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 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 原編者按：蘇聯事變的衝擊波已在國內產生了巨大影響，各種思潮一時紛湧，知識 分子思想劇烈震盪。值此嚴峻時刻，我們必須立即作出有力的回答。 帶著這一目的，《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連續舉行調查和座談。本文即是在征 求了諸多專家學者意見的基礎上寫就的，文章如有欠缺與不妥之處，由本報思想理 論部負責。 由於本文涉及的問題多，範圍廣，難以一一展開。為此，本報還準備就此文章中 所提課題逐一進行深入研討，以利思想理論界更為切實地研究思考中國的前途。 本文提要 蘇聯巨變將為中國帶來極其嚴峻的國際環境，國內激進改革和放慢改革的兩種傾 向以及少數民族分裂勢力都會抬頭，中國現代化難度加大。 面對如此嚴峻局面，我們要從理論上弄清「空想資本主義」的思想方法，對社會 主義基礎理論，尤其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創造性再解釋，在反對「和 平演變」鬥爭中，要突出強化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觀念，在改革開放中，要大力宣 揚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在經濟領域，要抵制和批判激進改革觀，並由此創造出一 種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依托的、具有足夠包容性的嶄新文化。 黨的建設的當務之急，是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不能再以破壞性的理論來 指導現代化建設。 穩中求進，以穩制亂，以靜制動，應成為世紀之交中國對內對外戰略的基本出發 點。 一、蘇聯未來前景：在持續不斷的混亂之後，種族民族主義加劇。俄羅斯沙文主義 將披著「民主」外衣捲土重來 蘇聯近期的政權結構將會怎樣組成?一種看法認為，蘇聯近期仍將以戈巴喬夫—— 葉立欽聯盟的形式組成政權結構。這是由於戈、葉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控制蘇聯。 對於戈巴喬夫來說，無葉立欽將無統治基礎，而就葉立欽而言，他目前尚未獲得戈 的國際威望，對蘇聯社會的控制能力也遜於戈的鼎盛時期。葉立欽若想控制全蘇， 並保留蘇聯的統一完整，必須借助戈的力量。另外，從統治技巧看，如果保留戈巴 喬夫，葉立欽還可以免去「篡權」的口實，在進一步出現混亂時，也可將責任轉嫁 給戈巴喬夫。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戈巴喬夫時代已經結束，但這並不意味著葉立欽時代的到來 。其理由是，戈的改革已走進死胡同，他的力量被打敗，在國際社會中無牌可打， 實際已成孤家寡人，無論是否仍當總統，其統治已經結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葉 立欽時代的開始。葉無戈的國際威望，他貌似瓦文薩，可西方並不認為他能像瓦文 薩那樣穩住全蘇。加之葉立欽奉行激進改革路線，類似國家統一，加強紀律和秩序 的話難以出口，政策迴旋餘地很小。從這個意義上看，葉立欽時代很難到來。 無論戈的時代結束，還是戈葉聯盟的時代到來，蘇聯國內政治未來將是五種勢力 的重新組合：葉立欽派；戈巴喬夫所剩殘餘勢力；「八一九」政變中游離在外的黨 內、軍內強硬派；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勢力；老布爾什維克。 在可預見的將來，可以認為，蘇聯內部的反激進勢力難以組成有組織的整體對抗 ，維持統一和穩定的力量很小，蘇聯國家結構將處在半解體的狀態，進入一個較長 時期的混亂階段。 然而若從長遠看，各加盟共和國在經濟上難以獨立；美國等西方國家會從維持全 球穩定的角度考慮保住蘇聯大致統一；蘇聯國內民族主義者也不會容忍長久的分裂 和混亂。在這種情形下，蘇聯最終可能會出現以「種族民族主義」為旗幟的俄羅斯 沙文主義。有些學者認為，未來替代戈巴喬夫或葉立欽的人很可能是民族主義者， 甚至可能是拿破侖式的獨裁者。他們會以民主為外衣，以核武器作為與西方討價還 價的籌碼。蘇聯存在著重走集權道路的可能性。 二、蘇聯劇變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要求激進改革和要求放慢改革的兩種傾向都會抬 頭，現代化建設外部環境出現不利變化 蘇聯局勢變化，近期可預見的結果，是「7+1」格局的加速形成。西方七個工業國 加上蘇聯，世界格局會呈現「西方集體霸權」的趨勢，中國現代化建設外部環境將 變得極其不利。 從中美蘇關係看，中蘇關係會有暫時退步，中美之間戰略共同點大大減少，戰略 平衡向西方傾斜，中國基本無牌可打。 從亞洲形勢看，美國並不怕中國打日本牌，日本在政治、軍事及資源上比較軟弱 ，難以抗拒美國壓力；在經濟上日本又奉行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商品尚難打入日本 市場，遑論中國。在日本的亞洲投資排序中，首先是東南亞，其次才是中國和南亞 ，如不發生大的變故，日本資金大量湧入中國的可能性很小。 從國內形勢看，蘇聯事變將使國內不穩定因素增加，要求放慢改革速度和要求激 進改革的傾向都會抬頭，少數民族分裂勢力會受到鼓舞，台灣的「台獨」勢力和國 內的政治反對派也會加緊活動。這些因素，都將使改革難度加大，現代化成功的機 會減少。 三、中國不是蘇聯 中國畢竟不是蘇聯。 中蘇之間的相同性：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多民族構成國家。 中蘇之間的差異性： 中國與蘇聯經濟狀況與改革進程不同。蘇聯改革起步晚，成果很小，而中國經濟 改革則比蘇聯成功得多，治理整頓後的這幾年又比前幾年情況好。 中國漢族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屬於絕大多數，蘇聯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卻 占一半。 蘇聯大學畢業以上人口二千萬，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而中國百分之八十是農 民，大學畢業生僅幾百萬人，比例甚小，社會結構差異很大。 蘇聯是東正教國家，宗教上很保守，但自彼得大帝之後，西方影響漸佔主導，成 為一個西方國家； 中國第二代領導人剛剛執政不久，第一代領導人的影響很大(從政治學觀點看，鄧 小平、陳雲等同志仍屬第一代領導人)，而蘇聯經歷衛國戰爭的領導人在位的已所剩 無幾。 所有這些相同性和差異性，決定了蘇聯事變主要是對中國造成巨大意識形態的深 遠衝擊，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內尚不會有致命影響，不會出現大亂。 因此，要求我們在制定政策與對策時，不能反應過猛。 四、空想資本主義 蘇、東劇變，除了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必須檢討的 深層原因，即人們思想方法上的「空想資本主義」。近一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思 潮席捲全球，二十世紀可說是社會主義世紀。在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有著人類 歷史上極其偉大的創造，但也同時伴隨著一些不盡科學合理的空想成份，或稱之為 「空想社會主義」。其思想方法具體表現為，以為某種美好制度一旦確立，其它一 切問題便會迎刃而解。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便認為存在著某些阻礙社會主義制 度完全徹底實現的頑固保守勢力，必先摧毀之，革命才能最後實現。 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方法，頗類似於英國著名哲學家波普爾所批判的「 陰謀社會理論」，它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哲學方法論，並導致了社會主義國家後來一 系列的過「左」過激錯誤。 如果從思想淵源上考察，蘇聯、東歐、包括中國的一些鼓吹打倒共產黨、推翻社 會主義制度的自由化分子，在方法論上與「空想社會主義」並無差別，只不過他們 從極「左」跑到極右，主張的是「空想資本主義」罷了。 在蘇聯和東歐，有沙塔林五百天市場經濟計劃，有哈佛計劃，有各種休克療法。 這些計劃的共同特徵，就是先畫一個美好的藍圖，用「革命」的和陣痛的辦法渡過 去。而如果這些計劃不能實現，或是遭致人民不滿，他們便認為一定是頑固守舊勢 力在阻撓，必須徹底打倒，在這種思維定式下，很少有人去認識改革的漸進性與長 期性，也很少有人去反思激進改革計劃的不切實際甚至荒謬之處。 類似的思維定式在中國也並不鮮見。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呼籲重視科學，重視技 術，後來發現還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東西相配合。等到這些東西都強調了還不 行時，又說要有市場，建立市場需要體制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一遇到障礙，便層 層加碼，要求徹底改變所有制，然後又把視線轉向政治體制，其焦點便是中國共產 黨，必欲摧毀整個現存秩序而後快。 這是上述激進改革觀的邏輯結論。 在這種思想方法驅使下，建設性的、漸進的改革難成主流，社會的混亂日益蔓延 ，最後必將導致國家與社會生活的全面崩潰。 五、面對蘇聯變化，中國怎麼辦? 1，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蘇聯事變後，這一 轉變更加緊迫。 我們黨是以武裝鬥爭和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奪取政權的。在革命過程中，黨創造了 一系列動員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摧毀舊世界的有效辦法。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 階段後，黨面臨的任務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然而，有很長一段時期，黨卻未能 從理論上和實踐中適應這一歷史的轉變。這導致了後來「大躍進」、「文革」等極 左的錯誤。 現在必須明確的是，如果我們黨再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執政黨地位，仍然採用 「革命」的、破壞性的辦法進行建設，則黨的事業將毀於自己手中。 比如，在建設時期不適當地強調階級鬥爭，不善於運用法制的手段；比如盲目地 發動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比如對 現代化建設主要力量之一的知識分子的猜忌與輕視；比如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 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勵政，不敢講嚴政，無形中縱容了懶漢和投機分子;等等 。 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六四」事件的經驗表明，政治反對派用以攻擊共產黨的武 器，有時恰恰就是共產黨尚未進行有效轉變的一些革命理論。「六四」期間，各種 社會主義階段「新階級分析」理論四處流行；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是「反腐敗 、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蘇聯、東歐的反對派首先利用的也是人民需 求社會公平的樸素情緒。 在平服社會不滿情緒方面，我們當然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自身缺點，以贏得人 民的支持和信任。但這並不意味著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腐敗要反，但應向 人民說明，必要的公務特權僅是完成國家職能的需要，必須保持，不可過份強調清 教徒式的幹部作風，更不可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貪污腐敗問題。 對此，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有一句精闢的概括：「統治者為滿足群眾情緒而發動 的改革，常常會成為革命的先導，因為群眾這時想到的並不是統治者的善良願望， 而是統治者的軟弱可欺。」 在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方面，資產階級政黨的歷史經驗頗值得重視。法國大革命 後，資產階級處在上升時期，但由於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在本世紀 風雨飄搖，社會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危險的敵人。為了反擊「社會主義自由化 」，同時也為了消除資產階級陣營內部的激進主義、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許多 資產階級學者紛紛出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比如羅素、波普爾、哈耶克等人，他 們是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和科學的集大成者，在剷除資產階級制度中的「反噬」機制 和激進主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資產階級從「革命」向執政轉化、維護資本主義 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政黨在本質上不同於資產階級，但在執政狀態下卻有許多共同面臨的課 題。比如社會穩定，漸進改革等。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執政技巧，並從理論和實踐中 向執政黨轉變，則難以阻擋激進主義和群眾中的「民粹主義」破壞情緒。 2，在社會主義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宣傳中，當前應大力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 的結合，強調中國特殊的國情。 有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十月革 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二是毛澤東倡導的「山溝溝裡的馬列主 義」，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也是中國六十年代後得以與蘇聯相抗衡的力量 源泉。 面對蘇聯劇變，第一個合法性來源有喪失的危險，此刻如果我們一味堅持過份僵 硬的意識形態，其結果反會使激進主義顯得合理，加劇右派奪權，失去普通群眾的 支持。 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對第二個合法性來源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這種解釋，其側 重點應放在馬列主義與中國特色的結合上，應放在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再解釋上。中 國的大國窮國特徵，中國的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緊缺的特徵，中國百年分裂、倍受 外強欺侮的特徵，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這是我們目前說服人民的最有效辦法。 3，在強調改革開放時，應該重點突出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強調人民漸進改革的 務實精神。 中國的國情特點，決定了中國只能走漸進改革的道路，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選擇 ，面對激進主義思潮的壓力，我們除了加強國情教育外，還可以借助中國近代改革 史上的新保守主義和西方的理性主義。 所謂新保守主義，是指有別於傳統頑固守舊勢力的一種改革觀，它主張利用傳統 和現行秩序中的合理因素，逐步地引入西方制度中的合理成分，以實現中國的現代 化。 而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則是指有別於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哲學的一種流派，它 主張實證，主張工具理性，主張循序漸進，它反對浪漫主義和暴力，反對非理性主 義的反秩序，反社會，反文化行為。 新保守主義和西方理性主義哲學，一直是作為激進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它們 漸進改革的主張，他們對傳統與現行秩序中合理因素的繼承態度，無疑有助於現實 主義改革觀的普及和推行。在當前形勢下，新保守主義和理性主義應作為我們黨新 時期的統一戰線對像而被結合起來。 4，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強化人民國 家民族利益的觀點。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是反對「和平演變」。目前，輿論比較強調的是 「和平演變」的階級鬥爭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和平演變」還有另一種 更為重要的性質。在當前國際市場空間日益狹小，資源日益緊缺，世界仍然以國家 和民族的形式劃分的時候，「和平演變」還意味著西方國家為了保住對於國際市場 和資源的控制權，而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遏制瓦解戰略。新時代的國際形勢演變 ，已經將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從國內轉化為國際間民族國家的利益衝突。在反對「 和平演變」時，如果突出這一方面，其效果會更好，它更能喚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和自衛心。 5，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推動 現代化事業的豐富的精神資源。 與蘇聯、東歐不同，中國是個東方國家，其文明形態和價值觀念有著鮮明的特點 。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集體主義，先人後己的倫理道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 入世精神，「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大丈夫氣概，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 尤其是落後國家趕超發達國家必不可少的價值源泉。近幾十年來，亞太經濟的增長 ，已經證明儒家文化的偉大貢獻。 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如果不能有效地吸收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並對其 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中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確立就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文革」這樣的大動亂中，反傳統主義意識形態被推向極端，人們迷信於「不破 不立」，迷信於「砸爛封、資、修」，其結果是傳統中的糟粕趁著精神領域的空白 氾濫復辟，而其精華卻被全部丟棄。 世界行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太平洋國家中中國具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中國在世紀之交不能拿出具有足夠包容性的文化精神旗幟， 則將無以在二十一世紀與西方國家抗衡。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 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同時，中國國情 的特殊性和愛國主義又僅具有一般意義上的說服力；而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 化，在今天這個時代，恰恰能夠為普通群眾提供倫理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終極價值皈 依。 要而言之，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應該能夠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上創造出一種 嶄新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是被動防禦型的，而是主動進取型的；不僅是實用主義的 ，而且是具有道德上的正義感的；不僅是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而且是能為普通人 民提供靈魂依托的一種嶄新的文化。它是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愛國主義和現代化 諸種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 在這面旗幟下，黨內黨外、海內海外的廣大優秀分子可以結合成最為廣泛的統一 戰線。 6，蘇聯之所以出現一邊倒的右傾趨勢，主要是由於存在著一邊倒的經濟思想和經 濟理論。為此，在經濟領域，要批判和抵制激進主義的改革觀，批判「放權讓利萬 能」論，促使國家在新的起點上走向現代經濟的新集中。 「六四」之後，激進主義的政治改革觀已經受到批判，然而經濟領域中的激進改 革觀卻並未得到有效的清理。 蘇聯事變後，經濟學界原已存在的兩種不同改革觀有著強化的趨勢。 一種改革觀主張加速實現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當然可以變換名稱，以繞過意識 形態障礙)，這樣才能把經濟搞上去，由此而增加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為此，應不 惜冒大的風險。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那種激進的經濟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它很可能使本已出現矛 盾的利益分配問題惡化，使尚未整頓好的經濟秩序出現混亂，由此而破壞社會生產 力，促使經濟垮台。目前的經濟改革，應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強勞動紀律，抓質量、 品種、效益，抓科學技術等發展生產力的方面，而不是放在變更生產關係方面。我 們要注意保持生產關係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生產關係方面我們已經實行了不少變 革，當前主要應消化前一階段的改革成果，理順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關係，建立健 全法規與秩序。 經濟理論界一些人主張的「企業所有制」、「財產量化到個人」、「一股就靈」 (指股份制、股票市場)等觀點，很可能將我國經濟體制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複雜 化，甚至激化。也很有可能進一步削弱中央政府對於經濟的控制力，加強地方主義 和分散搞活的「小農經濟」。 要認識到所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浪漫主義改革觀只是一種空想，「深層次 解決問題」的層次必須適度。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不建立解雇機制與破產機制等。 我們甚至不排除穩定地將一些無關大局的小型國營企業私有化，或者職工股權化的 設想。但私有化，股份化的試點首先應該是那些虧損嚴重，已證明不適合國營的小 型企業，而決不應像過去那樣，以好企業為試點，再加上國家幫助，製造些資本主 義百試百靈的神話。 「從所有制入手解決問題，否則一切其它改革措施終歸無效」的「深層次改革思 路」，只會妨礙我們在適當的層次上推進改革，坐失良機，也會妨礙我們在與改革 同等重要的發展問題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我們還要有策略地告訴人民，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許多困難與我國國情有關，改 革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過分提高人民群眾對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是危險的。必須看 到，我國目前的消費水平是超前的，這種速度無論何種改革都難以為繼。而一旦公 眾的過高期盼不能兌現，就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動亂。一些學者提議，我們應該利用 中國人民普遍體會到由於蘇聯事變而導致我國國際環境惡化的契機，向人民講明困 難，號召人民顧全大局。當然，這種宣傳必須以喚醒「中國是中國人唯一的家園」 的愛國意識為前提，否則反可能引起人心浮動。 7，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 有學者認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抓槍 桿子，「黨指揮槍」。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共 產黨必須控制財產經濟，在目前局勢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共產黨抓財產經濟的思路源於以下幾點理由： 1)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有資產無人負責，短期行為盛行，各種利益主 體侵蝕國有資產。由誰來承擔財產所有者的角色最為合適?結論是誰與經濟運行過程 結合得最緊密，並保證國有資產在運行中能夠增殖，就應該由誰負責。 「一五」期間的一百五十六個項目誰幹的?鄉鎮企業誰在抓、誰在管?中國農村的 財產誰在負責?地方上項目由誰負責?這些事說到底都是共產黨在干，共產黨負責。 2)政府行為在改革中經營造成管理監督職能與財產所有者職能的矛盾衝突。當職 能部門進行監督管理時，地方政府會由於地方利益、局部利益而壓制職能部門，造 成保護落後，重複建設，投資膨脹的弊端。如果黨管財產經濟，成為所有者，它會 根據所轄企業的狀況合理調整生產力佈局和投向，並與政府構成所有者與管理監督 者的關係。當政府行使計劃、監督職能時，黨屬企業在法律範圍內執行；而當地方 政府搞短期行為、「一平二調」時，它會受到黨的利益制約。 3)黨管財產經濟有利於維持穩定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如果黨握有財產，政治穩 定便有了載體，社會進步會依據強有力的利益主體的導向而不出現失控。現在黨政 一家，攻擊政府便意味著攻擊黨，共產黨沒有迴旋餘地。設若黨成為龐大的利益主 體，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施加各種影響，政治操作上可有較大的空間。 4)黨管財產經濟的改革思路便於操作推行。十年改革中，一個重要的失誤是我們 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資本積累的 老路，其結果是財富的流失程度遠大於財富的積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體又 與共產黨離心離德。而在黨管財產經濟的狀態下，上述弊端將不復存在。更為重要 的是，黨管財產經濟在操作上簡便易行。現在企業幹部人事權在黨委，如果再將國 有資產管理的某些職責賦予黨委，並成立相應的黨的經濟委員會，體制便可理順， 利益邊界得以廓清，市場可從中漸漸地發育出來。 (比如，若將來某市的經委劃歸市委管轄，便意味著它有了經營權；而政府的監督 管理權限不變，只是對企業的管理要通過黨委間接進行。表面看這無大的差別，而 從長遠看意義卻非常大。) 黨管財產經濟的原則應該是：「政企應該嚴格分開，黨政只能適度分」。 以往我們總是批評」一手硬、一手軟」，其實，經濟這一手不抓住，又何談精神 文明過硬。歷史經驗證明，在東方國家，如果沒有一支先進的、掌管一定財產的、 有運作能力的部隊，穩定將無法維持，現代化將難以實現。 關於黨管財產經濟的觀點和思路，只是一些學者的看法，尚未達成共識，它的利 與弊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六、面對不利的國際形勢變化，中國應有怎樣的國際對策? 1，變道義外交為國家利益為主導的務實外交。 蘇聯事變給我們提供的教訓之一，是我們在進行國際問題判斷時，常常價值判斷 在前，事實判斷在後。在價值判斷中，意識形態判斷又總是佔據首位。至於中國的 國家利益是什麼?與意識形態利益相比孰輕孰重，則往往不太清楚。 比如蘇聯「八一九政變」如果成功，正在進行的中蘇邊界談判很可能於我們不利 。這種利益得失與意識形態上的利益得失，應該綜合權衡後再出對策。 在對外交往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無疑是我們的外交政策基石，但這些原則應緊 密地與國家利益結合。中國是個大國，應該明確確立與大國地位相適應的總體戰略 。道義外交不能再搞，國家利益原則應在外交政策中佔據主導地位。 2，謀求建立「大中華」文化圈與經濟圈。 國際格局的演化趨勢中有一個重要特徵，即集團經濟和地區性共同市場，比如美 —加—墨貿易體系，歐洲經濟共同體。 在亞洲的日本、南韓與東盟國也出於各自利益提出不同的區域經濟設想。但什麼 樣的區域經濟對中國最有利?現實情況是，台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同文同種，東 南亞一帶有強大的華人經濟。如果我們能把這裡的資金、信息、技術與大陸完整的 工業體系、較高的科技水平和科技人才、以及較低廉的勞動力結合起來，實力將會 大大增強。 另外，東南亞國家人口眾多，商品需求結構與中國互相適應，是亞洲市場中尚待 開發的處女地，也是亞洲經濟中的軟腹部。僅以印尼為例，該國近兩億人口，生活 水準處於低中檔，大量需求中國過剩積壓的輕工業品和消費品，這方面的生意交往 ，中國明顯有利。從長遠看，日本市場難以進入，美國市場很可能出問題，因此， 抓緊亞洲市場的開發，抓緊這些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的國家的工作，將是我們的明 智選擇。 從資源角度看，南中國海蘊藏資源約合一萬億美元，是中國繼新疆開發後的一塊 唯一的資源替代地域，是未來一個世紀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的主要依托。向南開發也 許是我們不得不選擇的一個戰略方向。 在最近新加坡舉行的「世界華人商會」上，李光耀提出用「東亞文明」(仍以中華 文明為主體)取代中華(大陸)文明。他這是一廂情願，因為以幾個邊緣島嶼和地區的 空間，根本無法生長出博大精深的文化之樹。然而這也向我們發出警號，如果我們 再不主動進取，打出具有足夠包容性的口號和旗幟，則很有可能坐失良機，失去世 界華人、主要是亞洲「華人世界」的信賴與精神支持。 3，抓緊對蘇聯貿易。用經濟聯繫來影響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特別是與中國接壤的 幾個共和國。蘇聯近期會有相當的混亂。但等塵埃初步落定，這塊市場必須佔住。 這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戰略意義。 4，在西方世界中縱橫擺闔，利用西歐、美日矛盾，多做分化瓦解工作，使其不能 形成一致戰線來對付中國。 這項工作如能奏效，我們的日子就不會太難過。 七、穩中求進，以靜制動，應成為世紀之交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的總的出發點 首先，國內要穩中求進，以穩制亂。 在國內穩中求進，以穩制亂，除了要堅持不懈地宣傳貫徹「穩定壓倒一切」這樣 一個深入人心的口號外，還要注意： 1，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不要自亂陣腳。 比如在對蘇聯事變的意識形態操作上切忌過於生硬。在近期策略(壓住右傾思潮) 與遠期策略(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與發展)中，應以遠期策略為主，並應立即著手下 大氣力進行。(是否可以成立新的意識形態研究部門，專門從事新思路研究，收集各 類信息，參謀國策戰略，提出聯絡各界人士結成統一戰線的種種辦法等等。) 又比如，在剛剛展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定要嚴格掌握政策，防止否 定十年農村改革的思想傾向。據瞭解，農村幹部中這種傾向比較普遍，勁頭很大， 如不加以控制，會帶來新的不穩定。 2，處理好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與強化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特定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尚未完善的時候，應注意防止「意識形態迷信」 ，要給理論研究留下空間，開個口子，保持一定的彈性(當然一定得駕馭住，不能重 演八六年或八九年的情況)。與此同時，要強化公安、司法等國家機器，著力打機違 憲、違法的社會動亂因素。 在此，應強調的是，我們應主要用國家機器打擊各種現行動亂行為，切忌因意識 形態操作過猛過硬而縮小今後的政策調整空間。 3，密切注意台灣政情、社情的發展變化，對各種可能發生的問題，尤其是台獨傾 向有一整套應對預案，制人機先，防止因台灣政情變化給大陸帶來重大牽制。 對國外，要以靜制動。 蘇聯事變將使中國的國際環境呈現複雜、嚴峻的局面，對此我們應有充分的估計 。但完全不必驚慌。辯證地看，外部壓力增加，也為我們增強國內凝聚力，調整對 外政策帶來新的機會。 歷史地看，彼得大帝拓展疆土，明治皇帝倡導維新時，外部環境並不有利；六十 年代末期、十年改革初期，我國國際環境也不比現在好多少。——關鍵是要把我們 自己的事情辦好。 二戰以後的四十年，國際格局大體呈現穩定狀態，可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四十年 內我們屢屢自亂陣腳，大躍進、「文革」造成了全國性的動亂，這一教訓極為深刻 。 進入八十年代末期，特別是蘇聯事變後，世界進入多極格局形成過程，世界處在 「戰國時期」。 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決定了它的資本必須尋找新的市場空間，決定了它總是處 在不斷變動之中。 未來幾年，蘇、東塵埃尚未落定；日、美二心不交；歐洲面臨重新組合；中東衝 突難見盡頭。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區域內，唯有亞太地區有相對穩定的可能。 只要我們充分估計形勢，努力抓住時機，冷靜沉著，以不變應外變，爭取穩定二 十年，國際形勢一定會出現有利於中國的變化。□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