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清末民初 .唐正聲. (一) 把共產黨的歷史和滿清的歷史作一番比較是饒有興味的。我們可以發現兩部歷史 有很多平行之處，甚至覺得共產黨的歷史是滿清歷史的加了速的循環，而這個加速 度又是可以用現代一般的高速度來說明的。 滿清入關時面對的是一個比自己的規模大得多的政治實體，但當它與這個實體決 戰時，卻出現了摧枯拉朽的形勢。共產黨可以把五十年代的經濟復甦和世道清平比 作康雍干盛世;而且同樣，在這段極盛期，文字獄連綿不斷。從和坤時期始，吏治迅 速敗壞，民間騷亂疊起;最後爆發了太平天國戰爭，並遭殘酷鎮壓。從嘉慶帝起，改 革的呼聲不斷，而且通常為皇帝本人所推許。但改革的成效始終不彰。究其原因， 一是改革與正統思想牴觸，二是業已形成的龐大官僚機構有意無意地阻礙改革，三 是對世界大勢認識不明。太平軍被鎮壓後，國家暫得平安，但滿清統治實際上已危 如累卵。若在這時改革政體，建立君主立憲制，銳意革新，中國或可以較為和平的 方式過渡到現代社會。但清廷顧忌自己的合法性基礎，死守祖宗家法;上層的權力鬥 爭和中層的腐敗無能進一步斷送了一次又一次的全面改革的設想。結果，滿清被辛 亥革命推翻;連年內戰，日本入侵，共產黨統治，使現代化的口號在提出一百多年以 後，仍是一個迫在眉睫的號召。 如果我們深一層來分析，不少共產黨統治和滿清統治表面上的一些突出的不同點 也往往是無足輕重的，甚至究其實是相似點。例如，滿清的統治是異族統治。但自 清朝中葉起，漢族的精英分子大半是認同滿清的。而造反的人們則是因為不滿統治 階級才特特強調反清的，而不是相反。那些一向特以反清為宗旨的社團，對清廷構 成的威脅恰恰最小。義和團是一個最典型的實例。再例如，如今的世界列強較少用 野蠻入侵的方式對付落後民族了。但一方面，列強從自身的利益來考慮和處理國際 問題的基本樣式並沒有改變;外國政府對人權的關注是有極大彈性的，而且始終摻有 政治考慮利益的雜質。另一方面，上世紀隨著列強的強暴而來的，已有著大量現代 文明的觀念，例如法制觀念，特別是條約的觀念。不少西洋人也曾半心半意地甚至 全心全意地為使中國富強出過力。 (二) 有清的盛世，以康雍干三世計，百三十餘年，可算是中國歷史上延持最久的盛世 。清朝盛期的國家實力和施政法度，也是任何前朝都比不上的。在入關前文化尚相 當閉塞的滿人能取得這樣的政治成就，實在讓人讚歎不已。無獨有偶，大唐的李姓 皇帝，也有著鮮卑的異族血統。這類事實似乎提示說，國家要興盛，單有政治智慧 和文化傳統還不夠，一股新鮮的血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血性不像智慧，只能自 然地生長出來，無法刻意培養的。所謂可遇而不可求是也。 清祚傳到嘉道兩朝，雖然承平日久，看上去一片繁榮，卻不再有盛世的氣象。民 生漸覺艱難，社會矛盾也尖銳起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長：從 康熙初年到太平軍起義，一共不過百五十年，中國的人口就從一億人增加到的四億 多人。實際上在金田發難的會眾，本來就是在湘西桂北因人口劇增而發生的土地爭 奪過程中聚集起來的。 太平天國和一般的農民暴動不同。天平軍早期有很多妖術邪說，但後來發展出一 套相當進步相當系統的政治綱領，較清王朝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於現代標準。就這套 綱領來說，太平軍起義更像是一場革命而不像一次造反。如果不是天國內部超乎尋 常的內訌，東南的長期割據應不成問題，大清斷送在太平軍手裡也未可知。 靠了曾國藩的湘軍和洋人組織的常勝軍，清王朝剿滅了太平軍，逃脫了滅頂之災 ，甚至經歷了一段中興。但所謂「同治中興」，實在是相對於在內外交困中逃難逃 到熱河而言的。消滅太平軍和捻軍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迎來一個振興自強的開端， 與日益強盛的列強相比，差距倒是越拉越遠。曾國藩德才兼備，但畢竟不是一個能 用現代政治眼光來圖興中華的英雄。而以當時的政治格局論，即使他有那樣的圖謀 ，也不可能像日本後來的伊籐那般能得以施展。 至於接替曾國藩在京外執掌大權的李鴻章，則尤難讓人寄以厚望。李鴻章當然不 象中共史學描繪的那樣，只是個賣國賊；而一般地鼓吹對外強硬的民族氣節，往往 也只是當世秀才的失意空論或後世秀才的浪漫追懷。李鴻章的對外忍讓，經常有他 的不得已處。但李鴻章的對外交涉，尤其是對俄國辦的交涉，毋寧軟弱太過?更重要 的卻是，李鴻章一派主和的道理在於中國的實力不夠，所以不惜屈辱求得一個和平 的環境，俾可求富求強，有和列強相爭的本錢。結果呢?在平定太平軍與捻軍之後， 中原大致清寧；蒲安臣代中國政府出使各國，列強也有相當善意的回應。二十年裡 的環境不能算很糟，要自強圖興，時間也不算太短。可是李鴻章主辦的工業，規模 甚小，效率奇低;他所訓練的軍隊，素質甚差，腐敗風行。到了甲午一戰，幾十年的 經營，不堪一擊。對此，北洋大臣李大人是無法辭其疚的。後世說他「識洋務而不 識維新」，誠非苛評。 李鴻章也許像他的恩師曾國藩一樣有才能，他肯定比曾國藩對當代世界政治有更 清楚的瞭解，但他遠沒有曾國藩那種中正的品格，和那種與之相連的堅定政治原則 。結果他只是一個在末世修修補補的大官僚，而不是一個圖興大業的歷史名臣。 清朝確實已到末世。從朝廷到地方，各種人物的努力取得過或大或小的實效。如 果中國不是一下子被拋到列強林立的新世界裡，日子本來還過得下去的。但那是一 個不興則亡的時代，西歐、俄國和日本咄咄咄逼來，新文化新思想新政治勢不可當 。只靠修修補補，大清無論如何是逃不過覆亡的命運了。 (三) 康有為的學問，時人多所詬病，雖說今天的學人，只怕還要自歎弗如。康有為的 可貴處，當然還不在他的學問、文章和書法，而在他的膽識。一介舉人，敢聯合六 百書生，上書龍庭，痛砭時弊，主張立憲，確實有識也有膽。今天的學人，膽和識 裡有一樣，也算得姣姣者了。不過作共產黨的忠諫，實在比作大清的忠諫要難得太 多。我一向認為清末的改革相當膚淺，容納的參與也相當狹窄。但那時的朝廷，竟 還容得了體改所之外的一夥辛辛學子這樣聚眾議政；等這些學子公然在京師成立起 強學會，碩彥巨卿也會來降尊參與，而最後還是因為得罪了李鴻章個人而被查封。 但康有為變法，從一開始就沒有成功的可能。它來得太簡單了。光緒和康有為這 一君一臣，只有熱心和聰明，卻毫無政治經驗。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經過政治上 的討價還價，必難達乎實效。單說裁併機關一項，就要得罪中央地方的多少官員?廢 除八股一項，又把靠八股作了官或以為不久就能靠八股作官的秀才和舉人都得罪了 。一紙詔書，掃不盡這些人的抵抗。 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成功，那真是謝天謝地。因為革命難免帶來動亂和流血， 革命的結果也太不確定。一則在革命之前，很少有切實可行的新社會的藍圖，二則 革命過程如果變得很殘酷，最後取勝的還不知道是些什麼牛鬼蛇神。然而，自上而 下的改革，卻是極難成功的。缺乏政治技巧，難免落個光緒康有為的下場。太講究 沉穩圓熟，又會讓真實的改革胎死官場之中。如果國家大體上還健康，小改小革是 時時有之也頗能見效的；若國家已罹沉痾，小改小革之際倒會讓疾病深入膏盲。戈 巴喬夫的改革，人人都提得出幾十條批評來。但我們只要看一看歷史上那一場又一 場不是過於急躁就是過於圓滑的改革怎樣一一失敗，再看一看東歐和蘇聯，竟沒有 流幾滴血就從人類歷史以來最嚴酷的一種制度下轉向另一種制度，就知道發動這場 改革的，是何等偉大的一位政治家了。 (四) 變法的失敗，與光緒和康有為的幼稚有關，主要的當然還是慈禧集團的愚頑凶殘 。假使慈禧和李鴻章早就精勵圖治，原不需演出戲劇性的百日維新和戊戎政變來。 戊戎政變以後，清廷裡小人得道，一派反動氣氛，理性地尋求進步的聲音黯然絕響 。難怪沒有幾天，就鬧出義和團的愚昧慘劇來。 慈嬉幾十年來，皇太后的威權是享用夠了，但和國家一道，外國人的氣她也受得 夠足。如今外國人又協助康梁一黨逃遁，又公然為光緒打抱不平，新仇舊恨，不報 不快。慈禧是個很精幹的女人，有魄力，有手腕，也有些眼光。但她沒有學識。用 正正經經的辦法，怎麼都幹不過洋人，她於是行起義和拳的巫術來。傳說鬧拳匪的 時候慈禧在宮中也設了壇，學著念密咒。這個說法至少和慈禧的心智狀態不矛盾。 拳匪之亂，是喪失了理性的統治者和喪失了理性的民眾合夥胡鬧的典型。像邁爾 的白鼠實驗的提示的那樣，這種胡鬧說明一個民族已經神經分裂，而這種神經分裂 又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內憂外患過分沉重的壓迫所導致。當你看到垂著紅布罩著肚兜 的民眾口唸咒語屠殺手無寸鐵的教民而又一群群地被洋槍屠殺掉，你是該詛咒中國 人的愚昧還是詛咒近代中國的太深重的苦難? 慈禧向全世界宣戰，全世界也應了戰。八國聯軍功入皇都，俄國人攻佔東三省。 慈禧降旨盡殺境內洋人，結果是中國的大半個北方，成了幾萬外國鬼子燒殺淫掠的 樂園。 其它的都不說，單以甲午和庚子兩端而論，那些認為若無辛亥革命，晚清的改革 會使中國富強起來的論者，也該重新考慮一下他們的觀點吧? (五) 甲午海戰之後，有被慈禧鎮壓的百日維新。八國聯軍之後，有慈禧自己主持的改 革。 改革誠然來得太晚，但仍不是毫無希望的。從經濟發展到政治體制，從派五大臣 出洋考察到廢除科舉，改革看起來不但廣泛，而且有相當深度。然而，改革沒有拯 救大清，仍然是慈禧改革本身的缺陷。 慈禧的改革是被動的改革。固然，我們並不總能劃清被動的改革和主動的改革的 界限，而且任何改革都必然包含相當的「不得已而為之」的成分。但是這一區分仍 然是很重要的。具有首創性的改革體現出改革者具有領導社會前進的眼光和力量。 如果成功，將能化解社會危機，為民族迎來一個新時代。被動的改革，則至多是把 危機爆發的時間推遲一點而已。葉爾欽在評價戈巴喬夫改革時曾指出，戈氏的所作 所為不都是迫不得已的。正是這一點使戈巴喬夫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而不 僅僅是一個破落體制的修補者。體制破落時，為了維護統治，統治者總不得不作些 修修補補。但改革如果不利於統治的維持，那麼無論改革對國計民生有多麼重要， 被動的改革者都會止步不前，甚至反過來鎮壓改革。 也許有人會說，自上而下的改革，本來都是為維護上面的統治，如果改革竟發展 到對統治者不利，統治者當然不能容忍。從歷史上的皇朝改革來看，這種說法是不 大錯的。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若事涉皇室的存亡，很難想像皇室會 退讓。但現代的政治思想，卻強調真正的民為貴。如果統治者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嚴重衝突，就該統治者下台。蘇聯的改革導致了蘇共的完結，但它是一場難得的成 功的改革。 實際上，慈禧改革的首要目標在於挽救清王朝，這一點當時的人們已經看得很清 楚，時評慈禧「缺乏誠意」，指的就是這一點。因為即使是當時的統治者，也不敢 說改革不是首先為了國家與人民;如果改革的措施只以維持統治為限，自然就是「缺 乏誠意」了。 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清末的改革，並不算過分。我們很難象對待其它皇朝的末世 那樣，以中性的態度來評價清廷末年的苟延殘喘。我們用現代的政治標準來衡量清 末統治者的政治行為，是因為清朝的覆亡本來就是在現代條件下發生的。 至於現在中國的改革，就更不能不用現代標準來衡量了。華國鋒在抓了四人幫之 後所作的改革，是完全被動的改革。任何人，包括四人幫在內，在當時執政，也不 可能作得更少些了。鄧小平所代表的改革，則包含某些主動的成分。但「六四」屠 殺表明，這場改革的主旨，還是在於挽救黨，不是為了人民。說共產黨為了自己的 生存，不可能不開槍，實是似是而非的立論。因為這立論背後的假設，是任何統治 者都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統治地位。蘇聯的改革已反駁了這種假設。如果共產黨的存 在和人民的基本要求相衝突，為什麼共產黨非要生存下去?更何況，共產黨不是一個 家系，如果它的政治主張不再受到人民的擁護，它就沒有任何資格希籍人們來維護 它的存在了。 (六) 與慈禧改革的根本缺陷相連的另一點是，改革幾乎完全依賴慈禧個人的意志，通 過官僚體系進行，而不曾擴大各階層的政治參與。在這一點上，清廷最後幾年的改 革和沙俄幾乎同時進行的改革如出一轍，而兩個王朝的覆命運也相似。 清祚將絕的幾年，景像是很蕭瑟的。一九０八年，斷續干政達半個世紀的慈禧太 後下世；光緒則是前一天去世的。三歲的溥儀繼承大統。中國處處被列為強擠壓， 地方大員大有自行其是之勢。朝中已無濟濟棟樑之才，卻還傾軋不休。一個袁世凱 ，原算最能幹的，但在戊戎變法那時候曾追隨榮祿鎮壓維新派幽囚光緒帝，而溥儀 的生父，這時的攝政王載灃，恰是光緒帝的親弟弟，自然排擠袁世凱，讓他項城養 病去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中國同盟會等革命黨黨人孫武、蔣 翊武、張振武、熊秉坤、吳兆麟等人在武昌發難，湖廣總督瑞澄宵遁漢口租界。革 命軍一舉佔領武昌全城，成立中華民國鄂軍軍政府，臨時推舉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 黎元洪為都督，藉資號召。 清廷見形勢危急，一時顧不了新仇舊怨，決定重新起用袁世凱，任湖廣總督，會 剿革命黨的各路軍隊，統歸其節制。袁稱足疾而不奉詔。同時蔭昌率軍至漢口與革 命軍對陣，革命軍稍佔上風。不到一個月，一些州縣而外，更有湖南、陝西、山西 、江西、雲南、貴州等省相繼宣告獨立。 不得已，還是求袁世凱出山。內閣總理慶親王弈匡和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本來 就器重袁，這時更在載灃面前力保。袁本來野心十足，只是借推托抬高身價而已。 他賣了一番關子，終於被說動了以欽差大臣身份，督帥湖廣及赴援的海陸各軍，包 括馮國璋的第一軍和段祺瑞的第二軍。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馮段就在袁麾下，這 時自然願為袁前驅。馮軍一路攻入漢口，袁欽差隨之駕到，撫慰軍士，召見各國駐 漢領事。北京方面，則弈匡辭職，改授袁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一面具褶辭謝，並請 求清廷召集國會，改憲法，下罪己詔，開放黨禁，一面致書黎元洪，籌商和議。 清廷接受了袁的建議，下罪己詔，準備立憲，同時再三催促袁世凱入京組閣，不 肯議和。上海、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又相繼宣告獨立。武昌起事 後不到一個月，大清的江山，去了一大半。宣告獨立的諸省，其封疆大吏或遁逃， 或由民軍放生，或竟附和民軍被推為民軍都督，如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 寶。 被清廷催了幾番，袁世凱終於返京組閣，並令馮國璋力攻漢陽。袁是個守舊的人 物，喜歡帝制甚於共和，但他對清廷絕沒有曾國藩那樣的忠誠。其實他本性就善投 機，不是什麼忠良之士，更何況革命勢力愈來愈大，他也看得出清帝遜位是在所難 免的。之所以還要打個硬仗，與其說死保大清帝業，不如說是向民軍顯示自己的實 力，為將來自己獨攬大權造勢。這一著棋，袁是算對了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