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舊金山聯席會議的幾點隨想 ·錢海鵬·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民陣民聯在美國舊金山市召開了理監事聯 席會議，意義深遠，因此是值得所有關心海外民運的人士悉心關注的。 作為這次會議的參加者，筆者在此提出幾點隨想，供朋友們商榷。 關於嚴家其先生的組黨提案 這次會議最出人意表的細節，莫過於嚴家其先生再一次提出了兩組織合併後直接 組成「中國民主黨」的建議，並獲准提交民聯民陣合併代表大會討論。 很多人知道，類似的主張嚴先生從一九九０年五月民陣的東柏林會議時起，就在 不同的場合反覆建議過，均未引起廣泛共鳴，民陣，民聯內部亦一直沒有通過組黨 的決議。最近的一次是在芝加哥辛亥革命八十週年紀念大會期間，嚴先生與自民黨 的王炳章先生聯合提出「從速實現海外民運大聯合，打散所有現存組織重新組黨」 的主張。該主張在民陣民聯內部遭遇到了相當大的反彈，比如民聯聯委委員李國愚 先生特別撰文(見《中國之春》九二年一月號)，詳細列舉了反對的理由。 筆者雖然一向對嚴家其先生執著追求的精神十分感佩，但在組黨問題上不敢苟同 。按照嚴先生的解釋，組黨是為了使海外民運的組織緊密化，以減少內部的摩擦。 但事實證明這僅僅是一廂情願。海外民運唯一的以緊密政黨形式存在的組織「中國 自由民主黨」，自成立以來，內部的衝突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且是愈演愈烈，這在 民運圈中是周知的事實，它明白無誤地表明了靠組黨並不能化解紛爭。紛爭產生的 原因實際是在組織的人員本身。 筆者以為，民陣民聯在目前情況下立即聯合組黨，至少會面臨下述難以化解的問 題： □民陣民聯各自的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代表大會僅僅授權聯席會議討論合併，從未 授權醞釀組黨。這一點在民陣二大和民聯五大的決議裡都寫得很清楚，無庸贅述。 民主政治以程序原則為一大支柱，越權的事情永遠應該避免。將兩組織的合併大會 變成組黨大會本身缺乏法理依據。 □政黨是以執政作為最終訴求的，而無論民陣還是民聯，從來都還沒有提出執政 的訴求。這一點本身正體現了兩大組織的成熟：一方面是在大陸的一黨專政制度尚 未被摧垮前，提這一點並無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海外這樣一個與選民相隔萬里的環 境下提執政訴求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其實，即使在激進主義占主導的清末，同盟會也不過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 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真正以執政為訴求的國民黨，是在辛亥革命成 功近一年後才成立的。同盟會改組的理由，國民黨的《組黨宣言》說得十分明白： 同盟會是為推翻「清帝專制」，現在「破壞告終，建設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內蘊 ，進而入於政黨之林」。在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對個中道理似應看得更清楚 才對。 □政黨必須提出其執政後的施政綱領或曰治國大綱。現代的成熟政黨，是無法回 避通過其施政綱領表明所代表的特定社會利益集團的。綜觀亞洲實現政黨政治的地 區和國家，從台灣到南朝鮮到日本，反對黨派在競選中的失敗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 他們僅僅以反對現有執政黨為基本號召，而缺乏真正的施政綱領。然而我們看到， 中共的一黨專政早已在大陸將原有的社會利益集團打得粉碎，由十年改革的鬆動帶 來的新的分化則還遠遠沒有完成，甚至由於「六四」的緣故在某種意義上才剛剛開 始。因此在這種時候組黨，在時機上也是欠考量的。我們不僅會找不到足夠的代表 的對象，而且極有可能喪失一大批已有的或潛在的群眾基礎。共產黨尚明瞭「統戰 」的必要，對付這樣一個在資源上比我們雄厚何止百倍的對手，我們無疑要「棋高 一著」才會有希望。 □在目前情況下組黨實際上亦根本起不到使組織緊密化的功效。 首先，組織成員分散在世界各地，在經費極端缺乏的情況下，連理事會本身的交 流都已成為巨大問題，何以奢談「緊密」？次者，政黨對黨員的約束力，是以對黨 員切身利益的提高為最終保障的，而現在海外民運的活躍分子，多數只是為了理念 而來，並無切身利益可言，一個「緊密的架構」，靠什麼來維繫呢？最後，總體的 行政運作效率從來都是靠直選首腦而後組閣委任的方式來提高的，這是一個常識， 而現在海外民運在實際運作層面上的領導都只能是在小選區由地方選舉產生，「地 方」與「中央」之間有某些不協調無法避免，「組黨」並不能化解這一先天不足。 □從決策的角度，一個計劃付諸實現之前，必須考慮其「機會成本」。嚴家其先 生在會上回答前民聯主席胡平先生提問時也認為，目前組黨可能會引起民陣民聯百 分之五十現有成員的流失，且不言這一估價本身即趨於過分樂觀(比如據已合併的民 陣民聯德國分部的主席齊墨先生估計，在德國地區若立即組黨，現有民陣民聯成員 的流失率將會達百分之九十甚至更高)，即使是一個正確估價，立即組黨的代價也已 經過高了。 可見，組黨在目前情況下除開一點「造勢」的效果外，並無什麼實質性成效。 嚴家其先生以政治學家聞名，因此筆者在這裡的一番議論雖然久已成形，卻一直 未敢見諸文字，終於斗膽班門弄斧，實在是考慮到自己應對國內的人民負責。為文 或許有不妥之處，希望朋友們批評，也希望嚴先生指教。 民運組織的架構問題 民陣理事長朱嘉明先生在聯席會議前的民陣理事會上指出，在目前民陣的三權分 立架構下（此一架構亦為民聯所採用），行政系統，監督系統和決策系統之間，在 制約，監督，溝通，協調等方面諸多困難，應以既符合民主，又有效、和諧為原則 ，加以改進。筆者認為這個分析是很準確的。事實上，有感於海外民運目前行政運 作的種種困難，借合併而「改制」的呼聲在本次聯席會議上已經非常明朗並在與會 者中取得了共識。 不言而喻，目前民陣組織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行政效率下降，人事糾紛不斷。究 其根源，不能不說和如下的事實大有關聯：在經歷了中共的四十年專制慘痛之後， 民運圈中有一種「獨裁恐懼症」，看到他人握有權力時多多少少有一點談虎色變。 實際上，權力相對集中與獨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對於保證一定的行政 運作效率是必不可少的。泛民主傾向只會帶來低效和決策混亂，其危害但凡搞過實 際工作的人都是非常明瞭的。從另一方面看，美國總統的權力不可謂不大，連參眾 兩院多數通過的決議亦可動輒否決，但總統卻不可能獨裁。因為要獨裁必須有絕對 的權威。按照嚴家其先生在其名著《首腦論》中的分析，權威的來源有三：繼承、 暴力、民意。顯然美國總統的權威來源於民意，而民意基礎上的權威與獨裁是不相 容的。如果說海外民運中已有什麼人具備有權威的話，他的權威也只來自於民意而 已。民陣日本分部的吉啟鳴先生曾專門撰文，論述在海外民運中有五大試圖獨裁者 難於逾越的鴻溝，使得個人專權實際變得不可能。 因此，筆者在這裡要甘冒受抨擊的危險呼籲，目前在海外民運中多有出現的「制 衡第一，做事第二」、「為制衡而制衡」等，可以休矣。如何發揮最大效力去推動 大陸的良性變化才是第一重要的。記得民陣二大時，劉賓雁先生曾諄諄告誡與會者 要「警惕心中的小毛澤東」，化戾氣為祥和，多一點相互信任，少一點相互猜疑。 事實上猜疑可以是無止境的，且殺傷力極大。的確，相互的猜疑和輕信別人的猜疑 只會搞得人人自危，因為它使得每一個人都處在隨時都可能聲譽掃地的窘境中。 也許還應該提一下海外民運中關於「三權分立」的概念混亂。 首先，三權分立是指對國家政權而言，筆者還從未看到西方的哪個成熟政治組織 在內部搞三權分立，一般都是設一套行政機構，再設一套監察機構，兩權分立而已 。民陣民聯德國分部就是這種構架，他們的運作效率和成果在海外民運圈中是有目 共睹的。 再次，三權分立本身是指行政，立法，司法分離，並非隨便拿出三個什麼權力一 分就可以。像民陣總部目前的決策權和行政權分離的情形，筆者認為就是一個極不 合邏輯的架構，決策人不用負擔任何責任和風險，而承當責任和風險則似乎只剩下 聽命行事的可能，這種情況稍有頭腦的人都應該認為是說不過去的。並且這樣做的 結果，導致了理事會和行政總部之間的權限在很多情況下界定混亂，徒然引起了很 多不必要的摩擦。類似的情況在民聯總部也多次出現過，據說也是搞得大家束手無 策。 總的來講，筆者認為，在未來的「改制」中必須使行政權力相對集中，以保證辦 事效率。決策權和行政權不能分開，同時去掉因「為制衡而制衡」而設的機構，行 政決策部門與監察部門兩權分立，以使機構簡化，減少部門間的不必要摩擦，同時 也可以節約開支。 關於海外民運的定位 這本身應該是一個很「古老」的問題了。可惜這次聯席會議上仍有一些現象，讓 人感到這個問題並未解決。比如有一位享有盛名的民運權威，在會間回答關於組黨 問題的疑問時竟然說：「中國日後的民運就是靠海外這些人了，幾百人，上千人， 組成核心，回國之後黨員很容易發展到幾十萬，幾百萬。」 筆者在歸程中曾就此問題向民聯前主席胡平先生專門作了請教，他作了一個非常 風趣的回答，不妨輯錄在此：「中國較有影響力的民運領袖人物現在多在海外，這 是正常的。在奧運會休會期間，運動員的座次按上屆名次算嘛。然而一旦回國，賽 事重起，就當然不會是這樣了。如果說有一百個民運高手，現在至多有五個在海外 ，九十五個在國內。」 其實民陣也一直在強調民運的根在大陸，民陣主席萬潤南先生就曾提出，海外民 運應重在培養一個成熟的反對派，因此民陣的任務是，面向國內，保持壓力，廣泛 結盟，加強研究，準備應變。 之所以在這裡重提角色定位問題，是因為對此問題的清晰認識，倒是的確能夠化 解被大家談爛了的「內鬥」問題。曾有朋友對我開玩笑說：「咱們這班在海外的人 ，實在應該互相提攜著才對，中共一黨專政不結束，咱們誰也沒戲唱。即使共產黨 倒了，有沒有戲也要看咱們齊不齊心，否則國內人誰認咱們呢？這民運圈中明白人 應當不少，怎麼連求最大公約數的概念都沒有呢？」 我當時就說，不是大家不懂什麼最大公約數，而是有些人錯以為大陸「光復」在 即，海外民運是未來當然的天之嬌子，此時不爭，以後就為時晚矣。□ （錢海鵬：民陣理事，民陣比利時分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