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層權貴是如何更替的? ·穗 生· 一、引 言 在中共現存政治體制和社會條件下，什麼類型的政治家可能進入中央政權最高領 導層?為什麼有些政治家可以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穩坐權力中心的位置?而另一些政治 家則連捧都捧不起來，只能成為過渡性人物?在當前的政治格局中，人們普遍關注的 問題還有：鄧小平百年之後將會有些什麼樣的政治家成為新一輪爭奪繼承權鬥爭中 的主角?什麼類型的政治家有可能成為中共政權的新的「掌門人」? 政治科學不是相術，政治學家也不是算命先生，沒有人能夠準確地回答這類問題 ，頂多只能根據事實和邏輯推論出一些可能性。本文旨在通過對中共現政權結構下 進入高層權力的管道和條件的事實分析，對上述問題的可能答案進行一些初步探討 。 二、變革型與事務型領袖的交替 在一部研究政治領袖及領導風格的學術著作中，伯恩斯將當今世界的政治領袖分 為兩大類型。一類他稱之為變革型領袖。伯恩斯認為，變革型領袖關注的是政治和 社會的價值觀及其目標。他們通過領導過程教育其追隨者，改變並塑造他們的價值 觀和道義觀。這些領袖的政治活動過程是改變世界的過程。事務型領袖則與此不同 。這些領袖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維持現存制度和社會政治穩定，並設法以滿足追隨 者具體願望的方式獲取並保住個人的權力和目標。 中共政權建立之初的第一代領袖中，變革型領袖顯然不少。毛澤東即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人物。他的領導權威具有韋伯所說的魅力型特點。變革中國社會乃至於整 個世界，成了他所領導的革命的終極目標。為此目標，他不惜發動荒謬的「大躍進 」和「文化大革命」，以烏托邦的形式將農民組織進入「人民公社」。毛澤東思想 更成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以此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和行動。作為變革型領袖，毛 澤東的中共政權在大陸三十年的統治，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變革了中國大陸人民極其 官吏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儘管其政治和經濟後果是災難性的。 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作為第一代革命領袖之一，仍然具有變革型領袖的一些 特徵。正是他開始並領導了中國的十年經濟改革，儘管他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改革目 標，更沒有終極的價值觀念和道義體系。他發動和領導的這場變革也以「六四」慘 案劃上了一個句號。 在鄧小平領導的中共政權裡，絕大多數政治領導人都屬於事務型領袖。儘管趙紫 陽、胡耀邦、乃至於胡啟立、田紀雲、萬里等改革派領袖，以改革為己任，但是「 改革」只是他們的「工作」，而不是「使命」。今日仍在台上的所謂「改革派」領 袖李瑞環、江澤民等人便是以保全官位為首要任務。所有這些政治領袖都沒有系統 的價值觀和道義觀。他們的政治活動以維持現存政治制度為基本出發點，社會的穩 定是他們的首要任務。這些事務型領袖之中沒有任何一位曾有過像毛澤東那樣的總 體變革觀念，也沒有毛澤東那樣的社會動員能力。他們與民眾的關係也不再是導師 與追隨者的關係，而是現實的利益關係。這些領袖完成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 務的管理工作，允諾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穩定，以此作為自身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之 一。 三、三大權力管道 我們可以用革命與後革命時期的轉變來解釋中共政治領袖類型的替換，但這種解 釋顯得太粗略，難以回答為什麼有些政治家能夠在不同時期維持權力地位，而有些 後革命時代的官僚，諸如華國鋒等人，僅僅成為過渡性政治人物。為了進一步探究 中共權力結構的變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解剖分析在中共現存政治機器內部的進身 管道。 從中共政權建立以後這數十年的歷史看，中共上層政治領袖的陞遷管道主要有三 條。其一是軍隊指揮系統；其二是地方政權；其三是中央黨政機關。這三條管道實 際上代表了中共政權的三大權力支柱。 軍隊是中共建立政權的最主要力量，同時也是中共維持政權的最後手段。無論是 在文化革命的混亂時期，還是經濟改革進入死胡同後的八九民運中，都是軍隊的力 量恢復了中共政權的地位和社會的政治秩序。因此，軍隊指揮官與中共政權的關係 形同魚水。麥克瑞迪斯由此認為「從未見過象中國軍隊這樣徹底政治化的軍隊。」 正是軍隊在中共權力結構中的這種地位，使許多軍隊指揮官有機會躋身政壇，成為 政治明星。林彪、陳錫聯、葉劍英等軍隊高級將領在文化革命中曾在政壇上出盡風 頭，今日的楊尚昆亦屬此例。 地方政府在中共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儘管中共建國以來一直強調中央集 權的大一統體制，但是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卻斷斷續續地出現了一個向地方分權 的趨向。這種分權趨向在十年經濟改革中更成為一種時髦，最後形成了一個沒有聯 邦憲法的准聯邦制體系。省市區擁有了自身獨立的經濟和財政資源使用和管理權， 儘管這種權力沒有一部聯邦制憲法加以保證。在這種事實獨立的經濟權力基礎上， 地方政權逐漸處於一個可以與中央政權討價還價的地位上，中央對地方所求亦日漸 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權的一些領導人進入中央權力中心的機會也日益增加 。改革時期的主要領導人趙紫陽、萬里都是直接從地方進入中央領導核心的。今日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李瑞環亦是循此途徑上升的。 中央黨政機關也是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層的重要管道之一。建國以來，中共政權出 現了一個官僚化發展的過程。無論是在黨的系統中，還是在國務院系統中，官僚科 層的作用都在增大。在黨的部門中，幹部的任免和人事管理形成了獨特的系統，意 識形態控制也成了一種「專業」。在政府機關中，中央計劃經濟使各經濟部門自成 一個體系，龐大無比。失去了對這些黨政「專業」領導機關的控制，中共政權一天 也無法生存。因此，從這些黨政機關職務階梯爬上來的專業官僚，成為中共最高權 力層中的重要角色。諸如喬石、姚依林、宋平、乃至於李鵬，都是這類中央官僚的 代表型領袖人物。 四、進入權力中心的三方面條件 如果說軍隊、地方和中央黨政機關是進入最高權力核心的三大管道的話，接下來 的問題便是，什麼樣的人，運用什麼樣的謀略可以循著這樣一些權力管道高昇呢?換 言之，哪種類型的人可以運用這其中的哪條管道呢?各條管道之內上升的條件何在呢 ? 這些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納為政治家在中共現存政治制度條件下如何建立權力基礎 以及確定各自陞遷戰略的問題。 縱觀中共政權建立以來高層政治家的興衰圖，我們可以發現三方面條件對於政治 家的升降至關重要。第一方面條件是人事關係，或者如西方一些學者所說的派系關 系。政治家在中共權力結構中必須與一些具有相近利益和經歷的同事建立良好的相 互提攜關係。第二方面條件是具備堅實的權力基礎，亦即以自己所領導的地區、部 門為據點，或者對於解決某些方面的重大問題具有獨特能力，有時候與某個大人物 的特殊關係乃至於趨炎附勢、溜鬚拍馬也可以成為一種權力基礎。第三方面條件是 機遇。這種機遇可以是遇到「伯樂」，被最高領導人慧眼相中，或自己依附的權勢 者突然高昇;也可能是某個大人物的去世為自己的仕途去除了障礙。 上述三方面條件用中國人的俗語來說便是「天時、地利、人和」。在中共政權現 存制度內，政治家都是根據這三方面條件來確定入仕進位的謀略的。只有那些既具 備這些條件又懂得如何運用這些條件的人才可能最終進入政治權力的頂峰。 五、個人關係網 上述三方面晉階的條件在中共政壇上是缺一不可的。 先分析人事關係。中共權力核心中的所有成員幾乎都有自己的個人關係網。黎安 友教授早在七十年代就對中共派系的形成及其特點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的研 究發現，在中共最上層的數百名黨政軍領導人，都是畢生從事政治活動的職業革命 家，因而每個人周圍都會形成一個隨從依附關係網。每個領導人都要將自己網絡中 的人安排到重要的黨政軍崗位上，以此鞏固自身的權力地位。白魯詢的研究則發現 ，中國大陸政治中派戲關係存在的原因在於中共政治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他指出， 「政治生活中顯示的不確定性越大，人與人之間的一般不信任感就越大，尋求個人 隱秘和特殊關係的推動力就越大，因而形成派系的趨勢就越強。」 在中共等級政治制度中，上、下級之間本身就有一種強烈的相互依存關係。關係 網中的各方都需要對方的保護和關照。因而，派系關係網實際上是那些處於等級制 度中的官員之間的一種相互提攜渠道。上級提拔自己關係網中的追隨者，被提拔者 反過來支持自己的上司。只有在這種關係網中的人才有晉陞的機會。 但是，是否只要有了這種關係網就能夠進入權力階梯中而步步高陞呢?顯然不是。 只有當一個人屬於得勢的關係網中時，才有陞遷的機會。以李瑞環的陞遷為例，這 個原來為北京市第五建築工程公司一位普通木工的政治家，文革前拉上萬里、彭真 、胡耀邦的關係，開始他的政治生涯，文革中又通過與莊則棟的關係拉上了江青等 得勢派的關係。文革後再以胡耀邦、萬里、彭真等人的關係為台階，終於進入最高 層。 然而，在時時變動的中共政局中，很難保證一個人能永遠屬於上升的派系。如果 一旦與一個失意的派系聯在一起，這種派系關係不僅不能成為晉陞條件，反而成了 一個包袱。因此，其它兩方面條件顯然不可或缺。 六、權力基礎 中共政權中的每位政治家要想進入最高層，都必須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這個基 礎蓋面越廣越穩固。蘭普頓對中共文革期間升入政權核心內的六位黨政軍領導人的 研究發現，以中央黨政官僚機構為據點是最佳的基礎選擇。根據目前中共高層政治 領導人的構成情況看，以地方政權為據點，也正在成為成功的中共政治領導人的選 擇重點。 如果以中央黨政機關關係為據點，成功的政治家通常來自於兩類部門，一類是發 展擴張型部門，另一類來自受到最高政治領袖關注的核心部門。 所謂發展擴張型部門主要指新興的工業部門。文化革命後期余秋裡進入政治局與 他在石油工業中的領導地位關係極大。當時中國的石油工業正處於擴張期，幾乎石 油工業中的所有高級領導人都進入了中央決策層，由此形成了一個所謂「石油幫」 ，余秋裡、康世恩作為這個幫的代表，直線上升進入最高層。近些年來新興科技部 門正處於擴張期，鄧小平之後也許會因此而出現一個以新興科技部門為據點的政治 領袖群。 受到最高政治領袖關注的核心部門主要是黨的組織控制或意識形態部門，最高領 導層的秘書部門(如中央辦公廳)、政府裡的綜合計劃部門等。在這些部門中的官員 最容易接觸到最高政治領袖，並受到重視。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都來 自於這些部門。 當然，並非所有以中央機關為據點的政治家都來自上述兩大類部門，一個不處於 擴張期亦非來自核心部門的人，仍然有可能進入最高層，李鵬亦是一例。他是以水 電部長身份在一九八二年升任副總理的，不過也可以說，他的特殊身世使其部門背 景變得也特殊起來。 近些年來，儘管以中央黨政機關為據點進入最上層權力核心仍然是一條通道，地 方政府的據點地位亦在提升。越來越多的中共最高層領導人來自於省市區的負責人 。 如果以地方為權力基礎，哪些地區是最有力的選擇呢?一般說來，三類地方最為重 要：第一類是富庶地區；第二類是經濟大規模發展的地區；第三類是戰略上重要的 地區。江浙等華東省區屬第一類，新的經濟特區及其沿海新興工業區屬第二類，東 北和四川等省區屬第三類。這三類地區之所以可以成為權力據點，是因為政治領導 人可以在這裡擁有中央所需而又無法完全控制的經濟和政治資源。文化革命期間， 許世友、陳錫聯等軍隊領導人就是因為其控制經濟上極為重要的江浙和東北地區的 能力而晉入政治局的。趙紫陽、江澤民也都是由最富庶或最具戰略意義的省份領導 升任中央領導的。即使沒有離開地方，上海、北京等重要省市第一把手也常常兼任 著政治局委員職務，成為日後晉陞的基礎。 此外，在某方面具有特殊能力也可以做為權力基礎，但僅僅以此顯然太薄弱。例 如趙紫陽手下一些謀臣和干將，各自具有對經濟改革政策制定的特殊才能，但卻無 一能夠進入最高層領導圈中。這些人在中共政治結構中，如無其它權力基礎，很難 成為權力爭奪戰中的勝利者。 七、機遇 中共政權內的政治家具備了上述人事關係和權力基礎的條件之後，還需要等待機 遇。人事關係和權力基礎是內在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否能發揮作用，最後還要由機 遇來決定。一個人即使具有良好的個人關係網，與處於得勢期的派系關係密切，並 且佔據了中央黨政核心機關或發展擴張部門的重要職位，具有某種特殊的政策才幹 ，但如果他不能遇到發揮這些條件的機會，仍然難以出人頭地。 對於中共政權來說，領導人物的死亡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死亡 ，鄧小平就永無出頭之日。胡耀邦如果不死，江澤民也不一定能升任黨的總書記職 務。鄧小平死後，顯然也將為一些人的晉陞提供一個機會。 另一個機會是與最高領導人的相識，王兆國就是在鄧小平視察武漢第二汽車製造 廠時得到機會與鄧相識，並受到賞識的。如果他那幾天不在廠裡，或者鄧小平那次 去武漢沒有參觀第二汽車製造廠，王兆國可能仍然只是一個大企業的領導人而非中 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也是因為五十年代在團中央工作時與胡耀邦相識。胡耀邦當 了黨的總書記後去貴州省視察時，在省黨校偶遇胡錦濤，從而為胡錦濤進入中央書 記處提供了機會。 當然，討論這種機遇條件一定不能離開前兩個條件，甚至機遇本身與前兩個條件 有時根本無法區分。所以，晉入中共政權最高領導層的三方面條件必須作為相互關 聯的整體來看。一個人的條件涵蓋面越廣，成功的機會就越大。 八、結 語 我們可以預期鄧小平之後的中共政治領袖將會以事務型領袖為主體。對於這些領 袖來說，穩固其權力及其維持社會安定的最有效方式是作好他們的工作，即保證經 濟持續穩定發展，人民生活逐步得到保障。然而，在中共政治體制之內，要想做好 這種工作又非易事。在這種狀況下，事務型政治領袖可能就會難以勝任了。變革型 領袖也許會重新出現。 此外，在中國社會文化傳統中，領導者應該成為民眾的老師，能有廣闊的視野， 博大的胸懷和全面的知識，這種預期與當今中共政治領袖的實際構成顯然相衝突。 在沒有民主選舉制度的條件下，事務型政治領袖的合法性基礎在中國社會文化中幾 乎不存在。從官僚機器中生產出來的政治家在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因而會遇到嚴重的 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他們不能建立其民主的選舉制度，以此奠定新的合法性基礎， 也會導致變革型領袖的重新出現。 然而，變革型領袖又能帶給中國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後果呢?除了十年改革之外，中 國近代史上變革型領袖的出現帶來的總是社會的動亂與經濟的衰敗。鄧小平之後如 果出現變革型領導也難保不出現這種結果，除非像華盛頓和林肯這樣的變革型領袖 出現在中國。然而，中國是否具備了出現這種為一個國家奠定民主制度的變革型領 袖的條件呢?如果尚未具備的話，事務型領袖又難以維持下去，前景將如何呢?請讀 者與筆者一起思考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