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本體未錯 ----與華生先生商榷 ·徐明旭· 讀了華生先生的《策略失誤還是本體錯誤----八九反思並與胡平先生商榷》（《 中國之春》106期）後，十分吃驚。華生先生認為八九運是中國激進思想界迷戀於烏 托邦的「理想改革」、無視改革的巨大成就和鄧小平的開明立場，不肯容忍市場化 中不可避免的消極現象而誤導青年學生的一場盲動，結果葬送了改革的大好形勢， 把鄧小平逼到保守陣營中。他因而得出八九民運不是策略失誤而是本體錯誤的結論 。我以為此說並不公允。 八九民運從本體上看究竟是對是錯，關鍵在於如何分析八九民運前夕的改革形勢 和鄧小平的立場。如所周知，中國的經改之船行駛到八六、八七年已經觸到了僵化 的政治體制的礁石。如不炸毀礁石，經改不但無法前進，還可能沉船。中共改革派 大將萬里有鑒於此，在一九八六年全國軟件科學會議上提出政治問題也可自由討論 。知識界頓時歡欣鼓舞，提出了許多政改意見。青年學生更在年底衝上街頭，大聲 疾呼民主自由。一九八七年初，鄧小平以撤胡耀邦職，重反自由化，開除方勵之、 劉賓雁、王若望的黨籍作為回答，頑固拒絕任何政治改革。一九八八年，鄧企圖在 不搞政改的情況下深化經改，強令趙紫陽「闖物價關」，致使群起擠兌、搶購，造 成極大混亂，李鵬政府不得不取消此議。然而官倒橫行，物價飛漲卻不可遏止，致 使經改進入死胡同。在趙紫陽的保護下，知識界重趨活躍，召開各種會議（其中影 響最大者當數《世界經濟導報》一九八八年秋在北京召開的「球籍」討論會）、發 表大量文章，重新提出許多政改主張，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取消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全面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世界經濟導報》沖 在最前列）。 二、給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集中表現為新聞自 由和組黨自由。八九年初，知識精英一再上書要求釋放魏京生，鋒芒直逼鄧小平。 三、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健全法制。 四、軍隊國家化。 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上述主張無一不是深化經改的必要條件，又無一不觸動以鄧為首的官倒特權階級 的根本利益。 只有全面實行私有制和市場化，才能使中國經濟的主幹國營企業產生活力和效益 ，才能使農民願對土地作長期投資並保護生態環境。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就沒有了雙軌制，官倒們就無法再倒；沒有了指令性計劃，黨爺們就不能再發批文 、批條子，從而就無人向他們行賄納貢，他們的權力便無從產生利潤。 只有實行新聞自由，人民才能議政、監督政府，只有組黨自由，人民才能參政、 結束中共專制，從而才能防止中共寡頭好大喜功、隨心所欲的瞎折騰（從毛澤東的 大躍進到華國鋒的洋躍進再到鄧小平的闖價關）。 只有三權分立、司法獨立，才能有效地制裁貪官污吏，也才能保證市場經濟健康 發展。 只有軍隊國家化，才能杜絕中共壟斷政權和司法。 華生先生認為市場化下的消極現象如官倒、貪污受賄、偷稅漏稅、偽劣商品、偷 工減料、霸市欺客等等是不可避免的。其實在西方法治社會裡，這些行為都是非法 的。一經查出，即遭法律制裁。尼克松的副總統阿格紐曾因逃稅坐牢，日本首相田 中角榮因洛克希德賄案下台、受審。然而，鄧小平借口中國特色，在引進西方市場 化機制的同時，故意不引進西方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法律機制，故意不制訂市場化 必不可少的法律，或者有法也不依，任意破壞法制。中共至今沒有一部債務法，致 使「三角債」越欠越多，造成嚴重危機，令中共自己也頭疼不已。國營企業依仗權 勢拖欠鄉鎮、私人企業債是，變相的掠奪，農民（包括承包戶、專業戶、個體戶和 鄉鎮企業）借國家的錢種田搞副業做生意開工廠並趁機大肆揮霍，破產了國家亦無 可奈何，實際上挖國家的牆腳。如此國家坑私人，私人賴國家，自然造成通貨暴漲 、貧富不公（不是會經營的致富，而是會騙會賴的致富），只苦了守法的公民，並 嚴重敗壞社會風氣。搞市場經濟而不制訂債務法，真是天下奇聞！中共至今亦無一 部反貪污受賄法，貪官污吏有恃無恐。據說目前正在制訂反貪污受賄法，但只要中 共司法，必然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在鄧式改革中，最倒霉的莫過於知識分子，特別是教育界。幹部可以通過官倒、 貪污受賄增加收入，工人可以通過企業抬價、賴債、侵吞公產（虧損了照發工資、 獎金）的濫發獎金、福利增加收入，農民亦可通過抬價和賴國家的貸款增加收入。 唯有靠固定薪水吃飯的知識分子無債可賴、無賄可受、無價可抬、無產可侵，只有 仰望飛漲的物價搖頭歎息，所以在八九民運中衝上街頭。華生先生批評他們迷戀烏 托邦，這個烏托邦不是別的，恰恰是西方的法治社會。他們不是反對市場化，而是 希望按西方的法制搞市場化，建立公平的自由競爭，從而達到真正的民主和普遍的 繁榮。 八九民運正是在此背景下爆發的。運動之初，缺乏政治經驗而又好高鶩遠的學生 空喊自由民主，無法贏得文化素質低、缺乏民主傳統、講求實利的工人、市民的同 情和支持，他們說民主自由又不能當飯吃。後來在中年知識分子建議下，學生增加 了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這個口號雖「降低」了自由民主的水平，卻擊中了以鄧為 首的官倒特權階級的要害，也能被工人、市民所理解。官倒和腐敗造成物價飛漲、 民怨沸騰是人人有目共睹的，北京的學運於是發展成全民運動。但必須指出，這也 僅僅在北京。北京以外的所有城市如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工人，市民雖也 同情學生，卻始終袖手旁觀，只有學生和知識分子孤軍奮戰。即使在北京，工人、 市民也始終不肯罷工（怕丟獎金）。可見八九民運還比不上五四運動，當時上海、 南京、天津的罷工罷市曾迫使北洋政府屈服。胡平先生隔洋觀火，認定八九民運是 一場全民運動，不完全符合事實。 正因工人、市民不肯全力投入，八九民運失敗了。這不是激進思想界誤導或策略 失誤所致，而是中國社會條件太落後之故。 返觀東歐蘇聯，早已實現工業化，市民佔人口大多數，產業工人又佔就業人口大 多數，文化素質高，又有民主傳統，在民運中充當了主力。他們可以為抽像的自由 民主而遊行、罷工、戰鬥。東歐、蘇聯的軍隊是工人的軍隊、文明的軍隊，不肯為 共黨鎮壓工人、市民。因而他們的民運能輕易成功。中國民運若要成功，只有等工 農比例、文盲比例倒過來。但由於人口爆炸、資源枯竭，恐怕永遠不會有這一天， 這真是中國的不幸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