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達不到民主 ·顏 真· 從胡平先生在最近幾期《中國之春》上發表的文章中(101-103期)，我感到他越來 越明顯地成為海外民主激進主義的理論代表。他與那些仍停留在單純批判現存制度 層次的民運人士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有一套相當完整的理論。也是因為如此，我更 覺得有必要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與胡平先生商榷。 一、關於辛亥革命 胡平先生對辛亥革命作了詳盡的分析，強烈地為革命派辯護，並對辛亥革命作了 基本肯定的評價。 但是，越過種種細節，我們卻看到了這場革命後所發生的種種悲劇性結果：社會 的長期混亂，軍閥混戰，以至外敵入侵和革命運動。可以說，結果已經壞到了極限 而不可能更壞了。這種結果並不是由於當時的人們主觀努力不夠而產生的，而是當 時形勢下的必然產物。從這樣的角度去觀察辛亥革命，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其 歷史作用主要是負面的。如果在辛亥革命前的爭論中，改良主義佔了上風，中國歷 史也許是另一番面貌，至少幾十年的軍閥混戰和內亂可能避免。 我完全同意胡平先生所說，清政府沒有真正的改革誠意。但改革一旦發生，其過 程和結果也不是清政府可以控制的，歷史發展的總體方向也不是由清政府有無誠意 而決定的。可惜的是，晚清的改革被革命中斷了。從辛亥革命到八九民運，歷史的 沉痛教訓是欲速不達。這種悲劇性的歷史過程，很可能在明天以改變了的形式重演 。 二、關於中共改革 胡平先生說，鄧小平的改革受到了不切實際的稱讚，這是因為毛澤東把中國搞得 超乎尋常地糟糕。有了老人家這位狂人作參照，任何一位平庸之輩都會顯得莫名偉 大。 與胡平先生相反，我對鄧小平的改革的評價是相當高的。改革帶來的中國經濟面 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是巨大的。這並不像胡平先生想像的那麼容易，僅僅由於 有毛澤東的參照才顯出成績。為了看清這一點，我們可以將中國與其它社會主義國 家作一比較。用楊漫克先生的話說:「中國的衣食供應比我所到過的所有社會主義國 家都好得太多。」戈巴喬夫等人總不是平庸之輩吧。如果考慮到這種成果的取得是 在這個十二億人口而資源並不豐富的國家，就更不簡單了。這種成果和發展趨勢， 應該珍惜。 說明這一點，並不是為了評價鄧小平個人的功過，而是為了說明:１改革以來，中 國大至走在一條方向正確的道路，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中國的現代化(包括民主化 )是有希望的，這個過程不應被激進的政治變革中斷。２我們評價事物應有一種起碼 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為了個人愛憎或論證需要而不顧基本事實。 坦率地說，我覺得胡平先生最近在文章中表現出某種偏執的態度，這使他的一些 論證失去了以往的穩定性和周密性，也使我感到，人們的客觀性和判斷力往往會由 於個人感情上的原因受到扭曲。 三、從蘇聯看中國 胡平先生說，回顧中國這十年的改革，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沒有開放自由民主。當 前民運人士和一些黨內改革派及一些知識分子中間，仍有人對此認識不清楚。 我無疑也是「認識不清楚」的人之一。不但認識不清，還想就此問題進一步請教 。在此我想拿蘇聯作一比較。 蘇聯走的就是開放自由民主的路，但搞到現在這種地步，國家分裂，民族衝突， 經濟萎縮，食物缺乏，機構癱瘓，社會動盪，難道就很成功嗎?戈巴喬夫今日之心情 比鄧小平輕鬆嗎?所有事例都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是魚和熊 掌不能兼得，是一種兩難的選擇。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在價值判斷上更傾向於政治變革，願承受今日蘇聯所付的代 價，中國也不能走蘇聯的道路。中國人口眾多，為蘇聯的五倍;資源不豐富，而蘇聯 沒有資源貧乏問題;人民文化素養不高，而蘇聯大學文化水平以上的佔百分之十強， 中國不到百分之一;中國以農民人口為主，蘇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 這種種條件決定了，中國承受社會震盪的能力弱得多。如果食品缺乏生產萎縮的情 況發生在中國，引起的社會恐慌和後果將嚴重得多。 而另一方面，中國產生社會震盪的因素又多得多。也強烈得多。中國也有民族問 題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但由人口問題和城鄉差別可能引發的問題如人口 失控、居住自由、農民平等權利要求、盲流控制、失業等等，甚至會是更嚴重的問 題。這些問題帶來的衝擊，將輕易瓦解社會生存秩序。正如王軍濤所說，這個國家 稍有波動，會有成千上萬人傾家蕩產、餓死凍死。無論蘇聯道路最終結果如何，中 國都不能走那條路。中國與蘇聯的差別，是社會動盪與社會大動亂的差別，是生活 水平下降與生存危機的差別，也是拚命闖得過去與根本闖不過去的差別。 試問胡平先生，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怎麼能夠開放自由民主?說得更透徹一些， 我認為鄧小平對中國的局勢還是保持了相當清醒的頭腦。中國如果走蘇聯的路，今 日中國又將是一種什麼局面?如果許多人對此以前看不清，今日蘇聯狀況應使他們有 所醒悟。請以現實的理性的態度看待中國問題。請胡平先生想一想，對中國問題， 到底是誰至今仍認識不清楚?時至今日，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之錯誤，已不必等到歷史 來證明。 四、兩難的選擇 胡平先生認為:所謂先經改，後政改，或者是要不要先開放自由民主這一類提法， 其實根本不得要領。真正的問題是你要不要古拉格。戈巴喬夫只做了一件事，就是 停止了新的政治迫害。以後的發展是其它政治力量推動的。 應該說，胡平先生擊中了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以至我所鼓吹的漸進的改良主 義)的要害。新權威主義的邏輯後果就是默認這種政治迫害，否則就無所謂「新權威 」。 但是，在這裡，我也想從另一個方面提出問題。所謂民主的意義，專制的弊害， 在今天也已經不得要領。真正的問題在於你怎麼去實現民主，同時又避免「成千上 萬人傾家蕩產、餓死凍死」和社會動盪經濟崩潰的局面? 矛盾是尖銳的，也是無可迴避的。激進主義的要害也同樣是明顯的。希望胡平先 生也有勇氣正視。誠如胡平所說，對於任何一個良心未滅、人性稍存者，新權威主 義都是一顆他們根本嚥不下去的苦果。但同樣，對於任何一個良心未滅、人性稍存 者，激進主義更是一顆他們根本嚥不下去的苦果。 兩全其美的選擇是不存在的。這是一種極為矛盾的兩難選擇。如果沒有一個超天 才可以找到一條既實行民主、又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道路，那麼，除非不顧現 實，放棄責任，否則，作出任何選擇都要嚥下苦果。現實是殘酷的，選擇餘地是狹 小的。 胡平先生批評新權威主義說:「這些人究竟是頭腦混亂，根本不知道自己觀點的邏 輯後承呢，抑或是在那些絲絨手套之內，包藏著一付血腥的鐵爪?」我很驚訝他竟然 用這樣的語言對待不同觀點。在兩難的選擇中，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哪種選擇是否有 重大缺陷，而在於通過權衡比較找到主要的方向。兩害相權取輕。我一再提出的漸 進的改良主義，其要點就在於在經濟發展中為民主化的成功奠定一個可能的基礎。 同時，我認為必須避免正面的劇烈衝突(這並不意味放棄適度的鬥爭和壓力)。類似 八九民運的群眾運動，本質上是付出血的代價朝負方向推動歷史。八九民運若成功 了，接下來的局面將不可收拾，民族悲劇無可避免，比今日蘇聯狀況嚴重得多，民 主化也根本不可能成功。胡平、方勵之們至今沒意識到，過早地推動是中國知識分 子所犯的一個歷史性錯誤。胡平先生至今極力鼓吹「增強信心、主動出擊」、「重 整旗鼓、挺起身來再發起進擊」，這對中國人民命運、對中華民族前途，實在是太 不負責任了。 五、出路在哪裡 中國的前景是不容樂觀的。一方面，社會條件的脆弱無法承受由民主化進程引發 的社會矛盾，民主化在今日是根本無法成功的;另一方面，繼續維持專制又有違於人 們的願望。這種狀況很可能使中國走向一場浩劫。在蘇聯政變以後，我對避免一場 浩劫越來越失去信心。 但是我們還是要盡最大的努力避免悲劇性的前景，歷史畢竟是人創造的。胡平先 生所設想的「統治者愈是能順應人心，較早地放棄高壓專制，轉變就愈平穩順利」 。這種可能性，已被蘇聯證明是不存在的。舉出「八九民運」北京市民高度自制的 例子，把眾望寄托於民眾的忍耐和克制，也是十分危險的。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 在個人的現實利益面前，表現出了忍耐和克制尚相當有限，設想農民在平等權利、 戶口和生育問題、失業者就業問題上表現出忍耐和克制，有可能嗎?何況這些矛盾不 是短期能解決的，忍得了一天，忍不了一年。 唯一的出路在於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以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的平穩發展為民 主化成功打下一個可能的基礎。這就是「社會條件成熟論」。這當然不是一條理想 的選擇，卻是唯一現實的選擇。如果這條道路被激進的政治改革所中斷，中華民族 的大難將無可避免。我提請人們以良知和責任感思考這種悲劇可能性。 胡平先生批評我說:「我們很難相信，隨著中共專制的延續，這些問題不會越變越 多而倒會越變越少。」「因此，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中共的專制結束得越早，中國出 現大亂的可能性越小，中共專制的壽命拖得越長，中國出現大亂的可能性越多。」 如果今日中國仍在毛澤東統治之下，這樣的推論是有道理的。畢竟今日中共已經將 經濟建設當作中心來抓了，而且已取得明顯的成效，即使「六四」以後也如此。人 們為什麼要讓激進的政治改革中斷這個進程，而將中國推向動盪混亂的境地呢? 以穩定漸進求民主，則中國存，民主成;以激進求民主，則中國亂，民主不成。 但願今日來徹底反省中國民主化的問題，為時尚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