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變第一功 --論戈巴喬夫的歷史地位 ·胡 平· (一)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巴喬夫宣佈辭卸蘇聯總統的職位。 近三、五年來，整個世界政局發生了難以想像的巨大變化。這一變化的偉大意義 ，至少不亞於當年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當代的、也許甚至是有史以來的一個最為 強大的極權帝國蘇聯，連同一系列共產極權國家，以相當和平的方式，實現了向自 由民主的轉變。這場轉變的速度之快，令人驚歎;流血之少，更令人驚歎。這當然是 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們長期奮鬥的共同成果。但無可否認的，在這場轉變 中，戈巴喬夫個人的貢獻尤為突出。作為和平演變結束共產制度的第一人，戈巴喬 夫將千古留芳。 (二) 六年之前的戈巴喬夫，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極權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六年之後，他成 了一位普通的公民。如果你認為，一個政治家奪取的權力越大，把持的時間越長， 對他人的支配與控制越多越有力，他就是越成功;那麼，你當然會嘲笑戈巴喬夫的悲 慘失敗。但是，如果你認為一位政治家的偉大與否，在於他是不是運用手中的權力 幫助人民擺脫奴役、贏得自由，那麼，你必然就會承認戈氏是本世紀以來真正偉大 的政治家。 舉世公認，戈巴喬夫帶動了一場極其偉大的民主改革。正是由於戈巴喬夫的不懈 努力，這場民主改革才得以順利的進行，正是由於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也才使得 戈巴喬夫本人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小。一場由掌握絕對權力的統治者自己發動的民主 改革，按照定義，它就理當是以這個絕對權力的消解為結局。因此，戈巴喬夫的退 位未始不是這場改革的合乎邏輯的(雖然並非唯一的)一種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種把戈氏視為民主改革犧牲品的觀點恐怕並不十分準確。古今中外，聲稱要「功 成身退」的政治家不知有多少，但真正能實踐這一點的又有幾人?戈巴喬夫完成了民 主改革的千秋大業，他的辭職也許比他繼續在位還能給後人留下更深刻的啟示。 (三) 戈巴喬夫曾經是一個天真的共產黨人，他既相信自由民主，又相信共產主義，確 切地說，他是從相信自由民主的立場出發去相信共產主義的，這就和另外一些共產 黨領袖們，列寧、毛澤東、乃至鐵托、鄧小平等不一樣，如果說後一類共產黨人也 一度表示過相信自由民主，那卻是從共產主義的立場出發的。因此，一旦面臨到共 產主義原則與自由民主原則發生衝突時，後者就為了堅持他們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原 則毫不猶豫地鎮壓自由民主。而戈巴喬夫卻寧可堅持自由民主去修正，乃至放棄共 產主義。 當然，你可以假定說，如果戈巴喬夫一開始就充分認識到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的 互不相容，因而在六年之前著手實行政治開放的同時，也堅定地推動經濟改革與果 斷地調整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那麼，蘇聯的變化還會順利得多。只不過 我們很難指望一個本來就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會有機會成為共產黨的最 高統治者。因此，這六年來的變化，即使不是最優最佳，也不失為次優次佳。 難道不是如此嗎?七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四十多年來，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民主 與和平的人民，為了反對共產極權制度進行了何等英勇的鬥爭。我們堅信共產制度 必敗，但我們也不得不憂慮為了消除這個制度，人類將會付出何等可怕的代價。想 一想納粹極權制度滅亡的巨大代價，而共產極權制度不僅佔領了更廣大的國土，還 握有了更恐怕的武器)。而今，整個共產國家陣營的瓦解，連同蘇聯帝國自身的消亡 ，居然以如此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一種專制帝國體系，它的消 亡要比以前歷史上任何專制帝國體系的消亡都和平得多。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慶幸嗎 ?這標誌著人類的成熟。在其中，戈巴喬夫個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毫無疑問， 這是人類歷史上一項極其偉大的成就。 (四) 然而，正如戈巴喬夫在告別演說中所言，對於這一偉大成就，許多人還未能「完 全理解」。 就像在去年八月蘇共保守派政變時，偏偏是一些中國人，看不到蘇聯人民追求自 由反對專制的強烈願望和偉大力量，匆匆地宣佈蘇聯的民主改革已經全盤失敗。這 一次，又有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急急地對蘇聯的變化表示失望。有人甚至已經把蘇 聯的變化、把戈氏的改革當作反面教訓來談論了。尤其荒唐的是，這些人還總是擺 出替「多災多難」的蘇聯人民擔憂的姿態。這些人顯然忘記了一個最簡單、最明確 的事實。那就是，七十多年來，唯有在今天，蘇聯人民才享有了真正的自由權利和 人性尊嚴。蘇聯發生的變化，是經過廣大人民自由地表達意見、自由投票、也就是 自由選擇的結果。保守派八月政變的失敗雄辯地證明，蘇聯人民寧肯忍受開放之下 的某種混亂，也決不願意恢復到沒有自由的所謂「穩定」。要說「穩定壓倒一切」 ，要說「人民只求溫飽，自由是奢侈品」，那麼，人類何不蛻變為螞蟻、蛻變為蜜 蜂? 過去的半個多世紀，共產黨在致力於把人類社會改造成蟻群或蜂窩方面一度取得 了令人畏怖的成功。千千萬萬的志士仁人，為了擺脫這種無比的屈辱、恐怖與窒息 ，進行了極為英勇壯麗的鬥爭。今天，蘇聯人民、東歐人民終於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不錯，現在他們還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困難。這些困難，一方面是長期極權專制留 下的罪惡遺產，一方面是伴隨自由俱來的不確定性。但無論如何，共產極權制度的 覆滅總是一件大好事;無論如何，那種從自由引出的不確定要比專制下的確定更為可 取。 (五) 戈巴喬夫在蘇聯國內的聲望要比他在國外的聲望低得多。這一現象其實並不難理 解。首先，戈氏本人在改革過程中確實也犯了不少錯誤。例如，他在經濟改革上動 作遲緩，在民族問題上猶豫反覆。尤其是，他未能及時地果斷地擺脫蘇共保守派的 困擾，以致於給保守派發動政變提供了可乘之機，幾乎使民主大業毀於一旦。因此 ，蘇聯人民對戈巴喬夫有怨言是不奇怪的。戈巴喬夫自己也在告別演說中坦率地承 認了他的種種失誤，顯示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高尚胸懷。另一方面，戈氏的主要功 績既是恢復人權，而人權本是天賦，也就是說，戈巴喬夫最大的功勞不過是把人民 本來就應該有的東西還給了人民。人民當然會肯定戈氏的此一舉動，但要叫人民因 此而對戈氏感恩戴德、山呼萬歲，那就不可能了。更何況，民主改革的深入推展， 同時也就是權威性人格的弱化和個人自主意識的加強，民風越是獨立、強悍，對「 大人物」的崇拜禮讚就會越少。像「大救星」、「紅太陽」一類的頌詞，與其說表 明瞭統治者深受擁戴，不如說揭示出廣大民眾對統治者的依附關係。從歷史上看， 那些致力於開放自由民主的政治家們，差不多在其掌權時都受到過民眾的公開而強 烈的批評。這恰好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民主改革的成功，證明了這些政治家的偉大 。 (六) 戈巴喬夫下台了。但是，現今世上一切仍手握權柄的政治家們無不深知，戈氏在 歷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們無可超越。誠如英國首相梅傑所言：一個人很難遇上這樣 的機會，使他能夠改變歷史的進程。 政治這種事，既要靠膽識，又要靠機會。有膽識者未必有機會，有機會者未必有 膽識。是故，漫長的一部人類歷史，多少英才不得施展，幾多良機失之交臂。戈巴 喬夫無疑具有十分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十分堅定的自由民主信念，因此，他才能 遠遠地超過其他共產黨統治者(包括鄧小平)而為促進人類自由立下不朽的功勳。不 過，倘僅就個人的人格力量而言，我更敬重的是薩哈洛夫、索爾仁尼琴等人。誠如 ，由於他們沒有機會獲得權力，因而不可能在政治現實中起到如同戈巴喬夫那樣的 巨大作用;但是，他們不憑借權力而僅僅憑借個人的信念、思想和勇氣而巍然屹立， 從而給更多的人提供了倣傚的榜樣。古人說：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當 然，德、言、功不可截然分開。立功者往往也就是立了言(思想)和立了德(人格榜樣 )，而立德者往往也需要從立言或立功上去體現。不過古訓中的這一這一順序提醒我 們，在評價人物時，我們更應看重的是一個人的真正內在的東西，不假外求的東西 。否則，我們就可能有意無意之間成了權勢的崇拜者。在充分地肯定了戈巴喬夫的 歷史功績的同時，記住這一點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