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行為方式的變化 .龔小夏. （一）極權主義社會中的幹部 極權主義政體下黨-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了。在政治上 ，極權主義政黨全面地控制了國家機器，將政黨變成了國家本身；在經濟上，極權 主義國家通過龐大的國營計劃經濟壟斷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在社會層面上，極權主 義統治打破了原有的社會關係，社會被「原子化」；在心理層面上，極權主義政黨 通過意識形態的力量吸引了大量的積極追隨者。總而言之，黨-國家壟斷了政治、經 濟、社會、甚至心理的一切資源。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中，黨-國家不僅全面控制了 社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取代了社會。 在中國，黨-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是通過幹部來實現的，或者說，幹部，就是極權政 治的「人力能源」。西方學術界往往將中國的幹部隊伍與西方的官僚階層相提並論 。然而，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的幹部和民主制度或寡頭型專制制度下的官僚有著一 些根本性的區別。首先，極權體制下幹部隊伍的政治忠誠和政治效率是官僚階層所 不具備的。政黨壟斷了資源，也就成了他們需要效忠的唯一對象。同樣，官僚階層 也不可能體會到幹部所經歷過的恐懼--不僅僅是政治的恐懼，更有心理的恐懼。更 重要的是，幹部的效忠和恐懼得到的報償--對人民的生死予奪的權力（就整個幹部 隊伍而言）也是官僚所不可企及的。這種權力由於得到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辯護 而變得更為牢固和強大。至於權力給幹部們帶來的一系列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 和心理上的優越地位就無須多言了。 以上幾個方面導致極權主義鼎盛時期中國幹部的行為方式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幹部的忠誠取向是單向的。換句話說，幹部唯一需要取悅的是掌握了一切 資源的政黨，在實踐中，則是黨的體現--他們上級的幹部。正常的社會競爭變成了 取悅上級的競爭。另一方面，他們對他們管理之下的人民是無須負責的。改革之前 中國社會中那種極左政策層層加碼，就是這種單向忠誠取向的表現。 第二，幹部對權力的濫用，或曰腐化。如今提到腐化，人們往往認為這是改革之 後才開始嚴重起來的問題。事實上，準確地說，應該是改革之後幹部的腐化開始越 來越多地採取經濟的形式。幹部的腐化是由他們所掌握的絕對權力造成的--對於他 們管理下的人民，他們是掌握一切資源而又不用對人民負任何責任的黨-國家的具體 體現。然而，改革之前的中國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因此，幹部的腐化便主要 地採用了政治的形式。幹部利用權力將無辜的人民整得家破人亡的事例早已不是什 麼新聞了。可是，這些惡劣的腐化事件中幹部的個人目的往往被濃厚的意識形態色 彩所遮蓋，甚至使幹部隊伍的腐化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第三，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極權國家的動員能力所造成的短時期的經濟政治成就 以及幹部手中的權力所帶來的事業參與感為幹部塑造了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這樣的感覺使幹部對人民的疾苦和社會現實視而不見，更讓他們在損害人民的利益 時有可能感到心安理得。 總之，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幹部是極權主義政黨統治社會的人格化的工具。而他 們的行為方式則既是極權政治的結果，也是極權統治的人格化的體現。 （二）改革以來幹部行為方式的變化 七十年代末中國經濟改革以來幹部行為方式的變化是和改革所帶來的一系列深刻 的社會變化緊密相連的。 重要的變化之一是，國家各種資源的壟斷被改革所打破。改革所帶來的市場化和 多樣化的經濟模式首先打破了國家對經濟資源的壟斷。國家如今再不是人民的唯一 僱主，或者說唯一的「救星」了。同樣重要的是，改革以來，經濟取代政治成為了 社會的導向。具體表現在社會中，是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壓倒或主宰了人們對政 治得失的考慮。這使國家還在一定程度上能壟斷的政治資源的重要性大為降低。當 然，國家也還壟斷著對意識形態上的解釋權和宣傳工具。然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曾經給予了極權政治中的一切胡作非為以合法性。如今，人民普遍對經濟利益的追 求以及這種追求所引起的一系列發現--包括市場經濟中的機會和財富、極權國家對 他們的經濟剝奪，等等--都導致整個社會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厭惡和擯棄。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心理資源大約已經枯竭了。 最後然而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各種利益集團的興起。中央權力在改革中的下放， 市場化過程中的機會多樣化，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等，都導致了中國社會 在改革中的重新組合。中國社會正在日益利益集團化，而那正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社 會基礎之一。 幹部行為方式的變化是和中國社會的變化同時進行的。社會變化推動著幹部的變 化，而幹部的變化又反過來促進了社會的變化。 首先，國家在失去對經濟資源的壟斷的同時，也失去了作為幹部的唯一僱主的地 位。無論是農村中幹部從社員那裡收取的提留，還是城市中承包廠長們的浮動工資 ，都明明白白地向他們領導下的人民提示：幹部實際上是受雇於人民的。過去只停 留在宣傳上的口號如今通過金錢落到了實處。更重要的是，從國家處領取的工資現 在對於如果不是大多數，至少也是相當大一部分幹部來說，早已不是收入的唯一來 源，甚至已經不是主要來源。各種利益集團和個人急於用金錢來買通權力以追逐更 多的金錢或是其它好處，而幹部也樂於將手中那些不知何時便會失去的權力來換取 金錢--市場化經濟引進的新的崇拜對象。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和正確性的喪失給許多幹部帶來心理上的失落感。所 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正是這種失落感的反映。這使一些幹部對 過去的行為方式有所反思，使另一些幹部對繼續採取那種行為方式有所顧慮，更使 人民對那種行為方式和仍然採取那種行為方式的幹部嗤之以鼻。 改革以來人際關係保護網的迅速發展也為消除幹部對上級領導以至於中央的恐懼 產生了關鍵性的作用。 因此，與上文談到的極權政治下幹部行為方式的特點相比較，我們能發現以下幾 個方面的頗為根本性的改變。 明顯的改變之一是幹部忠誠取向的變化。收入來源的多樣化使幹部產生一種身份 上的模糊感。過去，他們只認同於黨的最高領導，他們清楚而自覺地充當著極權統 治的人格化的工具。如今，他們經常發現自己處在一種非常尷尬的中間人的地位， 在中央政府和各種利益集團之間來回斡旋。意識形態上的失落也被他們用來為自己 這種「妾身未明」的境地辯護。他們告訴自己說，既然中央的政策變來變去，那麼 誰能知道今天的政策是正確還是錯誤呢？既然不明白，又為什麼要賣力氣去執行？ 執行了，誰知道明天會不會又翻過來？越來越普遍地，幹部對上面的政策採取了應 付了事的態度。過去在政策執行中那種曾經造成過驚人悲劇的層層加碼，如今變成 了層層減碼。幹部們無視人民利益去討好上級的情況，儘管還存在，但已經不可能 再達到大躍進、文革中那種廣泛和瘋狂的程度了。 改變之二是遭到人們普遍唾罵的幹部的腐化。這種腐化如今已經沒有了意識形態 的掩護，變成赤裸裸而不知羞恥的經濟上的搜刮。然而，幹部在經濟上的腐化對於 極權主義政權來說卻是一種致命的威脅。共產黨曾經著意培養的那支斯巴達式的、 政治上具有高度忠誠和效率的幹部隊伍已經被那「萬惡的金錢」所吞噬了。腐化確 立了幹部在國家和利益集團之間的「中間人」的地位--畢竟，吃人的嘴軟。 （三）幹部行為方式變化與公民社會 在極權制度之下，「小社會，大政府」的模式發展到了頂點。隨著極權政體的衰 落，獨立的社會力量也就逐漸興起了。 蘇聯東歐公民社會的興起是以一系列類似於西方民主政治中基本政治單位的「vo lunteer associations」--包括工會、政黨、社會團體等等--的出現為標誌的。在 中國，也許是由於傳統的緣故，人們在建立這類團體上並沒有作出像蘇聯東歐人民 那麼多的努力。但是，中國社會中其它獨立與國家控制之外的因素，特別是經濟因 素--類似於以血緣、地緣關係為基本組織形式的鄉村企業、國外資本的獨資或合資 企業、私人企業等等，同樣在促進中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社會力量的發展。或許， 由於文化和傳統的因素，東西方獨立社會出現的方式、發展和形成會有一些差別， 但很少有人不同意，經過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社會目前已經處於一個轉型時期 ：政治上從極權主義向權威主義轉變，經濟上從國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在 社會層次上，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正在迅速興起和壯大。 幹部行為方式的上述變化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這 些變化從根本上損害了中央政府決策能力。沒有幹部的合作，中央政府失去了決策 的依據。如果說，由於中央政府即使在其權力鼎盛的時期也從沒有過決策的科學化 ，因而幹部的變化對決策能力的損害還不算特別大的話，那麼這些變化真正損害了 的是中央推行政策的能力。曾幾何時，極權統治的社會滲透和社會動員能力由於專 制國家機器和現代工業手段的結合使歷史上一切國家政權難以望其項背，而幹部是 其中的關鍵因素。幹部行為方式的變化如今日漸將那種強大的推行政策的能力化作 烏有。最後形成了中央在裝摸作樣地發號施令，幹部們在裝摸作樣地執行，人民則 樂得採取「你該說什麼就說什麼，我該幹什麼還幹什麼」的態度。如今，我們不時 還能聽見國家巨人發出的吼聲，但這些吼聲最終卻消失在茫茫的社會中，而巨人能 聽到的反饋，只是自己的回聲。 在目前的狀況下，我們很難聽到人民的聲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這種態 度並非是他們忍氣吞聲的表現。人民沉默，但人民依舊活躍--活躍在各種各樣的經 濟社會舞台之上。或多或少擺脫了國家控制的人民的沉默甚至看來還有幾分像是對 不知所措的中央政府的蔑視和幸災樂禍。相形之下，忍氣吞聲的倒像是中央政府-- 眼看著令不行，禁不止，卻失去了對付這種狀況的工具。 遺憾的是，在目前的西方中國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們依舊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 策的制定上。對中央的各種政策變化，他們表現得非常敏感。在我看來，不是這些 政策本身，而是這些政策對於社會的重要性，也就是它們的推行程度，表現了中國 社會在多大程度上開始獨立於國家的控制。中國社會目前的發展傾向，最終將導致 一種無論國家政策如何變化，社會本身的發展將不受根本性干擾的局面。也就是「 你變，我不變；你不變，我還變」的狀況。而幹部，也就越來越自覺地扮演國家與 社會之間的中間人的角色。 （四）幹部根本性變化的限制 然而，幹部的中間人角色，正如今日國家與獨立社會之間相對的相安無事局面一 樣，僅僅是一種過渡狀態。在未來的某一階段，當獨立的社會發展到足夠強大，要 反過來改變這個國家的時候，幹部階層會作如何表現呢？幹部們能從原來國家代理 人的位置轉而成為各個社會利益集團的代理人嗎？ 我認為，在幹部根本性變化的問題上，起碼存在著兩種不可忽視的限制。 第一，是幹部作為一個階層對共產黨國家政權的依賴。無論他們的政治信仰如何 ，無論他們對中央政權的不忠誠到了什麼程度，無論他們如何為各個社會集團謀取 利益，有一點幹部們是清楚的：共產黨國家政權的存在是他們能夠扮演這種中間人 角色的前提。這個政權一旦不存在，這個階層也就沒有了存在的理由，他們手中的 權力將被剝奪，他們在這個政權之下多年積累的知識和關係也將化為子虛烏有。說 穿了，也就是他們的飯碗問題。他們的擔心並非虛幻，有蘇聯、東歐的幹部的命運 為證。也許，對於他們來說，目前的這種狀態是最合適的：儘管中間人的地位尷尬 ，但他們既討了國家的便宜，又討了社會的便宜。 第二，是幹部階層中相當一部分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心理依賴。對於許多為 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幹部來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構成了他們生活意義的基本 組成部分。共產主義的名稱不改變，共產黨政權的存在--哪怕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存 在--給他們的生命賦予了意義和色彩。或者說，「意識形態上的滿意變成了心理上 的障隘」。這種心理障礙在未來的變化中會起多大的作用，大約是個非常值得仔細 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