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柏林·北京 ----對「依法殺害平民」的法律追究 ·楊漫克· 在冷戰時代，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發明了一個用正義制止邪惡的方法：記變天帳 !他們告訴為共產黨效勞的警察和士兵，不可作惡，不可殺人，因為群眾會記住你的 罪惡。一旦變天，共產政權垮掉，作惡殺人者，終將受到懲罰。 這個警告應驗了。今年初，柏林法庭判決兩名前東德士兵有罪。他們在八九年二 月執行任務期間，槍殺了一名企圖翻越柏林牆的二十歲青年。此案在柏林引起轟動 。 主犯亨利西現年二十七歲。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他與其他三名士兵一道在柏林 牆東側值勤巡邏。當二十歲的青年捷昂伏洛依企圖逾牆時，亨利希按照命令開槍， 打死了捷昂伏洛依。捷昂伏洛依是柏林牆被衝垮前的最後一個死難者。在這個被成 為「死亡地帶」的柏林牆下，計有二十多逾牆者被士兵射殺。 此案引起一場法律和新聞爭議的原因是：士兵亨利希爭辯他當時所作所為「只是 遵守命令」，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沒有殺人的動機，而是在為國家和憲法盡 公民和士兵的職責。 這個問題早在四十多年前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上便提了出來。紐倫堡離柏林二三 ０英里，因審判納粹戰犯而著稱於世。士兵亨利希提出的自辯，當年納粹的餘黨也 曾提出過，他們若不執行希特勒的命令，自身生命安全亦將受到威脅。然而「紐倫 堡公約」中卻定下這樣的法律原則，執行希特勒本人命令所犯下的罪亦不能被赦免 。 在柏林法庭上，審理亨利希案的法官希德爾依據紐倫堡判例駁回了被告的申訴： 即使亨利希所作的按照前東德法律是適當的，甚至是必須的，但「並不是所有合法 的行為都是正當的。」他指出：「在二十世紀末，人們沒有權利拋棄自己的意識， 而在當局的命令下殺人。」他判決亨利希三年半有期徒刑，判開槍的另一士兵兩年 徒刑，另外兩士兵沒有開槍，無罪釋放。 但輿論界對此判決卻沸沸揚揚。贊同判決者認為，這些士兵執行任務時，可以朝 天開槍，而非打死逃亡者不可。另一些法律學家則爭辯說：紐倫堡法規中明文指出 ，判斷執行者是否有罪的標準，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道德的選擇是否可能？」甚 至許多崇尚人權的人，對希格爾的判決都不盡贊同。他們認為這些士兵被誤導犯罪 ，依法犯罪。他們也許比一般人更有同情心和人道色彩，但是又是絕對服從命令和 依法行事的人。 華盛頓的法學教授荷曼·斯瓦茨對此評論道：「在這些士兵眼中，也可說在許多 普通人的眼裡，法律的道德就是至高無尚。在法律和道德衝突時，他們會恪守法律 。因此，在道德上他們並沒有罪。要求他們在當時象英雄一樣有勇氣和有高度的判 斷力，而讓昂納克之流首犯逍遙法外，簡直是對法律的歪曲。」 實際上，紐倫堡原則在更早的時候就成為法律事件中的一個難題。例如一九二一 年，德國法院便判決兩名水手殺掉救生艇上的無助的乘員有罪，儘管水手是在執行 船長的命令。同樣的案子在近些年來也非罕見。槍殺越南平民的凱利中尉案是一個 典型。伊朗門醜聞中的諾斯中校也面臨同樣的難題。 紐倫堡法庭與柏林法庭的案子，尚有一些戲劇性的不同。紐倫堡法庭的罪犯，均 是資深的，意識形態和信仰複雜的第三帝國官員；而柏林法庭的罪犯卻是最低級的 、年輕的士兵。按照當年紐倫堡法庭美國代表團大律師泰勒的定義：這些低級的士 兵是「傻子」或「沒用的人」。他們不懂政治，因此，他們在涉及政治的犯罪中不 能負全部的責任。 希特勒躲掉紐倫堡審判，是因為他自殺了。昂納克，東德共產黨頭子，一九七四 年親自頒布射殺柏林牆逃亡者的命令，現在卻仍然活著，安居在莫斯科。讓這些士 兵為他服刑的確有點諷刺。因此，東德的一些社會黨團曾要求戈巴喬夫將昂納克引 渡回國接受審判。 此外，納粹黨人的罪行是史無前例的野蠻方式的大屠殺；而柏林牆的四名士兵卻 是按照公佈的法律執行任務。在火藥槍發明後，世界各地的警察在同樣的情況下都 會依法開槍。除了亨利希等四名士兵外，還有三百名前東德邊界守衛因同樣的罪名 被起訴。 「紐約國際人權聯盟」的大律師黛恩·奧倫裡奇爾認為，這是一種放掉大魚，處 罰小魚的滑稽劇。但是她補充道：「即使昂納克罪大惡極，犯了罪的小魚仍然應當 依法追究。你不能說，全世界的昂納克都伏法就好了，士兵也就沒有煩惱去執行或 違背不道德的命令了。」她認為：「必須在那些最後環節操縱著人們生命的下級公 務員中建立道德的責任感。」 在許多德國人的眼裡，亨利希案的士兵們的罪行，不是法律細節，而是道德細節 ：他們為昂納克服務時是否積極？他們不服從命令會不會受到處罰？比如朝天開槍 ，有意放條生路給逃亡者行不行？有人指出，希特勒的士兵如拒絕屠殺猶太人，會 遭受嚴重的軍紀處罰。但昂納克時代讓人跑掉並沒有受到嚴重處罰的例子。因此， 這些士兵「單純服從命令」並非迫不得已，因此在法律上不可以此為自己開脫。 到柏林牆執勤，過去是一項有前途的分配。一位前軍人指出：「士兵們有權利拒 絕被選派到柏林牆去」。但是那裡的勤務有優厚的待遇。 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的，每一個士兵當時都有權利和可能性拒絕被派往柏林牆執 行殺人的任務。而選擇待遇不好的勤務。正在撰寫一本有關前華沙條約國家有關法 律的作家蒂娜·羅森柏格指出，即使冷戰最緊張的時期，倫理上的約定還是存在的 ，即人們可以拒絕諸如殺人這樣一些特殊的工作。如果警衛放過一個逃亡者，他只 是遭遇被羞辱，嘲弄，以至降級，關禁閉等非摧殘性懲罰。納粹德國時代的軍犯， 也不過如此。 越戰時代美軍中尉凱利射殺平民一案中，法官陳述判斷有罪與否的根據是「普通 意義上和知性的常人，面對這種情況時均認為是錯誤的行為。」密西根大學法學教 授耶魯·卡密沙認為，殺人在一個人從出生時就被教育是犯罪的。《洛茲猶太區編 年史》一書的作者杜柏羅茨斯基認為，屠殺平民的行為一定要受到懲罰。「所有屠 殺的專制國度之所以得以強大，正是因為每個人都不再思考什麼是不可以做的。我 們常常忘記殘忍的行為發生在常人之間，而非魔鬼之間。」 中國是一個充滿屠殺平民記錄的國家，從秦代坑趙卒四十萬到「六四」北京街頭 的鎮壓，歷代專制者皆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政治需要。對於一個法律意味著懲罰而非 權利的國度而言，劊子手通常是不會受到追究的。柏林牆士兵案對國人來說，是一 個新鮮的觀念。文革時代那麼多人被打死而最終只有四人幫是有罪的，毛澤東的牌 位繼續供著香火。沒有多少人對文革自我懺悔。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六四事件如同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一樣獲得平反，在長安街 上開槍的士兵也會被死者的家屬提出起訴。那時，柏林牆士兵案或許會成為中國法 庭所援引的判例，給予我們的法律一些充實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