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思想改造」 ·胡 平· 「思想改造」運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件十分獨特的事件。 「思想改造」，西方有人稱為「洗腦」，我以為還是稱為「人的馴化」更準確些 。從一個角度來看，共產黨統治的興衰史，就是人的馴化、逃避和反叛的歷史。 一、思想改造即思想否定 思想改造，是指世界觀的改造。所謂世界觀，主要是指一套價值評判體系，也就 是認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是「進步」的、 什麼是「反動」的。如此等等。 當你承認你必須徹底改造思想時，這就意味著，你承認你認為是對的東西其實是 錯的，而你認為是錯的東西其實是對的。 問題在於：如果你已經知道你認為是對的其實是錯的、你認為是錯的其實是對的 ，那就表明你的思想已經改造，因而你就用不著再思想改造。反過來，如果你還不 知道對的是錯的、錯的是對的，你就不會感到有思想改造的必要，你就不會去思想 改造。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況，作為一種思想過程，作為一種思想狀態，思想改造 似乎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它本身就像是自相矛盾。 記得在「文革」初期，「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風行一時。我當時就很不贊成 。爾後讀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深表共鳴。我把《出身論》給了另一位也是「出 身不好」的很聰明的同學看。殊不料他讀完後立即對我說：「這是大毒草!」若干年 後，他向我解釋了他當年的心態。他說：「其實在當時，我對那個口號很反感。遇 羅克的文章寫得那麼嚴謹透徹，我讀了也覺得十分有理。可是在那時，我總覺得自 己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場都是有問題的。我想，我覺得對 的事情，大概一定是錯的。正因為我心裡認為《出身論》很對，所以我就說它錯了 。」 這位同學的案例，也許偏於極端。然而這種極端不過是把一種普遍的傾向充分發 展，因而它正好把一般人共有的朦朧感受突現無遺。共產黨說得不錯，思想改造的 關鍵是轉變立場。這就是要你站在和自己正相反對的角度看問題，也就是要你自覺 地反對自己。簡言之，改造自己的思想就意味著反對自己的思想，否定自己的思想 。 二、思想改造不同於思想發展 思想改造不同於正常的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 毛澤東曾經現身說法，談起他過去如何嫌工農大眾「髒」和「臭」，而後認識到 唯有工農大眾才「最乾淨」、「最香」。以此為例，毛澤東說明人人都需要思想改 造。但是，應當注意到，毛澤東們當年的思想改造，其實並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思 想發展或思想演變，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思想過程，事先並沒有一套預定的結論。 在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人的各種具體觀點可能有重大的改變，但他始終是以 自己的是非為是非，他始終沒有否定過自己的思考能力。思想改造卻相反。所謂思 想改造，要求一個人從一開始就承認其原有的思想是錯的，從一開始就承認某一套 其尚不具有的思想是對的。它要求以別人的是非為是非，否定思想的獨立性和自主 性，因此正好是思想發展的反面。 三、思想改造與道德修養貌似神離 思想改造也不同於個人的道德修養。 首先，思想改造主要不是指個人道德品質的提高而是指政治觀念的轉變。和傳統 文化把政治道德化相反，共產黨是把道德政治化。假如說在儒家學說看來，一個人 倘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他在政治上就會是正確的；那麼共產黨的理論則正好反了過 來。按照共產黨的邏輯，一個人只有在政治上是正確的，他在道德上才可能是高尚 的。像雷鋒、焦裕祿這種「共產主義戰士」的典型，固然也因其具有助人為樂、任 勞任怨等普遍公認的美好品質而博得一般人的感佩，但共產黨卻是把這些美好品質 統統掛在「聽毛主席的話」、「忠於革命忠於黨」這類政治原則的帳下。與此相反 ，像劉賓雁《第二種忠誠》裡的陳忠信一類人物，除了略有不同政見之外，其餘處 處都堪稱活雷鋒；但僅僅因為這點不同政見，共產黨就視之為「階級敵人」，連帶 著也全盤否認了他們在個人道德上的一切優秀表現。這和古人很不相同。在古代中 國，人們有時對於政治上敵對營壘中品行高尚之士還是很能夠表示讚賞的，如忽必 烈之敬重文天祥。共產黨那裡向無此等好事。如果共產黨認定你在政治上「反動」 ，你越是在個人道德操守上傑出，它只會越恨你、越整你、越罵你。起碼不會因此 而尊重你。 其次，儒家倡導的個人修身和基督徒奉行的心性訓練，其要旨都不外是發揚人心 中的善性以克服惡念。即便他們對於善、惡的定義有點偏頗，但有一點總是清楚的 ，那就是他們都肯定了一個人心中固有的善惡標準。共產黨的理論都是要否定這個 天賦的善惡標準。它要你承認你心目中的善並不是善而惡也並不是惡。它要你接受 另一套與之不同的善惡標準。其實，改造思想主要就是指改造價值觀。儒家、基督 教都很講良心；而共產黨的哲學則乾脆否認良心，它使良心一詞帶上了某種「資產 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可疑色彩。一個人對儒家道德修養學說信奉到走火入魔 的地步，譬如海瑞，有可能做出許多不近情理的怪事；但倘若一個人對共產黨的思 想改造理論信奉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則有可能做出一系列反乎情理、乃至傷天害理 的罪惡。 從表面上看，思想改造很有些像道德修養。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既然熱衷於提 簡單的口號，又擅長於改換名詞的定義。像「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一類說法 ，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道德家和宗教家們要求人們去除私慾的主張。金觀濤和劉青峰 認為，共產黨的思想改造理論是一種「儒家化的馬克思主義」，它訴諸於儒家文化 中知識分子的道德反省傳統。也許，確有一批知識分子是以這種態度對待思想改造 的。但可惜那是一個嚴重的誤會。凡是把思想改造當成個人道德修養工夫來做的人 ，無一不在現實中屢屢碰壁。如前所言，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一是強調政治立場、政 治觀念的改變，二是否定人類普遍的內在道德感，所以它和道德修養是貌似而神離 。這就是為什麼具有強烈道德反省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的思想改造運動 中間總是扦格難入、動輒得咎、費力而不討好的根本原因。 四、思想改造的現實政治功能 思想改造，並非如許多人想像的那樣，只是為了一種抽像的、理想化的目的：造 就「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共產主義新人」。它首先具有一個更直接、更具體、 更現實的目的，那就是造成人們對共產黨專制政權的認同和效忠。 馬克斯·韋伯指出：國家政權意味著壟斷的、合法或曰正當的暴力。這就是說， 一個政權若要存在下去，它不單要掌握壟斷性的暴力工具去壓制人們的反叛行為， 而且還需要為自己的存在找出一套證明其為合法或曰正當的理論依據去否定人們的 反叛意識。 共產黨有一套獨特的理論或哲學。按照共產黨自家的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是人類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實現--這就否定了傳統的「天意」概念而又同時扮演了 往昔「天意」所扮演的功能；共產黨是人類最先進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伍-- 這就在表面上肯定了平民意識而又自我加冕高人一等；共產黨代表了全體人民的願 望和利益、無產階級專政體現了最高最大的民主--這就偷換了民主概念而一勞永逸 地佔有了「民意」。所以，共產黨政權就不像同時代的那些其它形式的權威主義政 體，後者搞起專制來總是心虛氣短、半途而廢，防守猶嫌不足，何有雄心進取?共產 黨搞起專制來沒有那種外慚清議、內愧神明的心理負擔，共產黨搞起專制來是理直 氣壯，自以為天經地義，因此常常是咄咄逼人。原因就在於它自己給了自己一套自 我證明的絕對的合法性依據。 可惜的是，為了使共產黨的這套理論起到論證權合法性的作用，光是共產黨領導 人自己相信是不行的--其實也是不必的，關鍵是要全國的老百姓、首先是知識分子 相信才行。於是就有了持續不斷的用馬克思主義武裝(或曰改造)全國人民的思想改 造運動。 五、從「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到「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 共產黨的理論既是一種理論，難免沒有人言人殊的通病。信奉共產黨的哲學只是 認同和效忠共產黨政權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果你對這套理論的理解和領袖 不一樣，你照舊有可能去批評、乃至反對那個實存的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真正 目的決不是要把大家都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在馬克思主義 者內部不同觀點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平息過。這對於作為一種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而言 是極正常的，但它對於作為一種為現政權論證其合法性即正當性的東西而言就是極 不正常的了。所以，思想改造運動，從它所標榜的那個似乎有些理想化的、複雜的 、包含有內在歧義性的「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這一神聖目的，必須直接兌現為高 度現實的、極為簡單的、毫無爭議餘地的「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一政治要求。到 了這一步，我想，各種對思想改造的不幸誤解--諸如誤解為思想發展、誤解為道德 修養、誤解為造就馬克思主義者以及等等--應該都可以澄清了。 六、四九年不是政治理念的勝利 假如思想改造運動果然如此荒唐(果然如此)，那麼它何以竟能發生?難道不正是我 們自己，當年極為真誠地進行思想改造嗎?現今人們一談到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 時，一言以蔽之曰「狂熱」。可是這兩個字實在說明不了多少東西。 這就需要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到共產黨革命在中國大陸的勝利談起。當然 ，本節只能給出提綱式的說明。 從戊戎維新以來，古老的中國就一直懷著強烈的追求摩登(現代化)的衝動。這種 衝動很容易使一般人產生「唯新是從」的態度：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對的。中 國人拋棄了循環的或倒退的歷史觀而接受了進化的歷史觀。按照這種歷史觀，歷史 運動被看作是人類成就的積累過程。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被初次引入中國時， 就冠以「最新學說」之美稱。很少人意識到那會是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摧殘或否 定，多數人以為它是在保留以往的成果(這一點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礎上對現存社 會巨大缺陷予以有效治療的、達到一個更美好狀態的藥方。 毫無疑問，十月革命在加強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即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一個來自西方 而又反西方的理論，因而能同時滿足一些中國人既要學習西方又要維持民族驕傲的 矛盾情結。列寧關於「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的觀點迎合了一般後進民族希圖 一舉而居於歷史前衛的急功近利願望。共產黨的建黨學說提供了一套以大眾為名的 精英組織理論，從表面上調和了精英與大眾的裂痕。對科學效用的驚服導致了「科 學迷信」，也就是對科學的非科學態度，而馬克思主義則自我標榜為科學的結晶。 馬列主義既有繁難晦澀的龐大體系、又有簡單明快的獨斷信條，這就為一些渴望行 動的知識分子又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武裝。一方面，馬列主義肯定了一個與傳統大同 社會相類似的關於完美社會的高度理想化目標，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了一整套具有 馬基雅維裡風格的極為精明的鬥爭手段；這就使得人們可以在以苛刻的道德標準否 定現實社會的同時，又能夠在自己的行為中罔顧最起碼的道德約束。再加上民國以 來的內憂外患。部分知識分子的邊際化。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不 少人對西方文明的破滅之感；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了全球性的左傾思潮氾濫。凡此 種種，便構成了馬列主義在中國流行的諸般因素。 但是，有一點需要提醒，上述諸般因素的作用不宜誇大。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直 到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知識分子，認同馬列主義的依然只佔很小的比例。在四十 年代，知識分子中不滿現政權的人數急劇增加，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投身共產黨的 仍然為數甚少。 共產黨在四九年的勝利絕不是什麼「歷史的必然」，也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理念的勝利。第一，中共領導的那場革命，在很小的程度上是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 ，在較大的程度上是一場農民的革命。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認，四九年的革命只是「 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這場革命的勝利，主要是軍事的 勝利，而不是政治理念的勝利。 七、關於啟蒙與救亡 順便談一談李澤厚先生關於近代史上啟蒙與救亡雙重奏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 近代中國面臨著兩個基本任務：啟蒙與救亡。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救亡的任 務更具迫切性和優先性，因而啟蒙的任務就不可避免地一再被忽視、被壓制(救亡壓 倒啟蒙)。這種觀點一方面證明了共產黨革命成功的歷史必然性亦即合理性(依據黑 格爾或馬克思，凡在歷史上是必然的同時也就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以往的 共產黨革命忽視了啟蒙工作，在救亡圖存的任務已經解決的今天，我們應該重新展 開啟蒙工作。 李澤厚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富於機智，在學術上卻未必正確。首先，以救亡為由 壓制啟蒙，這本來是當年親國民黨的一派知識分子(錢瑞升等人)的主張。此主張既 遭到胡適一派的反對，國民黨當局自己，起碼是在表面上也表示拒絕。至於說共產 黨壓制啟蒙，完全是出於它一貫的基本立場，決不是出於強調救亡的權宜之計。因 此，當共產黨需要贏得人心抗擊外敵時，它反而對啟蒙要多少講一點，而到了外患 消除、一統天下之後，它對啟蒙的壓制更是有恃無恐、變本加厲。李澤厚是在用國 民黨一派人的邏輯來解釋共產黨。這當然不正確。 其次，整個近代史的事實證明，民族危機的強化，每每不是導致了壓制啟蒙的結 果，它倒是往往起到了刺激和促進啟蒙的效用。甲午戰敗引出了戊戎變法，八國聯 軍逼出了慈禧的立憲改革，二十一條激起了五四運動，抗日戰爭的爆發促成了國共 兩黨對國內不同政見的包容。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外敵當前，各派力量都 獲得了要求廣泛參與的堂皇借口，當政者對政治的壟斷勢必放鬆；外患嚴重，正好 證明內政不修，批評的聲音，要求改革的聲音自然就會加強。前些年，上海的《世 界經濟導報》大談特談所謂「開除球籍」的問題，力圖把一個經濟落後的問題變成 一個民族獨立生存危機的問題，其目的、其效果都不是壓制自由化而是為自由化推 波助瀾。此一事倒更能證明二者之實際關係。 回到上節提出的問題上來。我要強調的是，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 制度即極權制度，但四九年的勝利並不意味著所謂社會主義理念即極權統治理念的 勝利。共產黨聲稱四九年的勝利表明了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並非事實 。其實這一點共產黨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共產黨深知它的權力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 而不是靠自由投票選出來的。如果說當初確有不少人滿懷希望地支持它，那部分地 是出於對原國民黨政權的反感，部分地是出於對所謂新民主主義綱領的認可，很少 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擁戴--如果有，其中又多半是出於對這個制度真正性質的 無知。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在奪取政權後不久，馬上就展開思想改造運動。 八、關於「不理解而信從」 如前所說，四九年的勝利，本來只是在很有限的意義上才是共產黨政治理念的勝 利。但共產黨卻在這個勝利上做足了文章。毛澤東以歷史的終審裁判的姿態說出了 這樣的話：一切別的主張都試過了，都失敗了，只有馬克思主義，只有共產黨領導 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成功。共產黨以成功為根據，證明自己的正確；進而以正確 為理由，要求人民的信從。這就構成了推行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個前提。 嚴格地說，這個前提本身並不那麼可靠。奪權的成功不等於理念的成功；縱然是 理念的成功，也並不等於理念必定正確。歷史上有的是正確的東西遭受失敗的事實 (俗話說，勿以成敗論是非)。但是話雖如此，勝利者總是要比失敗者更容易宣佈自 己代表了正確，也確實更容易讓人家相信自己代表了正確。那卻是不奇怪的。 正像「迷信科學」一樣，「迷信科學」的心理是來於對科學本身不理解的人們驚 服於科學的功用或效驗。這就產生了所謂「不理解而信從」的態度。用侯寶林相聲 裡的話，迷信就是「迷迷糊糊地信了」。基於同樣的道理，那些原來不懂或不信馬 列的人們，由於目睹到共產黨革命的巨大成功，也會產生類似的「不理解而信從」 的態度。這就使他們認可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人類認識的一般過程是「通過理解而信從」。因此乍一看去，「不理解而信從」 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不可能。其實不盡然。我在前面指出，思想改造意味著你承認 你的思想是錯的--雖然你並不知道它為什麼是錯的，承認別人的思想是對的--雖然 你也並不知道它為什麼是對的。這看來十分荒唐，但並非不可能。如果你發現自己 的思想碰了壁，而別人的思想成了功，你就很可能產生上述想法。這樣一來，你就 對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認識能力都發生了動搖。一事當前，當你的想法和別人不一 樣時，你很可能馬上就懷疑是不是自己錯了。 九、真是「心悅誠服」嗎? 我們一向被告知說，在五十年代初期，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確是心悅誠服。不過 ，我們也越來越多地聽到不同的陳述。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談到當年他和市民一道 歡迎解放軍進城時，其實心底裡很有幾分不安。劉賓雁則回憶說，當年他聽到「解 放」的消息後，內心並不如預期般的興奮。這些陳述是否準確呢?不錯，人在回顧往 昔的心理感受時，常常會打下現時心情的投影，因而可能在無意中歪曲當初的實際 情緒。但是我們也要知道，有時候，事過境遷，人們反而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在當 時未曾言明或被有意無意壓抑下的某種情感。所以，我更傾向於相信這些不同的陳 述。我們即便承認，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的政績頗為可觀，但倘說那時的知識分 子便是一味擁戴，連心裡都沒有半點疑惑和異議，則肯定是不可能的。 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這顯然是把政治、把批評都看得簡單了。 有人說，文人天生就是反現狀的。話是過份了點。但恐怕倒有更多的真理。問題在 於，沒有一種政治能夠真正完美到別人無可批評的地步。偉大如華盛頓、傑弗遜者 ，當政時尚免不了飽受抨擊。以土地改革運動為例。如果你贊成讓貧苦農民分得工 地，你是否也贊成對地主富農進行殘酷打擊?即便你贊成對地主富農殘酷打擊，你難 道一點不知道有多少老實能幹的農民被錯劃了成分而誤遭無妾之災?因此，以社會的 耳目或良心自居的知識分子，無論如何也不會閒到光知道唱讚歌的地步。 當然，在五十年代初期，一般知識分子對新政權表示真心擁護而不去批評，有知 識分子自身的某種考慮。 第一，受傳統文化影響，有些知識分子進行批評往往是基於「為主分憂」和「為 民請命」的角度。當統治者勵精圖志、當普通民眾的生活日見改善時，他們似乎就 失去了批評的立場。畢竟，在當時，堅持自由主義原則，堅持個人基本人權的知識 分子並不多。 第二，不少知識分子大概接受了共產黨的一套說詞，比如「要分清主流和支流」 啦，「要分清延安和西安」啦，「一場大的革命運動難免不產生某些偏差」啦，等 等。這就使得他們對當年共產黨的過錯抱一種理解、體諒的態度。 但是，上述考慮，縱然普遍存在，它們充其量會減弱批評，決不會使批評之聲絕 跡。再說，自近代以來，中國的文人中一向不乏以批評家自命，為批評而批評的人 物，何以到了中共治下，個個都變得如此識大體、如此「負責任」了呢? 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從中共掌權伊始，知識分子就感覺到了一種強大的 壓力。 十、無形的壓力 這種壓力包括好幾個層次。 首先，一個靠武力獲勝的、龐大的獨佔性權力，本身就令人生畏。面對著這樣一 種權力，人們本能地感到得罪它不起，因而幾乎是下意識地會向它靠攏。 其次，不論是七實三虛還是七虛三實，在早期，共產黨總是顯示出它贏得了一個 相當多數的民眾的支持。這個巨大的多數本身就具有威懾力。我們知道，甚至在民 主制下，個人權利雖有保障，但當其社會出現一個巨大的多數時，即便它不對少數 實行任何暴力手段，那剩下的少數也可能會產生被壓迫感，因此往往會對之採取迎 合、順從的態度。 其實，單單是根據上述兩條，就足以使一般人對共產黨不敢妄加非議了。然而， 一般人又都有把自己行為加以合理化的習慣。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用以證明共產黨 確實英明偉大的事實材料就會靈活地湧上心頭，各種為共產黨的過錯進行開脫辯解 的論據就會自動地浮現腦海，而我們的眼睛，在那些可能會擾亂我們內心安寧的現 象面前，則會知趣地閉上。最後，我們終於說服了自己：我們對共產黨的確是心悅 誠服；我們之所以沒有批評它，實在是因為它沒的可批評。 豈止我們知識分子又是如此。在我們視為屬於那個「多數」的工農大眾中間，許 多人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只不過在他們眼裡，「我們」、即知識分子成了構成那個「 多數」的一部分。億萬農民載歌載舞地走向合作化、加入人民公社，和我們知識分 子竟先恐後地向黨交心、和工商業者敲鑼打鼓地歡慶公私合營、國有化，其間複雜 曖昧、幽深微妙的心理活動，究竟又有多大區別? 十一、從「殺雞嚇猴」到「殺猴嚇猴」 顯然，在共產黨統治下，壓力並不都是無形的。從一開始，共產黨就用毫不含糊 的語言告訴人們：反對它將意味著什麼。 不談國共內戰，不談延安整風。我們只說四九年之後。單單是土改和鎮反，就已 經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政治迫害。當然是政治迫害，因為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沒有從事 反對新政權的任何行動。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知識分子，所以毛澤東才宣佈鎮反比焚 書坑儒要厲害一百倍。我把這一類迫害稱為「殺雞嚇猴」，因為其受害者，從理論 上講，都是那些按照其身份而被歸入「敵人」的一批人。那橫豎在表面上還是和其 他人、其他知識分子有一種可以外在判明的界限。但是它所造成的恐怖效應，無疑 是強烈地施加到各種人的心靈。在楊絳女士的小說《洗澡》中，我們可以讀到若干 知識分子面臨思想改造時的窘態，許多人是那麼急切地向共產黨乞憐討好，並往往 不惜對自己橫加誣蔑。他們這樣做，絕大多數不是為了向上爬，只是唯恐往下掉。 因為往下掉實在太可怕、也太容易了。在江文先生的小說《浪淘沙》裡，我們可以 瞭解到，在五七年「鳴放」期間，不少人的批評意見，就是針對著此前的數次運動 、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這些批評意見直到「鳴放」期間才被公開提出，可見 在此之前一般人的恐懼有多麼深刻。其實，所謂「鳴放」過程本身就十分說明問題 。起初是鴉雀無聲，以致於當局必須反覆動員鼓勵，爾後才有一些膽大的、或地位 較高的人開始公開批評。這便足以證明五十年代初期知識界的「一致擁護」是多麼 的虛假。這就是「殺雞嚇猴」造成的效應。 在」殺雞嚇猴」之後不久，共產黨又直接開始了「殺猴嚇猴」。批胡風運動肇其 瑞，「反右」是其第一次高潮。從這時起，「人民」和「敵人」之間已經失去了任 何外在的判別標準。每一個人，隨時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由「人民」變成「敵人」 。「身份罪」擴大到了「思想罪」。再加上沒有任何像樣的司法程序，定罪一般都 是十分武斷、十分任意的；而懲罰的殘酷性，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最初想像。於是 ，恐怖就成了「新中國」政治舞台上唯一持續不變的背景。這也是所謂思想改造運 動的最基本的組成因素。 十二、單一價值標準體系：觀念與結構 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一整套單一的價值標準體系。這個體系包括兩個方向 ，唯一的一套意識形態和高度集權的社會結構。二者相輔相成。馬克思主義被奉為 唯一正確的思想，其它思想無不受到批判；政府成了全國人民唯一的老闆，不是「 不勞動者不得食」，而是「不聽話者不得食」。在這個單一價值標準體系的背後的 支持則是暴力。 沒有暴力，也就是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個單一的價值標準體系，即便不會 立即倒塌，起碼也做不到控制一切。統治者當然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論，他們 也當然可以去批評各種他們不贊成的思想理論。但是在共產黨那裡，「批判」的實 際含義是「禁止」、是「鎮壓」。這才造成了其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政府成了唯 一的老闆，但如果它不去制止別人自謀生路，它也不可能造成對一切人的命運的支 配。近年來出現的「個體戶」就並非受雇於政府。毛澤東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的比喻，要求知識分子必須依賴於新政權。其實，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一向具有 較多的獨立性。即使在古代中國，知識分子也常常可以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生存 。除了入朝為官或是受職於政府的文化機構外，過去的知識分子起碼可以辦私塾、 辦私人書院。也可以靠賣文賣畫維生。科場失意的詞人柳永說得很明白：「我不求 人富貴，人需求我文章」。自得之意，溢於言表。公有制的真正可怕之處不在於它 的壟斷，而在於它維持壟斷的暴力。六四以後，大批民運人士被開除公職。但他們 的日子大都要比當年「反右」或「文革」期間遭受同等懲罰的人好過得多。因為他 們好歹還可以做生意，干個體戶。說到底，那只是表明了今日之中共當局已經不再 禁止別人自謀生路而已。就這點而言，共產黨依然還比不上過去的皇帝。不妨想一 想，如果這些被敲掉鐵飯碗的知識分子們可以辦私塾、辦私人書院，即使他們講授 的內容被規定不得含有「謀反逆上」的東西，其境遇又將會如何? 十三、關於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 不少人批評說，由於共產黨輕視知識分子，所以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十分 低下。這是對一個正確的批評的不正確的表述，而這種不準確多少反映了人們對單 一價值標準體系的實際內涵缺乏透徹的瞭解，故此處須略加提及。 還在八０年北京大學競選活動中，楊百揆同學就提出了「知識分子是最先進的社 會力量」這一觀點。後來更有人提出知識分子不應是「老九」而應是「老大」的主 張。這些觀點猛烈抨擊了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貶低知識分子的評論，因而值得贊 賞。不過嚴格說來，這些觀點也有不妥之處。 首先，在一個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地位如何，主要並不取決於它在執政者心目中 的價值序列上處於第幾等重要。除非執政者能夠造成這樣一種社會結構，從而使得 他們不喜歡的那類人處於劣勢地位；又除非他們能夠用強力壓制那些人的不滿與表 現。否則，單單是執政者們自己的好惡，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其次，在一個真正自 由民主的社會中，各種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很難說哪種人就格外重要或 不重要。我們要拋棄的是一整套從政治上確定某一部分人應列第幾位的荒唐習慣， 而不只是改動它的既有次序。 其實，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和他們在官方理論中所排名次倒沒有多少關係 。畢竟，「臭老九」之稱從未見之於中共正式文件。不錯，工人、貧下中農一向被 擺在前頭，但他們的境遇果真就高人一頭嗎?要說「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這塊 金字招牌，也許對他們的子女倒還能帶來一點小小的好處，但那也只是面臨著入學 、提干、入團、入黨等為數不多的陞遷機會而又須是和「黑五類」與「臭老九」的 子女們相比較之下才略有意義。對於絕大多數工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那些「領 導階級」、「依靠力量」一類的頭銜，不過是空話罷了。有時，情形剛好是相反的 。譬如說，從來只有「犯錯誤」的知識分子被貶去當工人、當農民，決沒有工人或 農民因為「犯了錯誤」去罰做知識分子工作的。可見一般工人，更不用說一般農民 ，其處境決不是更優越些。所謂「手捏鋤頭把，犯法也不大」，不意味著當農民在 政治上保險，那只是由於專制者對農民缺少多種層次的懲罰手段--你無法把農民再 進一步「下放勞動」，除非是進勞改營。我們知道，被打倒的劉少奇曾經有過請求 回鄉當農民而終不可得的悲哀，但那當然不表明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社會地位比一般 農民還低。正如在權力鬥爭中，犧牲者多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因為他們比其它人擁 有更多的權力；同樣，在觀念形態的鬥爭中，犧牲者多為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比其 它人擁有更多的思想和觀念。 共產黨專制是觀念的專制。因此，各種不同的觀念，尤其是那個產生各種不同觀 念的獨立思考精神，便構成了足以從根本上瓦解這種專制的天敵。事實上，專制者 是猜忌和敵視一切有思想的人，不論他們是何種身份。如果說他們確實對受過較多 教育的人更猜忌，那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人更容易產生獨立的見解；如果說他們每 每把反自由化一類運動的重點是放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那是因為這些單位 更容易成為不同思想的形成地和集散地。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