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大陸改革的出發點 ·江 峽· 本文是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在多倫多的一場講演的底稿。原稿較長，我們作了相 當的刪節。 改革的困境 近年來，人們一直對改革應該走體制內的道路還是走體制外的道路這個問題爭論 不休，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也是這個大爭論中的一種表現形式。新權威主義者們 希望見到這樣一個政府，它在政治上上有足夠的權威或控制力，並借用這種權威推 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而最後在經濟發展的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政治民主。 這種主張面臨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在專制主義體制下能否實現自由經濟。 中國十幾年來的改革實踐已經證明，在現行體制的「權威」與實行自由經濟的第 三世界專制主義國家的「權威」的根本區別在於，後者的國家政權是用來保護市場 經濟的，前者的國家政權和與之一體的計劃體制是直接排斥市場機制的。不改變舊 的權利結構而又試圖實行市場經濟，其結果不是形成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出現官僚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前提是生產者在市場上的平等競爭。中國現行權利結構本身 已排斥了自由競爭的前提。在不觸動現存權力結構的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形成強 大的中產階級，祗能是幻想。那麼，能不能由這個政權自己強制實行私有制的改革 ，通過產權私有化而改變自身的權力結構？中共改革派中的激進一翼的確有此意圖 。問題在於現實的力量對比。首先，激進派必須戰勝強大的保守派及其身後龐大的 既得利益集團的抗拒。靠現行體制自我改革，很大的困難在於激進派為推行其改革 所利用的手段--現行權力體系，同其改革的目的--使現行權力體系解體的經濟自由 主義，二者是相互衝突的。其次，它必須戰勝社會大眾的反抗。對於激進派來說， 最大的困難還不是保守派的阻撓，而是來自自由主義改革將會引發的強烈社會動盪 。1988年，僅僅一個價格闖關的試探性氣球就已引起瘋狂的搶購風潮，嚴重的通貨 膨漲成為89年大規模社會民主運動的直接社會動因。如果進一步推行經濟自由化， 大規模的工廠倒閉和失業引起的社會震盪有可能給激進派甚至整個中共政權帶來滅 頂之災。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八九民運--改革中止的「三部曲」已經展示了由現政 權強行推行經濟自由主義，對於中共激進派來說，非不想也，實無膽也。即便有膽 ，亦無力也。它對付得了保守派與社會大眾的共同抗拒嗎？ 體制內改革的失敗，八九民運，東歐和蘇聯的巨變，一時給經濟自由主義改革派 帶來某種希望，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民主化將成為自由主義改革的出路，因 為它能打碎阻礙自由經濟的現存權力結構。然而好夢不長，近來民主派紛紛變成權 威主義者的現象說明，東歐和蘇聯的現實已使他們意識到和預感到民主是一把兩刃 劍，它向左一揮可以斬斷舊的權力結構，向右一揮也可以斬斷經濟自由主義。關鍵 是東歐和蘇聯的先民主化，後自由化的道路日益被證明絕非坦途。現實已開始打破 人們對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式的幻想。由現行體制轉變為經濟自由主義，計劃 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國有制轉變為私有制，必然伴隨著物價飛漲，貧富差距，企 業破產，工人失業，和原有的就業、福利等社會保障的削弱甚至喪失。所有這一切 ，原是自由市場機制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本性決定的。對於廣大的 不久前雖然相對貧困但至少還享有種種最起碼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的人們來說，這一 尖銳的反差顯得格外痛苦和難以忍受。而這種狀況，是經濟自由主義本身在短時期 內，甚至長時期內也不可能解決的。自由的市場機制，祗能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 下解決經濟效益問題，而不能解決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問題。大規模的社會動盪， 民眾的不滿和反抗，勢難避免。民主，將成為大眾對自由主義經濟不滿的公開宣洩 的渠道和可資利用的政治工具。在民主制度下將會迅速組織起來的大眾的反向運動 的浪潮，最終可能將整個經濟自由主義的改革衝垮。要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取向，唯 一的辦法就是取締政治民主，代之以新權威主義，換言之，以專制主義的手段，以 對大眾反抗的嚴酷鎮壓，來強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這是經濟自由主義改革的邏輯 結論。那些至今仍主張先政治民主化後經濟自由化的的反新權威主義的民主派們， 在這一點上對新權威主義者的反駁是極其無力的。 目前，一種經過改良的新權威主義觀點是：先通過民主化將舊權威體制打碎--在 舊權力結構的廢墟上建立以經濟自由主義為改革取向的新權威--通過新權威實現經 濟自由主義。這種新權威主義同中共激進的改革派所要實行的新權威主義，在改革 取向和改革手段上沒有任何實質性區別。人們於是會問：憑什麼中共激進派強制推 行經濟自由主義改革會導致權威喪盡，而「新權威」強制推行同樣的經濟自由主義 卻能獲得權威？世上當然沒有這種道理。實際上，一旦民主化將舊權威體制打碎， 任何人強制實施經濟自由主義必然會導致大眾的強烈抵抗。在這種社會動亂的條件 下任何社會力量若想獲得「新權威」，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將不得不對民眾的要求 妥協。為鞏固自身權力計，為平息社會動亂計，「新權威」將很難實施經濟自由主 義的模式。不論是舊權威還是新權威，強行推行經濟自由主義所引起的社會衝突和 動盪將使其固有的「權威」喪盡。為建立秩序需要取締民主。為建立秩序也放棄經 濟自由主義。結果是既喪失了民主，也沒得到經濟自由主義。 改變單一的改革價值取向 這裡已觸及到事情的根本--我們為什麼要改革？改革最終是為了什麼？這是改革 的根本價值取向問題。可以說，儘管存在著各種分歧，當前相當一批知識份子和民 運人士心目中的改革，並沒有擺脫中共改革派一開始就規定下來的價值取向--經濟 效益至上。這種改革取向背後的價值觀，仍然是那個一百多年來惡夢般地糾纏著中 國知識份子和官僚階層的重現中央大國的渴望，因而都從「國家興亡」出發來規劃 改革的取向。直到今天，改革的必要性，仍然以「開除球籍」的危險為最終的依據 。好像十幾億中國人至今仍然祗存在著一個人格，一種需求。從這裡出發，中國當 前所有的現實問題，便祗有用「經濟效益」這一把尺子來度量。從這裡出發，社會 公正和保障要服從經濟效益，公民幸福要服從國家目標，社會的宏觀調控要服從市 場的自發運行，工人要服從企業家，民主要服從新權威主義。按照這種狹隘的經濟 效益至上的自由主義改革取向，中國老百姓基本生存保障的需求不見了，大眾在現 行制度下對自由，平等和人權的渴望不見了，工人們成為企業的主人的要求不見了 ，整個社會用民主制度來自我保護以防止大躍進一類的悲劇重演的迫切需求不見了 ，大眾反對官僚等級制度，消除特權的強烈要求不見了。改革的內涵於是祗剩下單 方面規定的經濟現代化和經濟效益。 事實上，人同時有著多種多樣的需求。生存，安全，和平與秩序，富裕，平等， 自由等等。促進經濟增長的合理性，是以承認其它基本的人類價值為前提的。若過 度地強調經濟增長，甚至到了否定其它基本的人類價值的地步，促進經濟增長就喪 失了自身的合理性。 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提高經濟效益祗有同他們的切身利益的改進連在一起才是 有意義的。如果為追求經濟效益而危及到他們基本生存和勞動權力，基本安全保障 ，那麼這樣一種經濟效益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打破鐵飯碗不是不要飯碗，反對平 均主義也並不意味著認可無止境擴大的貧富不均。平均主義固然會導致效益低下， 貧富不均也可激起民眾造反，國內戰爭。簡單地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式倒轉 過來並非出路。人們每一種需求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但同時也有其在需求結構 的整體中各自的位置和限度。如果對某種合理需求的追求超出了它自身的限度而破 壞了其它更為基本的需求，結果必遭天譴。因此，在改革的價值取向上，應廢除各 種形式的單一價值取向，自覺地去追求多種社會需求的協調。在當前應特別注意經 濟效益與社會保障的協調；個人，企業，地方的自主活動與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 改革與社會相對穩定的協調。這不是什麼二元論，而是任何社會包括當今發達國家 平衡穩定地發展所必須兼顧的二重性。 經濟自由主義的效益至上的價值取向由於無視其它必不可的基本社會需求和社會 價值，因而儘管它在抨擊現行體制時有一定吸引力，但遲早將會被多數中國人所放 棄。有意思的是，堅持現行體制的保守派們，也在大談計劃與市場的結合，宏觀控 制與微觀搞活的結合等等似是而非的協調論。關鍵是，現行體制在結構上已預先排 除了需要協調進來的另一方，而保守派們所謂的協調卻偏偏以堅持現行體制為基本 前提。你若真的想追求綜合價值取向，你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現行權力結構。你若 堅持現行權力結構，你在實際上就是堅持現行權力結構所內化的片面價值取向。保 守派的協調論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言辭，無法實現的空談。 那些把當局關於綜合價值取向的言辭當真的人，誤以為當局的困境證明綜合價值 取向行不通，從而轉向單一價值取向。殊不知當局的困境並不能證明綜合價值取向 行不通，而祗能證明綜合價值取向在現行體制下行不通。潑洗澡水時別把孩子也潑 出去。 歸根到底，改革是為了人，為了每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中國人，而不是為了傳 統觀念中把每個個人抹掉的抽像的「中國」。中國問題，必須作為中國老百姓的問 題去思考。中國的命運，必須作為中國老百姓的命運來看待。改革如果不為中國大 多數人所接受，必然失敗。而要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我們就必須站在中國老百姓的 立場上，重新定義改革。 一些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的人會說，這種改革的重新取向和對第三條道路的尋求是 完美主義的空想，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承認對「完美主義」的告誡有它 的合理性。人們對於道路的選擇，並沒有絕對自由，而總是受到選擇者頭腦中的價 值觀和認識水平以及客觀物質條件的限制。不顧主客觀條件的制約而去追求完美的 模式，一定碰得頭破血流。在很多情況下，目標的相互衝突也迫使人們不得不放棄 一些目標以實現另一些更為重要的目標，「忍痛割愛」，英文稱之為「trade off」 。 問題是，第一，你有什麼根據斷言現行體制和自由資本主義已窮盡了現時中一切 可能的選擇呢？特別是對於中國這個具有幾千年獨特的文明傳統和已實行了幾十年 國有制的國家，在它名符其實地處於「史無前例」的歷史性過渡中，你有什麼根據 斷言除了自由資本主義之外，所有其它的選擇都是完美主義的空想呢？ 第二，在客觀條件相同的條件下，人們的主觀價值取向制約著人們的選擇。站在 原有改革取向的框架之內，新的取向當然行不通。你如果堅持經濟效益至上的改革 取向，你就不能不滑向經濟自由主義，不能不從根本上破壞很多人的生存保障，不 能不壓制這些人的反抗，不能不犧牲民主。新權威主義說到底，是原有改革取向的 邏輯結果。原來的民運人士現在紛紛轉向新權威主義，恰恰說明現存的改革取向是 一個無形的陷阱，一旦踏進去，便身不由己，不得不服從其內在的邏輯。而從老百 姓的另一種價值取向上看，並不一定是不可能的。在經濟自由主義的嚴重後果已越 來越清楚地顯示出來之後，你有什麼根據繼續斷言祗有經濟自由主義取向是現實的 ，別的取向都不現實呢？ 第三，在必須對相互衝突的社會目標忍痛割愛的情況下，你有什麼權利代表中國 老百姓去割他們的「愛」，而不是由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去決定什麼「愛」可 以「割」，什麼「愛」不能「割」呢？對新的改革取向和第三條道路的探求，至少 為中國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選擇。中國老百姓已經並將繼續用他們的實際 行動表明他們要什麼，不要什麼，什麼痛可忍，什麼痛不可忍，什麼愛能割，什麼 愛不能割。如果講「現實」，這才是最無可爭議的現實。 我們必須力戒不現實的理想主義追求。可笑的是人們常常在反對理想主義的同時 ，卻把自由資本主義當作相比之下最理想的模式來推銷。在現行體制和自由資本主 義都將不可避免地把中國引入社會大動亂的前景下，對第三條道路的探求並不是完 美主義的空想，而是無法抗拒的社會歷史要求。 分級自治 從中國的國情來看，分級自治應是值得認真考慮的第三條改革道路。 在實現分級自治的改革目標時，至少在原則上，對於公民權利和國家政權民主化 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主要分歧是在基層單位(工廠、學校、商店等)的自治模式上。 所謂模式的選擇，主要是在這一層次，因為產權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社會關係 主要是在這一層次上決定的。由誰來「自治」？採取什麼樣的產權關係？企業內部 如何分配權力？國家和企業之間如何分配權力？如何協調企業自由與國家的宏觀控 制？等等。在這裡，需要回答的問題比已有現成答案的問題多得多。這些問題是需 要大家共同探索的。本文並不準備展開這些具體問題，而僅僅對已有的自治模式的 主要經驗教訓作一些初步概括。 企業的相對於國家權力的自治可以私有制為基礎，也可以合作制為基礎。我們稱 以合作制為基礎的通過合理而有效的民主方式實行自我管理的企業自治為「民主自 治」。以私有制為基礎，將不可避免地在企業中再現生產者和所有者之間的對立， 單個資本家或集體資本家(股東的組織)與工人的對立。特別是在通貨膨漲，企業倒 閉，工人失業等很難避免的經濟轉型時期，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企業自治很難協調經 濟效益與社會公正，工作保障，防止過分收入差距等同樣重要的其它社會需求。同 其它模式相比，企業民主自治協調不同社會需求的可能性最大。當然，合作制本身 並不能保證它一定成功，因為有不同類型的合作制，看你採取哪一種。南斯拉夫工 人自治的教訓之一，就是沒有用某種產權形式把工人的自身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 和長遠利益結合為一體。產權下放不到位，因此企業出現種種「短期行為」。相反 ，西班牙工人自治的合作企業蒙在根(Mondragon)通過其特有的產權形式，使工人的 自身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和長遠利益結合為一體，從而成功地將經濟效益、工作 保障、相對平等等等社會價值和需求整合了起來。民主自治模式能否成功的第一條 ，就是能不能找到將工人自身利益同企業經濟效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的產權形式 。蒙在根的經驗說明這種結合是可能的。 從南斯拉夫的經驗看，民主自治的第二條，也是更為重要的教訓，是自治企業必 須置於一個民主化國家的宏觀調控之下。企業自治與國家宏觀調控之間必須保持某 種平衡。現在一些人已習慣於把南斯拉夫特有的工人自治模式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工 人自治道路。事實上，南斯拉夫今天以民族衝突表現出來的尖銳的社會問題在很大 程度上是擺脫了國家宏觀控制的市場機制自發運作的結果。在自發運作的市場機制 下，你的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越是優越，你的產品成本就越低，質量就越好 ，從而利潤就越高；資金，技術，人才就越往你那兒流動，結果是「良性循環」。 南斯拉夫的改革從反對斯大林中央集權的經濟模式出發，走過了頭，過分強調權力 分散，過分強調企業和地方自治，過分強調市場的自發作用，忽略了國家作為社會 共同利益的體現者對市場機制的必要調控。在引進市場機制和將本國經濟與世界資 本主義經濟體系整合時，沒有充分考慮到本國經濟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等等， 而任市場機制自發運作，從而使不平等越演越烈。在國際上，匆忙與西方經濟整合 而缺乏一個強大統一的民族國家對民族經濟的必要保護，使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南斯 拉夫成為發達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的方便場所，導致嚴重後果。在國內，市場的自發 運作使原先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各共和國過分自治又使得 國家統一的財政，貨幣政策和發展計劃難以制定和執行。社會統一的利益被越來越 獨立的地方利益所肢解。各共和國初始時的不平等，發展為地區間日益嚴重的貧富 差距。這種地區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同固有的民族問題結合起來，形成貧、富共 和國之間的尖銳對立，直至發生今天各共和國之間的內戰。民主自治道路的第二條 基本教訓，就是企業和地方的自治要有一個限度。國家通過財政、貨幣、法令等手 段對地方和企業行為進行調控。企業自治與中央宏觀控制二者之間必須保持一種平 衡關係。 這裡順便提醒對未來中國「強地方，弱中央」的局面抱有盲目樂觀的人們：請注 意事物的限度。南斯拉夫自治理論和實踐的教訓告訴我們，作為社會共同利益的體 現者的國家其本身並不是禍害。成為禍害的是同社會共同利益相異化的專制國家。 防止國家異化的辦法不是根本取消國家這個社會共同利益應有的協調機構，而應是 使國家民主化。無論是為了消除市場運作的有害後果還是為了在國際競爭中保護相 對落後的民族經濟，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同地方和企業自治保持某種平衡的中央權 力是不可缺少的。一個中央權威一旦喪失將難以復得。 如果合理地解決了產權形 式和社會宏觀控制這兩大問題，那麼企業民主自治將成為以消除現行體制的基本矛 盾，實現綜合價值取向為宗旨的改革所能求得的，相比之下最好的模式。 第一，基層單位或企業的民主自治，將為國家的政治民主化奠基。中國現行體制 民主化的最大難題是社會對於現存的等級集中的權力結構一旦消失後的承受能力。 西方政治生活中各政黨走馬燈式地上台下台而沒產生大的社會動亂，是因為建立在 產權獨立基礎上的西方社會實質上是自治的，社會生活和經濟運作是相對地獨立於 國家政權的。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共產黨一旦下台很可能造成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全 面混亂甚至癱瘓。這是中國民主化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和當局反對政治民主化的最 難以反駁的口實。國家政權這一層次的民主化需要能夠承受這一變化的社會基礎。 從這裡出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不一定倣傚蘇聯東歐，不一定直接從國家政權這 一最高層次的多黨制入手，而可以走相反的順序，從基層民主自治入手，或上下結 合。基層的人民民主自治，將為國家政治民主化奠基。不僅如此，它本身就是民主 制度在社會這個層次上的直接實現。 第二，企業的民主自治將為市場機制奠基。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論調，認為市場機 制祗能以私有制為基礎才能建立起來。這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神話。例如在中國，已 在很大程度上納入市場機制的鄉鎮企業並不是以私有制為基礎。對於建立市場機制 來說，祗要企業產權獨立，這就夠了。我們看到，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取向的改革， 民主化與市場化很難協調，結果一派主張先市場化後民主化，另一派則主張先民主 化後市場化。本文不僅指出對立的兩派主張都行不通，而且進一步展示出企業的民 主自治的道路，既是民主化，同時又是市場化，一箭雙鵰，解決了民主化與市場化 的對立。 第三，企業民主自治可以協調經濟效益，社會公正，工作保障，防止過度收入差 距等同時並存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要求。經濟效益的基礎是生產者切身利益同經濟效 益的聯繫。同特定的產權形式相連的企業民主自治，使生產者同生產、交換、分配 、消費的權利重新結合起來，無疑將大大提高生產者的責任感，積極性和創造性， 從而提高生產的經濟效益。即便是沒有建立起適當產權形式的南斯拉夫，其經濟增 長率在70年代中受到西方轉嫁經濟危機的衝擊之前，二十多年中也保持了較高的經 濟增長率。就收入相對平等和就業保障而言，民主自治企業無疑較之私有制企業有 更多的優勢。在工資和利潤分配問題上，在私有制下，往往是通過工人和資本家之 間以解雇和罷工等形式的激烈衝突來解決。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由於經理和工人的 切身利益同企業長遠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祗求擴大個人消費而產生的工資飛漲與祗 求擴大個人權利而產生的過度投資不僅破壞了經濟效益，而且成為通貨膨脹的主要 根源。相反，西班牙蒙在根的工人自治企業在經濟衰退，企業遇到困難時，工人通 過民主方式通過決議，自行裁減自己的工資以使企業度過難關。同樣一件事情，由 人們自己選擇與被它人強迫接受，其性質和後果是很不相同的。 第四，以社會基層單位民主自治為目標的改革，將使改革獲得廣大的群眾基礎。 體制內的官僚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已經引發了人民群眾的公開反抗，經濟自由主義導 向的改革也會遲早引起大眾的不滿、懷疑、抵制和反抗。企業和基層單位的人民民 主自治，本質上是人民大眾自己所要求的改革，無疑會獲得群眾廣泛的擁護。改革 不再僅僅是當權者和知識份子的事，而將成為群眾自己的事業。改革因而獲得了可 依靠的，難以征服的強大社會力量。 第五，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基層與企業的民主自治將為在社會相對穩定的條件下 實現中國社會的根本變革提供最好的途徑。 第六，以企業自治為重心的改革，比較容易獲得中共內部進步力量的贊同與合作 ，有可能促進中共的自我轉變，從而有較高的現實性。中共當局目前的確「左」「 右」為難：左，堅持現行體制，經濟危機日益加深，經濟崩潰的前景日益臨近；右 ，強行經濟自由主義的改革，則社會大動亂難以避免。搞企業民主自治，的確是兩 難中的一條出路。其次，從意識形態上說，中共也較容易接受。企業民主自治和民 主化的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是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內部不存在階級對立 ，利潤不論在企業內部分配還是通過稅收由國家再分配，都是民主地決定的，同資 本主義有實質性區別。最後，六四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從根本上動搖。然而，在強 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下，未來新的中共領導人如果能以六四徹底平反為突破，真心 誠意地大刀闊斧地搞企業民主自治和國家民主化，那麼它並非不可能重新獲得大眾 的支持。中共這種實質性自我改造如果真的發生，那將是中國人民的幸事，也是中 共本身的幸事。實現民主自治最理想的途徑，不是單純的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而 是上下結合。 第七，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新的改革取向有可能重新整合中國社會日益增加的利 益衝突和道義分裂。現在談論中國社會可能發生大崩潰並非危言聳聽。而新的改革 取向由於其價值的綜合性，易於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各個派別和利益集團接受。無論 是主張市場機制和經濟效益的，主張民主、人權、平等和社會公正的，還是主張國 家宏觀控制的，都可以從新的改革取向上觀照到自身。單獨從這些主張裡抽出一項 作為改革的基本取向，都可能引起社會分裂和衝突。而它們結合在一起，卻可能為 所有的人提供出路。如果新的改革目標能將日益分裂的中國社會重新凝聚在一起， 中國人將闖過大崩潰的險灘，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文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