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數難逃論中共權力交接的隱憂 ·王潤生· 瞻望九十年代的中國政局，最有可能出現戲劇性場面的莫過於權力交接了。這將 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劫難，且弄得不好，殃及池魚，國家分崩離析，成為中國人民 的劫難。唯此，無論是否真正關心中國政治，人們也對中共高層的人事變遷尤為敏 感。 第三代的崛起與中基層權力交接 論及權力交接，人們通常只注意到上層可能出台的大戲，往往忽略了也許其意義 更為深遠的中基層權力交接。 「六四」以後，鄧小平忽發奇想，搞了個中共「核心」三代接班論：毛澤東被指 為第一代核心，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策封江澤民為第三代核心。這種分代的滑稽和 無用不必討論，真正有意思的倒是這令人聯想起另一個頗具認識功能的分類法，即 大陸部分社會學者的「四代人」論：國共內戰時期成年的為第一代，中共執政的「 黃金時代」、頭十七年成年的為第二代，文革中和文革後成年的(「老三屆」、「老 五屆」、「新三屆」為代表)為第三代，八十年代以後成年的為第四代。還有人就這 四代人的特徵給出過簡單的素描：理想主義的第一代，奴化順從的第二代，懷疑思 索的第三代，「沒良心」的第四代。 從社會學角度對這種分類之準確性的存疑，這裡存而不論。在政治上有意義的是 ，在早些年便已開始的並將在往後幾年中更大規模進行的中基層權力交接過程中第 三代的崛起和突顯。 以文革時「老大五」(六六年大學五年級在校生)的平均年齡計，第三代的年齡上 限至九一年是四十八歲左右；以「新三屆」(文革後的頭三屆大學生和研究生)的低 齡區計，第三代的年齡下限在九一年則是三十二歲左右。 雖然像任何一代人一樣，第三代人的人品亦參差不齊，參政動機亦各不相同(如果 他們想參政的話)，但他們具有相同的成長背景：在十年文革的動盪歲月中、帶著滿 目瘡痍的社會經驗和創傷成年；經歷了從共產主義迷狂到唾棄共產主義的全過程； 在相對自由化的胡、趙時期進入政治舞台；等等。這種背景鍛鑄了其非意識形態化 的務實心態。就像第二代人當中少有從理念到人格都比較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一樣， 在第三代中，真正迷戀馬克思主義的堪稱鳳毛麟角。 整個九十年代，大陸的政治舞台逐漸演化為由第三代主導是勢所必然的。事實上 這種演化幾年前就已開始，只是目前尚未完結罷了。七九年以來，鄧小平推行的改 革開放路線事實上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之功能的部分轉換，這種轉換自 然要求具備相應之素質的官僚隊伍作為推動者和執行者。總體上說，奴化而馴服的 第二代不具備這些素質，他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知識結構、乃至管理技能都 與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變遷格格不入。 因此，據說早在八十年代初，當時身為組織部長的胡耀邦便有意讓「新三屆」提 前接班，只是因為遇到阻力並顧忌到權力的大幅度重新分配與可能引發震盪而作罷 。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開始正式推行「領導幹部年輕化」政策，並大刀闊斧地作 了「一刀切」的硬性規定：新任命的縣處級必須在四十五歲以下，地司級五十五歲 以下，省部級六十五歲必須退休。迄今，除了象徵性地重新起用胡啟立、閻明復、 芮杏文之特例外，這些規定仍無彈性。九０年至九一年間，先後有原體委主任李夢 華、原經貿部長鄭拓彬、原農業部長何康、原水力部長楊振環、原廣東省省長葉選 平等均因超齡而卸職。最初實行這一制度時，曾吸收了大量「第二代」進入官僚隊 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三代」逐漸成為當然人選了。目前在中央級政府機構 中，處以下官僚已多為第三代，其中部分人已攀上司局級。「八九」民運中，中直 機關後院起火，這種人事結構是主因之一。 蘇聯的演變是個頗具歷史參照意義的個案。戈巴喬夫推行改革之際，恰是在相對 自由化的赫魯曉夫時代成年的官僚主導蘇聯權力舞台之時；爾後，也正是他們成了 遠較戈氏「激進」的民主力量的中堅。這當中的因果關係耐人尋味。 人們雖然不能指望中基層權力交接會演出什麼戲劇性的大戲來，但是，作為它一 個潛移默化的磁場必然會影響到上層的權力交接乃至今後大陸政情的基本走向。而 且從長遠看，它比上層權力交接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高層權力交接之後，無論誰 上台，無論是為了某種政治理念還是政治投機，他們都不能不考慮這批人的政治取 向和向心力。對中共黨內頑固派來說，這是一塊燙手山芋，像「六四」之後保守派 人士搞的那種「七、八十歲的老人教育七、八歲的孩子」顯然遠水不解近渴一樣， 對第三代再大談什麼「德才兼備」、「又紅又專」，除了得到一堆陽奉陰違效應以 外毫無用處，而再度強化「精英淘汰機制」不僅與基本政策目標衝突，且會進一步 抽空現政權賴以存活的基石。 暗藏殺機的高層權力交接 鄧小平的「廢除終身制」的幹部退休制度，在中層是不遺餘力地推行過了，但老 馬戀棧，始終不及於自己和權重一時的其他老人。本來，在形形色色的權威政治體 制中，權力的更替並不必然伴隨著危機，關鍵在於其是否制度化或慣例化，是否從 容不迫。毛澤東曾想從容不迫地傳衣缽給林彪，結果幹掉了林彪，之後便出現毛始 料不及的連番政變，沒有大翻船於中共已是萬幸。鄧小平也曾從容不迫地先扶胡， 後推趙，可在短短兩年中，連續兩個大動作自絕其後，年邁體弱之際，匆匆扶個江 澤民出來。就這一點而論，比起新加坡權威政治的老狐狸李光耀來，鄧是不能望其 項背的。 勿庸置疑，目前中共高層權力圈的政治平衡是靠以鄧為首的「八老」勉力支撐著 。但「廉頗老矣」，這局面難以為繼。一九九一年，「八老」中的最高齡為八十七 歲(鄧小平)，最低齡為八十二歲(李先念)，平均年齡已經八十四歲。這種超高齡化 的群龍治水，古今中外堪稱一絕。 據此，人們可以確認無疑的是，九十年代，或早或晚，一場無序「接班」的大戲 是一定要出台的了。預估這一場景，有幾個重要的背景值得注意。 第一，毛澤東的過世意味著中共統治之權威時代的結束，鄧小平的作古則將意味 著半權威時代的結束。「八老」之後，無論就實力、個人心理還是更為深刻的社會 文化心理來說，獨步天下的權威都一去不返了。 第二，由於權威時代結束，「聖旨」作用式微，類似「你辦事，我放心」之類的 政治遺囑和什麼「核心」的封號是全然不管用了，「八老」之後的權力分配將是利 益分割和實力較量的結果。 第三，中共高層有著隱蔽的派系，除了人們通常談論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分，務 實派與務虛派之分外，還有屠城派與溫和派之分，太子黨與平民黨之分，胡、趙舊 黨與新黨之分，諸侯與中央官僚之分等等。 在中共歷史上，高層解決權力的重新分配大體上有過三種模式：權威遺囑模式(如 毛對華國鋒的「你辦事，我放心」)、黨內程序模式(如遵義會議和鄧、陳聯手倒華 之後的人事安排)、武力解決模式(如抓「四人幫」)。 毛的餘威使第一種模式在當年曾有效，這是華國鋒敢於抓四人幫憑借的一張王牌 ，但亦有限。如今則完全不可能再奏效了。第二種模式是某一方或多方聯手在形式 上循中共黨規搞掉另一方的方式。第三種是政變模式。從目前情況看，將來的變局 最有可能是在後兩種模式中擇其一。 衝突的前提是派系之間的裂痕的擴大，除了權力再分配本身就是擴大裂痕的誘因 之外，還有促使進一步分裂的另外三個誘因：一是屠城派與非屠城派的利益所在將 因政治局勢的變化而形同水火，政治遠見要求非屠城派與屠城派劃清界線，因為結 盟對於非屠城派無異於犧牲政治前途，而屠城派又不得不背水一戰；二是經濟路線 之爭，目前只有部分人扛著鄧的改革開放大旗，引進外資的規模、國營企業的改造 方式、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程度等等，均會成為各派爭吵的焦點；三是中央與地方的 關係，目前已經吵得很厲害了，當派爭日趨激烈時會進一步刺激某些人打諸侯這張 牌以擴大聯合戰線。 此外，還有一個難以預估的但極為關鍵的因素是，當鄧作古之時，會不會發生一 場類似「八九」民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呢?不難想像，若群眾運動一起，高層各派系 分裂的公開化、激烈化將不可避免，而且高層既不敢也無力再搞一次類似「六四」 屠殺那樣的鎮壓了。 當然，事在人為，最大的可能性也不一定變成現實。在今後的政局中，某些既成 的環境因素和中共可能採取的做法亦可能減弱權力交接的震盪。 第一，在經歷蘇東變局之後，中共政權處於朝不保夕狀態，黨內各派在保政權這 一點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若無外界的強有力刺激，在老頭子們之後，他們有 可能暫棄前隙，維持一段表面的穩定。 第二，為了延緩「六四」血案的引爆，鄧有意搞人士穿插，安排改革派與有實力 的屠城派分子(如楊家)聯姻，以阻止名譽上的「翻案」，雖然不妨礙他們實際上為 之「平反」。 第三，若鄧在世時有意為「六四」平反，亦可能減弱換代時的震盪。 第四，若上帝垂青鄧小平讓他多活幾年，而鄧又能拋棄「左右逢源」的老套路， 打破平衡，讓改革派廣植羽翼、剷除政敵、形成權傾一派的權力格局的話，亦可能 減少惡鬥場面出現的可能性。 後兩條都是未知數，竊以為也是觀察今後政局的要點。權力再分配同群眾運動是 否發生的密切關係也說明，政局的變遷還同屆時的經濟、政治及社會文化心理狀態 緊密相連。 軍隊干政的可能性 這也是個熱門的話題。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一些人(包括中共要員在內)還聳人 聽聞地描述過軍人干政後將會出現的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情景。其實，有理由認定 ，至少獨立的軍事政變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理由是：首先，中共執政以來走的 是黨指揮槍的路子，近十年來，更明顯地採取了黨的官僚統帥軍隊的政策(如現在的 楊尚昆、江澤民)，真正的軍人不在政治舞台的核心。其次，彪悍的身經百戰的老軍 頭已相繼退位，新軍頭缺乏作大動作所需的號召力和人脈關係。再次，鄧所施行的 軍政分離路線使新軍頭不熟悉治國治省的知識和經驗，若不與文官結合既不敢起事 也無足夠動力起事；如果再考慮到兵員的「五湖四海」、各軍區軍頭的頻繁對調、 軍隊給養依賴中央財政等因素，可以說，把今日大陸情勢同歷史上的軍人嘩變硬作 聯想是失之粗淺的。 依中國的權力格局和軍隊現狀，只有當下述兩種情況出現時才會有軍人干政的可 能性。 一是文官政府已然分崩離析，或者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已然勢同水火，由此形成迫 使軍頭們不得不「站隊」的格局。 二是當群眾示威再起、當政者再以暴力鎮壓方式應對時，在有了「六四」教訓和 蘇聯軍人反政變的示範之後，軍人倒戈相向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