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先生的苦衷 .章慕影. 美國最具聲名的「中國通」、哈佛大學退休教授費正清先生去世近兩個月了，追 悼也開過兩個星期了。中外報刊雜誌上已經有不少回憶悼念文字。這篇短文，是應 在《中國之春》工作的一位老朋友的邀請而作，其內容也許算不上什麼獨特新穎， 如其說是談費先生，倒不如說是以費先生為機緣談我們自己。 費正清先生一九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南德科達省休倫市，一九九一年九月十 四日死於麻省劍橋市，終年八十四歲。其逝世地點是劍僑市蒙特奧本醫院，致命病 因是心臟病。十多年前費先生曾以同種病症住過同個醫院，經過救護治療之後得以 復原。當時因為探詢的親友甚多，於是印發了一篇通訊作為統一答覆。這篇亦莊亦 諧、令我每次閱讀每次感歎不止的文字是這樣結尾的： 「蒙特奧本醫院的大夫的確技術高明，他們不僅使我免於移民附近風景優美卻不 甚活躍的蒙特奧本墓地—劍橋這個城市真可謂是應有盡有—而且也使我今後的生活 更為單純了。由於他們的忠告，我今後無須再管什麼文章，無須再管什麼書評，無 須再管什麼教學、信函、咨詢、會議之類。總之，什麼事兒也不用管了，只有六本 書還需要寫作和編輯罷了。」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費正清先生寫作和編輯了六部書，每年兩部。如果 當初所計劃的不是六本書，而是七本書需要完成的話，也許費先生還會再活兩年， 到一九九三年逝世吧! 一九七九年循例退休之後，費正清先生幾乎無日不正常辦公。人們在哈佛大學費 正清亞洲研究中心見到費正清先生的機會比見到許多在職教研人員的機會還要多。 至於費先生晚間、週末在家中「加班加點」的情況，上個月《時報週刊》登載的謝 文孫先生的回憶文章中有過具體描寫。 身為中國人，愛想中國事。我不禁聯想到北京大學一九八０年前後評定教學研究 職稱時的情況。當時上面有個規定，提拔講師需要有一、二篇發表的論文，提教授 要有一、二本出版的著作。而許多人任教研三四十年之久，竟沒有寫過一、二本書 或文章，於是臨時抱佛腳，作文章，鬧得不亦樂乎。 不知道別人怎麼認識，我個人對於費正清先生最深切的認識是，他以某種宗教式 的熱忱從事中國研究。中國研究對於他不僅是一種職業、事業而已，而可以說是一 種「使命」和「天職」。 費先生出自一個具有遠久基督教傳統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職業牧師，一生大 部分時間在密西根、印地安那、伊裡諾依等州傳教。費先生並不諱言自己奔跑於世 界各地講學與其祖父奔跑於美國各州講教的共同之處，所不同的是地域上而言孫子 比祖父活動範圍更廣闊，而活動內容而言則更狹窄—中國研究無非是涉及世界一方 的小題目，而基督教教義則是涉及世界和人類整體的大題目。 麥克斯·韋伯在其代表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到一個「典型」資本 主義企業家的處世治業態度：他不以現世自身有限的實際享受為目標，而是將企業 無限的擴張視為履行某種神聖的天職，由此產生其治業上的高度勤奮和效律(此處故 意選用「效律」二字)。換言之，他是以一種理性的方式達到一種非理性或者超理性 的目的。 十月二十一日，在費正清先生追悼會上，哈佛文理學院院長亨利·羅索斯基先生 提到一段個人經歷。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作研究生時曾經上過費先生中國研究的 課，而後又決定專修日本研究。費先生為此專門找他談話，無非勸他仍從事中國研 究，勸說無效之後則呈現出一種難以理解的表情。在費先生的心目中，任何具有才 華的學生都應該來同他一起搞中國問題，否則就是不可思議的。同樣的故事，我們 還可以從前幾年以報導中國成名的記者弗·巴特菲爾筆下讀到。費先生不僅熱衷於 「招兵買馬」，而且善於「派兵遣將」。他的著作中大約三分之一是同美國人、中 國人、日本人合作的，而幾乎所有著作都有其它人參與。一般合作項目中，他定方 案、他找錢、他分工、他校正、他寫序跋和部分章節，最後共同署名出版。糾葛總 會有點兒，但大致總是皆大歡喜，而且做成了一件事。五十年代初期那部中共黨史 文件譯注編評的書，費先生竟是和兩位在校研究生，克拉·布蘭德和班傑明·施瓦 茨，聯名合著的，此種「有大乃容」的心胸，不是人人都有的。 在哈佛任教的三四十年期間，費先生堅持每星期四下午在其溫瑟羅街家中舉行「 師生聚會」，由費夫人準備的茶點，同任何願意參加的同事和學生接觸交往，從生 活到學習無所不談。有心栽花，無意成柳，聚會甚至促成了幾樁同學姻緣，比如日 後雙雙成名的亞色·懷特和瑪莉·懷特。 六七十年代，費先生舉辦《中國論文》，讓哈佛學生有機會發表自己的專題論文 ，對於學生培養研究寫作能力以及提高學術著述的聲譽均屬有益。我記得弗·巴特 菲爾一篇關於宋經詩起義的文章便是這樣發表的，其論述言詞已經奠定了他以後成 名作《中國苦海》的基礎。 須知費先生「桃李滿天下」的背後是其「心血遍地流」! 中國研究在美國文化，甚至在美國學術界，都算不上什麼大領域。我想，知道費 正清這個中文名字的中國人，遠比知道其英文原名約翰·金爾班克的美國人要多。 費先生可以說是完成了一番不小不大的事業。 不過，設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名歐美傳教士跑到中國某省某市，辛辛 苦苦建立一個布教據點，幾十年如一日，對目不識丁的中國農民和急功近利的中國 市民傳播一些同他們身心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教理，到頭上結果又是如何呢?經世遠 久的影響似乎是談不上的，而切近實際的倒更是自身的精神職責罷了。 大小勿論，一個人一生中要想幹成一番事，除去個人天賦才能和若干客觀環境機 遇之外，恐怕就是自己的勤奮和效律了。在中國二十年，在美國十年，我見過不少 (當然也不是太多)頗有天賦的中國人。由於缺乏一種獻身精神，進爾缺乏勤奮和效 律的創業作風，一年復一年地過去卻不見有所造就成績，將來死後墓誌銘上不妨寫 道：一個曾有天賦的人! 我這裡所謂「勤奮」，也就是堅持干、不偷懶的意思；所謂「效律」，則稍微復 雜一些，一方面是指主觀上的條理節制，另一方面是指客觀上的成效結果。以上兩 點是我個人從費正清先生身世所獲感觸最為深切者，也是我對於自己痛心疾首、反 復自責者。 不可否認，費正清先生是一個學者。幾十年在哈佛大學任教，歷任該校東亞研究 所所長，東亞歷史和語言委員會主任，編寫了二十幾部學術著作，怎麼能說不是學 者呢!另一方面，費先生又不是那種只懂得待在圖書館讀書、在書房裡寫字的「純學 術」類型。如同不少人正確指出的，費先生是一個「學術企業家」，與此相關的則 是他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立場。 費先生在四十年代中期有五年時間直接參予過美國政府活動，往返於華盛頓和重 慶之間。其中，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任美國駐華特別助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 四六年任中國情報局主任。在此以後任教哈佛大學的長時期內，費先生也一直保持 著對於國際國內政治活動的興趣，不時發表政治時事評論。這種情況，費先生並不 過分隱瞞，而且大致也可以理解。 這裡不僅涉及某種道義責任，實際上也涉及費先生作為一個學術企業家必不可少 的條件。不可否認，費先生在美國漢學界的崇高地位和重大影響，各大基金會和各 種工商界人士的捐款資助，校外學會的組織和校內系所的建設，都與其政治活動分 不開，而且本身也都可以說是政治活動。費正清先生退休後哈佛中國研究的失勢與 此相關，斯卡皮諾和威克曼的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以及奧森門格和黎伯斯的密西根 大學中國研究的得勢也與此相關。 不過蓋棺而言，費先生大致屬於自由主義學者類型，而不屬於官僚主義政客類型 ，其政治言行也是從學者的基礎上出發的。如果簡單的認為費先生之所以有一席之 地，只是因為有某些政治勢力的支持，則不免有失公正。 五十年代初費先生曾經受到美國共和黨右翼勢力的政治打擊，幾次被召到國會聽 證，被麥卡錫分子指責為「共產黨代理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堅持 所謂正統馬列主義路線而尚未同美國恢復交往，北京官方和半官方的報刊雜誌上曾 經稱費先生為「帝國主義文化間諜」。 國民黨與費先生，也不算親睦。費先生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大致是從一九四三 年開始的，一九四六年回美前後，幾次公開表達對國民黨專制腐敗的失望，提倡美 國避免過份干預中國內戰以及過份支援蔣介石，以免同歸於盡，以後因此被國民黨 右派指責為「出賣中國者」。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轉折期間，費先生主張終止對台 安全條約、恢復中共在聯合國席位，同中國大陸建交，又被國民黨方面指責為「出 賣台灣者」。一九七七年費正清夫婦訪台受到不少冷落和侮辱。立法委員胡秋原先 生當眾提出以十萬美金為賭注，由胡以英文同費以中文辯論，自然也有譏嘲費先生 中文不佳的意思。 然而，最近見到一些台灣方面的報導，說費先生五十年代長期主張台灣獨立，為 此發表匿名文章，甚至建議台灣加入美國，成為第五十一州。真不知道消息是否確 鑿，且待有機會聽取一下有關人士的解答和判斷。 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後，費先生對於國民黨失望的同時，便開始對於共產黨同情。 以後幾十年間，他大致保持著對中共大陸溫和諒解的態度。「三年災害」可以用急 於求成來解釋，「文化大革命」可以用事與願違來解釋，「開放改革」到底還是把 中國引入正途了——這大概就是費先生的同情心路。「最終說來我關於中國的看法 還是積極樂觀的」，費先生一九八二年寫道，「中國革命是我們朋友的成分大於是 我們敵人的成分。它是內向的而不是外侵的。隨著關係的密切，我們會彼此幫助。 」 同情往往是和不滿共存的，而且往往作為此起彼伏的兩端維持在費先生對待中國 和中國革命的心理天平上。他在重慶曾慶賀喬冠華結婚，後來還送他一件大衣；一 九七二年在北京再見，喬外長卻官氣十足;一九七九年費先生再次訪華，仍要見喬先 生，喬先生卻陷身囹圄，求見而不可得了。在哈佛訪問期間曾住費先生家中一年之 久的一位錢端生先生，一九四七年西南聯大時曾因為抗議國民黨政府而幾乎被刺殺 ，一九五七年卻被共產黨打成「右派」，流放勞改十幾年，一九七二年費先生指名 約見，錢某表情呆板，一口一個「馬列主義真理，社會主義在中國永遠不變色」， 令費先生不知所措。一位哈佛畢業生週一良先生，在國外搞宋史，回國後搞世界史 ，五十年代在倫敦見面反過來給費先生上社會發展史五階段的歷史唯物主義課，六 十年代入「梁效」班子，七十年代痛悔上了「四人幫」的「賊船」，八十年代更想 出國訪問。 私人關係是如此，整體形勢又如何?一九八二年費先生表示「積極樂觀」之後不過 幾年，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被批評，胡耀邦下台;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被槍殺，趙紫 陽下台。憑著自由主義學者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良心，費先生不能不表態，對天安門 慘案抗議，同時也日益增長著對中共、乃至對中國政治的悲觀和懷疑態度。「中國 確實是獨特不同的」，他歎息道，「中國目前似乎和以前一樣不可預測。」 總體而言，費先生關於中國政治、尤是中共政治的立場和觀點，真個是算不上深 刻貼切的。幾番《美國和中國》的修定，一大部分內容是在追逐現實政治形勢，這 是明眼可見的。 但是，在一次次政治上判斷失誤的背後卻是一番番道義上的期望。不是費先生有 負於中國政治，而是中國政治有負於費先生。西方自由主義漢學家在隨時批判中國 黑暗的同時，都免不了同時期望於中國的光明，而中國政治則是不容忍別人批判其 黑暗，卻又總不給別人以光明。究竟是誰個該怨誰個呢? 如果費正清先生拋掉對於中國和中國政治的愛戴、尊重和期望，而代之以仇視、 蔑視和失望，也許他的認識判斷會更為深切準確了。以前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之後 北洋軍閥沒有希望，之後國民黨政權沒有希望，之後共產黨政權沒有希望，都是千 真萬確的事實。也許今後的中國還是沒有希望——只是這怎麼可以承認呢?怎麼能夠 承認呢? 此種極終意義上理智與感情之間的矛盾，對於一個獻身於中國研究的美國人是如 此，對於我輩身在美國卻不願或者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離騷》上有一句話：「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愛而不能捨也!」 如果中國和中國政治連費正清這樣的人都攏絡不住了，也就說明中國和中國政治 確實是夠嗆了。以往如此，今後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