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農民會造反嗎？ ·金 驥· 大陸農村中日益增多的流民，猶如滔滔洪水，正向老壩衝去。從一九五０年到一 九九０年的三十年間，大陸人口從五億四千多萬增加到十一億三千多萬。而大陸農 村耕地則在同期由十六億畝下降到十四億畝。人均耕地由三畝下降到一畝多。人均 耕地僅佔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之三十。 大陸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為突出。一九九０年大陸農機總動力 比一九八五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七，使百分之四十農業生產勞動量由農業機械承擔， 使八千六百萬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業生產。 大陸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快也使農田被佔用的速度加快。一九八０年以後，大陸農 村耕地面積每年都減少七百萬畝以上。而同期大陸人口增長每年都在一千五百萬人 以上。中共官方《中國日報》一九九０年十二月五日引述中共國務院勞動部的報告 ，公開承認大陸農村中約一億五千萬農村勞動力實際上無地可耕。 這上億余勞動力擠不入鄉鎮企業，其中許多紛紛離鄉背井，出外碰運氣。離鄉離 土的農民大多湧入大中城市或沿海農村地區，尋找粗重的工作，或者從事家庭服務 業。一九八四年後中共城市管理制度的鬆動，為這些流動中的農民提供了可乘之機 。 「六四」以後，中共為強化城市治安，曾努力將滯留城市的農民遣返農村。但由 於中共力量有限，流入城市農民數量極大，流入渠道眾多，中共當局很難堵住全部 流入的農民。流動農民的確切數字也難以統計。但所有官方估計數字都比較高，有 的高達五千萬以上。一九九０年大陸人口普查中查出的「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 的人和常住戶口待定的人」就達到三千萬以上。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大革命中生育高峰時出生的嬰兒逐漸進入勞動力市場，使 農村新增勞動力每年都達到一千萬人以上，日益加重大陸農村所受到的壓力。《中 國日報》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引述中共國務院農業部副部長陳耀邦的話說，到本世 紀末，大陸農村勞動力中失業人數將達到一億六千萬到二億。這滾滾而來的失業大 軍中的多數，為了生存，極可能會加入現今已很龐大的流動大軍。 這數千萬，甚至上億流動農民工作無著落，生活無保障。因信息不靈，時而湧下 南方，時而又湧上東北。時時都有可能陷入絕境。在生死邊緣掙扎時，鋌而走險的 可能性必然會增大。而當鋌而走險的人數極大時，後果更為可怕。 這支龐大的流動大軍與中國歷代末年孕育出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流民的境況多有相 通之處。西漢末期，豪強大戶依靠勢力操縱市上谷價，借天災人禍，逼迫小農破產 。小農不得不變賣耕牛及土地。破產農民一部分成為大戶的「徒附」，另一部分則 「背本趨末」，「離鄉輕〔棄〕家」，進入城鎮市井或交通驛道沿線驛站，成為小 工商或雇工。西漢大臣貢禹稱，當時幾乎過半數的農民都破產而放棄本業。即使賜 給他們土地，還是賤價賣掉，寧願去做小工商。在大工商壓迫之下，小工商又不免 破產，那就只好去做盜賊。貢禹死後二十二年，西漢穎川郡就爆發了鐵官徒的起義 。到王莽時，失業農民遍佈各地，江湖海澤中如同亂麻沸湯，終於爆發全國性的農 民大起義。 東漢時期，豪強勢力遠遠超過西漢，農民景況更為惡劣，「被穿帷敗，寄死不斂 」。到漢安帝時出現了「萬民饑流」，繼而發生農民起義。到漢靈帝時，「饑流」 更加廣泛，因而引發黃巾大起義，最後推倒立國長達四百年的漢朝。 唐朝開國之初，實行「均田法」，使農民大多擁有一定的土地。可是，「天寶以 來，法令馳壞，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唐玄宗以後，「均田法」實已廢 棄。富豪莊田日益擴大，逐漸遍佈大唐。越來越多的農民則失掉土地，成為「浮客 」。《唐會要》中載，唐玄宗開元年間「浮客」在全唐農村戶口中約佔百分之十， 而到唐代宗大歷年間「浮客」已達到百分之五十，出現了「疆畛相接，半為勢家， 流庸無依，率是編民」的現象。 「均田法」廢棄後，唐廷又推行「兩稅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奪，使小戶農民 負擔過重，因而相率逃亡，成為流散戶。李吉甫所著《元和國計薄》載，唐憲宗元 和二年，納稅民戶比天寶年間少三分之二以上。唐《通典》作者杜佑估計，天寶年 間逃亡戶至少有三分之一。 唐行「兩稅法」後，納稅按錢計算，官與商都有更大活動空間。工商業在此後得 到空前興盛，大量逃亡農戶或處在破產邊緣的農戶都被吸入工商業中。離鄉背井， 投入工商業的農民在擺脫朝廷通過土地實行的束縛及自謀發展中增長了自主意識， 許多人開始敢於違抗朝廷律令，少納賦稅。 由於農民的抵制、戰亂及唐廷對工商業控制薄弱，唐朝後期農業生產不斷下降， 唐廷收入逐年減少。唐宣宗大中七年稅收還不到唐憲宗元和初年稅收的三分之一。 唐廷為維持開銷，不得不在工商業方面打主意，以增加收入。鹽利是唐政府一項大 宗收入。唐代宗大歷末年後，鹽利收入達六百萬，占朝廷歲入半數。唐廷想方設法 壓搾鹽民，以增鹽利。此外，唐廷還在各茶區專設「榷茶使」，加收茶稅。在東南 八道則置酒稅。在各商業區增收商稅。 朝廷的多方搜刮必然與靠工商業為主的眾多昔日農民的利益發出衝突。掙脫土地 束縛的農民自主意識普遍增強，為維護自身利益多敢於違抗朝廷，在條件成熟時更 會揭竿而起。 干符元年，鹽販王仙芝首先在蒲州登高一呼，聚起數千人，發動起義。以後，鹽 販黃巢、王建、錢繆、徐溫等人接連起而響應，在各地聚眾起義，武裝反唐。這幾 人都是販鹽出身，拉起的隊伍也都由棄農經商的小販和失去土地流民構成骨幹。最 後，黃巢率領的農民軍打入長安，徹底動搖了大唐的基業，使之不久後四分五裂。 明初，朱元璋推行移民和屯田政策，限止土地兼併，使農民擁有土地，得以休養 生息。明代中期後，農村破產，大批農民因無法生活而大量逃亡。農民離開土地， 向各地逃亡的主要原因還是土地兼併，各級官吏敲詐，農民負擔過重，各處災荒流 行，水利事業也因豪強佔奪和農民無力修整而損毀，從而災荒擴大。 明代宣德末年，首先在個別地區出現離土背井的流民。到正統年間以後，全明各 處都有離鄉離土的農民。弘治四年明廷調查，全國總戶數比洪武二十六年統計的總 戶數一千六百萬減少了六百九十萬戶，明顯地表示大批農民已離開原住地，到處流 動。 明代的流民，有些是逃亡寬鄉以從事墾荒，有些投靠豪強以免除朝廷賦役，有些 冒名做工匠、商人去城鎮謀生，有些充屯軍丁，更多的流民則是「擇田多去處，結 聚耕種」，以「自相管束」，抵制官府管轄。 對此，明朝政府則是在各地設置「撫民官」，專門捕捉流民，並將流民遣返回鄉 。此外，還實行「勘籍互保」制度，限制農民流動。 被迫回鄉的流民因在本地無生路，多又冒死突破「互保」制度，再度流走。景泰 年間以後，流民為避免「撫民官」勾捕，開始向荊、襄等地集聚。因為荊、襄地連 川陝、河南，蔓延千里，山深地廣，且為明廷劃為禁革山場，存有大量荒地。到成 化年間，聚居荊、襄的流民已超過一百五十萬人。流民勢眾後便公開與明朝決裂， 立起黃旗，建立漢國，擁戴劉通為帝。 明廷一方面發兵團剿荊、襄的漢國，一方面又不得不對流民讓步，允准各地流民 不回原籍，而就地附籍，開墾土地。 明朝政府的讓步給流民留下了一線生路，使流民問題在嘉靖年後逐漸緩和。但到 萬曆末年，由於人口增加，土地兼併加劇，易墾荒地已被墾完，無地農民增多，流 民問題又嚴重起來。 萬曆以後流民增多，還與太監的肆行有關。自萬曆二十四年開始，明廷任用宦官 充當礦鹽稅使，橫索民財。礦監稅使是「礦不必穴，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 也，官吏農工商皆入稅之人也」，於是「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 ，全國「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農商交困，流離轉徒」。 流民生活無望，便聚眾造反。明末首舉義旗的是陝西的農民。明廷在陝西所設邊 兵、驛站較多。明政府為節省開支，在崇禎時將驛站裁去十分之三，使許多驛卒失 業，加入流民行列。邊兵糧餉不足，也使更多的人逃伍而成為流民。他們與失去土 地的農民匯合在一起，一同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明末農民軍領袖也因此多 為西北驛卒、邊兵及破產農民。 陝西農民起事不久，山西、河南、甘肅的流民也紛起響應，造反的農民很快增至 數十萬人。十七年後，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打入北京，推倒了明朝。 今天大陸農村中亦有許多兼併土地的行為。實行兼併的是「人民政府」及農村中 的「能人」、「種田能手」。失去土地或者因地少人多無事可做的農民占農村中總 勞力的比例已經接近或者超過兩漢、唐及明末農民大起義前夜的水平。已成為流民 的農民的絕對人數則大大超過各代流民的絕對數，甚至接近或超過兩漢及唐時全國 人口總數。 大陸各個角落多已被流民踏遍，再也不像歷代那樣還有可開拓的土地。已墾農田 的使用也已接近極限。如何吸收或者控制這支流動大軍，正日益成為大陸執政者的 難題。 中共的謀臣也為此發出警告：「農村流動人口的出現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無組 織的力量。這早已是犯罪的溫床。一旦他們組織起來，加上有知識的領導人和政治 綱領，游動的農民就會形成一股政治勢力，一個機動的、武裝的和可怕的反社會聯 盟。」 大陸現今投入鄉鎮企業中的農民已達到九千萬人，遠遠超過唐末離土離鄉的成為 小工商的農民。他們今日境況與唐時前輩的景況多有相同之處。他們中的許多人也 同販鹽的王仙芝、黃巢等人一樣，為自我發展，敢於違抗政府；為壯大力量，也在 積極聯合。 一九九一年大陸水災嚴重，八月前就波及十八個省，初步統計受災人數三億三千 萬，財產損失六百五十億元人民幣。許多個縣內發生災民公開的聚眾示威。大陸一 旦出現連續、嚴重的自然災害，極可能流民大增。 中共連年裁軍，數百萬士兵重返農村。他們的現狀與李自成及其同時代陝西邊兵 極有相通之處。中共幾十年人民戰爭教育及訓練，在大陸農村中培育了幾千萬民兵 ，並留下大批武器。這些民兵的武功大大超過明末西北驛卒。上述諸因素都為今日 農民鋌而走險，聚眾造反，像他們的先輩無數次做過的那樣，提供了條件。一旦農 民造反，破壞性極大，很可能促使中國走向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