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談中共接班人的政治綱領 如何看待《應對與選擇》 胡 平 本刊全文發表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的長文《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 略選擇》(以下簡稱《應對與選擇》)，目的在於引起讀者的思考與評論。 在我看來，這篇文章的重要性，首先不在於它提出了什麼樣的理論觀點，而在於 它試圖起到一種什麼樣的現實功能。 我們知道，共產黨專制統治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借助於這套特殊的意識形態 ，共產黨統治為自己提供了一個自我證明的合法性依據。按照這套意識形態，社會 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實現(天意)，共產黨代表了全體人民 的意願和利益(民意)，因此它的統治，依據定義，就是唯一合法的和絕對合法的。 當人們還相信這套意識形態時，共產黨的統治便極其鞏固；當人們懷疑、否定這套 意識形態時，共產黨的統治就從根本上發生嚴重的危機。民主運動的興起，表明了 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人民提出了自由選舉的要求，這意味著在人民看來，共產 黨統治的合法性必須通過自由選舉來確定；因此它也就意味著人民拋棄了共產黨因 自己的意識形態來確立自己統治合法性的神話，亦即拋棄了共產黨那套意識形態本 身。 最近，鄧小平講到要用經濟改革來抵制和平演變。但嚴格說來，經濟改革與和平 演變這二者是不相干的。因為前者僅僅涉及到共產黨的政績好壞，後者卻關係到其 統治的合法與否。如果你共產黨在台上幹得不錯，我可以在自由選舉中投你的票； 但不論你的政績多麼出色，你都沒理由否定我自由投票的權利。也就是沒理由否定 民主運動或和平演變。 其實，中共當局心中很明白這層道理。他們深知，倘不能維持意識形態的力量， 他們就不能維持自己的專制統治。所以在六四之後，中共更加強化了意識形態的宣 傳和控制。考慮到原先那套意識形態已然失去了起碼的說服力，當局急切地需要一 種新的理論作為補充或幫助。於是，像《應對與選擇》一類文章便應運而生。 《應對與選擇》一文在形式上有兩個意味深長的特點。 第一，它明顯具有官方的背景，但又沒有打出官方的名義。 文章屬名「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而中國青年報屬於共青團中央，顯見有官 方背景；但它畢竟只是團中央的一個報紙的研究部門，並不等同於中共當局。 第二，非正式的公開。 這篇文章並非真正保密，相信在國內有很多人可以讀到，但迄今為止它又還沒有 發表在正式的黨報黨刊上。 這兩個特點很能說明問題。既然中共當局感到意識形態的破產，從而需要一種新 的理論為自己辯護，因此，這種新理論必須表明它的官方背景；它必須要公開，以 便去說服別人。但與此同時，這樣的文章又不能直接以中共當局的名義正式發表於 黨報黨刊，否則無異於向公眾坦承其意識形態的破產或半破產，因而自己否定了自 己的合法性。 在這個世界上，不論是國內還是海外，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有一批自作 聰明的人。他們當然不相信共產黨意識形態那套神話成鬼話，但他們都很可能相信 或半相信象《應對與選擇》一類形式的文章。因為這類文章多少要面對事實，而且 還常常借助一些他們所習慣的概念或用語。他們發現這些文章總還是有幾分道理的 (世上有什麼理論是全無道理的呢)。因此，他們就會對文章的立場產生多多少少的 同情。於是他們就自作聰明地以為，目前中共搞的那些顯而易見的荒唐事情，其實 有著別樣的依據或理由。他們以為唯有他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共當局內心的難以明言 的苦衷。其最終結果便是，有意無意之間，他們就放棄了，起碼是軟化了他們原有 的反中共專制的正確立場。 在我這篇短文中，我暫時不打算就《應對與選擇》一文的各種具體觀點展開討論 。我只想先提醒讀者注意到這篇文章的特殊形式、特殊功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更有 意義的觀察角度。這或許比單純的就事論事還要重要些。 王朝末日的新政 陳奎德 一代新政治王朝的降臨並非總是伴隨雷鳴閃電的。事實上，當前中國大陸，在大 書「穩定」「停滯」的政治屏幕後面，中共上層各派政治勢力正密鑼緊鼓，窺探神 器。一輪四十多年來也許是最重要的一次爭奪王位的搏鬥業已開始。 追溯中共歷史，這種宮廷逐鹿之爭，往往雙方都炒賣著同一套意識形態語言，其 中強調重點的微妙區別常令局外人莫名其妙，難辨真諦。而實際的激烈交易和爭奪 ，則在鬼影憧憧的帷幕後面緊張進行。這類爭奪，在實質上，同原來的山頭隸屬關 系，上下級利益共同體的強弱對比相關甚大，而同根本上的政治見解的差別則相關 較小。 然而這一次，卻出現了一個新的特徵。在某種意義上，「政治綱領」的因素已經 滲進了中共的權爭。概而言之，一個「八仙爭擂台，各自出拳經」的時代已經開始 了。 有了自己一套不同於老一輩的「拳經」，並且能公開亮出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 是中共政治的一點小小的進步。 當然，在中共這種意識形態立黨立國的傳統中，敢於並且能夠公開亮出自己的稍 稍不同的政綱，所依賴的，無非是中國社會裡最為歷久不衰的「護身符」--血緣關 系。離開了它，我們很難想像這裡刊布的這份政治宣言式的東西能夠公開出籠。 因此，可以有相當的把握說，這份文件大體上代表了中共太子黨主流派的政治哲 學和施政綱領，它已明顯地同老人幫的政治綱領區別開來了。從其顯示出的基本行 文風格而言，這裡已經很少或幾乎沒有了陳詞濫調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說教(文中已 公開承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很低)。與以往中共八股的「起承轉合」必配之 以共產主義諸先知的語錄相反，該文件居然把亨廷頓、羅素、波普爾、哈耶克等「 資產階級代言人」的語錄或主義雜陳其間，從而使該文成為中共宣傳史上少有的具 有了一點個性的頗滑稽的文獻。 無疑，這代表了以中共下一代掌權者自命的一批人尋求新的政治生存空間的努力 。其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三： (1)中共政局已明顯進入死胡同，求變已成為繼續生存的緊迫歷史使命。 (2)較其上輩，無論是在應承擔的責任或思維方式方面，太子們所背的歷史包袱都 相對為小。因此，供他們選擇的政治上的可能性空間也就相對為大。 (3)欲作為新一代領導人，由於不可能完全憑血緣繼承上一輩所創建的統治合法性 ，同時又不具備民意選舉的政治合法性，於是，必須創建自己相對獨立的合法性基 地。鑒於此，就必須尋找並確立自己不同於前代的政策認同，即相對獨立的政治綱 領。並借助這一新的政治綱領奠定自己的合法性基礎--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等等。 這恐怕是撰寫該文件的基本旨義之一。 雖然如此，人們在瀏覽該文後仍可發現，撇開其中的一些過去中共文件中罕用的 術語，諸如新保守主義，驕民政策，理性主義，工具理性，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等等外，其基本的政策想像力仍不夠強勁有力，也不夠斑斕豐富。雖然有報紙稱 之為非陳非鄧的「第三勢力」，然而究其實質，其經濟綱領與陳雲的鳥籠經濟並無 根本區別，其外交政策則與鄧小平極其相似，在內政方面則模仿鄧小平八十年代初 剛出山時較為寬鬆的知識分子政策。因此，與其稱之為非陳非鄧，不如稱之為半陳 半鄧更為接近。雖然在理論色彩上較鄧陳為強，非意識形態方面比鄧陳走得更遠， 但在實際政策的基本格局上並未完全逃出鄧陳的「如來佛手心」。這當然由於他們 同老人們的利益共同點息息相關，同時又受制於某種權力的「血緣式世襲」帶來的 政治局限性。 該文洋洋萬言，對其做一番全面的評析是有其必要的，但這不是本文的任務。筆 者僅僅想就它所勾勒出來的「後老人幫政治」的基本輪廓作幾點基本的概括，並略 作評述。 通觀全文，該派太子黨實質上為他們掌權後的中國作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設計，其 本質是： (1)以國家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2)以右翼專制主義取代左翼極權主義。 (3)以地緣政治原則取代意識形態原則。 (4)以現實主義維護權力壟斷的執政黨取代浪漫主義平民色彩的革命黨。 (5)以黨的所有制取代國家公有制。 (6)以中央集權的強化取代地方主義的趨勢。 人們不難發現，上述的幾大特徵其實有些在邏輯上是不能自圓的。特別是第五條 ，它使現在名義上歸十一億人擁有的財產，一瞬間轉移到佔上述人口百分之四的共 產黨手中，使中共成為這一龐大財產的所有者。這種所有權的無償轉移(或掠奪)， 不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誰授權?所有者同意否?)，同時仍舊沒有解決中國經濟制度 的癌症：產權不明確的問題(誰是「全民」?誰又是「黨」?)。就名義上而言，也與 他們的基本取向(以國家主義代替共產主義)是自相矛盾的。 由於太子黨某些先天局限，上述的六點主張都不可能走向極點，因此，即使他們 果能掌權，也不可能徹底實行這些政綱。當然，上述六條中的每一條都需要仔細分 析論述，這裡僅想談談對它的總體印象，同時想指出其思路的最大幾處敗筆。 該綱領最主要的失敗之處首先在經濟上。請看文中的靈丹妙藥：「目前應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加強勞動紀律、抓質量、品種、效益、抓科學技術等發展生產力的方面 ，而不是放在變更生產關係方面。」這種政策，中共四十年來一直都在實行，效果 如何?天地明鑒!把這種屢試屢敗的政策列入新政綱，如果不是心智方面有問題的話 ，只能表明這派太子黨向陳雲派所作的一個姿態，以換取對其作為接班人的支持。 捨此之外，很難找到其他解釋。關於經濟權力的集中，該文對其可行性的考慮也是 沒有歷史眼光的。 在政治上，未能明顯出場的的演員是兩個字：六四。這種迴避儘管是可以理解的 ，但卻是沒有遠見的。這是中國未來的政治中不可逃避的一塊合法性試金石。何時 、何地、以何種方式使這一演員參與表演，是測驗中國政治舞台上主角候選人的藝 術水準的最關鍵的一場考試，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總之，該綱領漏洞甚多，存在許多根本的局限性。要而言之，它對政治上的合法 性和可行性的考慮都是非常欠缺的。而這兩個基本點都不是靠局部修補就即可奏效 的，必須對其基點進行重新審視。但倘如此，它就超越了太子黨的魄力所能達到的 極限了。 儘管如此，這份政綱對中國政治而言，傳達的仍然不是負面信息。它標誌著中國 社會意識形態的逐步淡化，它標誌上層政治多元化的萌動，特別是，它標誌著後老 人政治時代的開始啟動。對此，人們是有理由持審慎樂觀態度的。 和平演變不可阻擋 薛 偉 在五十年代中期，杜勒斯預言在中共的第三、第四代領導人身上會發生和平演變 。當時中共正處於全盛時期，毛澤東等人對杜勒斯的回答是「癡人說夢」，不屑一 顧。 四十年之後，特別是經歷了「八九民運」、東歐易幟、蘇聯變局之後，這可怕的 咒語卻讓中共日夜膽戰心驚，把「防止和平演變」當作現階段主要的戰略目標。中 共向來把自己當做真理的化身，給一切敵對者都扣上「反動」「反華」「反人民」 的帽子，現在又把「搞和平演變」作為罪名強加到一些反對派人士，甚至西方國家 的頭上，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不應該搞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有什麼不好呢? 先說「演變」。誰也不否認，世界上萬物都是不斷變化的，物競天擇，時間的考 驗總是讓代表進步力量的強者取代代表落後勢力的弱者，演變不但是合乎自然法則 的，也是任何人不可抗拒的。中共想一黨專政永世不變，這就和秦皇漢武求長生不 老藥企圖不死一樣，完全是枉費心機的。 再說「和平」。和平總比戰亂、流血、暴力、毀壞要好得多，如果我們確定了演 變是不可抗拒的之後，相信凡有理智的正常人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難道中共願意 自己成為暴力的犧牲品? 其實，中共不但知道和平演變是必然的，而且自己也陷入了和平演變的過程之中 ，只不過中共的如意算盤是：不管變到什麼程度，政權絕不能放棄! 然而，世界大氣候是朝向民主的，正如文件中所抱怨的：「改革開放初期，人們 呼籲重視科學，重視技術，後來發現還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東西相配合。等到 這些東西都強調了還不行時，又說要有市場，建立市場需要體制改革，而經濟體制 改革一遇到障礙，就層層加碼，要求改變所有制，然後又把視線轉向政治體制，其 焦點便是中國共產黨，必欲摧毀之而後快」。中共的性質注定了它不但不可能領導 這場和平演變，反而注定在演變中被淘汰。在當今的歷史潮流中，中國大陸的和平 演變和中共最終被拋棄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由利益而決定的錯誤觀念 張 鋼 這篇文章是我兩年來在國外所看到的國內寫的最值得一看的東西。它所涉及的內 容極其廣泛，而且它的思想和語言，對我和海外一些朋友來說，並不陌生，甚至可 以說是相當熟悉的。 這是一篇共產黨內新生代(主要是目前在黨政軍各級崗位上的一批幹部子弟)對世 界格局，對中國現狀及今後走向的看法，以及如何應對的基本對策。這批人不拘泥 於經典和教條，不死守傳統和規範。由於環境和條件的關係，這批人對世界比較了 解，對社會現狀也比較清楚，因此他們認為老一代領導人傳統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國 家的方法已經跟不上時代。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自由知識分子對社會理念的訴求 ，在現實運作中顯得幼稚可笑。他們不但相信自己對社會現象的判斷能力，也相信 自己對社會的控制能力。這篇東西就是這樣一批絕不放棄對中國前途負有重大責任 和使命的中國共產黨新生代的聲音。 實事求是地講，這篇東西有許多分析一針見血，許多思想確有見地;但其中也有不 少思維混亂，以及由利益而決定的錯誤觀念。全文的一、二、三部分對問題的分析 都很實在和清醒，此不多議。第四部分的前一半講得也有道理，但後一段談到，中 國十年來循科技、人才、教育，到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直到所有制的改革、政治 改革的改革道路是走向「激進改革觀」的邏輯結論，顯然極不講邏輯。什麼叫「激 進」?「激進」無非是不講條件，不講過程，不給解決矛盾的時間和空間，反而以激 化舊矛盾，製造新矛盾來達到目標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手段。然而，中國十年改 革進程的每一步都是經過反覆討論，認真試驗的，儘管經驗不足，產生問題不少， 但改革盡一切可能的手段逐步地去解決舊矛盾，克服新問題。怎麼能得出十年改革 是「激進改革觀」的邏輯結論呢? 第五部分是這篇東西的主要內容，我這裡只談其中的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對黨的性質轉變問題，以及對「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及「民粹主義」觀 點的批判，基本講得不錯。但其中卻又把「新階級分析」認為是「政治反對派」用 以「攻擊共產黨的武器」。我認為先不要談階級不階級，攻擊不攻擊的問題，首先 敢不敢承認在中國目前的社會裡，是否存在不同的利益階層或集團?如果存在，為什 麼不能分析他們之間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產生的原因;更進一步講到這些矛盾在怎 樣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緩和，使社會脫離緊張狀態。這些統統都不講，動輒便說成是 「攻擊」，這恰恰是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問題，和前面提到的「不可用階級 鬥爭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思想是相互矛盾的。 第二方面是，在談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兩個來源時，雖然表現出了對 問題清醒的認識，但是又偏偏講不清「山溝裡的馬列主義」和馬列主義究竟存在著 什麼不同?講不清為什麼結合我國革命實踐產生的列寧主義在自己的國家會被老百姓 遺棄?縱觀一個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史，我們不但略知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 也看到了諸多正統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重新 進行一番認真的探索嗎?近百年忍受內亂外侮的國家並非獨中國一家，資源貧乏、人 口眾多更不為中國所特有，但是今天確有這樣的國家發展得比中國快，這是什麼問 題呢?在這個時代，僅僅靠「決定」，「只有...才能救」或者「發展」這些單詞， 是不容易成為「目前說服人民的最有效辦法」的。 第三方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這裡面可以看到，幾十年來的實踐，並沒 有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在對舊文化的徹底摧毀後，現有的意識形態對群眾 的號召力很低，且往往引發逆反心理，這些講得都很實在。對新文化內容的設想也 是美好的。問題是新文化怎樣產生?人們將在怎樣的環境下去實踐去產生新文化呢? 第四方面是講，不但要抓槍桿子，還要抓財產經濟。這裡存在的問題最多，但利 益立場也表達的最清楚。 首先，共產黨應不應該有自己的財經?當然應該有!問題是從黨執政到今日，所有 黨的專職工作人員的薪金本應從黨費和黨營經濟中支取，但事實上全都由財政部支 付，或由老百姓以各種方式支付。這是毫無道理的。 其次，文中一方面說「國有資產無人負責」，另一方面又大談「一百五十六個項 目」、「鄉鎮企業」、「中國農村財產」、「地方上項目」，「這些說到底都是共 產黨在干，共產黨在負責」。那麼，到底共產黨對這些是負責還是不負責?話說回來 ，「公私合營」誰幹的?「合作化」誰幹的?「砍資本主義尾巴」誰幹的?統統都砍掉 了，只剩下共產黨，共產黨不幹，誰幹?別人想幹，共產黨讓嗎? 第三，文中談到為了解決「各種利益主體侵蝕國有資產」和「由誰來承擔財產所 有者角色最為合適」的問題，結論是「誰與經濟運行過程結合得最緊密，並保證國 有資產在運行過程中能夠增殖，就該由誰負責。」這絕對地荒唐!任何經濟部門的經 理、廠長都「和經濟運行結合得最緊密」，並都被要求保證資產在運行中能夠增殖 ，難道他們都應該「承擔財產所有者的角色」? 共產黨沒有自己的黨營經濟，可以建立自己的黨營經濟。為什麼要把全國人民的 財產以「共產黨在干」(共產黨委派經營管理人員)的理由轉化為黨營經濟?這是公開 把嚴重侵犯全國人民財產利益的行為合法化。當然，文中也談到「尚未達成共識， 它的利弊還有待進一步探討。」我想這也許是有識之士對問題的實質，及可能引發 的社會問題的嚴重後果的擔憂。 第六、七部分比較務實，提出「穩中求進，以穩制亂，以靜制動」是中國對內對 外戰略的基本出發點。「穩」對中國的良性發展當然是有益的。問題在於，中國不 是世外桃園，不求變，穩是做不到的。只有「以變求穩，以變理亂，動中取穩，靜 中取進」才是中國的出路。 一份太子黨接班的白皮書 蘇 煒 最近海外流傳的這份《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根據確切的 消息來源，是陳雲的兒子陳元、鄧力群的兒子鄧英陶，組織了一批包括何新在內的 「中青年理論家」，幾經座談討論以後弄出來的一份洋洋灑灑、口氣很大的「政綱 」。 這份東西，或可以稱之為「太子黨的接班白皮書」(不是已有「人權白皮書」了麼 ?)，其中有很多氣味，是筆者的同齡人所熟悉的：蘇曉康提到，它讓人想起了林彪 、林立果父子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我的感覺則更往前推：我想起的是「文 革」中「聯動」、「西糾」的紅衛兵「老兵時代」，那些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赤裸裸的「血統論」「家天下」的叫囂。 一如當年那個撕掉一切漂亮言辭而鼓吹「殺殺殺」的「譚力夫演講」，讓人感覺 到一種「冷冽的快感」一樣(當時「譚氏演講」可謂風靡一時)，這份白皮書，因為 撕掉了他們斗膽稱之為「僵硬意識形態的框架」的偽裝，而顯出了某種執政者近年 少見的直率和明快。公開量出的許多新旗號，很是有一種「醜話說在前頭」的梟橫 之氣：「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革命算個什麼事兒?執政才是利益所在!)，因 而鼓吹「公務員特權有理」，因而反對過去幾十年來實行的「驕民政策」(「驕民」 者，即毛老爺子絮絮叨叨的「群眾路線」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呀，等 等是也)，因而要禁止再使用「反貪污、反腐敗」的口號，而且還要把本來已經為執 政者佔有的「國家資產」變為黨的財產，進一步「開誠佈公」地明令社會產權「黨 產化」(什麼「無產階級先鋒隊除了解放全人類，沒有自己的利益」?那實在是迂腐 之論) 等等等等，一大堆「安內攘外」「穩住執政黨地位」的新提法、新招數、新 旗號--強調赤裸裸的現實功利，強調寸金不讓的利益佔有，於是我們從中聞到了一 股絲毫不加掩飾的(即便掩飾也很容易解讀出來)，帶著濃厚法西斯主義色彩的，嗜 血的甜腥氣味。--是的，就是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所沾上的甜腥氣味，或者納粹蓋 世太保的鐵血刺刀上的那種甜腥氣味。 坦白地說，讀罷釋卷，我心中生出了一種快感。那是獵人找到了像樣的獵物，一 個角力者找到了可以較勁兒的對手一般的快感。時至今日，無論作為「民運分子」 或者作為「自由派知識分子」(或者兩者兼有吧)，要你費心費力地和「鄧李楊」們 練，和「中南海八老們」練--和那些靠罵娘治國，尿著褲子會見外賓的衰朽之輩比 試拳腳，那實在是窩囊的慌，也是在此「中國特色」之下不得已為之的事情。自「 六四」殺人之後，此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統治的道德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但你 要和他們論理，又實在是「秀才遇到兵」。所以，今天整個民心和知識界人士的心 態，便只好冷漠地等待，等待自然鐵律顯然是為時不遠的裁決。但是，等待歷史變 幻就像「等待戈多」一樣百無聊賴。如今，代表一個新的(顯然是承襲舊的)利益集 團的對手，終於亮出了自己的旗號，招數來了--他們坦承蘇聯變局之後「手中幾乎 無牌可打」，承認「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受到威脅，他們需要為自己從父輩繼承下 來岌岌可危的統治權益尋找新的合法性依據，意求定出新的穩定坐標。並且，他們 已經擺出一付絕不退讓，絕不驕民的，面向大多數統治者的自由、人性要求而磨刀 霍霍的「跨世紀接班」的態勢了。 這確實是一批不可等閒視之的對手。一切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們，從中可以清楚地 讀釋出太子黨接班群(尤其是陳雲一黨的太子群)未來的治國方略來。從「八九民運 」的天安門人潮，血泊中崛起的中國新一代自由派、民主派從此可以棋逢對手了。 (筆者注意到，這份「太子黨接班白皮書」的執筆者參閱過從《民陣白皮書》、《民 主中國》、到《中國之春》上論「八九民運」的文章和資料，其中甚至用上了《民 陣白皮書》裡的文句和嚴家其的「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世紀」等具體提法。)這將是 未來的可見的歲月裡，同一代人中代表利益範疇根本衝突的兩大陣營，即將發生的 一場世紀性對壘。並且，由於彼此間輩份相等，經歷相近，語碼相同，應該是有可 能好戲連台的。這裡說的好戲，除了其勝負將關係到中華民族下一個世紀的前途以 外，還包含著筆者一點渺遠的期待：無論太子黨還是民主派，其未來的對壘有可能 走出上一輩人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的陰影嗎?有可能在比較相近的教育背景、智商條 件、理性層次之上，通過相對平等和平的競爭，產生出新一代人治國平天下的遊戲 規則來嗎? 從這份「太子黨宣言」裡透出的那種赤裸裸的法西斯氣味來看，筆者對此的預期 是相當悲觀的。 新法西斯主義的宣言 趙越勝 中國青年報的這個《戰略選擇》是個危險的信號。它的核心可以一言蔽之曰「法 西斯主義宣言」。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相比，它頗顯示出中氣不足的 末世光景，但鸚鵡學舌之態仍在，故可稱之為「新法西斯主義」。 所謂「新」，並非觀念上或論述上有何新見，而僅指它在時間序列上更靠近我們 。正因為如此，才顯得格外危險。想起東歐革命後，前共產黨統治區新納粹主義抬 頭，兩相聯繫，倒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在這裡，我不想分析這篇東西的具體內 容，這要留給更大的篇幅。但應該指出，這個所謂的「戰略選擇」並不是一個經過 深思熟慮的、具有某種理論價值的文件。它只是一篇思想貧乏、邏輯混亂、概念不 清的「勸進書」，是某些攀龍附鳳之徒為迎合統治當局的需要而炮製的一劑毒藥。 在這裡，我僅想以法西斯主義的宗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言論來比照一下《戰略選 擇》，由此可以看清這篇東西的思想血脈。 希特勒說：「有人相信現代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以純粹的機械方法和較好的經 濟生活的組織，將與它國不同--也就是說，貧富更能妥協，報酬也較平等，把工資 的差異都消除了。這樣的人就是毫無世界眼光。一個國家信託這樣淺薄的改良，在 各國競爭一定得不到勝利。...組織必須安置有頭腦的人於群眾之上，而使群眾聽命 於這些有頭腦的人，使他們發揮最大的效用。國家的行政和國家在防務上的力量， 完全受有勢力的人操縱。」 墨索里尼說：「愚昧充滿了工人與農民胸中。要想用好話，或用宗教式的勸告是 無用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種對英武暴力的承認。」 《戰略選擇》中說：「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勤政，不 敢講嚴政。」又說：「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蘇聯東歐的 反對派首先利用的也是人民需求社會公平的樸素感情。」「在平服社會不滿情緒方 面，我們當然要作大量工作，...但這並意味著向群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必要 的公務員特權是完成國家職能的必要，必須保持，不可過分強調清教徒式的幹部作 風。」 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典型及一切物質主義的個人主義理想相 反;所以，它也和一切空想主義，和雅各賓黨(法國革命時的激進派)相反。法西斯主 義在政治上更是一種現實主義。」又說：「法西斯主義希望人創造出一種工具，生 理的、道德的、理性的工具。」 《戰略選擇》中則認為，中國今後的意識形態資源「應該重點突出現實主義和理 性主義，...它主張實證，主張工具理性，主張循序漸進。新保守主義和西方理性主 義哲學，一直是作為激進主義的對立面存在的，無疑有益於現實主義改革觀。...新 保守主義和理性主義應該作為我們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對像而被結合進來。」 顯然，《戰略選擇》的作者對歷史和哲學一竅不通。文中對理性主義的定義完全 錯誤，不知所云。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作者心目中的理性主義和法西斯的理性工具 是一致的，它是用來為暴政和獨裁作辯護的。而真正理性主義所推崇的自由理念被 完全排斥，而它恰是法西斯主義和理性主義最根本的區別。 墨索里尼說：「人在法西斯主義下，個人就是民族和國家的道德法律體現。」「 法西斯觀念反對個人主義，所以一切都是為國家的。它反對古典派自由主義，這種 自由主義產生自對專制主義的反抗。自由主義在個人利益中否認國家，法西斯主義 則重認國家是個人的真確現實。在國家之外，沒有個人。這個最高的原則是國家下 的民族。」 《戰略選擇》中則認為，「在反對和平演變鬥爭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愛國 主義，強化人們國家民族利益觀念。」 《戰略選擇》一文作者用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掩蓋了一黨利益。正如法西斯主義 的國家和民族利益是國社黨和褐衫黨的利益一樣。正是這種所謂的民族利益和國家 利益，把人民推入血泊之中，使人類遭受浩劫。這個歷史教訓，應該引起我們高度 警惕。 從「義」向「利」的戰略轉變 丁 楚 這篇文件可以說是新一代共產黨人的行動綱領，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扭轉共產黨人 的傳統思維方式，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戰略轉移。 其實，這種戰略著眼點的轉移並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所獨有的。它可以說是世界各 國各種革命黨在更新換代時的一個普遍現象。革命黨的第一代領袖，以列寧、毛澤 東、甘地、蘇加諾、納賽爾、卡斯特羅等為代表，是英雄主義的一代。革命黨的理 論是由他們奠基的，而他們的理論基本上是著眼於「打天下」的，其核心是動員群 眾。 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以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為基本特徵的革命時代，是這時 代的要求，使他們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使他們的理論能夠在社會上風靡一 時。可是，當這些革命黨執政之後，第一代領袖的主張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在現實中 碰了釘子。列寧的「軍事共產主義」，毛澤東的「大躍進」，蘇加諾的「納塞貢」 ，納賽爾的「大阿聯」，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一個非常有趣而又非常普遍的現象是，如果說這些革命黨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以 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為特徵的話，那麼其第二、第三代代表人物幾乎毫無例外地是 現實主義者，而且他們在上台之後(無論是非法奪權還是合法繼承)，幾乎都毫無例 外地改變了前任的政策和主張。道理很簡單，他們現在面臨的任務是「坐天下」， 而前輩為他們留下來的那套「打天下」的理論行不通了。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撇開君子小人這種褒貶的含義，個人也好， 政黨也好，這「義」和「利」兩樣之中，若有一樣清楚，事情就好辦。因為做事就 有了一個一致的準則。 如果一個黨要「義」而不在乎「利」，寧願保持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不在乎人家 怎樣評價你的政績，這也不失一種做事的準則。如毛澤東便是如此，儘管國民經濟 搞得一塌糊塗，可是他的理想和理論是保持一致的，和他打交道你可以知道他的准 則。 相反，要「利」不在乎「義」，也不失為另一種準則，管他什麼意識形態，什麼 理論，什麼主張，能解決問題就可以用。管它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從鄧小平開始，中共開始了從「喻於義」到「喻於利」的轉變，這種轉變如果說 在鄧小平身上體現為一種被動的本能反應，那麼在這篇宣傳提綱中，它已經開始變 為一種自覺和主動的行動綱領了。 在這個必然的轉變過程中，有一批夾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中間的共產黨人，被 這個轉彎搞迷糊了，「義」和「利」哪一樣也拎不清，從而就失去了一個一致的辦 事準則。例如象王震、李鵬這種人，講起話來語無倫次，胡攪蠻纏，到最後是意識 形態也保不住，事情也辦不好。 從反對派的角度來看，執政黨無論是「喻於義」還是「喻於利」，你都可以有一 個應對的準則。如果你堅持意識形態的信仰，那麼我就和你論理，搞「大批判」， 論證你共產主義理論的荒謬。如果你講實際效果，那也好，我們就就事論事，陳之 利弊，證明你按現行政策不但禍國殃民，而且對貴黨前途也極為不利。最怕碰上那 些「義」和「利」那樣也拎不清的主，那就難纏了。 我們現在讀到的這個文件，顯然整個都是講「利」的。例如，說國營經濟沒有具 體的所有者，所以共產黨可以變成所有權的具體代表者。過去共產黨人打著為天下 為公的旗號，將所有的私有財產充了公，現在這些「公有」財產一下子都變成共產 黨的財產了。這個利益講得赤裸裸的，也不管理論上是否交待得過去，給人的印象 真有點不仁不義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新一代共產黨人的風格。這些人今後才是我們 真正的對手。 不過，真正清楚自己利益所在的人在必要的時候是應該會讓步的，也知道在什麼 時候應該妥協，當然，要在壓力足夠大的時候。但願這一代共產黨人比他們的前輩 腦袋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