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劣跡 --從東德知識分子看大陸知識分子 德國萊茵筆會：李鹽、揚人 小 引 從東歐的變化看大陸知識分子，雖然我們可以獲得一些正面的經驗，但是更多的 卻是負面的教訓。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超越了種族、地域、 歷史傳統，在蘇聯、中國、古巴、柬埔寨、捷克這些極其不同的國家中鑄成了一種 極其類似的病態文化，豢養了血緣相同的幾代知識分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 在此山中。由於我們自己也是在這一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在這個變化的時代，也許 我們從遠方，從東歐能更清楚地看到知識分子的這些劣跡。 「八九」民運之後，沉痛的失敗迫使中國知識分子反思東歐成功的經驗和自己失 敗的原因。東歐社會和知識分子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以及東歐人民四十年來堅持不 懈的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鬥爭奠定了他們今日的成功。他們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榜 樣。然而當下一部分「民運精英」卻從東歐經驗得出相反的結論：由於中國和東歐 在現實社會政治的許多方面情況不一樣，中國無法實行徹底的民主制，中國的改革 要通過新權威主義完成。 在東歐也並不是沒有人依戀社會主義，抵制八九年的歷史變革。在波蘭和捷克， 知識分子是民主化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從堅強的反對派走向新生的民主共和國 的執政。這些知識分子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積極地回應了歷史的轉變、順應了時代 潮流，從而獲得了歷史的肯定和人民的認同。而東德的知識分子在八九年革命中卻 表現得甚為保守，並且迅速地被歷史拋棄了。我們注意到中國和東德的情況有許多 類似，包括兩國知識分子對於現實社會主義以及八九年反對現實社會主義革命的反 應。 東德知識分子的變態反應：消極的抵制 八九年東歐和平革命中最富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是柏林牆的倒掉。它象徵著共產主 義制度的解體，自由、民主價值的重新奠立。對此人們表達了他們毫無保留的喜悅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著名指揮家伯恩施坦特地趕到柏林指揮兩德音樂家聯合演出 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歌頌自由戰勝死亡和邪惡。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身在這 個激變之中的東德的知識分子的反應：他們對於這一劇變出奇地冷漠和近乎神經質 地反感。在柏林牆倒了以後，他們看到的是東德老百姓衝過邊界排著長隊等待領取 西德政府發放的「歡迎費」，蜂擁到超級市場搶購廉價商品。這種「粗俗的物質主 義」使他們感到厭惡、屈辱和痛心。他們哀歎，西德資本主義的馬克和「奔馳」汽 車瓦解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物質腐蝕了人們的心靈，金錢剝奪了人們的尊嚴。 這使他們深深懷念「社會主義」美好的一面。他們在一切公開場合大聲疾呼：不要 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要保持民主德國那些好的東西。 難道他們看不到人們從東德共產黨的暴政下，從柏林牆死亡的威脅下被解放了出 來?看不到人們又可以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志和願望，重申他們的正當權力，包括他 們的物質要求?這一切難道不值得慶賀?人們並不理會他們的擔憂和忠告，他們微弱 的呼聲在共產黨東德的徹底瓦解和兩德統一的勢不可擋的大潮中被無情地淹沒了。 面對著無可改變的歷史現實，他們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失落和軟弱的失樂園的哀傷。 「我失去了故鄉，那片灰色、擁擠、醜陋的土地，那美麗可愛的家園。寬廣的梅克 倫堡灣的夏日和它宜人的綠茵，福格特地方溫暖的冬日和雪地中嬉笑的玩童……」 他們的感傷非常真誠；那個「現實社會主義」對於他們來說確實是美好而不是罪 惡。他們必須為社會主義辯解，好說明他們自己「現實」的社會和政治存在的合理 性。他們必須維護這個制度。從而辯護自己。 開始時東德知識分子並不是沒有機會。蘇聯和東歐其它國家的知識分子多年以來 或者在理論上預先思考了，或者在實踐上主導了改革運動。東德人民也寄希望於他 們的知識分子，希望他們能夠有所作為。在革命之初的那些日子裡，東德百姓滿懷 熱情地呼籲那些非常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然而他們卻背對著人民和歷史的選擇，自 己把機會丟掉了。歷史的變化來得太迅速、太猛烈，他們很快地被拋在了後面。在 後來的自由選舉、東德的新政府過渡時期和兩德統一的過程中，他們完全沒有聲息 了，在統一後東德地區的民主改革中，他們越來越成為保守的力量。統一後聯邦政 府計劃取消原東德大學中諸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這樣的意識形態化課程 ，結果遭到從柏林到萊比錫許多高校師生的強烈反對。 國家的僱傭文學家 東德的知名作家們拚命地維護社會主義，不是單純地或者說主要地不是處於對一 種主義明確而堅定的信念或是對一種意識形態的盲目的執著。同樣的道理，昨天的 改革派知識分子力主「蔚藍色的海洋文明」，今天一變而為「民運精英」，又疾呼 要「回到傳統」，也不簡單的是思想和口味的改變。這種理論姿態表達了他們在現 實生活中的需要和願望。我們必須瞭解他們曾經怎樣生活過--在社會中，在政治上 ，才能知道他們到底要什麼。首先我們就其政治態度作三類典型說明。 克麗絲塔·沃爾夫。她被兩個德國譽為全體德國人民「共同的」大作家，是現代 德國文學史上必須知道的名字；她在文學上一帆風順，在政治上穩健有成。沃爾夫 一九二九年生於一個商人家庭。中學畢業時(1949年)加入共產黨，同年考入大學。 一九五三年大學畢業，一九五五年進入東德作家協會理事會直到一九七七年，同時 又是東德筆會成員。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當選為德共中央候補委員。她曾榮獲 東德國家一級勳章，也曾獲得西德和奧地利等外國文學獎，並在西德、瑞士等地大 學客座研究，講學。在書籍出版，國際交流上受到政府優待。 著述、出版受到保障，在共產黨國家是一種政治特權，你必須向當局表明自己政 治上可靠。在東德教育和學術界「階級政策」一直貫徹得相當嚴格，不是共產黨很 難考入大學；也很少有教授、講師不是黨員的。這就是為什麼沃爾夫不早不晚，恰 恰在中學畢業那一年加入共產黨的原因。如果她沒有加入共產黨，很難設想她後來 會有那樣輝煌的發展。一直到八九年民主轉變之前，沃爾夫文運、仕途都一帆風順 ，沒有發生任何麻煩。然而並不是像平常人想的那樣，沃爾夫是因為不問政治，才 在四十年中免於政治災難並且得以陞遷的。她的幸運至少表明她在所有重大問題和 關鍵時刻都和黨的路線保持一致，經受住了「考驗」。事實還不僅如此。一九六八 年東德的坦克和蘇軍一起開進布拉格，三十九歲的沃爾夫在共產黨機關報《新德意 志》報上公開撰文為這一侵略行為聲辯。 沒有政治上的保險，知識分子就很難有機會在學術上得到發展，這是共產黨專制 下的現實。為了表現出政治上的堅定，就必須隨時修正自己，以便和共產黨的路線 保持一致。東德知名知識分子中相當一部分人是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在這方面斯台 方·赫姆林提供了一個典型。 赫姆林一九一五年出生於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早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納粹 期間流亡到英、法等國，一九四五年返回。他是東德作家協會理事會成員，自一九 七五年起任國際筆會副主席，八十年代東德和平運動的發起人。赫姆林曾擔任東柏 林藝術科學詩歌分院黨組書記，一九六三年因批評德共第五次代表大會，被迫辭去 所有職務。七十年代赫姆林曾經公開表示反對對W·比爾曼(前東德著名歌手，持不 同政見者，一九七六年被驅逐出境)的出版禁令。七六年又參與抗議當局驅逐比爾曼 出境。 然而七十年代末，他的生涯發生了一個轉折。一九七五年起他出任國際筆會副主 席：一九八一年受命發起組織東德和平運動及兩德「作家和平協會」。赫姆林在八 十年代重新崛起成為東德文學界令人注目的顯貴。那個時候，沒有政治局和國家安 全部的首肯什麼事也做不成。而赫姆林聲稱，在這個時候他實現了一生的夢想，即 指有幸能夠組織兩德「作家和平會議」。那時哈弗曼(東德物理學教授，著名的的持 異議者)剛解除軟禁，恢復自由，他希望能夠參加會議。然而赫姆林轉告哈弗曼的妻 子說，給他發邀請在政治上沒有可能。哈弗曼當時已重病，希望與會的同事能到家 裡和他會面。就此，赫姆林在大會上宣稱：哈弗曼是要把人從會議上拉走，分裂剛 剛開始的和平運動。終於大會沒有一個人去看哈弗曼。他不久死去了。 那些沒有封鎖住的、直言不諱而且不肯妥協地批評共產黨的作家，東德政府把他 們趕到西德。八十年代這些流亡西德的東德作家們起草了一份呼籲書，呼籲支持那 些被剝奪國籍和驅逐出境的藝術家。此後不久西柏林藝術科學院計劃舉行一個西德 文學家的聚會，籌備中赫姆林堅持要求取消對所有簽名作家的邀請，理由是他們宣 布了一場對民主德國的戰爭。 赫姆林的經歷表明，在共產黨專制下沒有一次反抗是沒有懲罰的，沒有一種當權 者默許的聲名是清白的，沒有一次當權者的獎賞不是以卑鄙為代價的。 另一個更為明顯的例子是恩斯特·布洛赫。布洛赫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蜚聲世 界，一九六七年他榮獲著名的聯邦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獎，在頒獎儀式上致詞者讚揚 說，他在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批評中總是把人的價值擺在第一位。 布洛赫六十四歲時返回東德，一九四九年到萊比錫大學領導創建哲學研究所。就 職演說中，他大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領導地位，認為哲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能 驗證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並斷言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沒有其他真理，所有古典哲 學大師都必須用馬克思主義重新解釋。一九五七年，據說由於在匈牙利問題上的錯 誤立場以及哲學上的唯心主義，他受到批判並被撤銷了所有職務。以後，他談到這 一段「光榮歷史」時，布洛赫總是把自己描繪成斯大林主義的犧牲者，但卻極力避 免談到事情的細節。最近發現了一封布洛赫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寫給當時東德 總統威廉皮克的信。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尊敬的總統先生!我曾經兩次有幸見到 您並和您談話。第一次是在您授予我共和國勳章的時候，稍後是您向我頒發國家二 等獎。特別榮幸的是我能夠代表全體獲獎者致辭，親自向您表示感謝；並且向您， 德國人民最卓越的舵手表示衷心的問候。」 這種肉麻吹捧不是沒有原因的。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有一封公開信告到德共中 央，說在科學研究、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布洛赫都不再適合擔任領導，從事培養馬克 思主義哲學接班人的工作。他在聽眾中很有影響，但那恰恰是一些工農政權所不能 依靠的人。信中還提出布洛赫在匈牙利和波蘭問題上有立場錯誤。布洛赫因此致信 德共最高領導人皮克，洗刷自己。信中他表白自己對黨一貫忠心耿耿，表示如果黨 需要的話，他情願放棄自己的教學科研工作。他逐一駁斥了對他的攻擊，並且特別 提到，在匈牙利事件上他的看法和《真理報》完全一致：在討論匈牙利反革命暴亂 時，他主張出兵鎮壓。他說：「我真是感到慶幸，慶幸自己表現正確」。布洛赫甚 至還追溯了他一貫捍衛馬克思主義，「就是在莫斯科審判的日子裡我也保持了對於 蘇聯堅定不移的忠誠……」在作家們必須站出來說話的地方和時刻，這些人緘默； 在人們出於抗議又不得不沉默的時候，他們卻不甘寂寞地去獻媚。 在得到官方承認的東德知名知識分子中還有第三類人，這類人常常自稱是「真正 」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真正的左派」。「真正」一詞被用來標榜他們思想道德 的純潔性。例如斯台方·海姆。 海姆一直被認為是德國半個世紀以來最真誠的叛逆者。確實，他有一張堪稱真正 左派的、「反叛」的履歷。海姆一九一三年出生，十八歲時因為發表一首反軍國主 義詩歌被開除學籍，其後流亡到美國定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擔任紐約的反 對法西斯週報《德國人民之聲》的總編。一九四三年加入美國軍隊，擔任心理作戰 少校參加了諾曼底登陸。一九五二年因反對麥卡錫主義和朝鮮戰爭，放棄了美國的 軍功勳章定居東德，擔任《柏林日報》的專欄作家。一九五六和一九六五年曾兩度 和德共發生衝突。一九七六年簽名支持被剝奪國籍驅逐出境的歌手比爾曼。一九七 九年由於違反外匯管製法被判刑，並被開除出東德作家協會。 他是堅決反叛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及其典型代表美國社會 。他堅信馬克思主義，早在三十年代就通過他主編的雜誌《德國人民之聲》尖銳地 批評美國帝國主義和美國社會。這份報紙當時極受左派歡迎。東德政府對他的態度 則一直是雙重的。他一到東德就受到熱烈歡迎、待如上賓，就是在和德共鬧翻之後 ，他也未曾完全喪失這種特權。但曾經是美國公民的歷史總是給他帶來麻煩。儘管 如此，海姆不改他對現實社會主義的真情。他和共產黨的關係時好時壞，但始終不 曾決裂。「也許他恨她，也許他愛她，但是他離不開她」(《世界報》一九九０年五 月十二日)。他一回到東德就完全接受了共產黨對作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黨的 宣傳和「時代的要求」都在他的文學創作之列，多年來他生產了許多極端片面地捍 衛社會主義的作品。直到八九年「現實社會主義」在東德壽終正寢之時，他仍不顧 社會主義所有顯而易見的弊病和罪惡以及人們對它的普遍背棄，大聲疾呼要人們堅 持和發揚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精華。直到今天他仍一如既往地激烈地主張：損害、玷 污和葬送社會主義理想是人類最大的犯罪。當然，作為《柏林日報》的撰稿人，他 也曾針砭時弊、提出批評和建議。 海姆一方面受惠於民主制度而對它激烈地抨擊，另一方面生活於專制之下卻極力 維護它；一方面聲稱憑良心不妥協地反叛，另一方面卻容忍共產黨專制對人心的奴 役，並且在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批評上完全缺席。人們不難看出，他並不真誠，並不 純粹。 東德知名知識分子在八九年歷史大變革中頑固地執著於死亡了的現實社會主義、 表現出極端的保守，有著十分深刻的現實原因。以前西德社會經常誤認為東德的知 名作家是像他們一樣的「自由作家」，即靠寫作獨立謀生的文化人。實際上完全不 是這樣。他們是在兩德並存和交流情況下的一種特殊現象。這些人在名和利兩方面 受惠於封閉的東德和開放的西德之間的不對稱交流。他們是東德社會中的特權階層 。這些人在物質上並不必忍受社會主義的貧困，享有政府對共產黨高級官員的特殊 待遇(中國五九年到六二年大飢餓時期，共產黨也給「高級知識分子」以共產黨高級 幹部的待遇和供應)，從其作品銷售額中獲得比例提成，最後還有在作家協會的固定 工資。此外，通過作品在西德的出版發行他們還可以從西方資本主義那裡拿到版稅 。他們是受到優遇的國家僱員，是僱傭作家。作為受僱傭者，他們有責任忠於國家 政權，有義務維護「現實社會主義」；而且作為「現實社會主義」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熱愛社會主義，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所有這些人都是以清醒的自覺意識在這個 「現實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就是說他們是清醒地和有意識地與這個政 權合作。 作為現實社會主義的上層，他們的想法和願望當然和現實社會主義「基礎」的普 通人不一樣。八九年成千上萬的東德人跑到西德，大選中壓倒多數的「基本」群眾 投西德執政的保守黨的票、毫無保留地支持西德政府加速兩德統一的政策。因為他 們相信只有到了「西」邊他們才會有平等的機會走向自由和富裕。他們不要社會主 義，因為社會主義不帶給他們利益。而對於那些知名作家一從克麗絲塔·沃爾夫直 到斯台方·海姆，現實社會主義制度給了他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特權，他們今天所 擁有的一切全虧這個「現實社會主義」。針對共產黨國家政權的八九年的革命直接 衝擊了他們，意味著他們要失去以往擁有的一切。他們捍衛「現實社會主義」，就 是捍衛自己。 中國「民運精英」的變態反應：積極的反動 在談到東德知識分子對於八九民主變革的變態反應時，西德報紙分析，社會主義 賦予知識分子的最大特權是作社會的精神貴族，並且就是這種精神貴族的自我意識 使他們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變革中能夠理直氣壯地捍衛社會主義。這種精神貴族的 特徵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 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身份上明顯地區別於他們的東德同行：他們是文化人 ，但又不單單是文化人；他們同時還是政府顧問、或是某個部門的掌權者，他們置 身於政治權力的中心。他們是文人，但是他們的言論、行為有超出文化之外的政治 影響。他們從事官方的政治，又有文人、學者的名聲。他們在中國形成了一個特殊 的政治階層。在過去十年中生長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一批人。這些人在落魄 時會暫時混雜在民主運動中；但稍一得勢，他們就要嚴重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正 因為此，對於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東德知識分子是哀鳴，而他們卻是積極地反動。 說那些「六四」之後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對「八九」民運的態度是積極的 反動，人們會覺得一下子難以接受。他們不是一到海外就積極組織民陣，抗議共產 黨屠殺人民，力主實行民主改革嗎?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說明：首先鑒於他們 對於「八九」民運的評價，其次是他們對共產黨的表態，第三是他們關於中國未來 前途的預設。 一，這些人跑到西方，驚魂稍定後，立刻開始清算「八九」民運。他們責備學生 不聽從他們的勸告，不和黨內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協，坐失良機，致使「八九」 民運以慘敗告終。這方面華生(原國務院體改委，趙紫陽的顧問班子成員)表現得非 常典型。用他的話來說，「八九」民運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民主化沒有了， 市場化倒退了」；十年改革毀於一旦。在他看來，這是一場不該有的運動。他宣稱 ，「共產黨有它的真理，它代表現時很大的實力」。「激進主義盲動」是他們為「 八九」民運所作的結論。跟共產黨妥協，這就是他們給中國人指出的未來：「中國 人要搞民主，核心問題是一個：妥協。」(同類引文均出自《民主中國》第二期)。 二，這些流亡在外的改革派政治精英率先開始了和共產黨、鄧小平的妥協與溝通 。華生反對嚴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鄧小平。他覺得這不公平，「似乎中 國的問題全是鄧小平造成的。其實那時還沒有戒嚴，沒有開槍」。若不是老百姓先 「動亂」起來破壞了安定團結，又怎麼會有戒嚴，開槍? 遠志明也通過《民主中國》致信共產黨中央鄧、李、楊，懇切陳詞，祈求他們的 良知，「六四風波過去一年了，目前最令我悲傷的，不再是記憶中的血腥……而是 當我發現你們至今未加痛切反省……我不懷疑你們解決問題的誠意，但你們始終就 沒有正視過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之所在……來到西方世界，我才發現自己是個中國 人。中國人不習慣西方人的生活，中國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中國必須要在獨特的 起點上，走一條自己的路……以個人論，我已對政治不感興趣。參與了半年多政治 ，才發現自己是學者--我所悟到的人生觀，也與民主化現代化不堪相關……當代中 國政治的要害，就是要使你們意識到，中國共產黨還有退路；以退為進，才是上策 ……」 這並不是個別人的行為，它代表了改革派知識分子這樣一批人的政治傾向。這些 人依附於共產黨內的一派，作為權力集團的個中人，他們的利益所在與一般民眾不 一樣。「八九」民運中學生和民眾拒絕把他們的民主訴求納入黨內改革派的軌道， 對此他們不能不明確地表示反對。這些人受到李鵬政府的打擊，是共產黨的內部清 算。因為他們是趙紫陽的人，而趙紫陽恰恰是這一次黨內角逐的敗家。這些人當時 在國內並沒有置身於這個運動之中：不是已被群眾拒絕了，就是根本拒絕這個運動 而遠遠地置身其外。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充當民運領袖指手劃腳的。「改革精 英」的特殊政治身份給了他們在公共社會政治空間中與其真實面目不相符合的聲譽 與地位。 類似的現象也見於前東德知識分子在西德的遭遇。在勃蘭特的東方政策期間，為 了表示對東方的和解，西德社會一方面接納被東德政府驅逐出境的異議知識分子， 另一方面通過盡可能的克制和讓步積極改善與發展和東德的官方關係。以至於出現 這樣的現象，在東德黨和政府支持的作家在西德社會也獲得承認、享有盛譽；在東 德受到政治迫害的作家，在西德同樣沒有機會。兩德國統一之後，一些有識之士開 始反省民主社會曾經對共產黨專制喪失原則的綏靖。 三，這些「精英」的保守主義還表現在他們對「八九」民運的「激進主義」的抨 擊，鼓吹中國改革通過「新權威主義」和「科學」地回到社會主義。「六四」之後 復興「新權威主義」，首推遠志明。「在中國必須經過新權威主義或精英民主制的 過度」，「最好的辦法」是「緩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中國如果能夠通 過新權威走上一條新路，將是中國人民的大幸」。遠志明主張新權威主義的主要根 據是，以集權防止「動亂」，防止中央失控。然而作為「民運人士」，遠志明必須 回答的問題是，八九年中國人要求民主自由是不是「動亂」?「民主化」要不要共產 黨集權加以控制和扼殺? 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從東西文化對比和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反思中發現：「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原來不過是「西方」的價值 體系，不適合中國內在的文化歷史傳統和獨特的價值取向。援引歷史、文化傳統論 證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特殊性，的確是有中國特色的「現實批評」和「文化批評」 。 其實，把民主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當然還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內。遠 下面一段自白堪稱絕唱，可以和K·魏斯那一段田園詩詠歌媲美：「來到西方，使我 們能身在廬山之外，冷靜的有比較的看中國問題。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不那麼 厭惡了。中國人本來生活得很好，全是看到西方人這個樣子，才覺得自己橫豎不如 人。原來吃玉米麵饃，不覺得苦，看到白饃了，才饞得不行，攪得心神不寧。西方 人的自由觀念，是不是就是人類的終極價值所在，非常值得考慮。西方的自由經濟 和以法治為基礎的民主，就是建立在人性惡之上的。問題只是，現代化即使是人欲 的火坑，也得追著人家的屁股往下跳。」 為什麼「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偏偏不適合於中 國人?為什麼中國的文化傳統偏偏就「獨特」到了基本人性之外?為什麼曾經和中國 一樣經歷了多年集權政治的東歐國家可以重建民主政治，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化 傳統?為什麼《河殤》中奉為完美的「蔚藍色文明」一時間突然變成了罪惡? 所幸的是，東德知識分子保持現實社會主義的要求被有聲的多數明確地否決了。 不幸的是，在中國人這裡一直還是名星的鼓噪和公眾的沉默。 中國的「改革精英」和共產黨 名聲會造成許多假象。撇開那些有名望、有地位並且不時能給共產黨幫忙的老知 識分子不談，也不去談那些正牌的共產黨文人，這裡只討論那些在改革年代崛起的 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他們和東德那些共產黨豢養的知識分子既有相同的血緣，又 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兩棲」性是這些改革派知識分子的社會標誌之一，即學界和政界「兩棲」，而 前者是後者的根據。通過改革並借助這種兩棲性，他們造就了自己的社會知名度， 並且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而具有「精英」的自覺。例如，嚴家其：政 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成員，中共改革派趙紫陽的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 所長;中國大陸著名改革家、政治理論家，首任民主中國陣線主席。陳一咨：國務院 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所所長;首屆民主中國陣線理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局主席 。他們首先是國務院體改委的成員或要員，然後才是「教授」、「學者」。共產黨 改革派需要網羅自己的知識分子，這樣一些人也希望有機會能夠擠身於高層政界。 於是他們不必一定通過自己的學術成就，而更多是借助於與黨政要人的特殊關係和 家庭背景進入了共產黨改革派的智囊團。 這些人的存在基礎就是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通過這種政治關係，他們處於權力 中心，參與決策，對國家和社會發生重大影響；並且通過這種特殊的政治地位獲得 社會承認，成為「精英」。這一類「精英」完全是黨內鬥爭的產物。不論是物質上 還是精神上這些人都決不是獨立知識分子。作為共產黨的智囊不要真才實學也不能 有獨特見解；這些改革派知識分子是靠著看黨內鬥爭的風向、投靠共產黨的某一派 ，琢磨與迎合主要領導人的心理，為他們的主張和意見提供理論說明和「科學」論 證，因而成為改革的理論權威的。 改革派知識分子這種特殊的政治地位還帶給他們特殊的「學術利益」：在國內他 們憑著是國務院體改委成員的身份可以優先提「教授」、「研究員」的學術職稱， 可以優先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學術職稱和出版物則迅速促成了他們的「學者」性 及其社會影響。憑著國務院體改委這種政府機關的名義他們有機會優先出國：出席 國際會議，出國進修、講學，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他們在國內這種官員兼「學 者」的「兩棲」身份又在對外交流中幫助他們製造國際名聲。 共產黨主導下的開放呈現出一種畸形。一方面那些真正獨立的、完全不依附官方 的知識分子即使在改革中也根本沒有機會把自己完全展現出來；另一方面那些改革 派知識分子卻可以通過依附當局分享共產黨壟斷學術和文化的利益，以所謂「新思 潮」的面目招搖過市，同時從中國與外部世界兩方面獲利。 不僅如此，憑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這些人還可以以政治干預學術。美國匈牙利 裔的大企業家索羅斯出資成立了一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每年出資一百萬 美元資助促進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科學研究，這筆基金的使用由該基金會的「中國 執行委員會」決定，陳一咨、李湘魯(趙紫陽的秘書)和朱嘉明都是該委員會成員。 這筆錢是否以及如何真正使用於科學研究，促進中國的開放與民主化，外界鮮有所 知。類似的情況又再現於海外。「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是由美國華人教授余英時等 人籌備建立，陳一咨擔任該研究中心的執行局主席。執行局決定經費使用，研究項 目的核准和研究員的徵聘。目前已有相當一部分流亡海外的「民運精英」，例如蘇 曉康等人，進入該中心。這個執行局是否真能遵循學術自由的精神和嚴肅、公正的 科學態度審批項目和遴選研究人員，這筆錢是否真能如籌資人所願，切實用於旨在 中國民主化的經濟、社會、文化研究，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作為「黨內」改革的產 物，「政治精英」和「官倒」是孿生兄弟，這些人的腐敗是連著「黨內改革派」的 腐敗的。 這部分人的沉浮完全繫於共產黨內政治勢力的角逐。「六四」之後一些國務院體 改委的精英被迫流亡出走，完全不是因為他們主張自由民主(遠志明在致鄧小平等人 的信中坦承，「我所領悟到的人生觀，也與民主化現代化不甚相關」)，而是因為他 們是趙紫陽集團的人，是共產黨黨內清算中被殃及的池魚。如果是處在一個封閉而 穩定的局勢下，這些人會從此葬送整個宦途，如同在共產黨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常見 的。然而在前景不明朗的大變動中，這些人以往的政治資本及其社會知名度將繼續 給他們帶來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於是我們就看到這些並不主張民主的黨內改 革派到了海外連搖身一變都不用就成了「民運精英」，在國外獲取「民運」的利益 。他們再次利用了封閉的世界和開放的世界之間的不對稱，他們繼續吃政治這碗飯 。中國「改革精英」的這些優越性是東德上層知識分子望塵莫及的。在東德，「現 實社會主義」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兩個德國統一了，隔開「東方」和「西方」的那 堵牆轉眼之間垮掉了。於是人們生活在同一個制度下，要遵守同樣的遊戲規則，他 們的特權所憑借的基礎都瓦解了。失掉了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政治品格，這些人 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這些改革派知識分子在辯護十年改革和共產黨 政權上，更激烈、更堅決、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 結 語 人有人的基本道德和尊嚴，同樣，作為知識分子也有他自身的道德標準和學術標 准，然而這一切在一個封閉的專制社會中卻遭到歪曲。專制把庸才變成英雄，專制 為那些不甘寂寞而又有些小智小慧的知識分子製造了機會，但也把他們的卑劣顯現 無遺。然而真正令人憂慮的卻是在這個病態的社會中，長期的專制使人失去了分辨 真偽、善惡的能力。奉卑劣為神聖則是悲中之悲。的確，無論在什麼時代，知識分 子中總會有一部分人留下自己的劣跡，但也有另一部份人堅持基本的道德和學術標 准。如果前者成為主流，社會就會變成病態。恢復健全的思維、健康的道德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必須不斷地努力去做。知識分子的劣跡，我們不應該姑息而 應該反思；為了知識，為了真理，為了那些在大陸堅持著獨立人格而付出巨大努力 卻仍然默默無聞、處於困境的知識分子，良心驅使我們必須這樣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