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一步把握蘇聯的變局 ·平可夫· 獨立國家共同體取代蘇聯 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原屬蘇聯的三個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在明 斯克簽署了建立三國「獨立國家共同體」協定，並宣佈蘇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 體已經死亡。 上述三國是一九二二年創建蘇聯的最主要加盟國。然而，由它們宣佈「蘇聯不再 存在」是否「合法」，尚有疑問。雖然蘇聯憲法從未規定過解散蘇聯所需之法律程 序，但從法理上講，解散蘇聯應屬於全蘇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能。另一方面的現實卻 是：三個共同體國家加在一起，人口佔了全蘇的百分之七十五，天然資源過大半， 核武器也集中過百分之九十。因此，三國簽約結束蘇聯，事實上蘇聯就解體了。 新的獨立國家共同體的性質 舊蘇聯是多個「主權共和國」的聯盟。然而「主權共和國」僅是寫在憲法上的美 麗辭藻而已，加盟共和國事實上僅相當於中國的省，處於強大的一元化集權統治以 及高度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嚴密控制之下。 新的獨立國家共同體卻是多個真正的主權國家的政治、經濟聯盟體。共同體成員 國推行獨自的外交政策，並施行多元(非集權)的民主政治以及市場經濟。共同體成 員國之間僅設協調機構來決定他們的發展關係，不再有統一的中央政府。事實上， 她試圖朝歐洲共同體的發展方向邁進。 三國共同體成立之後，大多數原加盟共和國也陸續參加。但是我個人認為：這些 國家，特別是伊斯蘭教系中亞各國長期留在共同體內是不現實的。與歐洲共同體比 較，獨立國家共同體基本上不存在需要「共同防禦」的對象。再則，歐洲共同體各 國都是市場化的體制，經濟佈局合理，經濟水平也基本接近。而獨立國家共同體則 不同，舊蘇聯的計劃式經濟結構使各部門之間的自由貿易關係幾乎不可能。原蘇聯 -東歐經互會的歷史便是一例。較發達的國家如捷克、東德等，寧願付出暫時的經濟 損失，如拒絕蘇聯的廉價能源進口，而以市場原理同蘇聯調整貿易結構，以便使本 國經濟發展更為合理。 再則，三個斯拉夫國家內部日益滋長的泛斯拉夫主義趨向，目前已經引起了中歐 以及中亞各國的普遍反感。葉立欽公開聲明烏克蘭的獨立是斯拉夫民族同胞之間謀 求發展的絕好機會(十二月四日在莫斯科美蘇貿易會議上的演說)。同時，九月十日 的《共青團真理報》發表的署名為露金的文章這樣寫道：「我們在數個世紀的歷史 發展過程中學會了如何左右其它民族的命運，如今難道我們將與這樣的情感相告別 嗎?」該報還透露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再度關心擴張成性的羅曼洛夫王朝，在莫斯 科，至少百分之十一的人希望「王政復古」。為此，王政時代的三色旗(三色分別代 表俄羅斯、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幾乎飄揚在俄國的各個角落。西方的政治觀察家們普 遍認為：俄羅斯最終將謀求共同體的盟主地位。 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一個新的實力實體(內涵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俄羅斯)， 擁有一億七千萬的人口，五分之四以上的舊蘇聯領土，加之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其完 整、龐大的經濟-科學體系，在下一個世紀完全有實力取代蘇聯，成為世界的超強政 治實體。 民族自決的兩難 戈巴喬夫是俄國三百六十七年間誕生的一個獨一無二的理性政治家。他早期的思 想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他想改造一種舊制度，以一個更為「人性化」的社會 (非高壓)來取代之。但他同時又想在尊重傳統、維持穩定的前提下進行這一轉變。 戈巴喬夫一開始便忽視了民族問題的複雜性與危險性(蘇聯已經有人將此作為戈巴 喬夫政治的「第一個失誤」而加以批判)。正是由於他對民族問題過分自信，他才敢 於在改革之初便以「開放」的方式來揭露蘇聯潛在已久的不穩定因素。 八十年代的確是一個爭取民族自決和民主自由的時代。然而歷史又證明，民族自 由與民主自由有時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解除民族壓迫，尊重民族自決的民族自 由運動自然屬於民主自由運動之一部分，另一方面，民族自決運動所帶來的社會動 蕩，又使民主自由運動無法順利地向民主憲政體制過渡。在戈巴喬夫開放政策下公 開出來的民族衝突，一方面促進了蘇聯社會的民主運動發展，另一方面，卻干擾了 後者向憲政體制邁進的步驟。 改革與經濟困境 改革為什麼使蘇聯越改越不穩定，以致走向解體呢?我們必須瞭解，一個國家的「 穩定」有不同的方式。第一種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流而形 成的穩定。美國、香港、日本的穩定便屬此類。另一種是人均收入僅在二百美元以 下的所謂「極限穩定」，如孟加拉國。最後一種則是政治高壓之下的「穩定」，北 朝鮮以及改革之前的蘇聯所呈現的「穩定」便是其典型。事實上，最後一種「穩定 」，包含著大量的不穩定因素。否則，便不需要「高壓」。諸如人口-糧食問題，生 態危機，經濟佈局不合理、發展不平衡，因種族壓迫而出現的民族衝突等不穩定因 素大都集中於最後一種「穩定國家」。 蘇聯的「動盪」的確是從戈巴喬夫改革、開放開始的，然而其動盪的火種卻是在 數百年以前便已埋下。戈巴喬夫個人在跨入政治舞台之初便已背上了三百六十八年 的歷史包袱。前三百年是羅曼洛夫王朝，後六十八年是布爾什維克政權，二者均以 專治、高壓的方式製造並統治著兩大帝國，即內帝國與外帝國。「內」指俄羅斯民 族對其境中近一百個少數民族的壓迫，「外」則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歐帝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問：蘇聯那樣的國家究竟有沒有改變社會體制的必要?回 答是肯定的，即，如果沒有六年前戈巴喬夫的改革，蘇聯的經濟困境或許要比目前 更為嚴重。蘇聯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將出現變數是西方的政治學者早在六十年代便已 經預料到的事，只不過絕大多數人當初抱有敵意，他們想像到的蘇聯巨變是在共產 主義制度經過徹底的「垂死掙扎」之後走向毀滅。其方式包括發動核大戰、中蘇戰 爭、國內大規模民族流血衝突等等。戈巴喬夫的新思考與和平過渡，是當時那一代 人所不敢想像的。 七十年代後半蘇聯的狀況證明，一個人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思維方式日益複雜 化的社會，繼續以三十年代形成的「控制型」管理方式來指揮是不可能的。高度科 技化的生產力已經與工業化初期形成的舊有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西西伯利亞科學院 工業經濟研究所提出的分析報告認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每隔三、四十年便必 須進行一次重大的變革。而戈巴喬夫正是以上述理論為依據開始進行重建蘇聯的工 作的。 無論怎樣講，蘇聯今日的經濟困境是被人們大大誤解和誇大了。無可否認，由於 經濟改革的遲鈍與失誤，今日蘇聯大眾的生活遠比改革之初困苦。但集權制的粗放 經濟不適合於高度信息化的後工業社會是被公認的。同時，蘇聯的經濟與社會變革 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自然會付出一定的代價。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型，即使僅僅 是體制內改革，也仍然經歷了無比的陣痛。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持續四年之久，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水平倒退了近二十五年，大眾生活水平 大大下降，當時，全世界近一半以上的人似乎都認為資本主義體制完蛋了，然而後 者卻經過不斷的調整而日益完善。 當然，改革經濟體製出現的方法上的失誤，自然屬於戈巴喬夫政治的又一大敗筆 。在政治改革卓見成效的大好時機，觸動產權與經營權的根本性經濟改革遲遲不動 。而一九九０年以後，建立在「空想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大躍進運動方式幾度不了 了之。加之民族矛盾使中央與地方的經濟聯繫一再受損，促使舊有的整個經濟運作 體系完全失靈，結果蘇聯在一九九０年農業生產的大豐收之後卻出現了罕見的糧荒 。 然而，並不能因為目前的經濟困境，而低估其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鑒於蘇聯有 豐富的資源以及完好無損的經濟規模和第一流的科技，共同體在下一個世紀依然能 進入世界經濟強國之列。 中國是否會出現蘇聯式的動盪? 在現代社會，特別是象蘇中那樣的核大國，任何指導變革的思想與技術上的失誤 ，都會使「代價」過高。因此，蘇聯的社會學者在變革之初就提出了「最小代價」 說。 導致蘇聯社會動盪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民族矛盾，這在中國，似乎不像在蘇聯那麼 複雜。但是中國卻有個「台獨」與「藏獨」問題。 另一方面，中國在自然條件、生態環境方面遠遠不如蘇聯。蘇聯生態環境保護得 較好，森林面積遠大於中國，耕地面積及其土質(黑土)也遠優於中國，加之無人口 的壓力，糧食問題以及盲流問題更不像中國那麼嚴峻。因此，蘇聯比中國對於社會 變革所能承受的自然風險要大些。所以中國的社會變革步伐更需比蘇聯慎重。以便 真正以「最小代價」完成社會的和平過渡。 戈巴喬夫的政治生命是否完全終結? 戈巴喬夫改革的最初意圖是以「自上而下」的革命方式在現有體制架構內建立一 個較為民主的憲政模式，即以非民主的手段完成向民主社會的轉變。政治評論員A· 鮑實這樣認為，所謂「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在黨監督下的，以「計劃」方式完成的 民主漸進(《消息報》九月九日)。 由於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化，至一九八七年「自上而下」的革命逐漸地收到了「自 上而下」的效果。成千上萬的「非正式團體」開始在體制之外向黨的權威提出挑戰 。同時，民族獨立運動也方興未艾。然而，二大革命(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之間無 論從其基本理念還是就其最終目的而言，都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後者的最終目標客 觀上有二，即一是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其二是結束俄羅斯人對蘇聯帝國的單一 支配。 戈巴喬夫對於由他自己引發的這場自下而上之革命運動的最終歸宿似乎一直缺乏 清楚的判斷。他始終迷信舊體制權威，對體制內外力量的變化未予以適時的洞察。 結果，戈巴喬夫的改革構思越來越遠離改革的社會現實，最終導致對全社會的失控 。這樣，共產黨的瓦解，使其丟掉了總書記的寶座，而蘇聯帝國的崩潰，又使他失 去蘇聯總統之職。葉立欽便比他實在得多，首先果斷地拋棄了黨，緊接著又毫不猶 豫地拋棄了聯邦，從而得以享受「自下而上革命」的勝利果實。 隨著聯邦制的徹底瓦解，戈巴喬夫的政治生命自然告一段落。然而，他一生的工 作並未完全做完。他的新思維外交以及其核裁軍的構想，雖有天真、浪漫的一面， 然而的確改變了世界。這使他對於未來的國際關係發展，仍有著重大的影響力。因 此，國際政治舞台仍然需要戈巴喬夫。俄國人需要通過他去發揮世界級的影響，而 西方也需要通過他使俄國外交保持連貫性。由此看來，戈巴喬夫今後完全有可能在 國際外交舞台上大顯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