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總工程師 ·楊小凱· 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臥撐，才做到第二下，賓師傅小聲說：「有人來了!」 匡啷一聲鎖響，盧所長將一個矮矮胖胖的人關進了號。他抱著一大堆被子和行李， 放在床上後又轉過身敲門，原來他還有一箱書放在門外。盧所長讓他把書搬進來後 重重地關上了厚實的門。 新牢友看去很像電影中的資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著一撮鬍子，肚子大得翹 起來，走起路來象只大企鵝。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樣子十分精明。那時的中國， 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見他那樣的胖子，大多數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裡，更 看不到他那樣的胖子。祗有高幹和有特權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賓師傅都 不由自主地對他產生了幾分敬畏。他的胖說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類老百 姓稱之為大腦殼的有地位的人。 他從一包行李中取出幾個瓶子問我道：「我靠牆睡好不好?」意思是靠牆方便放他 那些瓶子和書。他的聲音聽去十分溫和、渾厚，地道的長沙城裡話。好幾天後我才 知道，那些瓶子裡裝著他家裡人送來的豬油、葡萄糖和蜂王漿。我們也知道了他的 名字-—餘裕一。 老余是那種長於言談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訴我們。有一次，他講了自己 的一個故事。 「過苦日子時(老百姓都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稱為過苦日子)，頭髮夾子， 膠鞋，茶缸都買不到，買什麼都要排隊，一碗放了幾粒米和糖精的甜開水都要賣一 角五。我們雖算是高級知識分子，有高薪，但有錢買不到東西也要挨餓呀。每次發 了工資，我就給我兒子和女兒一些錢，讓他們在上學放學的路上看到排隊就去排上 買些東西回來。他們有時買回一個茶缸，幾斤水果糖。有天我兒子回來給我一疊火 車票，我問他這是給誰的。他說『好長的隊呀，我排了兩個小時才給我們家一人買 了一張票』。我生氣道『我們又不要出差，買火車票幹什麼?』『您不是說不管什麼 ，看見長隊就去排，能買多少就買多少，把手上的錢用光為止。我今天把您給我的 一百元錢都用光了呀!』」 老余的故事還沒講完，我們都笑得前仰後合。後來我聽這類笑話多了，發覺老余 的笑話都是政治笑話，笑完後，聽者能慢慢體會他對共產黨社會的諷刺。後來我發 覺，這類政治笑話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余根據當時的社會現象編出來的。 比如他告訴我們，共產黨剛接管長沙時，聽說交通規則是行人，汽車全部靠右， 一位高幹大怒道，這怎麼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邊誰走呢?」旁邊有懂交通規則的 告訴你，對面來的人靠右對我們來說就是靠左。這位「大腦殼」好不容易明白了「 行人靠右」意味著兩邊都有人走，但還是怒氣衝天，「共產黨是左派，怎麼能讓人 們全靠右走呢?不行!要改過來，行人全靠左! 我聽了老余這些故事，一邊笑一邊想，他坐牢一定與講這類政治笑話太多有關係 。但是後來我才發覺，老余坐牢的原因比這複雜多了。老余告訴我，他是四十年代 中在美國耶魯大學拿的土木工程碩士。他回國時正當抗戰結束，大家都想幹一番大 事。程潛與蔣介石競選總統失敗後，回到湖南，決心幹一番大事。他成立了建設廳 ，從美國和國內的名牌大學羅致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準備在湖南建設公路、水利 工程和工業企業。老余就是這批知識份子中的一個。 老余對程潛十分尊敬，他告訴我程潛回湖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七減租，使地主 收的地租從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老余說，程潛比蔣介石更 器重知識份子，重視建設事業。新成立的建設廳完全由留美回國的年青人掌握，程 潛對他們委以重任。「那時的省政府祗有四個廳：教育廳、建設廳、警察廳、稅務 廳。哪像現在一百多個廳局。程潛時代的省政府的規模不到現在省政府規模的百分 之一!」老余告訴我們，程潛是位有魄力的人，他要擴建和整直長沙市的馬路，特別 是把八角亭商業中心的麻石路都改成柏油路，這需要搬遷一些商號，觸及一些商人 的利益。很多受到影響的商人給程潛偷偷送去金條。程潛一律拒收，到一九四九年 前終於完成了一些重要道路的整修。 程潛是國民黨時代的最後一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兵臨城下時宣佈起 義，幫助共產黨和平奪取了湖南。他手下的建設廳和老余這批知識分子也跟著他進 入了共產黨省政府的「水利電力廳」。五十年代湖南的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和電力工 程都是由這批人設計的。文化革命中，林彪宣稱「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國民黨的 殘渣餘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礎。」因此程潛及其部屬成了文革打擊的一個目標。我 碰到老余前，程潛在我心目中是個老朽無能的國民黨官僚。從老余那裡我才知道程 潛是位對地方建設極有貢獻的政治家。 老余有很多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書籍。我告訴他，我希望修完高中的數學 。他很高興，馬上和我一起訂了個學習計劃，從對數開始，每天學兩小時，直到我 們分手。 老余很強調邏輯思維的重要性，記得第一堂課他給我講的故事是工字梁的來由。 他告訴我工字梁是由一個少年最先想到的。他在紙上畫下一根受力的橫樑，發覺一 根橫樑受力時，這根梁的上部被擠壓，而下部受到拉力，但在中間的條線上梁不受 任何力的影響。所以去掉梁的中部不會減少梁的受力能力，但卻能減少梁的自重。 老余強調工字糧的發明完全是一張紙，一支筆和邏輯思維的結果，後來的實驗祗是 驗證了這個邏輯思維而已。他強調邏輯思維的重要性主要是因為他不喜歡毛澤東的 「實踐論」。那個時代，毛澤東的實踐論是所有學生和知識分子必須遵從的哲學原 則。老余告訴我，有天他在一個學校教物理課時，一位成績極差的學生知道他不會 騎自行車，站起來為難他：「你講力矩、力臂，平衡講得玄乎其玄，你能不能在自 行車上示範一個平衡給我們看看，毛主席說的實踐出真知嘛!」老余說，「我就告訴 他，理論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能預見不能實踐的事。比如沒有人能舉起地球， 但我卻能用槓桿原理證明，只要有足夠長的力臂，任何小孩都能用一個槓桿舉起地 球。我也告訴他工字梁的發明過程，發明工字梁的人沒有做過實驗，他祗是用一支 筆一張紙進行邏輯推演。」 老余當時還在計算各種輸送液體的渠道橫斷面在不同經流變數下的最佳形狀。那 是我第一次明白微積分用來求極值在工程技術中的效用。文革中，大家都忘掉了數 理化的功用，一心只考慮政治，而且所有學校都在批判文革前的口號「學好數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從老余的工作，我漸漸明白了數理化的巨大價值。老余經 常拿出一個又大又厚的本子來看，有時還在那本子上寫些東西。在我再三追問下， 他告訴我，那是他文革前就開始寫作的一本書，是一種固體比重儀的設計。老余在 另一個號子裡時完成了這本著作。老余的固體比重儀是一個形狀象對數曲線的容器 ，其中盛著液體。人們只要將被測的固體投入這個容器，就能立刻從刻度上讀出它 的比重來。就像人們用液體比重儀測液體的比重一樣。從老余對那本書的態度，看 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並對其抱以厚望。當時，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統治了所 有人的活動，當局的政治目標成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瑣事的準則，所以老余講起他 的業務來，總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詳細講解「經流係數」的定義，他舉例 說，「全國農業的模範，大寨大隊三次休壩蓄水，但每次他們都不測量周圍山坡的 經流係數，不計算最大經流量，結果一下大雨，壩就被山洪衝垮，浪費大量人力， 物力，還要全國人民學習他們這種不科學的蠻幹方法。」 我正在認真聽老余的講解，門瑣大響，那響聲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們沒有 聽到任何動靜。往常開門前，總有一些腳步聲。一位軍人大聲呵斥道：「出來，快 ，不准拿任何東西!」兩排監房間的走廊裡是其它號子裡的犯人，他們也被同時趕出 號子。每個號子門口都是軍人，走廊的一頭是荷槍實彈的軍人。我們站在走廊裡， 軍人們走進號子，接著是一片辟哩啪啦的聲音，原來軍人在突擊搜查號子。後來我 才知道，每一年或兩年，有一次這樣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違禁物品，對政治犯 主要是企圖發現反對當局的文字，以作為罪證。近一個小時後，我們回到號子，號 子裡就像遭了一次搶劫一樣，衣服被子被丟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過，老余 那些裝豬油的瓶子不見了。後來我們聽說一打三反運動後，六棟裡加強對犯人的管 理。豬油也不准家屬送了。 「我的書呢?」一聽老余的那淒慘聲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見了。老余馬 上開始用雙拳捶門。一個軍人走過來怒聲喝道：「什麼事?」 「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見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幾年來的心血呀，那是本技術書， 除了水利工程專業，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呀!」 那軍人冷笑一聲：「你還想搞『技術第一』，走『白專道路』呀?死了這條心，老 老實實改造你的反動世界觀吧!你所有時間都應該學習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動 思想，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對你，對社會毫無用處!」 他啪地一聲扣上了號子門的小園孔上的木蓋。賓師傅小聲說：「秀才撞上兵，有 理講不清!」老余卻扒在門上嚎啕大哭起來。 賓師傅和老余都從來不知道勞改隊是什麼樣子，所以很喜歡聽我講在建新農場三 個月的經歷。我告訴他們建新農場是什麼樣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麼工作， 吃什麼。我又告訴他們，我在勞改隊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戀劉少奇，文革前劉少 奇當政的時代，犯人的日子好過得多。那時犯人的零用錢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 元五角。每個大隊有小賣部，犯人可以自己買東西。而現在卻只能通過幹部買東西 ，小賣部也撤銷了。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余卻很不以為然，他說，「劉少奇有什麼好的，一九五七 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鋒。根本就不懂管理國家，他居然還說機械化不適合中國的農 業，但如果讓私人管理，機械化一定適合中國大多數農村。」 我忙問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過波及嗎?」 「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劃成極右分子。原因就是我關心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在國 民黨開代表大會時，托我在海外的朋友發過賀電。」他告訴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後 ，他根本不敢向人提名台灣，一聽到有人在講與台灣和國民黨有關的事，馬上走開 躲得遠遠的。 有天晚上老余和我講起，他們幾位從美國回來的同學，抗戰勝利後一起議論時局 。他們都對二次大戰後共產黨陣營的發展深感憂慮。「我告訴我的同學，當年如果 日本人與德國人密切配合進攻蘇聯而不進攻中國，德國人也向東打，而不向西打， 那蘇聯就會被消滅，整個世界就再不會受共產黨威脅了!」他的口氣使我大吃一驚， 因為從他的話聽得出，他是寧願希特勒稱霸世界，也不願看到共產主義發展。老余 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幾十年前，好多人都在說共產黨赤禍可怕，今天看起來，實 在比當年想像的還可怕!」他停一停，「哪怕按斯大林的意思，一九四九年國民黨、 共產黨以長江為界，各治半邊天下，我們也不會像今天這麼慘!」 老余有時也學究氣得有點過分。他會為「蚊子是否能聞到人肉的氣味而追尋人的 蹤跡」而想半天。經過好多天的觀察，他終於得出結論，「蚊子是能聞到人的肉香 氣而跟蹤而至的。」當他大聲將他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和賓師傅時，我們都忍不住笑 出聲來。 但老余也很會講愛情故事，他花了三個晚上給我們講他在北邊一大號裡從一個判 死刑的政治犯口裡聽來的隔壁新生綢廠(勞改工廠)的愛情故事。 這個故事裡的男主人公叫劉家進，他是一個地下政黨「中國民主黨」的成員，被 判處二十年徒刑。被抓以前他是個機械技工，判刑後被送到新生綢廠做紡織機的保 全工，專門負責修理，保養和改進紡織機器。女主人公叫王白蘭，是五十年代長沙 一個「黑社會」圈子的歌手。這個圈子裡的人大多是國民黨時代上層社會人士的子 女。一九四九年後，長沙很少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化娛樂生活，這些年輕人在五十 年代初經常聚會，有時跳舞，有時唱歌，很多舞蹈(例如倫巴、探戈)和歌曲(如「好 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都是當局禁止的。所以這個娛樂沙龍不久就被當局指為「 黑社會圈子」，參予的年青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蘭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綢廠織布 。 新生綢廠是個女犯集中的地方，劉家進這樣的男犯人極少。他這樣瀟灑的男子漢 ，自然成了女犯們注意的焦點。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產黨在監獄裡實行一種所謂 「牢頭制」。少數被當局認為表現好的犯人被任命為「牢頭」，牢頭直接管理小組 的犯人，而幹部只管理「牢頭」。王白蘭這個組的牢頭是個與姦夫一塊謀殺親夫的 女人。她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後被減為二十年徒刑。她姓孫，大家都叫她孫二 娘。這個組的女人們在吃飯，睡覺前都要議論劉家進一番，有的罵他「郁實鬼」(意 為對女人的調情沒有反應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噥，「別看他小白臉，真的上床可不 一定行!」祗有兩個人在這種議論中一聲不響，一個人是白蘭，她真的愛上了家進， 當然不會附和這些議論。另一個是孫二娘，她是牢頭，自然是一本正經，不參予這 類議論。 那時新生綢廠的糧食定量不高，男犯們都吃不飽肚子。白蘭注意到家進每次中午 吃飯時，飯盒總是吃得一粒不剩，於是每天總是留下一點飯包在紙裡，趁人不注意 放進家進的工具包。家進吃了好多天這種飯，終於發覺「狐狸精」是白蘭。白蘭有 次生病，兩天沒出工，家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被孫二娘看在眼裡。第二天孫二 娘把家進叫到一邊，告訴他「白蘭是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進著急道 ：「我怎麼能去她的監房呢?」孫二娘盯著他，十分關懷地說：「我明天讓白蘭在我 的號子裡呆一個小時，你可以去那裡看她。」原來牢頭屬於「自由犯」，一個人有 一間小號房子，住得離車間較近。 第二天家進假裝檢查機器遊走到孫二娘的小號子裡，推門進去，果然白蘭在那裡 。兩人大喜，抱作一團。自此以後，白蘭每月總要「病一次」。 他們倆發生第一次肉體關係後的第二天，白蘭沒有出工，家進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也不敢問。快吃中午飯時，孫二娘走過來對他耳語道(牢頭那時是不做體力活的， 她的任務就是監視其他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兩點鐘到我小號子去，白蘭在那裡等 著。家進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麼毛病，中飯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還不到兩點 ，家進就遊走到孫二娘的小號子邊。推門進去，不見白蘭，卻見孫二娘面帶紅潤笑 吟吟地坐在那裡。家進忙問出了什麼事。孫二娘笑道，什麼事也沒有，只要你陪我 玩一會兒，說完抱住家進就要脫衣服。家進反抗道：「這怎麼行?」「怎麼不行，你 與白蘭行，為什麼與我不行?你不要聲張，聲張出去可沒你的好處!你不應付我，你 下次就不能在這裡會白蘭了!」家進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好強打精神滿足了 孫二娘。從此之後家進幾乎每月要與兩個女人各幽會一次。他心裡充滿對白蘭的負 疚，但又無可奈何，也不敢把真像告訴白蘭。 家進困在這進退兩難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終於，有天白蘭告訴他她已懷孕時 ，他把孫二娘的詭計也告訴了白蘭。他問白蘭怎麼辦。他願意做任何白蘭要他做的 事。白蘭前思後想，也找不到擺脫羞辱的辦法。白蘭最後告訴家進，三天後再告訴 他，她要他做什麼。三天後，家進收到白蘭的一個字條，要他與她及他們的孩子一 塊去死。那是個淒風苦雨的日子，人們發現新生綢廠圍牆的電網上掛著兩具屍體， 後來的消息告訴人們女屍中還有一個不滿月的胎兒。 老余講完他的故事，我忙問這是真事，還是人們編出來的，他說：「我不知道， 我也問過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反正這個故事已在新生 綢廠流傳了很久。 我離開六棟裡回建新農場時，老余還在那裡。我後來一直沒有見過他，不知道他 是被判刑了還是被釋放了。他被關在六棟裡的直接原因，對我來說也一直是個謎。 但是他教給我的對工程技術價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渾厚、溫和的長 沙話，他那許許多多的故事，及他對共產主義的敵視，在好多年後還時常浮現在我 腦海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