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達不到民主 ----與顏真先生商榷 ·齊 墨· 拜讀了顏真先生在最近一期《中國之春》上發表的《激進達不到民主》一文，有 些感想要說。顏真先生認為胡平「越來越明顯的成為海外民主激進主義的理論代表 」，而我則認為顏真先生已經是名符其實的「民運取消論」的代表，因為他有一套 看起來完整的理論。 一、關於中共改革的評價 顏真先生對「鄧小平的改革的評價是相當高的」。他認為「改革以來，中國大致 走在一條方向正確的道路上，沿著這個方面走下去，中國的現代化(包括民主化)是 有希望的，這個過程不應該被打斷」。他還把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的繁榮歸功於鄧小 平的正確領導。在此我想提請注意的是：被顏真稱為「方向正確的道路」包括「四 個堅持」和以此為依據的清污、反自由化、六四屠殺和此後的大清洗及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這句話與中共一貫強調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的含義是相 同的。 任何人不能否認，中國大陸近十年來的經濟面貌和人民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但 任何人也同樣不能否認，中國大陸比起香港和台灣這些在一九四九年時處於同一發 展水準的地區，有非常大的差別。造成大陸落後的原因祗能是：共產黨的統治。戰 後四十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在原來基礎相當的國家中，凡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經濟就要遠遠落後。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的改革，就應當確認：這種改革僅僅是中 共對自己犯下的歷史性錯誤的一種不徹底的改正。如果沒有中共在大陸的所謂「革 命」，大陸今天的經濟會是這種樣子嗎？那麼現在的改革還有必要嗎？一個人自己 放了火，然後再去救火、滅火，我們顯然不能說這個人的行為有什麼偉大的意義。 對於中共的改革也應如此理解。 當中共開始農村經濟改革時，我還在農村。有些農村幹部對改革的評價就是：「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農村的改革證明，中共三十餘年在農村的統 治完全是錯誤的。中共近千萬幹部在農村的工作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有害的。他 們以其自身的存在不僅浪費了農民的血汗，而且還阻止了農民的富裕。農民的貧困 正是在中共幹部放鬆控制之後才逐步解除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就是倒退到中 共革命以前的狀態，雖然這種倒退還沒有走到底。所以，改革不能證明共產黨的偉 大，恰恰證明了共產黨的反動。 今天中國經濟的穩定和繁榮，其功勞不能計在共產黨的帳上。現在還有不少人在 觀察大陸經濟時，往往仍把大陸的經濟視為中共控制的一元國營體系。六四之後， 有人看到中共停止改革，國營經濟萎縮，就認為大陸的經濟會在短期內崩潰。而現 在有人看到大陸經濟的繁榮，又認為是中共的功勞。其實，今天中國經濟的繁榮主 要是由民營企業支撐的，大陸的經濟已經出現了兩套不同的體系：國營的和民營的 (包括鄉鎮和個體)。六四之後，大陸的經濟沒有崩潰，也是因為民營經濟的穩定。 當前大陸民營經濟的比例已經超過國營經濟。如果我們現在還用傳統的社會主義計 劃模式來分析大陸的經濟，就會發生誤斷。 如果把大陸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素考慮在內，就會看到：在同樣條件 下，凡是共產黨控制鬆懈的地方，經濟就繁榮。深圳、海南等特區「特」在什麼地 方？「特」在共產黨的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經濟權力所取代，形成了兩元 的權力中心。民營企業能夠發展起來，是靠共產黨的政策還是靠掙脫共產黨的控制 ？筆者曾聽到很多在大陸自辦企業的人講述他們的艱難的創業史，而所有這些他們 遇到的困難無一不是共產黨的制度造成的。如果沒有這種制度的限制和壓抑，大陸 經濟的發展祗能更快。因此，把經濟發展的功勞歸於鄧小平，不是很荒唐嗎？ 二、誰是動亂之源？ 顏真先生通過一系列文章已經造成一種「話語體系」，即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必然 伴隨著動亂和大災難，為了民族利益和人民生存，不應該反抗中共的現行政策去進 行民運。由此，誰要談論民運，便會立即遭到顏真先生的責難：「你怎樣去實現民 主，同時又避免成千上萬人傾家蕩產，餓死凍死和社會動盪、經濟崩潰的局面？」 這種「話語」一旦成為一種體系就具有強大的支配人的思維和行動的「權力」。顏 真先生的一套「話語」要使人們確信，在民主化中動亂和災難是不可避免的。人們 如果順著這套思路走下去，就祗會去考慮怎樣避免民主化中國的動亂，而不在反過 來想一想：難道保持現狀中國大陸就沒有動亂？人民就沒有災難？ 六四之後，中共在反擊民主的宣傳中提出的論點，也是說民主會給中國帶來混亂 和災難，祗有一黨專政才適合中國的國情。我並不認為顏真先生與中共的宣傳機器 出於同一目的，但從實際觀之，我不能不遺憾地說，顏真先生以他的身份和他的論 證在海外卻會起到比中共宣傳更重大的誤導。 按照顏真先生的邏輯，目前中國大陸的現狀是穩定的，祗有試圖去打破它(比如進 行民運)，才會導致動亂。他對中共統治大陸四十餘年的歷史的忽略，使我感到驚奇 。回顧大陸從鎮反、反右、三年災害、文革到六四屠殺這一次次的動亂，哪一次不 是中共自己製造的？就說最近的八九民運，當時中共命令北京的警察撤崗，地鐵停 開，故意造成混亂局面以加害學生。並且還調動幾十萬野戰軍圍困北京，出動了坦 克、飛機、導彈部隊。我想，顏真先生也不會認為這種動亂是學生製造的。四十多 年的歷史證明了一個與顏真先生的看法完全相反的道理：共產黨極權統治是動亂之 源，它存在一天，大陸的動亂危險就存在一天。直到今天，中共還沒有承諾不對台 灣使用武力。中國人自相殘殺的陰影並沒有消失。 至於說到災難，中共在這四十餘年中製造的災難已經是空前的。那些埋骨北大荒 右派，六０年被屍骨漂白了田野，青海勞改農場沙漠下的纍纍屍首，文革中血水染 紅了江河，魏京生十三年的鐵窗生涯，都是最有力的證明。想到這些，人類的良心 應該感到焦慮。而顏真先生似乎沒有正視共產黨製造的這些災難，而僅僅去預告民 運會帶來災難。 民主化為解決共產黨極權體制下的動亂和災難提供了唯一的一種可能性。目前， 大陸海外民運組織如民聯、民陣和港台的民主力量均達成了一種共識：和平演變救 中國。這句話的含義有二：第一，中國要向民主自由轉變；第二，轉變的過程不是 通過革命，而是和平手段。民運組織是中國的穩定力量。它們並不是要打斷中共向 民主化的轉變，而是在促進這種轉化。今天最起勁反對和平演變的恰恰是中共。這 更表明了中共喜歡製造動亂的本性。不能排除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戰亂 。如果真的出現了戰亂，第一，是違背民運宗旨的，第二，也決不是中國民主力量 製造的，而肯定是中共自己製造的。在今天，軍隊和宣傳工具掌握在中共手裡。其 他任何民運組織根本就沒有製造戰亂的條件和「資格」。而中共內部的各路諸侯野 心家如果發難的話，中國將在劫難逃。難道我們能夠把這類可能出現的動亂歸罪於 民運？ 顏真先生不斷地懇求、呼籲民運人士不要為了民主而造成人民的不幸。這套「話 語」的含義是：如果誰還要從事民運反抗中共，誰就是不負責任的，是激進派，誰 就沒有像顏真先生那樣考慮到人民的生存問題。我現在建議顏真先生轉換一個懇求 和呼籲的對象，公開向中共要求接受和平演變道路，放棄武力威脅，不再繼續製造 動亂。這樣做，才是有的放矢。 對蘇聯、東歐的變化，不同的中國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中共的報刊和顏真 先生的文章均把蘇聯的變局描寫成為一種災難，如「國家分裂，民族衝突，經濟萎 縮，食物缺乏，機構癱瘓，社會動盪。」他們並以此來警告中國人不要走民主化的 道路。但是顏真先生是否應該想一想，今天蘇聯出現的這些問題，其原因在於蘇共 的長達七十餘年的統治還是在於民主化？它們是民主化的原因還是民主化的結果？ 在我看來，把目前蘇聯出現的某些混亂歸罪於民主化是倒因為果。如果繼續保持共 產黨的統治，這些問題祗會加劇，而永遠不會得到解決。現在蘇聯人民自己選擇民 主化的道路，並且這條道路比起十月革命的血雨腥風來完全是和平的，人道的。難 道繼續保持著蘇聯過去那種民族的壓迫、人權的踐踏，就不是災難嗎？顏真先生為 蘇聯「國家分裂」感到惋惜，表現出了他的「國家至上」的情結。他仍把國家的統 一(甚至是像蘇聯這樣的以武力維持的統一)的價值置於人權、民主、自由之上。如 果我們看到，蘇聯人正是通過這種暴力維繫的蘇聯的解體而獲得了新生，那麼，這 種解體對於蘇聯人來說是幸福而決不是災難。如果我們再想到威脅人類生存的冷戰 的結束，想到一個可以把地球毀滅多次的、也曾經給中國人造成生存威脅的帝國的 消失，那麼蘇聯的變局也是整個人類的福音。 三、對民主理解的誤區 顏真先生提出的「民運取消論」在海外獨樹一幟。他認為，八九民運的方向就錯 了。祗要人們不打斷中共的發展方向，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民主化是有希望的。「社 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是魚和熊掌不能兼得，是一種兩難選擇」。所 以為了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就可以犧牲。顏真先生的這些論點大概是因他對民主 和民主化的誤解而產生的。 按照顏真先生的觀點，民運組織的存在和民運是沒有必要的，中國人祗要等待中 共的發展就可以得到民主。祗要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歷史，顏真先生的看法就會不攻 自破。我希望顏真先生能夠以事實證明下列兩個問題：一，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 經過民主運動就實現了民主政治；二，中共怎樣去和為什麼要在中國實現民主。從 古代希臘到今天的台灣、南韓，民主制的實現均是老百姓為之奮鬥的結果。民主制 度的動力是知識分子、工人、農人。統治者雖然會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民主改革，但 這是民眾推動的結果。絕沒有統治者生來就喜歡民主。特別是中共這樣獨裁成性、 暴力起家的黨，怎麼會主動地向民主制度發展？沒有一個不斷成熟的反對運動對中 共施加壓力，中國的民主化是沒有希望的。等待達不到民主。 民主制度是以承認人的不完美、承認人性本惡為前提的。用中國人的水準低劣來 證明民主制之不可行，正好是南轅北轍。顏真先生曾經提出一個「水桶原理」來說 明中國目前不能實行民主制。他說：「『水桶原理』的內容是：一個水桶的容量是 由最短的那一塊木板限定的。這個淺顯的定理運用到我們所討論的題目就是：一個 社會民主化的水平是由這個社會最薄弱的環節所限定的」。根據顏真先生的分析， 大陸社會「最薄弱」的環節是農民，他們的素質不高決定了大陸不能實行民主制。 如果這個原理成立的話，世界上就不會有民主國家了。道理很簡單：任何國家都存 在反對民主的力量。比如，筆者所在的德國就有納粹勢力。顯然這種反對民主的政 治力量，是該社會「最薄弱」的環節即「最短的木板」。如果該社會的民主化程度 真是由這塊「最短的木板」來限定的話，那麼就是取消民主制。把一個水桶與一個 社會相比，是一種「無類比附」，無助於我們解決任何問題。 西方的民主化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和現在的情況是很不同的。在開始， 總是少數人為民主奔走呼號，社會居民對民主的認同永遠有差別。在很多國家實行 民主制的時候，還有很多居民不理解民主，甚至反對民主。法國大革命之後，還發 生過帝制復辟。民主的實現決不是等到所有的人都擁護民主的時候才能到來。 顏真先生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實現描繪成類似「末日審判」的恐怖圖景。實際上 ，許多困難是可以解決的，如果中國的民主力量有眼光，制定理性的計劃，並相應 地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操作程序，可以使中國大陸和平演變。他提出的許多問題，比 如農民進城問題，人口問題，已經有人作了回答(見黃有光，《民主化與城鄉衝突》 ；郭廣，《什麼是理性選擇？》，收入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台灣唐山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筆者主張民運走一條穩健的道路，即堅持民間獨立的反對運動，採用和平理性的 手段，不要急於在近期內取代共產黨。大陸民主化道路最好的設想是：在民間力量 的壓力下，中共被迫慢慢改變自己，改變發展方向，修改大陸的憲法，開放黨禁、 報禁。在民主化中，街頭的抗議活動是必不可少的，但民運人士更應該強調憲政理 念和法治精神。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的繁榮，並不證明民運的失誤，而是更加快了和 平演變，加快了民運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