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透視 ·胡 平· 在辛亥革命八十年後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們注意到當前中國大陸局勢與晚清局 勢的驚人相似。 歷史與現實的相似可以使人感到乏味：莫非在太陽底下果然沒有新東西?但它也會 令人興奮：因為那預示著眼前的悶局不久即將出現戲劇性的突破。從辛亥革命的輕 易成功，樂觀主義者深信中共一黨專制的崩潰已為時不遠；然而，一想到辛亥革命 後整個中國的長期混亂動盪，悲觀主義者又禁不住對「一黨專制垮台後會出現何種 局面」而憂心忡忡。此時此刻，我相信，許多人，包括中共強硬派中略有思考能力 的人，都無法克制住把歷史與現實作對比的強烈衝動。它一方面反映了歷史對現實 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現實對歷史的超越。 讓我們從幾個歷史問題入手，再結合相關的現實問題進行一番討論。 一，關於清末改革 問題一：如果沒有辛亥革命，清政府是否會自行走上憲政之路? 1)乍一看去，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眾所周知，從一九Ｏ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十年間 ，清政府的確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 一九Ｏ一年一月，清廷發佈上諭，命令高級官員提出改革制度和行政管理的意見 ，並創立政務處負責審查這些建議。 在教育制度方面，一九Ｏ五年九月，政府下令於次年廢除科舉，興建各種新式學 堂，鼓勵學生出洋留學。 在軍事制度方面，取消了舊式武舉，創辦武備學堂；改建兵制，招募和訓練新軍 。 在行政制度方面，政府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整飭吏治，改組過時的官僚機構。 在法律制度方面，從一九Ｏ二年起，清政府決定著手修訂法律和改進司法管理班 工作；設置專署，聘請專家，編纂新的刑律以及編訂商法與民法。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在民間開展了一場革除陋習的運動，包括反對纏足和禁止鴉 片。為了緩和滿漢矛盾，清廷也修訂了一些新的規章。 尤其重要的是，清政府確實做了不少工作，推行立憲。一九Ｏ五年十二月，以載 澤為首的五大臣奉旨赴日、英、美、法、德等國考察，認真研究在中國實行立憲政 體的可能性。一九０六年九月，政府正式下令預備立憲。一九０八年八月宣佈了預 備立憲的具體計劃，許諾在一九一六年頒布憲法和首次選舉國會，並發佈了「憲法 大綱」。在一九０九年分別舉行了咨議局(類似於省級立法機構)和資政院(類似於國 會)的選舉，並於當年和次年先後召開了第一次咨議局會議和資政院會議。到了一九 一Ｏ年，迫於朝野壓力，清政府宣佈修改立憲計劃，決定提前四年實行立憲。到了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當時武昌起義已經爆發，清廷又匆匆宣佈憲法重要信條「十九 條」，試圖進一步加速立憲以平息革命運動，但為時已晚。 不難看出，在本世紀最初十年間，清政府確實進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工作。無論 是就其深度還是就其廣度而言，這次改革都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但是，這場改革 終於被辛亥革命所打斷。一場旨在防止革命的改革，到頭來也許倒成了引發革命的 催化劑。於是有人埋怨辛亥革命是一場不必要的革命，批評當時的所謂激進主義思 潮。按照這種觀點，如果那時的中國人更有耐心一點，給予清政府稍多的時間去完 成其立憲計劃，以後中國的情況可能還要更好一些。 2)應該說，上述假設頗為誘人。在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這樣或那樣的「革命」後 ，中國人對「革命」一詞早已極度反感，而對漸進和平的「改革」則情有獨鍾。以 這種心情回過頭去檢討歷史，很容易得出那樣的結論。 我從來不認為，凡歷史上實際發生的一切都注定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在考察 晚清的改革何以失敗的原因時，我們不可忽略以下幾件事實。 第一，晚清的政治改革幾乎完全是被「逼」出來的。 在鎮壓下戊戎變法後，本來清政府是變得更頑固而決不是更開明。為了進一步抵 制西方的影響，慈禧煽動和利用狹隘的排外情緒，由此引出了庚子事變。八國聯軍 入侵北京，用武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聯軍中有人主張乾脆廢除清廷，另立孔子後 裔作皇帝；另外一些人則要求慈禧還政於光緒。僅僅是迫於這種壓力，慈禧為保全 自己的權勢，才一反常態地同意實行政治改革。 刺激清政府實行立憲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一九Ｏ五年的日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 ，小日本竟然打敗了大俄國。這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立憲君主制優於專制君主制的一 個鐵證。於是在朝野上下，要求實行立憲的富國強兵的呼聲便越來越高，包括張之 洞、袁世凱一類地方實力派也力主立憲，清政府再無法對此置若罔聞。慈禧本人則 被說服相信立憲實際上是維持皇室權力的最好手段，因此才最後下定了預備立憲的 決心。 第二，在改革過程中，清政府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 首先，政府拒絕為戊戎變法平反。雖然它後來幾乎實行了當年變法提出的所有主 張甚至還有過之，但它卻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繼續監視光緒、通緝康梁。其次，政 府中有勢力的滿人集團對漢人地方實力派百般猜忌排斥，借改革之機進一步地獲取 權力。再者，政府的若干措施顯然是自相矛盾，例如開創咨議局和資政院，本意應 是廣開言路，但與此同時，政府卻又愈來愈嚴格地控制人們表達不同政見。另外， 制定改革的時間表上，政府的步子總是太慢，連體制內立憲派的願望都不能滿足。 如此等等。 粗略地講，一場自上而下的憲政改革若要獲得成功，有賴於一系列條件：它要有 一種起碼的道義感召力，它需要證明改革是為國為民，而不僅僅是為了保持統治集 團的特權私利。它要有一定的主動性，不能是純粹被逼迫而不得已的結果；如果它 從一開始就缺少這種必要的主動性，那麼它就必須要有足夠的魄力加快改革的步伐 (一九八六年漢城學生再次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南朝鮮當局由於八Ｏ年光州事件本來 已經失去了改革的主動權，但由於盧泰愚等採取斷然措施，一方面逼迫全斗煥退位 ，一方面立即接受了比示威者預期更多的要求，從而贏回了某種主動即為一例。)它 應該善於化解歷史包袱而不能繼續製造政敵。它應該表明誠意、行為一致，而不能 自相矛盾。在以上幾方面，清政府差不多全部做錯，因此，它所推行的改革的失敗 即便不是必要的，至少是難免的。 3)清末改革的失敗，主因當然在於清政府自身。一個成功的革命家未必是一個偉 大的政治家。混戰一場，到頭來總會有個結果，而最後贏得勝利的人，不一定就是 最高明的人。像在《說唐》裡羅成奪了武狀元，其實他只算第七條好漢。改革卻不 同。改革基本上不是用武力消滅對手，而是運用政治手段去協調、分解、誘導各派 力量與各種利益，這顯然需要更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所以，一個成功的改革家必定 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清末改革的關鍵人物當然是慈禧。慈禧雖非等閒之輩，但正 是她的剛愎自用、狹隘頑固，精於權術而昧於治道，長於小算計而缺乏大眼光，最 終導致了一場本非不可能成功的改革的失敗。 二，關於中共改革 我在前邊列舉了清政府在最後十年間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為的是讓讀者便 於和這十年中共的改革作個比較。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鄧小平的改革受到了不 切實際的過分稱讚。這當然是因為原先毛澤東把中國搞得超乎尋常的糟糕。有了老 人家這位狂人作參照，任何一位平庸之輩都會顯得莫明偉大(華國鋒不是曾被稱為「 英明」嗎)。但是，如果我們稍微多一點歷史眼光，把這十年的中共和那十年的清廷 作個對比，我想大家都得承認，作為改革者，鄧小平實在還比不上慈禧。 1)平心而論，中共改革的大環境要比清末好多了。第一，這十年，國際環境相對 和平穩定，至少是沒有外國力量威脅中國主權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說，倘若有強大 的外部威脅，中共的改革說不定還會搞得更好些。這也難說。不過，能在一種沒有 外患的條件下搞改革，大體上總是個有利因素。不僅如此，這十年的國際環境，實 際上還相當地有助於中共的改革。鄧小平兩次上《時代》雜誌封面，中共一度在國 際舞台上的左右逢源，與其說證明了他們自己有多大能耐，不如說證明了整個國際 環境對中共改革的善意期待。 其次，國內環境也十分有利於改革。「文革」留下的攤子雖爛，但它卻給人們提 供了一個期待改革、要求改革的極好的心理基礎。舉國上下求治求變，這就使得任 何一項小改革都能獲得超乎預料的大效果。僅僅是恢復高考，就造成了億萬青少年 如饑似渴讀書學習的好風氣。僅僅是允許農民包產到戶，立時就迎來了農業的持續 豐產。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過去本造過不少孽，虧得「文革」中被打倒 ，反而使得他們能以英雄的姿態重新出現。老百姓對他們刮目相看，他們自己也有 了一個現成的可以從新做起的大好機會——一般政治家的麻煩總在於，當他們有了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後，卻常常又苦於背上的包袱太重，很難有從新做起的客觀條件 。 再有，「文化革命」把中國的極權統治發展到頂峰。物極必反，它刺激了中國人 也許是第一次自發地萌生了強烈的自由民主要求。出於對多年來「革命」和「運動 」的痛切反省，人們普遍地嚮往那種和平的、漸進的改革路線。十年來，中國的自 由化思潮、中國的民主運動，其基調無疑是溫和的、穩健的。倘若執政當局略有魄 力，能夠一步一步地開放民主，必然會得到民間力量和知識界的有效合作。再加上 台灣、香港的存在，都有利於改革的良性進展。真可謂萬事具備，所缺的只是當政 者的一點頭腦和眼光。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現狀竟是這樣，誰還能替中共當局 辯護? 2)回顧中國這十年的改革，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沒有開放自由民主。這一點恐怕要 多講幾句。因為在當前民運人士和一些黨內改革派及一些知識分子中間，仍有人對 此認識不清楚。陳一咨先生在《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一書中，仍然認為在當初只 應從經濟改革入手，不宜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按照陳一咨的觀點，當時的中國類似 於二次大戰後的西德，一般民眾「已經對政治清談不感興趣了」，如果開展政治改 革，「多數民眾也不大贊成」，因為老百姓「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對「政治 運動」不會歡迎。這裡包含著好幾個錯誤。 首先，二次大戰後的西德，在西方盟軍幫助之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自由民主制 度。西德的經濟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自由民主的前提下搞起來的，我們無視別人的這 個前提，還自以為在向別人學習，這種比附站不住腳。我們也不能和南朝鮮、台灣 相比，因為後者本來就是私有制，本來就是非共產黨政權。我們甚至不能和前些年 的智利相比，智利原來搞過幾年的「共產經濟」，後來在專制的政治條件下比較成 功地實現了經濟自由化的改革。但是智利是經過了一場政變，改朝換代，智利的經 濟改革是在一個右的、非共乃至反共的傳統式專制政權下完成的。因此和中國大陸 的情況仍有本質的區別。八九民運前的新權威主義者，開口閉口亞洲四小龍。據說 ，不久前萬里先生又說到智利。這些比附都不倫不類，因為他們都只看到了表面上 的一點點類似，而沒有看到或故意不去正視二者之間更為深刻的巨大差異。 說實話，在中國大陸，在一黨專制的條件下，即使能夠成功地實現某種經濟改革 ，作為民主派，我也是堅決反對的，因為那意味著踐踏基本人權，意味著古拉格， 意味著「六四」屠殺。針對著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只肯學西方的經濟自由而 拒絕西方的政治自由理念，一位美國人說得好：「在發展中國家，如果有兩個博士 ，那麼，一個在掌權，另一個在坐監。」已故的何維凌先生在八六年一次講話中， 對民主牆民運、對北大競選，都表現出一種很不以為然的態度，責備別人「不理解 改革」，「給政府幫倒忙」，這種觀點當然是錯誤的。 所謂西德或中國的民眾對「政治清談」不感興趣，那其實只是對納粹或共產黨的 騙人宣傳及說教不感興趣，他們對自由民主理念的「清談」、對針貶時弊的「清談 」興趣大得很。這是被事實一再證明了的。把真正的民間的民主運動和共產黨搞的 「政治運動」相提並論無疑也是錯誤的。至於說老百姓不會歡迎政治改革，因為他 們「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環境」，這豈不是說實行自由民主會破壞「安定團結」嗎? 3)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運中，陳一咨先生和許多倡導新權威主義的朋友們，冒 著很大的風險，堅決主張用和平對話的方式解決問題，反對開槍殺人。何維凌先生 也為了避免流血而作了不少調停的工作。結果，他們都遭到強硬派的逮捕或通緝。 這件事意味很深長。它證明了這些朋友的人格，要比他們的某些主張高明得多。或 者說，這些朋友其實本來就沒有真正弄清楚他們那些所謂新權威主義理論的觀點到 底是什麼意思，因為他們並不願接受這一觀點的全部邏輯後果。在八六年那次講話 中，何維凌先生提到他在鄧力群面前為我和王軍濤辯護，其目的是為了保護我們不 受強硬派迫害。這種意圖當然是善良的。所以我們彼此雖然觀點不同，或者用他喜 歡說的是「角色」不同，但仍然一直是朋友，所以我對他的不幸去世相當沉痛。 這些事揭示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所謂先經改、後政改，或者是要不要先開放自 由民主這一類提法，其實是根本不得要領的。真正的問題是你要不要古拉格。都說 戈巴喬夫是先搞政改後搞經改，哪有這麼回事。翻一翻前幾年的蘇聯歷史。戈巴喬 夫最先採取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比他在經濟制度上的改革措施還要少。一開始，戈 巴喬夫只做了一件事，更確切地說，他只是停止了做一件事：那就是他不再興建古 拉格。一旦停止了新的政治迫害，在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各種獨立民間組 織的活動就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於是，並非有形的政治制度、而是無形的政治氣 候、政治態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種新氣候、新態勢的帶動下，爾後才有 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共產極權統治當然是建立在一整套特殊制度之上的 ，但必須懂得，那個驅動這套制度運行起來、造成極權統治狀態的基本動力，實際 上是不間斷的政治迫害。一旦沒有了政治迫害，那套特殊的制度就在無形之中失靈 了，瓦解了，癱瘓了，也就是根本改變了。 胡耀邦不一定多麼喜歡民主牆，但他不贊成抓魏京生；朱厚澤並沒有解散中宣部 ，但他提倡寬鬆、寬厚、寬容；趙紫陽對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歷來興趣不大，但他 就是不同意開槍殺人。我們那些主張新權威主義的朋友們，最後竟以支持民主的罪 名而受到迫害，不是由於他們投機(個別投機分子總是有的，哪個派別裡沒有呢)， 而是由於他們善良。所以，我一向以為「改革派」與「保守派」這種二分法很不准 確，因為我們都知道有一些大力主張經濟改革的人堅決主張屠殺，而另一些至今仍 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含情脈脈的人堅決地反對開槍。最好用「溫和派」和「強硬派」 作區分標準，或者以「講道理派」和「不講道理派」，以「屠城派」和「反屠城派 」。諸如此類。 4)從民主牆時代到現在，我寫過不少文章批評新權威主義(儘管早先還沒有這個名 稱)。該講的道理似乎都講完了。這裡我要從一個新的角度作最後一點補充。這個新 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我相信，對於任何一個良心未滅、人性稍存者，新權威主義 都是一顆他們根本吞嚥不下的苦果。 道理很簡單，當你力圖推行你那套新權威主義的宏圖大略時，別人都會跟著你的 指揮棒轉嗎?十億人只准有一個大腦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千千萬萬的人，在被迫 過了一輩子或半輩子沒有自我的生活後，誰不願意用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話，獨 立地在人生舞台上表現自己、肯定自己呢?如果你不理睬這些你認為不合時宜的言論 和有悖於你戰略部署的活動，那麼，很好，一個多樣化，多元化，自由化乃至民主 化的社會馬上就會產生。如果你試圖規勸說服大家都「理解改革」，自覺地「和黨 中央保持一致」，那是根本辦不到的。你指望給人們發財的機會，跳舞的機會，研 究無關乎自由民主的學問的機會，給改革派獻計獻策的機會，從而防止那種真正獨 立的、批判的思想與活動發展起來，那也注定了不可能。你或許知道，對於那些實 行過真正的民主，親自領受過自由滋味的民族，你這種辦法是行不通的。可是你不 知道，對於那些經歷過共產極權統治、徹底地喪失過自由的民族，這種辦法同樣行 不通。面臨著黨內黨外的日益增長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你只有兩個選擇：壓制 還是不壓制。倘若壓制的規模不大、又不夠凶狠，其效果不是杯水車薪，就是火上 澆油。於是，很快地，選擇就會變得更簡單、更極端：屠殺還是不屠殺。我們都還 記得，在八九民運中，許多人都談到了良心。其實，鄧小平鎮壓民運非自「六四」 始，此前你的良心幹什麼去了?問題在於，在極權社會中生活過的人，一般的良心都 被磨得有些遲鈍，少許幾個無辜者的被抓被關不一定會造成他們良心的震撼。但到 了八九民運時情況就不同了，在這時，如果你的良心還不站出來說話，除非你乾脆 不要它。所以，絕大部分新權威主義派的人們，別無選擇地選擇了另一種立場，放 棄了他們鼓吹的在專制下搞改革的理論。今天，當我再次聽到有人倡導新權威主義 、甚至還自詡為第一個從可操作層面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偉大思想時，我 忍不住要想，這些人究竟是頭腦混亂，根本不知道自己觀點的邏輯後承呢，抑或是 在那些絲絨手套之內，包藏著一付血腥的鐵爪?我並不喜歡作誅心之論。我寧肯訴諸 經驗，訴諸邏輯。 5)以上所說，附帶也就澄清了另一些看法。蘇紹智教授最近寫文章指出，鄧小平 死後，中共高層可能發生鬥爭，改革派可能戰勝強硬派掌握大權。這種推測很合理 。但接下來的推測就值得推敲了。按照蘇紹智教授的分析，掌握了大權的改革派仍 將在現行制度下推行改革(九月十六日《世界日報》)。這怎麼可能呢?為了要把改革 限制在「現行制度」即一黨專制之下，你就必須要繼續堅持「平暴」有理，必須要 對民運人士繼續關押，尤其是，你還必須對人民的新的反抗(這種反抗兩年來從未停 止過)繼續毫不手軟地鎮壓。結果便是，你的所作所為將和現在的強硬派一模一樣。 問題在於，時至今日，把那些支持「六四」屠殺、堅決鎮壓民主運動的人稱為改革 派，這究竟還有什麼意義?要說推行一些新的經改措施，加強一下所謂「共產黨領導 下的多黨合作制」，那麼，現在的鄧小平、李鵬就已經這麼做了。因此，未來的中 共領導人，只要他們拒絕在開放自由民主方面真正邁出步子，他們就和目前的中共 領導人沒有區別。 不錯，慈禧在鎮壓了戊戎維新後，自己又搞起了改革，而清末的改革當然還是在 滿清政府之下的改革。於是有不少人推論說，中共在「六四」後也可以進一步改革 ，而這種改革仍會處在共產黨領導之下。 這又是一種不恰當的類比。且不說兩者在歷史背景的巨大差異。第一，清末的改 革確實具有立憲的內容。從專制君主變到立憲君主，實際上是一種超出原有制度的 改革，雖然君主依然是君主。因此，如果中共仍然堅持在一黨專制下搞改革，它就 根本不能和清末的改革相比。第二，如果中共的改革也加入了真正的民主內容，那 麼它將很難，以致於不可能再保持它的領導地位。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君主專制和共產黨專制很不相同。皇帝可以通過立憲而成為 所謂「虛君」，權力雖減，尊榮猶存，地位不變。共產黨又如何能變成「虛黨」?團 結工會執政後，雅魯澤爾斯基還當了一段時期的總統，其地位頗類似一個立憲君主 ，但也只一世而終。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皇位靠世襲，皇族是血親，它具有天 然的確定性、穩定性和連續性，所以，立憲君主制能夠成為一種長期維持的制度。 黨卻是志同道合的自願組合，你不可能在實行了憲政民主後，專門為整個一個黨長 期保留下那種超脫的特權。 另外，共產黨和國民黨也不一樣。國民黨的政綱、主義，本來已經承認民主原則 ，承認民有經濟，所以，國民黨變成真正的民主政黨意味著實符其名，沒有自我矛 盾。共產黨則相反。共產黨若想在當今民主政治中贏得人心而繼續執政，它必須拋 棄原有的黨綱和主義，因此會產生名不符實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當然，實變名 不變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幹得很主動、很漂亮，人民可能投你的票，不計較你有 個錯誤的黨名。但這點對中共而言已是為時太晚。可以想見，一旦中國開放民主， 共產黨必將受到內外夾攻：黨外會出現很多其它政黨，黨內會有不少人脫黨、退黨 而另組新黨，黨內還會有很多人主張徹底修改黨章、重換黨名。這樣下來，依然抱 著共產黨這塊招牌的人便所剩無幾，變得在政治上沒什麼份量。所以，中國共產黨 的亡黨之勢，大概是很難避免的了。 辛亥革命後「鹹與維新」的戲劇性轉變和蘇聯東歐共產黨的迅速萎縮消失，早就 昭示了它的未來命運。對此，中共強硬派內心十分清楚，所以它連當年清政府準備 實行立憲的那點勇氣都沒有。沒有好的共產黨，有好的共產黨人，而好的共產黨人 基本上都不再信共產黨。在五千萬黨員中，大部分人都可以在今後的中國的政治生 活中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那一定是在他們拋棄了共產黨這個束縛之後。明白地 意識到這一點，對廣大黨員有好處，對廣大人民也有好處，只對極少數死硬派沒好 處。最近，中共強硬派正在安排讓所謂「太子黨」接班。這就和當初滿清皇室貴族 越來越不相信漢人官員、越來越把大權抓在自己手中的心理狀態一模一樣。有道是 ，越孤立者越封閉狹隘，越封閉狹隘則越孤立。如此統治，豈能久乎?□(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