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透視:1911-1991(續) (續) ·胡 平· 三．關於辛亥革命 問題二：辛亥革命是太革命還是太妥協? 1)辛亥革命受到兩種相反的批評。有人責怪它太「革命」，用暴力推翻舊政權;有 人又責怪它太「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送給黎元洪和袁世凱。這兩種批評都不 無事實依據，但又顯然彼此矛盾。也許，我們應該把辛亥革命稱為一場溫和的革命 。這場革命之所以採取了暴力的形式而又同時具有溫和的性質，那是一系列錯綜復 雜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沒有任何一種因素強大到得以支配整個過程。和歷史上 許多次重大變化一樣，其最終結局和幾乎每一派政治力量的預期都不相同，但又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願望。 2)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國，主要有三種政治力量：滿清王室、立憲派和革命派。 先談革命派。當時的革命派仍處於分裂狀態。第一，海內外的革命派之間彼此脫 節。孫中山是革命派中最有國際聲望的領袖，但他對國內的革命派活動缺乏有效的 協調指揮能力。許多次國內革命派的武裝反抗都和孫中山沒有關聯。包括武昌起義 ，孫中山本人都是在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才從美國的報紙上得知這一事件的。第二， 不同的革命派組織之間相互隔膜，彼此競爭。例如後來共同發起武昌起義的文學社 和共進社，在此前並未能精誠合作。在國內活動的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和 其它革命組織在如何行動上也遲遲達不成共識。第三，即便是屬於同一組織的革命 派成員，其活動也是各自獨立的。比如同盟會中部總會就無視同盟會最高領導權而 堅持自己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武昌起義在內的各次大小武裝鬥爭都只是這一個或 那一個革命組織單獨行動的產物，而並非整個革命派統一領導的結果。但是，革命 派有兩個突出的優勢。首先，革命派的聲勢很大，尤其是革命派的思想、主張影響 很大，許多並非革命派的人，上至立憲派中的激進分子，下至普通百姓，都深受革 命派思想的感染。其次，革命派的組織雖然分散，但成員分佈甚為廣泛，例如在四 川省咨議局中就有四名議員是同盟會會員。在新軍的中下級官兵中，革命派成員的 比重尤大。因此，革命派在鼓勵風潮、造成時勢方面能起到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其 整體組織行動的力量。 再談立憲派。立憲派的最大特點是具有一定的合法地位。許多立憲派成員政治經 驗豐富，並享有受尊敬的社會地位。有的立憲派頭面人物，如梁啟超，後來的主張 已經十分接近於革命派。一九一一年三月梁啟超發表文章，號召中國人民「推翻此 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雖然在當時，梁啟超還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與革命派合作 ，但以他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立憲派卻越來越發現他們的政治主張已經和革命派差 不多沒有兩樣。另外還有象張賽這樣的立憲派，同時也有一點保皇色彩。他們依然 堅持要「尊重君主立憲」。同時也很有勢力。不過就大部分立憲派而言，其立場卻 是介乎梁、張二者之間：他們雖然無意於發動革命，但卻隨時準備接受革命。他們 本來不打算對抗清政府，但更不打算保衛清政府。爾後的事變證明，立憲派這種微 妙的政治態度是十分重要的。 至於滿清王室，正如我在「關於清末改革」一節中說過的那樣，它在整個立憲改 革中，既缺乏誠意，又喪失主動。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宣佈了兩項重要決定， 一是成立了以保守無能的王室貴族為主的內閣，一是宣佈粵漢鐵路國有化。前者激 起了立憲派的強烈反對，連謹慎的張賽都公開批評，警告說國家正在迅速瓦解。野 心勃勃的袁世凱也相當不滿。後者則激起了廣大地方紳士和商人的憤怒抗議。尤其 是在四川。以四川省咨議局局長蒲殿俊為首，四川的立憲派組織了保路同志會。他 們開大會，發聲明，辦報紙，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和平而溫和的抗議活動。清政 府採取了頑固的不妥協態度，堅拒談判協商。清政府說，如果它接受了四川的要求 ，「各人將就各種問題與政府爭論不休，詔令將不得遵行。」九月一日，保路同志 會決定抗稅，整個抗議活動席捲全川。四川總督把蒲殿俊等幾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 獄，從而激起了更廣泛、更強烈的示威抗議活動，有的地方還爆發了武裝起義，大 量的農民和流民投入暴動，形成了公開武裝對抗的緊張局面。事實上，當十月十日 武昌城新軍發動起義時，四川省的反抗運動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了。當時，清政府從 湖北調集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以圖武力平息四川的動亂，造成了湖北兵力空虛 ，這也是新軍起義能輕易成功的一個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辛亥革命實際上是由革命派和立憲派共同努力的結果，而頑固愚 蠢的清政府自己，則是促成這兩派力量合流的最重要原因。武昌起義的倉促上陣和 輕易獲勝，說明了清政府的垮台與其說是因為革命派的力量太強，不如說是保皇派 的力量太弱。由此看來，指責辛亥革命太「革命」是不恰當的。既然清政府此前的 所作所為就已經激怒了立憲派，並由此引發了公開的暴力衝突，它又如何還能避免 革命的發生呢? 3)作為一場溫和的革命，辛亥革命具有很大的妥協性。這種妥協性是由以下三方 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革命的性質和目標，第二是策略的考慮，第三是革命派自身 力量的有限。 畢竟，辛亥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它的目的是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因此，革命 派就把暴力手段僅僅局限在打垮舊的專政政權這一任務之內。這就不像後來的共產 黨革命，在用武力奪取了政權後還要搞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搞什麼「繼續革命 」。 其次，為了盡早結束滿清王朝，盡量減少流血衝突，革命派同意和前清的官員作 妥協。武昌的新軍之所以推出黎元洪作領袖，其用意顯然是希望借此贏得盡量多的 前清官員接受革命。孫中山讓大總統給袁世凱，也無非是以此為條件換取袁氏逼迫 清帝退位。從理論上講，這和波蘭的瓦文薩同意由雅魯澤爾斯基出任總統的考慮十 分類似。這也是把古代的「先進咸陽為皇上」的策略的現代應用。 從以上兩點看來，革命派的妥協傾向是自願的，但也不盡然。革命派之所以做出 很多妥協，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因為革命派的實力還很有限。在革命派中，大部 分人原先處於社會中下層，因此缺乏足夠的社會聲望，包括一些革命派自己都對自 己的地位不高感到有幾分自慚形穢。另外，革命派在全國範圍內、尤其是在上層政 治舞台中的勢力還比不過立憲派。再加上許多革命派人士缺乏政治經驗，缺乏實行 政策的力量。結果便是早先的立憲派和一些投機的前清大員就在革命成功後的全國 政局中立即佔據了更多的重要位置。出現上述局面本來不足為奇。如果此後的中國 真能認真地實行民主憲政，那麼革命派(現在應算為共和派)完全有可能通過民主的 運作而贏得更大的勝利。事實上，在袁世凱當總統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以同盟 會為前身而組成的國民黨立即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但就在此時，袁世凱背棄共和 原則，暗殺宋教仁，解散國會，重新實行獨裁統治。共和派舉行二次革命，但未成 功。以後，袁世凱更進而稱帝，遂激起更大的反彈。在護國軍武力討袁、袁世凱宮 廷內部分裂的情況下，復辟帝制的企圖迅速破產，但與此同時，新生的共和國本身 也未能獲勝，由此便引出了軍閥時代和北伐戰爭。因此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沒有 獲得完整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許在於當時的廣大民眾還不具有足夠的民主 意識。孫中山晚年總結其一生奮鬥成敗經驗時強調要「喚起民眾」，這的確是給予 後人的最寶貴的教訓。 四．關於中國民主的幾個問題 八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同樣處於一場革命的前夕。 1)九十年代的國際大氣候，對於僅存的幾個共產專制國家真可謂雪上加霜。蘇聯 東歐的變化自不待言。就連加勒比海的古巴，雖然仍處於第一代強人統治之下，兩 周前結束的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也不得不通過了開放國會選舉的決議。柬埔寨則公開 宣佈放棄社會主義。蘇共解體後，有人說中共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此話連 鄧小平也不會相信。「陣營」都瓦解了，何來「領袖」?鄧小平說「不要出頭」，其 實也無頭可出。目前的中共當局，連自己都完全喪失了信心。除了一些潛在的民主 派外，某些中共實力人物，其心情正與當年的立憲派相似，他們雖然不肯主動地發 起民主改革，但卻隨時準備接受民主改革。事到如今，真肯死心塌地為保衛專制政 權而效命者寥寥可數。這就使得一種戲劇性的突然變化更具現實性。而某些乍一看 去無關大體的事變，都很有可能引出震動全局的連鎖效應。無怪乎鄧小平要說「一 動不如一靜」了。但他們又不能不動。你不動別人會動。一向立論謹慎的哈佛大學 馬若德教授最近撰文，指出當前中國政局與清末的驚人相似。他說，他原先估計中 共的統治可能在第一代領導人去世後仍然維持一段時期，現在看來那已經是不可能 。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民主派理當進一步增強信心，主動出擊，爭取早日結束中 共一黨專政。 2)參照辛亥革命和蘇東事變，有兩個問題值得考慮： 民主與穩定 有些人，一方面既痛恨於中共的專制，一方面又擔心中共專制一旦垮台，中國會 不會天下大亂。這種擔心在「六四」之後變得更強，那本身就表明，正是因為中共 頑固堅持一黨專政，並不惜用殘暴的屠殺維持專制制度，所以才給動亂種下了禍根 。因此，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中共的專制結束得越早，中國出現大亂的可能性越小 ，中共專制的壽命拖得越長，中國出現大亂的可能性就越大。這一點在所謂分離主 義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得尤其清楚。近年來，台獨和藏獨的聲浪都遠比前些年更高 。這層道理本來很簡單，有些人偏偏給弄反了。顏真先生就頗具代表性(見《中國之 春》第九十七期)。按照這些人的觀點，中國的現實問題已經太多、太嚴重，在高壓 之下無從爆發，一旦民主必將不可收拾。因此，最好的辦法是，讓中共在維持高壓 統治的同時，進行一些可能的體制內改革，逐步減輕這些問題的壓力，然後再過渡 到民主政治。這種觀點至少有以下幾重錯誤。 首先，正如顏真等人自己說過的那樣，現今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本身便是中共 專政的產物。因此我們很難相信，隨著中共專制的延續，這些問題不會越變越多而 倒會越變越少。 記得在一九七九年秋天，《中國青年》雜誌社邀請北京一些民間刊物的朋友們座 談，我給大家講過一則故事。杞人憂天的寓言大家都知道，《鏡花緣》上還有個「 伯慮憂眠」的故事。伯慮國的人害怕睡覺。他們認為睡覺就是死亡。因此平時總是 強打著精神活動不讓自己睡覺，一見到別人打瞌睡，便採用一切手段將其喚醒。這 樣下來，伯慮人無不萎靡不振、未老先衰。最後，人們實在熬不住，一覺倒下，從 此不再醒來。然而這又反過來更益加強了伯慮人對睡覺的恐懼。因此便陷入惡性循 環。我引申說，一個社會開放民主，其道理正與之相似。世間有些理論，尤其是那 些行動理論，常常有一種自我證實的傾向。你越是認定開放民主會天下大亂，並且 (這一點很重要)，在實際行動上拚命地壓制民主，到頭來總有一天，這個社會果然 一開放民主就天下大亂。中國古代的亂世為什麼那麼可怕，其原因就在於此前的統 治者過份地強調穩定。那些成功的民主國家所以能夠長治久安，恰恰由於在它們那 裡，經常發生小小的騷亂(今天在海外自由世界生活過的中國人應該對此有格外深切 的體會)。我那時就警告說，假如今天中國不下決心開放民主，十年、二十年之後我 們的危機一定會更加深重。十二年過去了，今天人們對於中國是否會天下大亂的憂 慮顯然比當年更強。這至少證明了我上述觀點的正確。 我們姑且承認，在當前的情況下，中共統治者為了保住政權，主觀上的確很想為 人民辦幾件好事。但問題在於，既然中共不得不花很大很大的氣力去壓制人民的廣 泛不滿與反抗，那麼，它還有幾分餘力去做它據說是本來想做的好事呢?有人力圖說 服我們：現在頂好不要反對共產黨，最明智的辦法是好好在共產黨領導下搞改革。 等到各方面情況改善了，統治者更有信心，它才容易做讓步(見馮聖葆先生發表在一 九九一年夏季號《知識分子》上的文章)。這種推論似乎合乎邏輯，可惜它完全不合 乎人情人性。這與其說是對人民的耐心要求太高，不如說是對人民的自尊心限定太 低。實際上，它是要求我們整個民族唾面自乾、完全喪失血性。因此這一勸告既是 無理的，也是注定辦不到的。 不錯，壓制自由民主，短期內確有控制社會矛盾不爆發的功效。但是顏真等人只 見其一不見其二，壓制自由民主同時也是、而且必定也是摧殘人性，打擊人們的理 性精神、寬容精神和負責任的精神。這種效果最為惡劣。顏真等人不懂得一個十分 重要的道理：一個社會是不是會爆發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並不是取決於其中的各種 社會問題有多麼嚴重，而是取決於人們對待問題抱什麼樣的態度。假如大多數人都 通情達理，尊重別人，做事負責任，天大的困難也能逐步解決。專制，尤其是失去 了迷人的意識形態包裝的專制，恰恰是在否定這些最可貴的品質。它持續的時間越 長，這種否定的後果便越強烈。 從昔日晚清的變化到今日蘇東的變化都證明了，統治者愈是能順應人心，較早地 放棄高壓專制，轉變就會愈平穩順利。人群之中從來就有兩種思潮、兩種情緒，一 派溫和、一派激烈。哪種思潮、情緒會佔上風，不但取決於哪一派代表人物更具道 德感召力和理性說服力，而且還取決於對方作何種回應。如果你希望溫和改革，你 就不能僅僅批評內部的激進主義，更重要的，你必須堅決地反對統治者的死硬頑固 ，你必須努力促成專制的早日結束。像顏真先生和馮聖葆先生那樣，以為中共專制 多維持一段時期反倒有利於和平轉變的想法，實在是太不瞭解人情人性。 關於中國的民主運動 我在前面談到過辛亥革命的妥協性。這種妥協性一方面是出自策略上的考慮，出 自對於減少流血衝突、早日結束帝制的考慮。在這一點上，今天的民主派應該學習 。 也許有人會問：假如未來中共內部某些人物，採取斷然措施，改變強硬路線，決 定開放民主，我們同意讓他當了大總統，安知不會出現袁世凱第二?我的答覆是，今 非昔比，歷史的悲劇不會重演。這當然也要求我們進一步「喚起民眾」。過去，一 些民運人士常有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在實際鬥爭中深切地體會到，沒有廣大 民眾的投入，民主運動會勢單力薄，難以成事;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擔心一般老百 姓民主意識不高，擔心所謂暴民傾向或痞子運動。這種矛盾心理務必需要克服。單 以八九民運中的北京為例，廣大市民的熱情參加和高度自制，令世人讚歎不止。真 正的精英，應該善於組織民眾而不是排斥民眾。否定一般民眾的參與願望，既不可 能，也無必要，又不應該。這又涉及到另一個毛病。從過去的民主運動看，每逢遭 到失敗，大家總要歸結到廣大民眾覺悟不夠、參與不夠;但每逢形勢較好時，大家又 總是急著向前衝而不去抓住時機深入開展啟蒙教育和組織工作。這種毛病當然也要 克服。 如前所說，導致辛亥革命妥協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不少革命派人士對自己的社 會地位不高而自慚形穢，因而往往輕易地把重要位置讓給那些革命資歷既短、革命 貢獻也少的前清官僚;再有便是革命派缺少實行政策的能力，缺少治國的能力，結果 便是在革命成功後的政治舞台上變得沒有多大發言權。這兩個問題在當今中國民主 派身上也同樣存在，甚至更為嚴重。 有鑒於此，中國的民主派必須做好下面兩件事：第一，我們必須要確立自己獨立 的價值判斷坐標。首先，我們要有自己的歷史。不能依靠共產黨的正宣傳或反宣傳 。從中共對蘇聯事變的低調處理可以看出，中共並非傻瓜，並不是你的思想、你的 活動對他打擊最嚴重，他對你的公開批判即反宣傳就最強烈。只要可能，在很多情 況下，他們更傾向於採取「封殺」而不是直接「打殺」或「捧殺」的辦法的。直到 這次判重刑，中共對王軍濤、陳子明等人從來也不曾公開批判過，但實際上對他們 一直暗中監控。也不能依靠中外新聞媒體，因為媒體的本性是趕熱鬧、注意表面(一 位美國歷史學家說，報紙是最片面的歷史)。每一個投身民運的人都需要對中國的民 運歷史具有自己獨立的、深入翔實的瞭解。我們應當懂得，那些長期以來在民間從 事真正獨立的民主運動的先行者們，他們不僅參加民運的時間更長、更早，而且事 實證明他們的見識也更深更準，同時由於他們沒有黨票和官銜的保護，做同樣的事 要冒更大的風險，因而實際上具有更高得多的道義勇氣。更何況他們之中不少人， 分明有過獲得某種受人羨慕的社會地位的機會，但他們寧肯堅持獨立、堅持民間。 這就尤其值得我們尊重。 第二，中國的民主派必須大力加強自身的學習和訓練。光有從事民主政治的抱負 還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培養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能力。中國的問題很複雜，從 制度形式的選擇(在政權形式上，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在選舉方式上，比例代表制還 是多數當選制?等等)，到具體社會經濟政策(產權界定，如何界定?自由經濟，內容 如何?諸如此類)，我們雖然也有過一些研討，但這些研討還存在著兩個明顯的不足 ：一是不完整、不系統，二是只有討論而無結論。畢竟，政治是一件配套工程，零 零碎碎的研究，分別來看也許都很好，湊在一起卻會出大問題。政治爭論不同於學 術討論，後者無需乎達於定論，前者卻必須獲得共識。還有組織運作的問題。不少 人談組黨。其實，民主政黨的本義是通過選舉掌握權力以推行政綱。因此在海外談 不上建立真正的政黨。你至多是給原有的民運組織換上一個黨的名字，但並沒有因 此而增加任何新的功能。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目前當做之事，只是加強現有的組織功 能，同時為下一步組織名副其實的政黨作準備。如何加強現有的民運組織功能，將 來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政黨，這裡面大有學問，而我們目前下的工夫還是太少。最 近，甘陽先生在《時報週刊》(第427期)上撰文，論及民主運動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及 區別。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很值得大家注意。所有上述問題，都直接關係到中國民 主派能否具有實際推動自己政治主張的能力，從而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中國 民主事業的成敗。如果我們希望比當年的革命派或曰共和派做得更好些(至今為止我 們似乎做得更差)，那麼我們就必須為此付出極大的努力。 五.結束語 我曾經慨歎：歷史給人們最大的教訓是，人很少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造成這一悲 劇的原因很簡單：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研究歷史。 不錯，每一個受到一般教育的人都上過歷史課。但是，特別在中國大陸，共產黨 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充滿了謬誤和偏見，不少人以為瞭解歷史，這就比單純的無知還 糟糕，因為它沖淡了人們繼續研究的願望。我希望值此辛亥革命八十週年之際，能 夠召喚起更多的人思考歷史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