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北京知識界的文化「圈子」 ·蘇 煒· 八十年代北京知識界的「圈子」有許多形式：各種「編委會」、「學會」、「協 會」、「沙龍」、「書院」、「研究所」、「講習班」等等。至少在組織形式上， 你不能說這些「圈子」都是反叛現存體制的。他們一般都「掛靠」在一個國營機構 的註冊管理之中；至於個人性的「沙龍」聚會，則都是聯誼性的。當然，俗稱「趙 紫陽制囊團」的「體改所」、「政改辦」、「農改辦」、「中信研究所」等，也算 京中一個著名的「體制內」「圈子」；被稱為「民間操作派」的陳子明、王軍濤的 「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也是一個頗有影響的「圈子」，也和上述各種文化「圈 子」發生多方面聯繫。另外，也有游離在各個「圈子」以外的「獨行俠」式人物如 劉曉波、何新等。他們不被各個「圈子」所接受或者是自覺抗拒進入「圈子」的經 歷，我相信都影響了他們日後的人生選擇。 筆者僅就自己的經驗範圍，把八十年代北京幾個影響深遠的文化「圈子」和相關 事件，作一點基本介紹。 人文學界的「三大編委會」 八五年前後的「文化熱」中產生了三個大的民間文化機構：先後以金觀濤、包遵 信為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以湯一介、樂黛雲、龐樸、李澤厚等為主力 的「中國文化書院」編委會；以甘陽、王焱、蘇國勳、趙越勝、周國平等為主力的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在五、六年間，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實際上 成了引領中國大陸人文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主要「思想庫」。 「走向未來」叢書，是在中國大陸最早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叢書 。編委會人員的組成頗為龐雜，科學界、人文學界、政界的許多熱衷改革的人士都 參與其事(一個時間裡，印象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鄧小平之子鄧樸方，都曾是其編 委會或顧問)。其特點是，強調科學主義、貼近現實和向大眾普及。最有影響的當然 首推金觀濤提出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論；以及叢書翻譯的《第三次浪 潮》、《大趨勢》等西方未來主義著作，對當時的社會改革造成巨大的衝擊。學術 界的「方法論熱」，也直接得力於叢書所翻譯的「信息論」、「系統論」、「控制 論」方面的西方著作。 由於偏重現實功用和普及性，叢書後來逐漸出現粗製濫造，「翻譯」變「編譯」 直到「胡編胡譯」，使「走向未來」在八七年以後的影響力大為下降。另一個原因 是，「走向未來」編委會與當時的官方改革派關係很近，也造成了一部分強調獨立 的知識分子對它的疏離(就此而言，它的「體制內」色彩是很濃的，包括它影響、參 與了《河殤》的創作也屬一例)。 與「走向未來」打對台或特點相異的，是「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這 是以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等高等學府一批學有專精的青年學者為主要成員的「純 學術」圈子(筆者當時雖非「編委」，但可算「圈子中人」)。其特點是，強調人文 主義、專業精神、學術獨立與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譯介紹二十世紀西方人文 學界的經典著作(由北京、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分專業性的「學術文庫」與普及性 的「新知文庫」兩個系列。 可以說，就出版業而言，過去十年是自「五四」以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移譯出版西 方學術著作的大潮，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又是其中質量最高、編選最嚴謹 、數量最豐富的姣姣者。數年之間，本世紀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學、社會學、 政治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文學理論等等，從難度最高的大部頭「天書」，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及保羅·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到直接引發了日後「 新權威主義」論爭的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權主義理論家德· 波伏娃的《第二性》，譯書出書達數百種，成為整個社會變革的一種全新的精神資 源。 「非政治的政治」是這個「圈子」明確提出的口號(暗合了捷克哈維爾提出的同樣 口號)。他們每月的第一個週四總有一個學術沙龍聚會，圍繞一、兩個學術專題開展 認真的討論；每一兩個月總有一次到數次家庭或郊遊聚會，高談闊論，歡歌達旦。 大家每以出好書、寫好文章作為「較勁兒」的談資，而大多為《讀書》雜誌(北京知 識界最叫好的刊物)撰稿人的「圈子中人」，則每每以《讀書》中發表的文章互相評 點。八八年筆者在《讀書》上連發的「關於現代主義藝術的胡言亂語」系列與趙越 勝的「精神漫遊」系列，曾蒙受讀者偏愛；其實就是在「圈子」內的文章品評之中 寫出來的。至於春、夏、秋的郊遊，於古長城上狂舞、大水庫中裸泳；一直到八九 民運當中一齊挺身而出，不避責任；都可以從中看出，在這個編委會中，知識分子 身上一種新的健全的素質、新的獨立品格，在開始生長。 角色處在上述兩個編委會之間(同時人員也互相交錯)的「中國文化書院」，是想 承接宋、明以來朱熹等先人創辦的「書院」、「學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榮譽院 長，以函授與假期講習班的形式研討、傳授學問。兼任的講師都是海內外學界關於 中國文化研究的「一時之選」(包括海外的杜維明教授)。其特點是，強調從傳統的 再出發，強調文化的延續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設性。 林育生的「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論和杜維明的「儒學的第三期發展」論，都曾引 發了範圍廣泛的討論而一度被認為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招牌主張」。他們溫和 、漸進、包容廣大的辦學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廣為接受，同時也帶來了相當可觀的 經濟收益。據說每年寒、暑假全國各地報名聽課的人數常達數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 地高校的教師)，更不必說函授教材令一時「洛陽紙貴」。其造成的文化影響也是不 言而喻的。筆者曾參加過文化書院接待台灣作家王拓的活動(王拓當時不喜歡由官方 作協接待)，從方勵之、胡風夫人，各界名流到退休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曾與會，可見 文化書院的號召力與包容性。同類的書院還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書院」 等。 《東方紀事》與《海南紀實》 「同人雜誌」，是在各種「文化圈子」形成以後的必然產物。 八八年下半年，《人民文學》編輯朱偉承包了江蘇出版社連年虧損的紀實文學雜 志《東方紀事》，移師北京，自搭編輯班子，決定由「圈子」中的朋友自己分擔專 欄的組稿、編輯。朱偉、李陀、戴晴和我幾位熟朋友，便為這本「大有可為」的泛 文化雜誌忙碌起來。目前在歐美流亡的好幾位知識分子都是當時的專欄主持人。專 欄計有：「封面人物」(李陀)、「四時佳興」(林斤瀾)、「文革研究」(戴晴)、「 知識分子」(劉再復)、「感悟與人生」(蘇煒)、「人與歷史」(蘇曉康)、「自然、 災禍、人」(錢鋼)、「東方閒話」(劉心武)、「當代藝文志」(黃子平)、「文化潮 汐」(史鐵生)、「東西風」(林培瑞、查建英)、「讀書俱樂部」(陳平原)等。 詳細記下這些專欄人事，是因為，此乃所謂「圈子」的組成、運作的一個具體的 實例。雙月刊《東方紀事》新刊於八九年初甫一上市便造成轟動。除了刊出戴晴的 長篇歷史人物評傳《儲安平》震動朝野，使文化界交耳相告、爭相傳閱以外，雜誌 的編輯方式、人員組合的開創性也引起了廣泛的矚目。它確是開創了一條在現存體 制下，巧妙避開文化控制、掙大活動空間的「圈子文化」的新路子。《東方紀事》 在出版了四期以後，於「六四」後不久被官方查禁。不過那時，上述專欄主持人大 多數已經「不是在裡面(監獄)，就是在外面(流亡海外)」了。 與高水準的嚴肅讀物《東方紀事》「南北呼應」的，是著名作家韓少功「下海做 生意」(他的自嘲)以後，創辦的通俗刊物《海南紀實》。 八七年後韓少功帶領一批「湘軍」(湖南作家群)到新建省的海南島打天下，去實 現他的「重新設計自己人生」的理想主義抱負。《海南紀實》(原名《大參考》)是 他計劃中的「以商養文」的第一步；隨後，他打算辦一份高水平的純文學刊物和一 份具開拓性的理論刊物；還準備在海南買地建「作家新村」，創立了一塊不受金錢 、政治干擾的創作的靜土。如果不是「六四」，韓少功的「烏托邦」之夢幾乎就要 實現了。因為，《海南紀實》走出了一條「嚴肅的可讀性」的路子，既有「毛澤東 與張玉鳳」一類不無歷史真實又不無可讀性的「紀實文學」，也有探究西單民主牆 運動得失的「走鋼絲」作品，一夜之間成為南、北報攤上最暢銷的刊物，「暴得大 利」。 《海南紀實》的編輯方針也一如《東方紀事》的「同人式」，出版「掛號」在海 南，整個組稿、編輯以至印刷發行都是全國性的，哪裡有優勢就在哪裡編、印、發 ，使得本來偏於一隅的「海南紀實」成了「中國紀實」。當然，它也無法逃脫「六 四」後被查禁的命運。 同在八九年創刊的「准同人」雜誌，還有戴晴、吳國光等人籌辦的《國情研究》 (編輯班子主要由「趙紫陽智囊團」系統的「圈子」組成)；包遵信、遠志明等創辦 的《太平洋評論》(以「走向未來」部分班底組成)；以及趙越勝、周國平等(包括筆 者)創辦的《精神》(人文雜誌，以「文化：中國與世界」部分主力組成)，大都因為 「六四」而夭折。 「三峽建壩反對派」和「十二學者上天安門」 這節涉及的其實是幾個似乎份量不一、無直接關聯的大小事件，卻又都與「圈子 」有關，其中心人物，則是我願意特別提及的作家戴晴。 八七年九月，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整肅批判的劉賓雁、劉再復在香港《八方 》雜誌上第一公開發表文章，回應「左派」的攻擊和世人的關注。我和幾位朋友(包 括戴晴)讀罷深受感動。面對當時文壇一片壓抑的氣氛(剛剛又傳來吳祖光、蘇紹智 等被「勸退出黨」的消息)，我和戴晴幾位一商量，決定在我的西郊小家開一個「二 劉作品朗誦會」，請「二劉」和文學界、社科界、文藝界的朋友們熱鬧一場，為賓 雁、再復兩位兄長解解悶，也給大家解解氣。 我的蝸居小屋當晚擠進了將近三十個人。我請來了幾位話劇演員、鋼琴家和唱老 生的朋友，他們在微弱的燈光下蹲著靠著，伴著琴聲，把劉賓雁的作品集自序和劉 再復的散文詩《尋找的悲歌》平靜地朗誦了一遍。在當時的重壓下，當晚凝重、真 摯的氣氛至今想來仍令人心動。台灣作家王拓和台灣的全國人大代表黃順興稍後也 趕到了(本來戴晴還請了方勵之)，他們後來把這個特別的家庭晚會實錄，寫成了連 載登在台灣《人間》雜誌上，使得很多人由此擔憂我們這種「在天子眼皮底下的示 威」(晚會上語)要「吃後果」。不過，至少在當時，當局無所表示。但這次在重壓 下的小小聚會所產生凝聚力，卻反映到了以後迭起的各次事件之中。自此，我的京 中小居，也就成了跨越兩個「圈子」(文學界和社科界)的「沙龍」聚會場所而一時 蜚聲遐爾。 八八年十二月，「上頭」傳來了主事領導人要強行通過修建長江三峽大壩的可行 性方案，「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的「吹風」。我和李陀、戴晴等幾位作家正 在參加一次南方省市舉行的筆會。在路上，戴晴和我們談起這個話題(她顯然對此已 思慮良久)，說：我們總應該有所表示。這麼一件關係整個民族經濟、地理生態的大 事，不能就這樣糊里糊塗讓全國老百姓蒙在鼓裡，要把反對的聲音公開出來。「他 們硬要把錢往水裡扔，也不能讓他們扔得舒舒服服的!」 我們一路上商量過好幾個辦法：開座談會、發文章、搞簽名等等，都覺得來不及 ，也份量不夠。「出書，一定要把歷年反對上馬的意見出成一本書，這樣才能面廣 ，有影響力。」戴晴當時的主張，我們幾乎覺得是「天方夜譚」，至少也是「遠水 救不了近火」：按中國的出版週期，一本書出一、兩年是常規，何況又是「反對意 見」結集?而且，「反對三峽上馬」已經開始被上綱為「政治問題」?可戴晴來了她 那股強勁：「你們支持，我就干!」 隨後就是春節長假。本來這是中國人最不能「出活兒」的時間，豈料就在僅僅一 個月的時間裡，戴晴單槍匹馬的，買書號(大陸特有的出版「縫隙」)、組稿審稿、 向朋友籌款募捐，連同印刷校對。 當我從南方度假歸來，《長江，長江》這本四九年以後第一本關係到國民經濟大 事決策的反對意見專集，已經開過了新聞發佈會!並且及時趕在三月全國人大開幕時 與代表見面。《長江，長江》一書的出版，在出版史上破了好幾個大記錄。這種合 理、合法的「一人挑頭、一人集資、一月出版、一派意見」的態勢，其意義確實早 已超出了經濟和出版的範疇。我向戴晴瞭解過一月成書的過程，發現在其中起作用 的，就是社會上各個「圈子」(包括黨內的「智囊團圈子」)在關鍵時刻的協調作用 ，而戴晴，恰恰是在各個「圈子」中穿針引線的人物(朋友們曾開玩笑：要成立一個 北京「攪和兒」協會，把善於把大家「攪和兒」在一起作事玩鬧的戴晴選為「會長 」，李陀選為「副會長」，鄙人很榮幸，「撈了個『秘書長』當當」)。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北京知識分子響應方勵之寫給鄧小平的信的要求，呼籲釋 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三封簽名信，曾在海內外引起過很大的震撼。這是四九年之後 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作為獨立群體發出的集體反叛的呼聲。筆者當時不期然地作為 第三封簽名信的發起人，其「操作」上的原因，就是「拜」了「圈子」之賜(要在一 、兩天內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發動起範圍廣泛的簽名，只有依靠這種非組織的「圈 子」力量)。隨後，八九民運爆發，知識分子捲入學運，發生了「十二學者上天安門 」，「五·一六」，「五·一七」宣言，「知識分子聯合會」等一系列事件。作為 「當事人」之一，我想這些事件已成歷史，其功罪、意義、價值，還是交給歷史評 價為好；但是，就今天我們討論的話題而言，「十二學者」事件確實就和戴晴個人 所涉入的「圈子」有關，有心者可以從上面的描述裡理出它的線索。八九年五月十 四日傍晚，集體走上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並呼籲同學理性撤出廣場的這十二位作家 、學者的名字是： 戴晴、李洪林、於浩成、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李澤厚、劉再復、溫元凱、 李陀、蘇煒、麥天樞。 文化「圈子」的意義 在我看來，這個意義，與其說是政治性的、社會性的，不如說是文化性的。正如 我同意余英時先生常常強調的論點一樣：過去四十年間，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社會造 成的最大的毀滅性破壞，不是政治，不是經濟，而是文化。那很可能會是一種萬劫 不復的損耗，再用一、兩百年的時間也不知是否可以復原、彌補回來。 有兩點可以更詳細地說一下。第一，幾千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本來主要是以 一種「文人文化」的形態流傳下來的(民俗文化的一翼，至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這是題外話)。所謂「文人詩」、「文人畫」，「清議」、「清流」的說法，都說明 ，中國傳統中的「知識分子文明」(「士」的文明)一向是很發達的。從先秦諸子設 壇講學、「處士橫議」、「學而優則仕」，一直到唐、宋以詩文取士、明清以朝廷 直轄科舉，都體現了一種「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獨特的「士」的傳統尊嚴。中 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唯一一個數千年延續不斷的文明形態，可能有見仁見智 的駁雜原因；但維護知識和知識者的尊嚴成為一種傳統的「本體形態」，我相信一 定是其中很根本、很重要的原故。從這一意義上說，「圈子」是一種文明的「生態 環境」，是文明、文化發生、發展的溫床。 第二，從歷史上看，中國文化的幾個大的創造時期，都處在朝代相交的「亂世」 ，已經有論者把這稱為「法統虛而文統盛」的「文化轉型期」(趙毅衡語)。先秦、 魏晉六朝即是一個顯例。一如陳寅恪先生言：「政治之紛擾，孰甚於戰國、六朝?而 學術思想之自由，亦惟戰國、六朝為最；漢唐號稱盛世，然學術思想輒統於一尊， 其成績未必優於亂世。」而「文化圈子」這種東西，就是在專制者的權力控制無以 企及的時、空條件下，才得以產生的。 今天，我們談東歐知識分子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深入研究過的「公民社會」理論 ，自覺爭取的「無權者的權力」(捷克哈維爾語)，以及把知識分子的這種歷史的自 覺意識迅速輸送到工人和社會公眾中去(如波蘭、捷克、匈牙利)，以至整個東歐的 變革被西方史學家稱為「知識分子的革命」；作為中國知識分子，這裡面有許多深 值反省的東西。比如，是否在只有發現了「公民社會」的理論以後，才算找到了從 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過渡的靈丹妙藥?對於東歐知識分子而言，「公民社會」理論， 不過是他們自古西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到洛克、哈伯瑪斯所形成的「 傳統資源」的一部份；對於在一個完全相異的歷史環境之下的當今中國的現實改革 ，知識分子是否有可能從自己悠遠的傳統(比如上述提到的「文人化」、「士的文化 」傳統)裡頭，尋找到一些什麼新的精神資源?(這裡毫無貶低「公民社會」理論的意 思。)還有，捷克知識分子早在「七七憲章」運動前後，就逐漸使知識分子的整體協 調行動，從而使有組織的反對派活動得以產生；中國知識分子在八九民運以前雖然 已「圈子」林立，卻彼此溝壑森嚴，以致在八九民運五月前後的歷史轉折關頭無法 形成能動的、理性的抗衡力量，這裡面，有些什麼文化性的、社會性的因素值得反 省?是否值得深思「圈子意識」本身的狹隘性，深究「『圈子』反被『圈子』所誤」 的就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