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二子，仕途受挫 何頻 高新 本文系兩位作者合著的《中共太子黨》一書的其中一章，出版前交由本刊率先發 表。 自九一年下半年以來，大陸不斷傳出中共高幹子女官位高昇的消息，例如彭真之 子傅銳被任命廣東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赴內蒙古任自治區政府 副主席；張愛萍女婿俞正聲(五十年代的中共天津市長黃敬之子)煙台市市長的位子 還沒有坐熱，又調任計劃單列市青島市市長，官至副省級；鄧小平之女鄧楠出任中 共國家科委副主任等等。 與此同時，亦傳出了陳毅之子陳昊蘇從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的位子上被貶至中 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任會長及陳小魯因追隨趙紫陽改革路線丟了「鐵飯碗」的消息 。 北京的消息說：陳氏兄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普遍的義憤。當權者捧誰誰臭 ，貶誰誰香，這也是所謂「中國國情」的一大特色。 中共「儒將」陳毅的四個兒女 陳昊蘇是陳毅之妻張茜所生四個孩子中的長子。據史料記載，陳毅在一九四零年 與張茜結合已經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前妻一九三七年死於戰亂。 一九四二年三月，陳昊蘇生於當時新四軍的蘇北遊擊區；次年九月，張茜又在淮 南黃花塘生下次子陳丹淮；四六年七月，陳毅的幼子陳小魯降生在中共當時的山東 解放區；一九五一年九月，陳毅的小女陳姍姍生於上海。 陳毅的三個兒子都是根據其出生地取名的。因為陳毅早就想要個女兒，所以為「 姍姍來遲」的女兒取名陳姍姍。 陳昊蘇一九六０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無線電系，大學三年級時加入中共。一九六 五年大學畢業後曾經擔任過第七機械工業部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後來又穿過一 段軍裝，在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史研究所任過幾年戰史研究員。 陳丹淮一九六二年高中畢業，根據他父親的旨意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 後一直在軍事部門工作至今。任軍級幹部。 小陳丹淮三歲的陳小魯本應六五年高中畢業，但因為中間患肝炎病休學一年，六 六年在北京八中臨畢業時趕上「文革」，不幸成了所謂「老高三」的犧牲品。 陳姍姍在「文革」開始時也是個中學生。一九六九年參軍到北京軍區後勤部當了 一名衛生兵。七０年被選調到石家莊軍醫學校學習，七四年被外交部選派出國學習 。後來曾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 從陳昊蘇遺留下來的一些家書和他兒女們的回憶錄中看，陳家四兄妹從小接受了 很嚴格的家教。陳毅曾寫過一首題為《示兒女》的詩，告誡子女們「勿學紈褲兒， 變成百癡聾。少年當切戒，阿飛客裡空」，「不要空言不事事，不要近視無遠謀」 。 近十年來，大陸回憶陳毅的文章和書籍舉不勝舉，其中自然全是讚美之詞。故對 其中內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但陳毅的家書應該還是可靠的。查陳毅家書，其 中有一封是專門回復陳昊蘇關於買冰鞋的請求的。 陳毅在信中說：「冰鞋你兄弟一人可以各買一雙。姍姍還小，明年再買。」 由此可見陳毅的家教是真的嚴格。 另外，因為陳毅夫婦自己就十分注重文化修養，前半生雖然戎馬倥傯，後半生陳 毅又當了元帥，但夫婦二人從來以文化人為自豪，平時也願意結交文化人為友。 查國民黨在六十年代中出版的《中共名人錄》，也介紹陳毅「為人沉毅堅忍，外 表莊重而長於肆應，為諸匪酋中一多才多藝人物，故在匪軍中有『儒將』之稱。」 所以，陳氏四兄妹在父母的影響下都十分刻意在提高自己的才學上下工夫。 陳毅對長子最寄厚望 陳毅夫婦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給陳毅的大哥，重慶文史館研究員陳孟熙的信中 說：「弟大兒陳昊蘇入科技大學已二年，學習進步。此子將來可望成器，老實穩重 ，能替小羊(陳小魯的小名)補功課。二兒丹淮入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近有信來 也算不錯，讓他當軍人，總以遠離為念。小羊肝炎休一年，近來好轉，今年下學期 可望復學。此子不及大、二兒聰明，也許年幼之故，張茜教導甚嚴。姍姍耍心太大 ，由於年幼之故，張茜督導更嚴，近來有轉變。」 字裡行間可見陳毅對陳昊蘇寄予的厚望。據回憶錄記載，一九七一年底陳毅在彌 留之際還念念不忘同前去看望他的王震商量陳昊蘇和陳丹淮的婚事。 打倒「四人幫」以後，陳昊蘇先後當選為全國第四、五、六屆的人大代表，擔任 過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豐台區區委副書記等職務。一九八四年，出 任北京市副市長，分管文化、藝術、教育、衛生。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全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實行對黨的中央 委員在大會主席團的候選人名單基礎上進行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雖然中共高層 對參加會議的黨代表們一再強調「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但他們中的許 多人還是珍惜了自己這點有限的「黨內民主權力」。結果，本來被定作政治局委員 的鄧力群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就被淘汰出局。 一個多月以後，北京市召開該市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事先決定在選舉方法上效 法中共十三大。 在此之前，出於對當時群眾普遍反感「太子黨」的分析和考慮，陳昊蘇很知趣地不 願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北京市委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上。於是他接受了中共中央組織部 的「建議」，前往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任副部長，主管電影。 據說薄一波的公子薄熙成也是出於同他一樣的考慮，向李錫銘和陳希同表示不參 加第六屆北京市委常委的競選，寧可繼續「屈身」在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位子上。 從選舉的結果看，這兩位「太子黨」成員的明智之舉使他們免遭了一次仕途受挫 的打擊。大會代表們果然是出於對中共高幹子女普遍高昇的不滿，而使陳雲之子陳 元在市委委員的差額選舉中名落孫山。 事後也有人分析說：當時的大會代表就是由於對候選人名單中有陳元而沒有陳昊 蘇不滿，認為陳昊蘇在北京市工作期間給外界的印象比陳元要好，現在調任廣播電 影電視部是「明升暗降」。所以，「雖然我們沒有權力選陳昊蘇，但有權力不選陳 元」。 也有人說與會代表認為陳雲活著，他的兒子就要高昇，陳毅死了，他的兒子就不 能受重用是「人死茶涼」。所以要利用差額選舉的機會為陳昊蘇出口氣。 陳昊蘇像他的父親，「辮子一抓一把」 「文革」初期，陳毅曾對批判他的大學生說：「我陳毅，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 多，不用費事，一抓一把。」 二十年後，陳昊蘇同他父親一樣被抓了思想右傾的辮子。 筆者從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員口中聽說：陳昊蘇在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的思想表 現和公眾形象都令李錫銘和陳希同不滿，說他思想上向右的方面走得太遠，公眾面 前談吐過於隨便，舉止作派顯得太不穩重。 兩位北京市「父母官」對陳昊蘇的這番評價當然無從證實，但筆者的確親眼目睹 過兩次陳昊蘇的公眾形象。 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師範大學舉行慶祝教師節大會。因為當時任中共國務院總 理的趙紫陽和何東昌、陳希同等幾十名政要親自出席，所以戒備森嚴。整個校園被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及北京師範大學保衛處層層設崗，唯恐領導的安全出了問題 。 會前，政要們的專車魚貫進入校園，在辦公樓設防的北京師範大學保衛處的工作 人員一是從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陣勢，二是對領導人的面目認不全，所以見是從停在 樓前的汽車裡鑽出來的人就拱手相讓，單單就攔了陳昊蘇。因為當時他乘坐的祗是 一輛普通的桑塔納汽車，而且頭戴一頂法國貝蕾帽，手裡提溜著一隻傻瓜相機，邊 走還邊吹著口哨。中國人習慣的領導當然不是這副形象。 大會開始後，所有政要都在主席台上嚴肅認真地體現著領導人的威嚴，唯有陳昊 蘇沒有片刻安寧。一會走到鄧穎超面前擁抱他的鄧媽媽，一會又台前串到台後地照 相。整個會場上就顯得他最忙。 就在這次大會上，趙紫陽如同二十多年前的陳毅一樣，高度評價了知識分子對國 家的貢獻，並向人民教師鞠躬。 趙紫陽的表現與陳昊蘇的形象自然同身著中山服，不苟言笑地正襟危坐在主席台 上的何東昌、陳希同等人形成了顯明的對比，給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們留下了良好的 印象。 第二次是在一九八八年。當時深圳市有關方面在深圳圖書館舉行了一個文化討論 會，應邀在會上講話的陳昊蘇卻給人「過份嚴肅、一本正經」的印象，講話的內容 也多是些陳詞濫調，令與會者大失所望。筆者當即改變了原計劃採訪他的念頭。但 當時在場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卻對筆者說：「陳昊蘇今天講的還算比較『解放』 。」 也許是在政治淡化的特區，人們已經不習慣任何政治說教。所以陳昊蘇那副在北 京已經讓人覺得很「解放」的形象同樣表現在特區裡，仍還是給人一種「緊繃繃」 的印象。 由此看來，陳昊蘇的所謂「自由化辮子」也只不過是對那些共產黨內極端左傾的 保守分子而言，與真正的自由派分子相比，他的諸多言論還是比較保守。這正是所 謂「體制內派」必然具備的特徵。 也正是這一點，「體制內派」的成員都是一時在黨內遭到貶抑，一時又為異議人 士所不滿。可謂「兩頭不討好」。陳昊蘇似乎就是一個例證。 王蒙婉拒陳昊蘇進文化部 一九八七年中，中共中央組織部即開始考慮調陳昊蘇出北京市政府。先是準備將 他調進當時還是由王蒙掌實權的文化部。但據說當中組部與國務院一位副秘書長向 王蒙正式提起這件事時，遭到王蒙的婉拒。王蒙先是說「這個安排有點突然」，然 後又強調：「我們文化部黨組已經正式向中央報了副部長人選，如果是陳昊蘇同志 來，要和黨組成員通氣。」 幾天後，文化部黨組討論出了結果，先由王蒙和副部長高占祥向中央匯報，希望 中央不要安排陳昊蘇到文化部，理由是安排了陳昊蘇，文化部黨組自定的人選就無 法落實，會產生不必要的意見分歧。再由於王蒙和趙紫陽的個人關係較好，隨後王 蒙又以私人名義給趙去了電話，匯報了黨組意見，也談了個人看法。 王蒙講的大意是，陳昊蘇還沒有來，就已經在文化部內部引起了很大反應，希望 中央能夠考慮文化部黨組的意見。 因為文化部抵制了中共中央這一人事安排，所以才決定將陳調到廣播電影電視部 任副部長。 接到中組部的這一建議後，艾知生當即表示同意。但是這個決定還是在廣播電影 電視部內部引起了場波動。 薄一波獲悉廣播電影電視部的反應後，即給艾知生去了電話說，「現在有一股不 正常的情緒，有些同志懷疑黨的幹部政策，不能正確對待青年幹部。大膽提拔青年 幹部是我黨的既定政策。」 當艾知生在部黨組會議上傳達了薄一波的「指示精神」後，主管外事工作的副部 長謝文清(原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六四」後遭到整肅，原因是有人揭發他參加了聲 援大學生的遊行)在會上發了幾句牢騷，大意是：有些同志強調大膽提拔年青幹部， 實際是老子大膽提拔兒子。 這話當時被中央電視台副台長洪民聲聽到，背著黨組給胡喬木打了小報告，胡又 將此報告給薄一波看。這就是謝文清不久被撤職的直接原因。 「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上越走越遠」 香港南華早報在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則題為「陳毅的兒子失去晉陞機會」的 報道中說：「四十九歲的陳昊蘇先生雖然曾一度走紅，但現在由於左派的壓力已經 走了下坡路。左派控制的宣傳部門下令不准媒介方面出版和刊登陳昊蘇先生的文章 ，表示他『已經犯了錯誤』。」 報道中說：「在一九九０年早些時候，陳昊蘇被從廣播電影電視部調出，到中國 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擔任副會長。這是一個通常留給退休的官員擔任的名譽性的職務 。」 查中共九一年底的黨政組織機構年報，陳昊蘇調任對外友協的時間是九０年三月 七日。接替他擔任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職務的叫田聰明，原是西藏自治區黨委副 書記。 據說「六四」之後不久，陳昊蘇先是被調往中央黨校學習了一段時間。按照中共 的組織工作慣例，進黨校學習的幹部分為兩種，一種是被上級組織部門看中的「有 培養前途」幹部，送往黨校學習是為了讓他們在短期內突擊一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 思想的理論素養，然後調往更高一級的領導崗位；另一種就是犯了錯誤，或因能力 問題，或因領導看不上眼的幹部，送往黨校學習實際上是被「掛起來」。 陳昊蘇在進中央黨校後雖然也預感到自己主管電影工作的職務已經受到威脅，但 還是寫出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電影論綱》的文章，系統闡述他的主張。 按照中共內部的組織規定，對外友協名為「群眾團體」，實際上是一個官辦機構 ，現任副會長是中共原駐美國大使韓敘，享受行政副部級待遇。而陳昊蘇雖然擔任 的是「第一」副會長，其行政級最多也只能是正司局級。 至於陳昊蘇遭貶的原因，海外有報道說是因為廣播電影電視部的一系列資產階級 自由化氾濫事件，包括：「六四」前電視連續劇《河殤》的播出和該劇作者蘇曉康 等人的出逃；「六四」時期中央電視台播音員薛飛、杜憲等人的表現；該部工作人 員支持大學生的遊行；「六四」清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值班編輯組長吳小勇編發報 道軍隊進城開槍鎮壓抗議運動的廣播稿等。 其實，仔細分析起來，這些事情似乎都不是陳昊蘇下台的真正原因。其一，他那 個副部長僅僅負責電影，手下只有電影事業管理局、電影學院、電影科學研究所、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電影樂團等幾個單位歸他指揮。而這幾個單位「六四」期 間陷得不深。其二，「六四」後中共左派還鄉團反攻倒算的矛頭主要針對了人民日 報社原領導班子，並沒有指向廣播電影電視部。像艾知生的部長位子就一直坐得很 穩。 導致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一是黨內有人抓住了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二 是他對於電影界純藝術派張藝謀等人的支持和對左派們在「六四」後大力提倡的「 文學藝術要反映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口號的消極抵制。 早在「六四」前，張藝謀等人拍攝的電影《紅高粱》就被一些極左人士指斥為「 給中華民族臉上抹黑」。祗是因為當時的大氣候和陳昊蘇的支持使左派們對張藝謀 無奈。 《紅高梁》在德國得了銀熊獎之後，左派們又大肆攻擊「現實的中國電影專門迎 合西方資產階級的口味」。 「六四」後，張藝謀又接連搞出了《菊豆》及《大紅燈籠高高掛》。雖然中共當 局禁止在國內上演，但因為當初拍攝時是用的與外商「合資」的形式，當局無法禁 止該片在港台及外國上演。在到美國參加奧斯卡獎評選時，中共當局曾以奧斯卡獎 規定凡是在本國國內沒有公演的外國片無權參選為理由阻止《菊豆》的送選，但美 國方面的評選委員會借口此片已經在香港、台灣等地公演，反問中共有關方面：「 香港、台灣算不算中國?」 電影界發生的這種讓中共太丟面子的事情應該說再沒有陳昊蘇的責任了。但左派 領導人還是強調因為他在位時的大力提倡，使得電影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現象 「積重難返」。 與陳昊蘇被調往黨校學習的同時擔任了文化部代部長的賀敬之在一篇公開發表的 文章中說：「由於片面地總結歷史經驗，也由於醉心於某些境外西方輿論的捧場， 文化戰線掌握輿論權和組織權的某些同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犯了另一種形而上學的 錯誤，即只許反『左』不許反『右』，從『左』比右好的那一個極端走到了右比『 左』好的這一個極端。誰要是提反右，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就給誰扣上『極 左』、『保守』的帽子，乃至要求中央取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 賀敬之在這段話裡所批判的對象，文化部是王蒙，廣播電影電視部自然是陳昊蘇 了。 陳昊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表現 在極端保守的共產黨人看來，陳昊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很多，最典型的 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文化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他 說：「現在人們對我們社會主義的民主不發達表示不滿，要求改善，這是合理的。 」「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確實不夠健全，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沒有給比較年 輕的人們創造更多的發言機會，在決策的時候更是如此。我們應該把健全並發展社 會主義民主當成我們的急務，讓青年的合理要求有一個正常發揮作用的渠道。」 在講到中共的文化政策時他說：「黨和政府對文化工作從總體上講是重視不夠， 甚至是有所忽視的。這是我搞了三年共青團工作、三年文教市長及一年半電影部長 的體會。我們不大注意對文化工作採取正確的鼓勵與保護政策。」 顯然，陳昊蘇的這些話已經比當時的趙紫陽更右了。 陳昊蘇的這種在政治上的「膽大妄為」，在關鍵時刻敢於公開堅持所謂「右傾」 觀點也是繼承了他父親的優點。陳毅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以中共上海市市長的身份 講過：「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就不能算是一個好黨員。」當外交部長時還說過： 「社會主義不能窮得沒有褲子穿。」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陳毅在中南海召集 百十名在京的文化人聚會，並在會上講話說：「不僅過去時代有局限性，我們這個 時代也有局限性。……今天，在農業方面，就有人想很快跳到共產主義，刮共產風 ，犯了錯誤……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過今天的時代去解決問題，否則就要犯錯誤。 」 最近，陳昊蘇在大陸的華夏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著作，書名為《輝煌的日出——一 九八九年中國電影交響曲》。此書後來收入了他的《社會主義電影論綱》。 陳昊蘇在《論綱》一文中強調：「在藝術創作問題上有意識地沖淡一點意識形態 的影響，這恰好是為意識形態鬥爭服務的一種高明形式。 「在階級鬥爭走向緩和的時代，如和平建設和政治上穩定進步的時期，就不應再 強調電影作為政治的工具，也可以不再提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口號。 「政治家要對藝術的事業表現出熱情，相信絕大多數藝術家對國家和人民的事業 是忠誠的。要調動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尊重他們在藝術創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提倡藝術家與群眾的時代更緊密的結合。在發生政治動盪的時候，應更注意採取 對電影文化實行保護的政策。」 這些話，顯然是在同「六四」後中共宣傳部、文化部提倡的所謂「反映社會主義 的主旋律」的文藝政策公開唱反調。 最早公開贊成「新保守主義」的高官 「六四」事件以後，大陸關於「新權威主義」的宣傳和討論似乎是被裝了「消音 器」。但實際上，這種觀點不但沒有被擯棄，反而引起了更多知識界人士的關注。 只不過人們把它換了一個名稱，叫作「新保守主義」。 首先在大陸提出「新保守主義」論點的是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蕭功秦。在 「六四」之前，蕭功秦是「新權威主義」的始作俑者之一，與北京的吳稼祥等人形 成南呼北應。八九學潮一發生時蕭功秦就公開持反對態度，認為學潮只會帶來社會 的混亂，阻礙現代化的進程，甚至使歷史大倒退。 蕭功秦正式提出「新保守主義」主張是在九０年十二月的一次研討會上。那次研 討會題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由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主辦。 參加這次會的據說都是獲得中共官方認可的中青年理論研究工作者，強硬派人物 袁木、徐惟誠等要員亦有出席。 蕭功秦在會上把「新保守主義」概括為如下立場：「利用過渡性、有現代化導向 的權威，利用傳統的價值中介，引導社會內部變遷，通過內部變遷的成功，逐步地 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從而使中國社會不斷地達到一種現代化的推進。」 袁木、徐惟誠對此都沒有當場表示明確態度。已經被貶至對外友協任副會長的陳 昊蘇是在那個會上公開表示支持新保守主義立場的唯一的中共官員。他在會上發言 說：一九四九年以後，新保守主義本來應當成為主流，但當時沒有這樣做，是一個 失誤。 陳小魯「文革」中代父受過 陳小魯在他父親的影響下，曾一直是一個革命理想主義者。中學時期，他曾一度 迷上了中國古典文學，每月的幾塊零用錢都用來買書。在回憶他父親的文章裡，他 最為樂道的就是他父親給他講詩詞創作及他父親從他自己的「小書庫」裡借書看。 文革初期，因為中共團中央挨批，許多「熱血」青年紛紛集體退團，但整個北京 八中只有陳小魯一個人沒有退團。一九六六年底是北京的紅衛兵鬧得最紅火的時候 ，他卻悄無聲息地帶著幾個同學到海南島辦起了「紅衛兵農場」。 「文革」前期，陳毅兒子陳小虎是整個大陸婦幼皆知的紅衛兵壞頭頭。但《解放 軍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陳毅文學傳記之十二《霜重色愈濃》就此事作了 甄別： 一九六八年春天，北京到處流傳陳毅的兒子陳小虎是反動組織「聯動」的頭目， 專搞打砸搶。故意把「魯」字改為「虎」是為了給人以殘暴凶狠的感覺。 陳小魯在廣東串聯時，曾有一個不認識他的紅衛兵繪聲繪色地向他描述說：陳毅 的兒子陳小虎會使雙槍，百發百中。他拉了一支隊伍在湖北山區打游擊。最近已經 被公檢法機關逮捕，就地正法。 江青等人為了達到整倒陳毅的目的，親自派人監視陳小魯的一舉一動，並把一份 「陳小魯身攜炸藥包進入中南海，妄圖暗殺中央文革領導，與反革命裡應外合」的 揭發材料擺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當天，周恩來把陳毅請去商量說：「我瞭解小羊，他是個好孩子。可是外面傳言 太多，我看會影響你。我考慮了很久，想讓他離開北京到東北去。」 陳毅當即答應道：「我的兒子交給你，到哪裡都可以。」 幾天後，周恩來夫婦把陳小魯叫到他家，問他外面的傳言是否屬實。陳小魯回答 ：「這都是謠言，中央可以調查。」 第二天，陳小魯隻身離開了北京。具體到什麼地方，陳毅夫婦都不知道。 臨行前，張茜把家裡所有的存款讓他帶走，但他拒絕了。他說：「沒關係，年輕 人到哪裡都有飯吃，我不要帶錢!」 六八年四月，陳小魯到了遼寧盤錦地區的一個農墾連。 因為這個連裡的所有人都在軍籍，所以他一個穿便裝的人混在裡面顯得很特殊。 後來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經過團一級黨委研究，才同意送給他一身軍裝，但明令不 准他穿著這身衣服上街照相。 在農墾連裡，他終日下水田勞動，自己也搞不清這算是勞動鍛煉還是勞動改造。 整整兩年時間，不能給他父母寫信，也沒有資格入黨。因為「聯動」問題一時不能 澄清，加之他父親的問題沒有解決，很長一段時間裡他身邊的人都不敢同他多說話 。直到一九七０年，由周恩來親自發話，部隊黨委才批准他正式參軍，並發展他入 黨。 切記「不要近視無遠謀」 據親近陳小魯的人介紹，陳小魯為人親和，比他哥哥陳昊蘇有更好的人緣。如果 能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的話，陳小魯肯定比他大哥更有發展前途。此人在「文革 」中磨煉得極富忍耐性，最信他父親那句「不要近視無遠謀」的告誡。 這也許就是陳小魯在「六四」之後一直沒有認「錯」的原因。 「六四」之後，北京的小道消息說，楊尚昆曾找陳小魯談過一次話，要他揭發趙 紫陽和鮑彤的「問題」，並保證如此即可獲得「寬大」，但遭到了陳小魯的堅決拒 絕。 南華早報的報道說：「作為一個天才的士兵，陳小魯曾在軍事部門得到提升，後 來曾被派到一個重要的西方國家出任武官。八十年代中期，他的興趣轉向了政治， 成了當時的中共體改委主任鮑彤手下的一個部門負責人。但現在鮑彤已經被拘禁， 陳小魯實際上已經失業，祗是由於中共黨的元老鄧穎超和現任總參謀長遲浩田為之 說情，有關方面才中止了對他的審查。」 最新的消息是，陳小魯「六四」前雖已效命於趙紫陽手下的體改委，但並沒有從 軍隊中正式退役。現在，雖然他已經沒有具體工作，但在遲浩田的干預下，他的軍 籍得以繼續保留。現在，他的工作關係掛在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 南華早報的報道中還援引北京的消息說：「強加給陳毅兩個兒子的不公正待遇已 經引起了公憤。與此形成顯明對照的是：許多中共元老的子女祗是因為在天安門事 件以後表示忠誠，職務獲得晉陞。陳昊蘇原來在北京市政府的同僚之中，包括現在 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陳元和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很可能得到提升。」 七十年代初陳毅夫婦先後逝世，給陳氏兄妹留下了齊白石手書的陳毅《贈同志》 一詩，詩中寫道：「二十年來說是非，一生能系幾安危?莫道浮雲終蔽日，嚴冬過盡 春蓓蕾。」 或許現在的陳氏兄弟正在用他們父親的詩作激勵自己，等待著他們在宦海中的再 次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