改革，是不是到頭來必然會否定一 黨專制本身呢?我以為也是不一定的。 不錯，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地方、企業、乃至個人會擁有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 空間;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共在意識形態上依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真正的產權制度 就決不可能形成。畢竟，人們是否擁有一定的經濟活動空間,這是一回事,人們是否 擁有明確的權利，能夠據此來反抗權力爭取發展和保護自己的經濟活動及經濟利益 ，這是另一回事。譬如中國古代專制王朝，政府在理論上是全權全能，所謂「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實際上，政府一般並不過多地直接控制人們的經濟生活 ，而寧肯在理論與實際之間留下一個具有彈性的餘地。在這種制度下，人們會在表 面上承認政府的全權全能，順從政府，在不向當局公開對抗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謀求 自己的經濟利益。政府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在自己的權威不受到公開 挑戰的情況下允許人們各行其是。假如出現某種矛盾(包括天災人禍)，地方和個人 往往不是採取公開向中央施加壓力的辦法，而是自我調整，頗類似於現今所說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甚至陽奉陰違。中央則因時因地交替使用寬嚴兩種手段。 一方面，中央政府力圖防止過分直接地干涉人們的經濟生活和過分嚴重地侵佔人們 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地方也好，個人也好，則小心避免直接與中央政府形成對抗 。這就能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和諧與穩定。這種制度可能導致相反的兩種後果：一方 面，它可能促進人們萌生自治觀念和權利意識，有助於人們結成有組織的力量與中 央相抗衡，從而導致多元社會的出現;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使人們苟安現狀，反而減 少了向中央權威挑戰的迫切衝動。 不難看出，中共進行的經濟改革也與可能引出兩種相反的後果。在這一點上，今 日大陸不同於往日台灣。因為台灣一向有著較為明確的產權制度。更重要的，由於 台灣當局本來就認同自由民主理念(起碼是在理論上)，它把自己當時的專制視為一 種權宜之計(孫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因此，隨著經濟的增長， 內部外部情況的穩定，台灣當局就越來越難以抵制要求實行憲政的呼聲。(更不必說 台灣的反對力量從未放棄過他們的努力)。反觀大陸，假若在一黨專制之下經濟取得 了可觀的增長，共產黨勢必會歸功於「堅持黨的領導」，更加強調所謂「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其實，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和前些年的波蘭倒更相似。當時的波 蘭軍政府，一手壓制民主運動，一手推行經濟改革。軍政府的本意當然是希圖借助 於經濟狀況的改善，從內部削弱民主運動的力量。這種意圖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正如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所說：自由的真正友人實際上並不太多。自由主義者想 取得勝利，必須要善於結合其它社會力量。這些社會力量雖然不像少數自由主義者 那樣把自由視為最高價值，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他們會意識到爭取自由將有助於獲 得他們更為重視的其它目標。因而便可能熱情地投入自由民主的事業之中。這也就 意味著，如果一個專制的政權在加強政治壓制的同時，能夠差強人意地滿足這些其 他要求，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主運動的壓力。 後來波蘭形勢的演變，證明軍政府的努力未能成功。考其原因，不外兩條。第一 、作為共產黨政權，波蘭軍政府在實行經濟改革時，和中國一樣，也引發了一系列 社會問題：諸如嚴重的通貨膨脹、貪污腐敗、社會不公正和短期行為等。第二、團 結工會堅持開展鬥爭，包括抵制、不合作、罷工，如此等等。最後，軍政府不得不 意識到，離開了民間力量的合作，他們毫無出路。也僅僅是在這種形勢之下，才有 了八九年春那場劃時代的妥協。 波蘭經驗給我們的寶貴啟示是：面對著那種一手反自由民主、一手搞經濟改革的 共產黨政權，我們切忌不可抱著寧可放棄政治上施加壓力也要成全其經濟改革的順 利進行的態度。相反，我們必須明白，為了使經濟改革最終能產生我們所預期的那 些效果，政治壓力必不可少。我們必須更加有力地鼓吹自治觀念和權利意識，必須 善於利用中共的片面改革所引出的各種社會矛盾，結合民眾的廣泛不滿情緒，展開 一切可能的政治抗爭。 五.重建信心是當務之急 從歷史上看，許多鬥爭的失敗，其最大的消極後果常常並不在於有生力量的實際 損失，而在於士氣和信心的嚴重挫傷。 相比於八九民運上千萬參加者的巨大數目，六四死難者和監禁者及流亡者的數量 顯然只佔有一個很小的比例。倘若廣大民眾依然保有當初的高昂士氣與信心，特別 是參加絕食鬥爭的幾千名學生，如果仍然不失當時冒死犯難的無比決心，今天的中 國又將如何呢? 不要忘記，南朝鮮的學生們就正是在全斗煥政權血腥屠殺後再度走上街頭而終於 贏得勝利的。有人主張要動員更多的原先不理解、未參加民運的民眾、包括士兵， 理解民運，從而投入民運，但眼前更突出的問題首先地、主要地是如何使那千千萬 萬本來就已經理解並投入過民運的人們重新展開鬥爭。八六年漢城學生運動的規模 本身還沒有八零年光州事件那次大，當時的全斗煥政府內部、包括其軍隊內部，也 並未發生過任何可見的有利於民主力量的調整和演變，可是，面臨著學生運動再接 再勵的衝擊，那個在此前的衝擊中就已產生深刻碎痕的政權卻免不了一觸即潰的結 局。在上一個回合的搏鬥中，你被擊倒了，對方實際上也已精疲力竭。此時，未必 需要什麼新的援兵投入，你只要挺起身來再發起進擊，對手就會徹底倒下。我並不 是否認進一步更廣泛的啟蒙以發展壯大民運力量的意義，但是我再三強調的是，我 們必須使原先已有的隊伍重整旗鼓。比起補充兵源來，恢復士氣更重要。在不滿情 緒普遍存在的社會條件下，信心就是力量。 從七六年「四人幫」束手就擒到八九年東歐各國專制政府的瞬間倒斃，我們應當 注意到一個極為意味深長的現象：這些政權垮台得如此迅速和徹底，表明了反對力 量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對方;然而僅只是在事變的前幾個月或前幾個星期，一般人還對 當局談虎色變。由此可見，專制政權到了後期，不是憑借真正的實力、而是憑借人 們對其實力的誇大的幻象而維持其統治的。《三國演義》上「死諸葛嚇走活仲達」 的故事便揭示出這種幻象的真實力量。「幻象的真實力量」一語，從字面上看似乎 是個自相矛盾的東西：不真實的東西怎麼會有真實的力量呢?這不幸正是人類社會政 治生活中一個並不罕見的特大荒誕。無怪乎四百年前的英國哲學家培根要大聲疾呼 消除幻象了。一種旨在說明世界本來面目的理性文章，有時會比激昂慷慨的宣傳文 字更有力量，原因亦在於此。 一般來說，處於強弩之末的獨裁者自己，往往並不受自造的幻象的迷惑，受迷惑 的多半是被壓制的民眾。自然也有例外，如齊奧塞斯庫。在齊氏垮台前不久舉行的 羅共代表大會上，齊奧塞斯庫再度當選為總書記，並受到與會代表長達幾分鐘的起 立鼓掌。中共「六四」屠殺後，齊氏立即代表羅共表態支持，當時的羅共黨內也未 聽到任何公開的不同聲音。對於熟知共產黨運作特點的人來說，這種「一致擁護」 的表面文章其實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但它在一般民眾，有時也包括當事者本人的心 目中所造成的幻象卻不容低估。當羅馬尼亞人民在鄰國人民鬥爭勝利的鼓舞下發起 民主運動時，齊奧塞斯庫竟然愚蠢到親自召集群眾大會動員鎮壓——他以為他仍然 具有運動群眾的魔力，實際上這種魔力早已喪失。齊氏此舉，無異於為反對力量提 供了一個絕好的集體行動的機會。千千萬萬心懷不滿的民眾聚集一起，在現場氣氛 的感染和鼓勵下，不期然而然地迸發出多年抑制的反叛呼聲，搞得齊氏大出意外、 不知所措。此一場面經由電視直播而頃刻傳遍全國，民主派、老百姓、靠邊站的改 革派頭面人物、羅共內部大批望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無不從這一場面中看透了齊 氏外強中乾的虛弱本質。幻象一旦消除，真實的力量對比頓時顯現，齊氏縱然再調 集親兵衛隊血腥屠殺，終究也挽救不了其身敗名裂的最終結局。 對比之下，鄧小平就精明多了，鄧小平的精明之處恰好在於他深知自己統治的脆 弱。他決不冒險去「發動群眾」，他甚至不敢發動上層同僚。鄧小平對胡績偉、曹 思源等發起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解決天安門問題的這一行動深惡痛絕，認定那是「 支持動亂」。這個荒唐的罪名深刻地揭示出該倡議對鄧小平權力的巨大威脅。雖說 人大常委會一向被毫不冤枉地視為「橡皮圖章」，但鄧小平等人清楚地知道，倘若 在開始殺人之前舉行這樣的會議，由於當時整個氣氛，會議很難通過開槍殺人的決 議，那就會使強硬派在政權內部的權威一落千丈。人大常委會會是如此，政協亦會 是如此，中共中央委員會依然會如此，甚至中共政治局會議同樣可能如此。君不見 連鄧小平一手點將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幾次開會都總是以二票對二票，一票棄權 而一再擱置下殺人命令嗎?一旦強硬派在政權內部失去對多數的控制，再要一意孤行 那就太危險了。是故，鄧小平悍然「先斬後奏」：他乾脆繞開了那些可能會使其權 威遭受正面挑戰的各種法定的決策機構和決策程序，利用他那未經內部挑戰因而似 乎巋然不動的權威直接訴諸軍隊、訴諸暴力，使生米煮成熟飯。從而限定了內部各 種潛在的反對者的選擇餘地，迫使對方接受既成事實。最後，在重新奪回主動時， 再補開各種會議對鎮壓決策予以追認。 簡言之，齊氏之敗，敗在他自己都成了其權力無限的幻象的犧牲品;鄧氏之勝，勝 在他自己決不上這個幻象的當同時又用這種幻象去控制了對手。如果我們不能從此 一事件中認清強硬派的虛弱本質，我們就正好做了幻象的俘虜。 然而，六四事件無疑起到了強化這種幻象的作用。當我在前面問到絕食勇士而今 安在，上千萬示威者而今安在時，我並不是要鼓勵人們在現在就再度走上街頭。就 連南朝鮮的學生們也是在光州事件幾年後才重新發起衝擊的。當幻象成為一種集體 意識時，它便具有一種真實的力量。在別人還在受幻象支配的情況下，你要衝擊去 ，就會是孤單作戰，很容易被當局鎮壓。儘管你明知那千千萬萬的旁觀者心裡都和 你有一樣的觀點和傾向，只要他們也肯公開站出來形勢便會截然改觀，但那並不能 改變眼下你孤立無援的可悲現實。毫無疑問，民運力量需要一個恢復士氣、重建信 心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個再度解除集體幻象的過程。 再度消除集體幻象，只是一個時間早遲的問題。人心具有一種天然的自我恢復的 本能。血腥屠殺可以暫時壓服一批人不敢反抗，但它必然又會刺激下一批人進行更 強烈的反抗。那些造成上一批人恐懼壓倒憤怒的因素，同時也就是使得下一批人憤 怒壓倒恐懼的因素。《極權主義》一書作者漢娜·阿倫特之所以對人類戰勝極權統 治的前景抱樂觀態度，就因為她對人類精神的新生能力堅信不疑。專制統治者知道 ，大規模鎮壓造成的威懾效應不可避免地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自行褪色，為了延續 其不可戰勝的幻象，大規模鎮壓就必須「七、八年再來一次」。可是，要「收」必 須先有「放」，問題在於，對於今日之中共，誰還敢再「放」一次呢? 民間力量信心與勇氣的恢復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加速這一過 程。好比一個肌肉受到損傷的運動員，一味的臥床靜養將導致肌肉萎縮，過早地從 事劇烈運動則可能使創傷進一步惡化。明智的辦法是有意識地進行適度的鍛煉。「 到天安門廣場散步」、文化衫等方式，風險很小，卻能有效地暴露當局的虛弱和緊 張，有助於人們恢復相互之間的理解與共鳴，共同地感受到一種精神上的團結和隱 忍不發的深厚力量。這些效果積累下去，就會對專制統治者構成越來越沉重的壓力 。 補充：蘇聯事件對中國政局的巨大衝擊 就在我寫下上述文字並準備交送雜誌編輯的時候，爆發了震撼世界的蘇聯事件。 毫無疑問，中國是受蘇聯事件衝擊最為巨大的國家之一。蘇聯人民反政變的偉大勝 利以及隨之而來的蘇聯共產黨強硬派勢力的徹底覆滅，給中國帶來了兩方面的重要 影響。一方面，它極大地加速了中國民主力量恢復自信和勇氣的過程;另一方面，它 促成了中共強硬派的精神崩潰。可以肯定，在一個短時期內，中共強硬派會由於變 得更加敏感。因而會進一步加強政治控制。當一個人發現他腳下佈滿了爆炸品和易 燃物質時，他怎麼能不對任何一點小小的火星都緊張萬狀呢?中共的這種反應只是證 明瞭自身的虛弱而決非相反。中共強硬派自知罪孽深重並預感大難臨頭，所以他們 此刻會形成一種特殊的團結。這是一種最不穩定的團結。當只有一兩點火星出現在 地面時，這些人或許會同心協力爭先恐後地前去撲滅;但是，當有較多的火星同時出 現在好幾個地方或者是出現了局部的引爆和燃燒，這些人便必定會爭先恐後地四處 逃逸、分崩離析。 就在蘇共強硬派政變失敗的第二天，中共當局再一次明確聲稱它將繼續致力於反 對「和平演變」。這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表白。過去，一直有人散佈這麼一種觀點 ，按照這種觀點，中共當局其實並不是反對自由民主，他們只是出於對中國國情的 深切認識，考慮到在經濟、教育等條件未成熟前先行開放自由民主必將引起天下大 亂，故而採取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的更為穩妥和平的戰略部署。換言之，按照 這種一廂情願的自作聰明的觀點，中共當局不是不想把極權專制演變為自由民主， 他們只是唯恐「演變」不「和平」而已。我說這種觀點是一廂情願的自作聰明，因 為它從來沒有任何事實作依據。眾所周知，對於那種其權力不受制衡的統治者們口 頭作出的美好承諾，我們若一味信賴，本身已屬政治上的幼稚;對於他們口頭上都不 曾表白過的美好事物，我們若相信他們倒是實際上立志要做的，那就未免是自作聰 明瞭，如果對於我們追求的美好目標，這班統治者們非但不實行，而且連口頭上都 不做任何應承，相反，他們總是一貫地否認它，並且極端凶暴殘忍地壓制它，假如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還要相信他們和我們雖殊途但同歸，我們就愚蠢得不可救藥 了。指明這個本來不值一駁、但居然長期流行的觀點的荒謬性，也是我們要投入新 一輪鬥爭前的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 在兩年半之前，一直有某些專家說，共產制度一經建成便不會垮台。在蘇聯東歐 事件發生後，這些人又告訴我們，中國具有特殊的國情，中國的共產制度仍可維持 相當長一段時日。悲觀主義者永遠能為自己的無所作為找到理由，但歷史往往是樂 觀主義者們創造的。我不否認蘇聯、東歐與中國確實存在著若干差別。不過我要提 醒大家的是，這若干差別不僅包括中國不如蘇聯東歐的那些因素，而且也包括中國 優於蘇聯東歐的另一些因素。否則你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偏偏是中國會爆發那一場在 時間上更早、在規模上更大(除波蘭外)的民主運動?正如我過去詳細論證過的那樣， 中國八九民運的失敗是一場比分相當接近的失敗，是一場非必然的失敗。因此，我 們本來就不必一味悲觀。而今蘇聯事件的發生，又為我們增添了一條極為重要的有 利條件。如果說在現在有什麼東西是妨礙我們在較短的時期內贏得勝利的最大因素 的話，那恰恰就是那種以為我們不可能在較短的時期內贏得勝利的悲觀主義心理本 身。消除這種悲觀心理，中國民主前景就會更樂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