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近況山侃 ·國 基· 「感覺」 今年八、九月間，筆者曾經大陸一行。在京時遇到一位仍在政治的激流中奮進的 老友。二人對酌閒聊之餘，他忽地冒出一句，曰：「你們這些留了幾年洋的人不成 啦，對中國的事已沒了感覺，說也說不到正點上。」此話入耳，距今已有半個多月 ，但是它的含蓄卻還在我這半洋半土的腦子裡來回轉悠，偶爾和正在想著的事撞在 一起，便會讓人半帶沮喪地想起那「國情」二字，透出些沒來由的苦惱。 顯然，國情和感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但是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場所中，二者之間 又有著某種難以用言詞來界定的微妙關係。總的來說，似乎是由於這國太大，國情 便無從瞭解到鉅細無遺的地步，於是感覺就有了替代那瞭解不到的國情的作用。而 更有趣的是，若對這感覺細加品味，我們抑或還可發現它有駕御這諸多有關國情的 信息的功能，從而不僅使這感覺，而且使這些信息也得到昇華，成為一種統駁全局 的能力。於是，這感覺在中國人那裡便有了些神秘的意味，跟著它走的不光是老百 姓，今天在政治舞檯子上喧喧嚷嚷的一幫過客也對它頗有偏好。大家為這感覺在這 國土上的不可替代性而深感自豪，君不見，遇到外人，中國朋友最喜歡講的就是我 們的情況複雜，你們是搞不清的。這不易搞清的背後顯然便是感覺兩字。這話筆者 也曾對三五個外國人說過，只是不曾預料到現在要輪到自己來聽這話，箇中滋味便 不比從前了。 下面要說的本來是近來回國的所見所聞。由於這些東西多是聽來的，又無新聞媒 體的報道可實佐證，真真假假之間便難免給人浮光掠影的感受。所幸筆者在此所要 追索的並非只是真實，對感覺的把握也是目的之一。 這次回國，筆者接觸了一百多位各式各樣的人。這當中有中央各部門的，有北京 市政府的，有學術界的，報界的，也有文化界，醫務界，商界，和在普通工廠、農 村、個體攤點上討生活的人。和這些人交談，北京話叫「侃大山」，意謂興之所至 ，想到哪兒說到哪兒，題無定軌，話無常式。因此，要從這幫「侃爺」的話語中縷 出大線條的東西來不甚容易，但是連篩帶簸地整出一堆小訪題來卻決非難事。這樣 瞭解來的東西自然便限制了本文的寫作格式，篇頭中加上「山侃」二字原因即在於 此。所幸在大陸新聞管制甚嚴的狀態下，把這些小話題當做新聞來讀也是可以的。 反和平演變學習班 眾所周知，大陸上層對蘇聯的政變及其後的政局變化是十分警惕的。自八月下旬 ，中共便把各省的負責人和各大軍區的頭頭召集起來辦了一期反和平演變學習班。 班上要求人人對問題做出明確表態。不過此關，下屆就要另請高明。但是，這個班 上除了在反演變問題上要求加強對人的控制以外，並沒有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辦法 來防止這種趨勢。 十分有趣的是，在八月十九日蘇聯政變消息傳來後，北京市社會調查所的負責人 之一，原文革中北京中學紅衛兵的一個頭頭李冬民帶了一幫人到蘇聯大使館前遊行 ，熱烈支持政變當局，並給中央寫信，要求中共承認蘇聯新政權。兩天後政變夭折 ，這群人的鬧劇便也不了了之了。 除了這種「正面」意義上的遊行以外，中共對所有其他試圖表達民意的公眾性活 動都嚴加控制。在內部，中共有一說法叫做：在全國要重點防止北京鬧事，在北京 要重點防止高校鬧事，在高校當中要重點防止北大鬧事。今年六四時北大研究生樓 曾飄出一條標語。由於研究生是各系交叉著住在一起的，當局問誰都問不出來。每 個人都說不知道。秋季北大開學後，校方通知研究生重新分配住房，各系不分年級 住到一起去。這等於要研究生連保。研究生們據理力爭。一星期後，國家教委、安 全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北大的人四家聯手下來用警棍挨門挨戶逼迫這些研究生搬 遷。此事或可作為加強控制的實例。 法大，權大，還是錢大? 作為反和平演變的措施之一，中共曾試圖花些力氣來整肅腐敗。江澤民在一次重 要會議上還曾當著一群大老言詞激越地說：我們有沒有勇氣下狠心挖出幾個部一級 的大案來，殺他一批?然而，中共的努力到此便算是盡頭了。監察部中也有些人想認 認真真地做幾件大事出來。但是案子往往搞到一半便不得不中途收場，上層阻力甚 大，一個條子便可使一件案子不了了之。前些時對首都鋼鐵公司管志誠一案的處理 便曾使中共大傷腦筋。從管氏的逮捕到槍決前後一個多星期裡，他被挪換了五次監 獄。不斷地有人來疏通，甚至營救，是這樣頻繁更換監獄措施的原因。萬里曾當面 質問陳希同、李錫銘，北京想救管志誠的大有人在，對不對。陳、李答，是這樣的 。管志誠貪污受賄多達一百四十萬元，這樣的規模恐怕上上下下都要打點到才有可 能。這大概也是阻力很大的原因所在。 與此相關的是司法機關的腐化。北京市西城有一家個體戶，哥哥因與人口角動手 傷人致死，被關進監獄。弟弟包了一輛的士跑了一個多月，花了十七萬元人民幣(七 萬元給死者家屬)，硬是把他哥哥給「打點」出來了。據法院的人講，目前在刑事案 件中索賄而使人犯減刑免刑的現象十分普遍，已到了見怪不怪的地步。 鄧小平，陳雲和垂簾聽政 大家都知道，鄧小平在多少年前就叫喊著要退下來，但是直到今天他還是手握重 權不肯撒手。趙紫陽八九年時在對戈巴喬夫的談話中提到這一點便被當成他的一大 罪狀。殊不料今天相當多的黨內人士開始罵鄧小平「垂簾聽政」，實在是此一時， 彼一時。在這一罵的背後顯然有利害角色的支撐，這便是陳雲。今年初鄧跑到上海 ，議論說不可以一講計劃就是社會主義，一講市場就是資本主義。西方有計劃，中 國有市場嘛。上海的一個寫作班子(或一個人)秉承鄧的旨意以皇甫平(黃浦江評論) 的筆名發了四篇東西在《解放日報》上。東西出來後，陳雲、鄧力群等人立即追查 此事的後台。當他們知道了這是鄧小平的意思後仍對之提出批評。其間有一篇鄧力 群等人組織的文章曾在某日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中播出。按照慣例，該文 應於次日上《人民日報》頭版。但是，由於某種原因第二天《人民日報》未登，只 是後來由《求是》雜誌刊出。 鄧與陳之間矛盾衝突的演化過程不得而知。但是，近來雙方似在若干問題上有妥 協的跡象。據內部人士說，最近薄一波在參考了二十多位部以上中共要人的意見後 ，寫出一個三十三條來。這篇東西的大意是說我們搞的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 濟，因此市場是體制內而非體制外的。過去在認識上存在偏差，走了彎路。今後要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上面，云云。薄氏的這篇東西顯然是折 衷表性的，而在被徵詢的人中又有鄧力群，姚依林，萬里，田紀雲，鄒家華，陳錦 華，宋平等等，可見背景並不單純。 李鵬的智囊團和楊氏的兄弟之爭 在政府內，李鵬甩開了以前趙紫陽使用過的三所(體改所，發展所，農村發展所) ，自己找了些人拼成一個智囊班子，主要也是各高校的研究生。這些人為李鵬出的 主意之一是不僅要在省一級對調負責人，而且要在地市一級實行對調。試點選中南 京—西安。在實施時，本以為南京人會不幹，殊不料阻力更多地來自西安。這些陝 西人不願意動地方，結果不了了之。有朋友認識這個班子裡的人，問他們為什麼出 此下策，笑答曰：這樣他不是可以早點下去嘛! 在年內，現在楊白冰的勢力如日中天。自被調到中央，楊白冰已著手調換了五百 多名軍以上的幹部，並根據他自己的智囊班子的意見，為「雪白血紅」平反，接見 作者，拉攏軍內知識界人士。由於這些做法，楊白冰與楊尚昆之間矛盾很大。據說 楊尚昆的兒子還曾經和楊白冰大吵過若干次。 黨的新的三大作風 黨內矛盾鬥爭的激化和公開化反映出這個黨在今日的國際國內形勢中的惶惑不安 。由於鄧小平搞了幾十年的功利主義性質的改革，這個黨已經到了沒辦法用任何東 西來「武裝」自己的地步。一位接近上層的人對我說，這個黨現在既不代表工人、 農民，也不代表知識分子或個體戶。搞包產到戶把農村中的社會主義丟了；搞企業 經營承包、廠長負責制又把無產階級甩到了一邊。毛主席的時候講人要大公無私， 而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全套體系也都是建立在人心為公的前提上的。現在 可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蘇聯曾派來一個團在大江南北考察了兩個月，臨走擱下 一句話：你們是用資本主義養社會主義。 這「養」字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的資本主義道路。從常理上 講，這四項原則和鄧小平所主張實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相悖的。這兩個東西玩來 玩去就變成了所謂資本主義的實，社會主義的名。調和兩者只能是折衷主義的東西 。 在這樣的名實之爭中，黨的行為便有了新的特徵。這就是老百姓為這黨總結出來 的新的三大作風，所謂「理論聯繫實惠(而非實際)，密切聯繫領導(而非群眾)，吹 捧與自我吹捧(而非批評與自我批評)。」 四千個億的債務與企業之間的三角債 九月初，在東北牡丹江召開了一次全國財政工作會議。財政部一副部長到會陳述 了目前的狀況：內債一千億，外債一千億，虧損一千億，潛在虧損一千億。這種債 務危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狀態有關。許多廠子一邊積壓一邊 生產，工資獎金照發。北京市的情況即可拿來做說明。北京市稅收一年六、七十個 億，但拿出來發獎金和各種補貼的就佔了四十多億。而國營企業的虧損面據說高達 百分之七十。 三角債也是令中共頭疼的問題。但是對企業來說，卻很有些債多了不愁的意思。 鞍山鋼鐵公司拖欠了遼寧省電力局一大筆款子。後者威脅說再不還錢就斷你的電。 鞍鋼的負責人答曰：你想斷就斷好了，沒關係! 目前鐵路上跑的多是各企業派出來要債的。但是這些人的真正目的並不是把債要 回去，而是去吃欠債戶。據熟悉內情的人講，這種債務鏈條與李鵬這兩年搞的調整 有關。前些年預算內、外的基建投資甚大，帶動了一大批與基建相關的企業，而近 些年的調整由於主要目的在於壓縮基建規模，便在反方向上推倒了一大批企業。 國營職工的工資及對策 儘管目前中共在拚命維持著國營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和獎金，使一般人的收入 達到了二百元左右，但物價的昂貴卻又使這區區二百元變得很不算什麼東西。舉例 來說，現在豬肉要四元多錢一斤，草雞(非工廠生產)母的要二十多元一隻，毛衣要 六十至一百元一件，皮鞋要六十至一百元一雙。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夫妻二人的收 入近四百元，無子女，一個月下來，除了房租水電外，餘錢只夠維持每日三餐一菜 一湯的水平。而若有朋自遠方來，月末便有無法收場之虞。 這朋友的說法其他人認為稍顯誇張，但從一般人的角度說，三口之家一個月若沒 有三百來元的基本開銷是很難維持的。在得了這基本概念後，我卻不能不同時為自 己所碰到的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水準所驚訝。從我的觀察看，他們一個個過得都比 那三百來塊錢好。細問其究竟，得來的答案是現在人人都有路子，不倒騰點這個也 得幹點那個。據不同的人對我說，現在許多國營大工廠，倉庫周圍都有七、八個廢 品收購站，工人們常常把值錢的東西隨便弄弄變成廢品堂而皇之地夾帶出廠賣掉。 人人都有路子自然便意味著路子的混亂。比如，北京西四北最近新建起一座台灣 之家酒樓。在項目談判時言明台灣的商人帶入資本人民幣三百萬元，西城某單位以 土地及其他實物入股折資一百七十萬，營業後利潤百分之七十給台商，三十給中方 的單位。但這台商前前後後一共只投入了五十萬元人民幣，而餘下的投資則是向建 設銀行貸款得來。這樣的作法顯然使大陸吃虧。然而吃虧也要干的訣竅，卻在於這 酒家沾了合資企業三年免稅的光。這樣一來，參與其事的中方人士便有了不在話下 的好處。再比如，今年八月份瀋陽的報紙上曾披露一事，說一個體戶花四元錢買一 噸煤扦石(石頭)與一噸好煤摻在一起轉手賣出，一次倒手獲利六十萬。事件揭露後 瀋陽市竟然無人管無人問。煤礦工人知道後憤而罷工，聲稱我們費了半天力氣挖出 的煤，讓這種人隨便一倒手就賺了這麼多錢，還沒人管，這活兒是沒法兒干了。 此外，據中國銀行的人講，現在銀行已明確同意為與外商做買賣吃回扣的人開外 匯戶頭。這不能不說是理論聯繫實惠的一大舉措。而與這些路子七纏八連地擰在一 起的當然就是那個已經十分腐化的官僚系統。說起來實際上簡單，一個共和國的普 通官員現在月薪也僅只是百十來元錢，加上各種獎金，補貼湊湊合合夠上二百元的 水準。這點錢叫他怎麼在人前保持自身的尊嚴?而現在民間拉攏官僚，甚至下級拉攏 上級的手段已不止於毛澤東所謂的糖衣炮彈了。我的一個朋友在剛當官的時候還曾 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學生本色，不收下面送的東西。然而事隔不久便發現同一個處的 人除他之外全都收受這樣的東西，他不收就明擺著要挨擠兌。無可奈何，也只好學 學莊子的語錄，順乎自然了。 世界各國中對大陸的現狀摸得最透的要屬日本。最近日本有三大公司(三菱、日立 和住友)各自帶著幾千萬美元的項目來華，言明要成事就必須把相關的司局級幹部的 子女安排到其中就業。如此這般，弄得中共有苦也說不出來。 鄉鎮企業和個體戶 與國營企業的不景氣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鄉鎮企業和城市個體戶經濟的發展。目前 ，全國鄉鎮企業數已達二千多萬家，其產值在國民經濟總值中已佔到百分之四十多 ，即基本達到了與國營平起平坐的地步。由於這種發展，現在全國縣級財政收入中 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份額都來自對鄉鎮企業的稅收。這些鄉鎮企業和城市個體戶已 成為北京市面上緊俏商品和大宗物流的主要提供者。 根據今年初北京市物價局對各城區五百多戶居民的跟蹤調查，全市目前百分之八 十九的蔬菜是個體攤販提供的，而在海澱區，這比例更高達百分之九十四。由於這 種發展，國營菜站已多被擠垮或轉行做了別的。個體攤子上賣的菜由於隨行就市， 自然會比國營的菜賣得貴。鑒於此，去年陳希同曾試圖對蔬菜實行限價，並對價高 的攤販實行沒收執照的懲罰。殊不知限價三天後北京市面上就看不到菜了。結果陳 希同不得不講「什麼是照，菜就是照!」 目前，北京市各大百貨商店都出租櫃檯給鄉鎮企業和個體戶。西單商場出租了百 分之三十的櫃檯。到目前，這些櫃檯已到了無法收回的地步。原因是櫃檯租金每米 三千元一年，這意味著一年要賣出五萬元的東西，然而西單商場自己一年最多只能 賣出二萬元一年的貨。而租讓所得又已和職工的工資獎金掛上了鉤，所以現在若收 回便會引起巨大震盪。由於鄉鎮企業和個體戶的介入，北京市面上到處可以看到一 派生機勃勃的氣象，買賣均相當活躍。但是這當中的繁榮很少與國營部分相關，這 從冷落的非出租櫃檯上一眼就可看出。 北京市場繁榮的另一個原因是有照個體戶與無照個體戶的比例。這個比例近兩年 來一直維持在一比一點五左右，即無照戶多於有照戶。無照戶現在已串連成幫，可 以非常準確地知道什麼時候工商稅務的人會下來轉，所以被抓獲的概率越來越小。 由於個體戶是塊肥肉，現在對他們的各種各樣的攤派據統計在全國達八千項。顯 然，這種暗攤亂派是和目前對個體戶管理的混亂分不開的。個體戶的迅速發展使原 有的城市工商稅務建制無法滿足需要。但國家不拿出錢來擴充。於是各地工商稅務 都建立了一支相當可觀的編外部隊。這些人為工商稅務辦事，回本單位拿錢，或干 脆就由工商或稅務局負責開支其工資。這些人被派到市場上，便構成了一個擾亂因 素。其次是前幾年的六所從區下放到街道，使街道形成一級政府。由於這一變化， 街道與工商稅務之間便在利益劃分的問題上形成很大矛盾。街道管個體戶本來是為 了就近便於管理，但因為個體戶這塊肥肉誰都想吃(街道因此在這兩年發得很快，不 少街道蓋起了大樓，並組織人員出外旅遊等)，街道和工商稅務便發生了許多糾紛。 西城區在把市場管理權下放給街道時曾分出兩個西城區最好的市場給區的工商稅務 專管。但這卻使這兩個市場所在的街道大叫吃虧。於是他們就在市場四個角上辦起 四個小市場，並給個體戶以優惠，結果形成了街道和工商稅務互搶市場的局面。 管理的混亂便帶來了索賄受賄問題。其中頗為有趣的一項是工商與個體的關係。 在西城區，工商局原來為監視個體戶曾在各市場上設立了一些攤點，所謂暗哨。後 因經營不善轉包給個體戶。最終這些攤點上的收入便成了工商局職工的獎金來源。 此外，工商稅務的人下去吃請都有定數。標準的一席對話，便可被延請至餐館中吃 上一桌上千元的酒席。 個體戶由於有錢，辦事也順當。現在北京的個體戶中本市與外地的比例大體在一 比一左右。外地人多從浙江、福建、廣東等地來。這些人先在郊區租房，轉而買房 ，繼而移入戶口，然後便辦了農村轉非農戶口。最後就拿到了城市戶口。據不同渠 道的消息，現在外地人在郊區已有整村搬過來的情況。服裝和小商品是其經營的主 要對象。由於守在這個大市場旁邊，往往是頭一天市場上某種服裝看好，第二天這 些服裝村就把它生產出來，擺到全市各處叫賣了。 個體戶來錢快，花得也大方。據說現在最有錢的個體戶一天的花銷在一千元上下 。這些人上街出門辦事，身上裝著十萬八萬的也不稀奇。然而，由於個體戶只能在 個體戶的定義中經營(根據馬克思的定義，雇工不得超過八人)，掙來的錢就無法被 用於擴大再生產。這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產生錢多了也沒意思的感覺。有一個個體 戶在掙了一筆大錢以後，覺得拿這麼多錢實在無聊。某日在家裡，忽想上廁所，便 打電話叫來一出租汽車，拉著到建國飯店去上了一次。此外，個體戶賭錢成風，而 賭的方式也千奇百怪。例如比賽在五分鐘內看誰燒的「死人票」(百元一張的人民幣 上面毛劉周朱都是死人)多。顯然，類似的情況在農村中也是有的。人們在掙錢之餘 便沒了任何寄托，活得也著實可憐。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由於個體戶和鄉鎮企業的發展現在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 位置，國家便越來越不敢對這些企業亂說話或亂加限制。在這兩種經濟成分較為發 達的廣東、遼寧等省，省委就有這樣的說法：中央文件與本省文件一致的，大干特 干，基本差不多的，試著干，不一致的，不幹。由於各省發展的水平越來越不平衡 (如湖南現在要用四斤糧食換廣東的二兩餅乾)，中央文件中有關各省發展問題的部 分便越來越難以說到點子上，從而實際上失去了對各省的調控能力。一個文件下來 本想限制沿海省份的行為，西部的省份卻會提出抗議，說你昨天的優惠政策已使這 些省份發了，現在我們剛想發一發你卻又提出限制措施，這樣西部怎麼發展? 最可笑的是就關於海灣戰爭和蘇聯政變發的「文件」。在這兩次傳達中，各單位 聽到的都是其負責人去開會聽來的文件。而這些負責人還被交待說要按照自己的理 解去傳達。結果，在實際中傳達的是沒有文件可循的東西，即經過各單位負責人理 解消化後的「中央精神」。於是，罵葉立欽渾蛋的有，說我們可以暗地裡為政變者 們鼓掌的也有，不一而足。 政治與經濟的關係 中共現在自己也明白它在人群中代表性的喪失。但是，除了這名份上的缺失外， 中共還有一個官僚系統凶霸霸地站在那裡，讓人不敢對它存絲毫小視之意。這官僚 圈中的人多少都有些同病相憐的意識。據說在對反和平演變問題舉辦的講座上，當 說話的人提到一旦中國如何如何，那將是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局面時，聽講的人還真 有了一種汗毛倒豎的體驗。 總之，這個官僚系統還在，而且在今日之中國人們又找不出一個可以取而代之的 組織體系，中共站在這個系統上面便還可以繼續它的統治。然而，由於社會主義與 資本主義的名實之爭還在進行，而且前者又到了已沒法從理性的角度為自己進行有 效辯護的地步，中共便只好靠在這個官僚系統上面利用其高壓的組織手段強迫大家 不說話。但是，目前大陸上的事情微妙就微妙在這裡：中共雖然在扯著嗓子喊社會 主義好，它卻比誰都明白這社會主義無法弄飯吃。要吃飯就要用原則做交易，讓老 百姓搞資本主義。 於是，在大陸上，人們便看到了一種奇特的分工，報人們、黨棍們專門坐在那裡 寫些誰都不要看的東西，而民間則默不作聲地一個勁搞資本主義，或曰挖社會主義 牆腳。這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便達成了一種默契。用北京市委一位朋友的話 來講，就是現在的人可以在經濟上「敞開了」干，在政治上卻不可太過放肆。這樣 一種說法也是我在回國的一個多月裡得到的切身感受。現在的人，不管過去幹過什 麼，搞過改革的、教過書的、做過學問的，都對政治取一種日益冷漠的態度，而全 身心地關注於經商之道。 群眾當中這樣一種只搞經濟的心理在大街上也可看出來。現在北京街頭，經常可 以看到穿警服不拿警察工資的人。這群人是被弄來維持秩序的。但是他們基本上很 少管事。騎車帶人的滿街都是。首都劇場門口的樹上掛著大紅布標語「嚴禁騎車猛 拐」。但好幾十度角斜穿馬路的卻隨處可見。老百姓和共產黨之間似乎有一種誰都 別理誰的心態。天安門事件後，全市大清查，只查出三萬多參加過遊行的。而在這 次「運動」中整過人，揭發過人的，現在普遍日子不好過。倒是被整的那些活得十 分坦然。一個朋友對我說，他曾因遊行喊口號等問題被整，結果訛傳出去說是被開 除出黨了，幾天的工夫裡他便收到二十多個電話，對出黨一事表示熱烈祝賀，令他 苦笑不得。 或許是由於中共有意地要造成這樣一種祥和的氣氛以保自身，而老百姓在這樣的 狀態中又過得挺好，我曾遇到不下五個人對我說出同樣的話：現在要搞民意調查， 管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擁護共產黨。這話由不同的人嘴裡說出，由不得我不信， 但是又是這同樣的幾個人，卻轉過話頭來對我說，這共產黨現在學乖了，整人整不 動了，做出事來也不像過去那麼絕了；這黨現在開始學會與老百姓妥協了；民間現 在寫六四事件的人不在少數；上邊對蘇聯的事不高興，底下可樂壞了，等等。 北京人經歷了六四一場腥風血雨，人們在感情上講沒有不恨的。但是在今天的狀 態中生活，人們又有一種悠然自得之樂。民間的心態具有這樣矛盾的地方，中共內 部也不能說就沒有類似的矛盾心態存在。比如，我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聽到中共正 統人士對蘇聯東歐的事大發幸災樂禍式的議論。在他們眼裡，這些地方現在已成了 沒有任何秩序，饑民遍野，從而孕育著大亂的場所。反觀中國大陸，市場繁榮，生 活安定，因此還是我們的路數對頭。然而，在這貌似穩定的國度裡，卻又總有社會 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名實之爭，而且越爭社會主義越沒地盤。對於這個問題，這些正 統人士不是三緘其口，就是含混應對，似乎正被戳在痛處。 一位潛心研究改革的朋友對我說，目前國內這種名實之爭在拿來和蘇聯的改革做 比較時，或許可以反映出兩國、或兩個民族在思維方式和文化特性上的差異：中國 人走的是從下面一點一點挖牆腳而不管原則的道路，蘇聯人走的是要求從一開始就 搞清楚系統轉型的終極目標，並從根基上一下子就把它建立起來的道路。兩國在改 革道路上的差異從另一方面講，或許也和各自所依重的智囊團的類型不同有關：中 國的智囊團主要由經濟學家組成，因此要多注意的是功利主義性質的動作；蘇聯的 智囊團主要來源於哲學界人士，這些人對問題的思考更多地是從本源的角度出發的 。 社會分化與公共服務 在大家一心搞經濟不問政治的狀態下，就算人人都有路子，都能東踢一腿西打一 棒子地弄到點實惠，這路子多與路子少，能力大與能力小的差異也會逐漸明顯起來 ，表現在人群的分化當中。據中國銀行的統計分析，目前城市居民中百分之二十的 人手裡拿著占城市總額百分之七十的存款；在農村則是百分之十的人拿著百分之八 十二的存款。 但是，這種由收入引出的分化還只是中國社會目前正在經歷的若干種分化中的一 種。另有幾種分化是頗值得注意的。中國現在號稱多種所有制並存，而依屬於不同 所有制的經濟體便在這個計劃加市場的體系中有了不同的位置。通過觀察可以發現 ，一個經濟體制越靠近私有制便越靈活，越靠近公有制則越呆板。前者由於靈活， 效率高，便有錢；但是後者由於靠近官僚系統，沒錢卻有權。再一種分化便是沿海 發達地區與內陸省份的分化。這種分化據說已引起西方情報機構的注意，認為廣東 、福建等省再這樣發展幾年，便可在經濟上與北京分庭抗禮。而海外要開什麼會也 可以專請這些省的代表參加，不必管北京了。 這若干種分化由於都是在靜悄悄地進行著，當局閉口不談，所以人們雖然能體驗 到它們的份量及其對自身生活的影響，卻很少從正面得到任何引導以便恰當地對待 這些分化。 一位粗通法律的出租汽車司機對我說，過去插隊的時候，共產黨連資本主義的玉 米苗都得給拔了。現在可好，資本主義都長到他們家枕頭底下了他也不管。這些人 ，真應了那句話，叫作「嘴是圓的，舌頭是扁的，說出話來是轉的。敢情叫這些人 怎麼說都行。你就說這白毛女，這要拿今天的法律來講，黃世仁是債權人，他向楊 白勞要債就是合理合法的，而大春回來把黃世仁殺了卻是犯罪。這世道，現在真是 說不得了，管自己吧。」 顯然，大陸社會上發生的這些變化在普通人眼裡的確是說不得了。說也說不出個 道道來，不說也罷。人群中沒了道道，便失去了公德存在的基礎。而在大家都忙著 搞自己那一攤、發展個人關係時，社會上的公共服務卻越來越差。現在的北京市， 公共汽車常常是客不上完就猛地把門關上，在終點始發站也是這樣。我就幾次遇到 這種情況，跑半天到了車門口，門啪地一聲關上了，關上就無論如何不會再開開。 浴池裡現在也是髒得很。客人進去找不到過去一向都提供的肥皂和熱手巾。大家清 一色地自帶洗髮液、肥皂、毛巾，甚至拖鞋。出浴後客人使用的大浴巾黑得像是有 人專門放在腳底下踩過，而不少浴池提供的拖鞋不是缺了上半邊就是腳後跟要著地 ，地上則黑黑地連泥帶水東一片、西一灘，讓人看著頭皮發緊。北京市內現在不時 地可以看到一些收費(一毛)廁所，進去雖然氣味並不好受，腳下卻還乾淨。但是在 一些不收費的廁所裡，我卻發現過蛆蟲遍地，屎尿橫流的場面，真不知那些拿著工 資獎金的清潔工都躲到哪裡去了。在街上清潔工倒是有的，但是這些人總喜歡低著 頭掃地，遇到倒楣的行人還會碰到專往他腳上掃的時候。而在根本就沒有什麼服務 項目的北京首都機場，現在也亂出名目地向每一位登機者要四十塊錢的「機場使用 費」，不要就進不去。 結論 綜合以上的方方面面，似乎可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大陸社會目前仍保持著一種民 間與官方，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是通過錢和權的交換實現 的。在這一交換背後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因素日益壯大和社會主義因素日益萎縮 的事實。由於這種你消我長的動態，國家已越來越無力完成任何大的動作，而只能 在有限的範圍內維持目前這種狀態。顯然，在這一切背後不可避免地要長出一系列 不穩定因素來，而這還不包括中共內部老人幫的自然壽命這個因素在內。 鑒於這種態勢的發展，大陸上若干有識之士便曾向我流露出這樣的感覺：大廈將 傾，敗像已顯，哥兒幾個準備逃難吧!這種逃難說現在已在高幹子弟中得到了一些反 響。這些人總是信息最靈的，據說他們現在人人身上都裝著不只一兩本護照和有效 的外國簽證。 當然，這些官崽子的可能去向是和所有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正在考慮的事情不 大相干的。國家一天天爛下去顯然也並非人們所願見到的事。但是，一個情結卻又 使很多人盼著它早點垮掉。這情結就是中共一味蠻橫地在堅持著的東西造成的：不 允許人們說話，不許對社會中的問題展開公開的討論，不許海外的人對大陸的事說 三道四，不許有人公開詆毀共產黨的形象。這諸多的不許究竟道理何在?共產黨恐怕 也說不清楚。只是在感覺上他們總會有些怕，怕讓人說了話他們就得下台，就得千 百萬人頭落地。但是，對於那些對現代政治生活稍有常識的人來講，這樣的恐懼實 屬多餘。千百萬人頭落地的事是共產黨自己慣用的手法，在現代政治生活中這樣的 手段卻早已為公理所不容。至於下台問題就更容易說了。如果共產黨人真是以天下 為公做黨的準則，自己沒把事情搞好，下去正表現出其心胸的磊落。這樣，做起人 來，做起黨來，反而活得會比現在這種局面舒服，自己的後脖梗子也不會因為老被 人指指點點而弄得冷嗖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