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讀書人，相煎何太急 ·高 新· 八九學運中期，中共國家教委第一副主任何東昌曾在北京地區高校黨委書記會上 就如何制止學潮問題出主意說：對付這些青年學生的最好辦法就是分化瓦解。我們 要充分發揮學校裡共青團和學生會骨幹分子的作用，讓他們每人動員幾個同學回去 復課。只要爭取讓大部分同學都回到課堂裡去，那些原來躲在幕後操縱學潮的少數 人就自動暴露出來了。 講到這裡，何東昌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了他當年的不平凡經歷：北京解放前，我們 在國民黨統治下搞學運，就是因為混在學生中的國民黨黃色學生會的特務和三青團 組織分化了我們動員起來的進步學生隊伍，結果，我們好幾個學生地下黨員就被暴 露出來，讓國民黨軍警抓去嚴刑拷打，有的還被殘酷殺害。 「當然了，」何東昌補充說：「現在的學潮同我們那時的學運是有本質不同的。 當時我們是爭民主，要自由。現在的學潮則是搞動亂。」 何東昌的這番演講雖然既滑稽又拙劣，但卻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八九「六四」 期間共產黨內主張嚴酷鎮壓學運的正是當年靠搞學運賺得在共產黨內高官厚祿資本 的一批人。如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裡的姚依林、宋平，現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 同等都是三、四十年代北大、清華等高校的學運領導人。 高校對「動亂分子」趕盡殺絕 八九年六月十三日，李鵬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講話時 專門提到：「何東昌同志剛才寫了一個條子，說在高校也有一批堅定的黨的骨幹、 團的骨幹，他們在反對動亂、反對暴亂中，在幾乎是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做了大量 的工作，這一點應該充分肯定。這些人是我們高等學校的希望所在。真正的精英是 他們，而不是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我和喬石、依林同意這個看法。」 根據筆者的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何東昌確實沒有謊報「戰功」。 在八九學潮期間，筆者不止一次看見北京師範大學及其他高校中的黨委幹部、政 治輔導員、「紅色」學生會及共青團的骨幹分子混在遊行的學生隊伍裡偷偷記下本 校學生的名字。 「六四」鎮壓以後，大陸各報刊雜誌批判吾爾開希、王丹、劉曉波等人的文章雖 都署的筆名，但實際上大部分都是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學校提供的。 九０年筆者被中共「寬大」出獄回到北師大要求落實「黨的給出路的政策」時， 則更深切地體會到了李鵬所說的「真正的精英」們的厲害。 整個北京師範大學據統計因為「六四」先後有二十七名學生和教職工入獄。被處 理最輕的一個要求他自己提出退學回家。更有一批學生從秦城監獄被放出後，北師 大派汽車將這批學生直接運往火車站，連回學校整理自己的衣物都不被允許。 一位中文系的黨員博士生「六四」當天上午出於義憤和對中共政權的徹底絕望貼 出了一張退黨聲明。雖然幾個小時後即在總書記的動員下自己把退黨聲明揭了下來 ，但事後的待遇是開除黨籍，不給學位，不分配工作。因為原單位清華大學也不再 接收此人，他只好自謀生路，一度以賣賀年片為生。 一位黨員教師因為學潮期間抄寫過一張大字報，受到的懲罰竟是分房時被名列最 後，分給他同期同批裡條件最差的一間。 八九年畢業分配時，北京師大凡是「積極參與動亂」的本科應屆畢業生。一律都 被分配到所謂的「老、少、邊、貧」地區，以儆後人。這些人中至今還有把戶口裝 在口袋裡，堅持留在北京城裡不走的。至於「積極參與動亂」的研究生則一律不予 分配工作，令其「自謀生路」。 而眾所周知的劉曉波出獄後，不但被北師大開除公職，竟還被註銷北京戶口。而 且在他出獄當天，也是北師大派人將他直接送往大連他父母家。 筆者本人在北師大失去工作權利並被開除黨籍已經不是新聞，荒唐的是，在要求 筆者出席的開除本人黨籍的會議之前，竟先開了一個沒有筆者出席的「統一思想會 」，要求所有黨員在筆者到場後，第一統統要做批判發言；第二統統要舉手表示同 意開除筆者黨籍的決定。 北京其他高校對所謂「動亂分子」的處理之嚴，海外已多有報道，比如清華的熊 炎、北大的楊濤等現今都生活無著。 北京高校系統做的最壞的事情是，九０年底因為北京地區要搞「人民代表」選舉 ，北大、北師大等學校因為不願意在本選區的「選民榜」上出現，同時也擔心有學 生會在選票上填寫劉小波、王丹等「動亂分子」的名字，竟要求公安機關把這些人 的戶口註銷。而當時這些人都還沒有被正式逮捕，按照中共的有關法律規定是不能 註銷戶口的。所以，北京市高校系統實際是起了促成原屬系統的王丹等人以刑事處 理的惡劣作用。 筆者在北京時聽國家教委的人講：中共內部在九０年十二月前對王丹的處理一直 有放人和判刑兩種意見，而國家教委的領導多是支持後一種意見的。理由就是必須 要「殺一儆百」。 而北京的其他部門和單位在對「動亂分子」的處理上則與高校系統的做法形成顯 明對比。例如：原屬某國家機關的一個「工自聯」常委出獄後回原單位照常工作； 原屬北京某局的一個「工自聯」常委出獄後被單位補發「收容審查」期間的基本工 資（中共過去的有關文件中有此規定）；四通公司對曹思源、周舵的處理雖然是勒 令調離，但起碼也還發給一定的生活費。 筆者在離開大陸前曾多方打聽，得知中共上層在「六四」後確實沒有一份文件規 定對沒有受刑事處分的「動亂分子」們如何給以行政處理的統一政策，所以各單位 都是自行其事。而唯有高校系統大都是採取了「趕盡殺絕」的政策。 「六四」後，中共教委曾有專門文件強調「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不准上講台」。 據說最近李鐵映還在某個機關的講話中重申這一原則。不准教書匠上講台，等於是 堵了他們的謀生之路。 有一位處理「六四」人員的辦案人員曾不解地問北師大的一位教師：幹我們這行 的都知道要給自己留條後路，所以盡量給「動亂分子」們開脫，怎麼你們大學裡反 而恨不得把那些人都判了才好？ 北師大領導人的醜惡表演 「六四」開槍後，北京市各高校的大學生不約而同地搞起了「空校運動」。八九 年六月六日，筆者曾騎自行車到人民大學附近的侯德建家裡為他取護照，眼見北京 三環路沿線到處都是步行逃難的大學生。而當時的中共國家教委卻嚴令不准為逃避 法西斯鎮壓的大學生提供任何交通方便。 六月下旬，北京師範大學召開全校黨政幹部大會，該校校長方福康竟在會上得意 忘形地歡呼：「我們迎來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春天。」（據說是引述的何東昌原 話） 該校副校長許嘉璐居然在一個為外地進修生開辦的古文課上抹著眼淚說，同學們 ，你們知道北京這些天發生了什麼？如果反革命動暴亂沒有被粉碎，那就要千百萬 人頭落地，血流成河呀。你們知道，動亂分子們已經擬定了黑名單了，連我都在那 個名單上。 該校「六四」後新任的黨委書記、德育教授周之良在全校黨員登記動員大會上， 不但要求知識分子黨員人人表態支持中共鎮壓決策，還獨出心裁地要求所有願意參 加黨員登記者一律要在各自的申請書中抒發「展望二十一世紀共產主義事業輝煌前 景」的內容。 而這種左調就是胡喬木、鄧力群之流恐怕也已經唱不出口的。 北京大學領導人的法西斯嘴臉 由於中共國家教委認為「六四」前的北大校長丁石孫和黨委書記王學珍鎮壓學生 不力，所以先後將此二人撤換。新任黨委書記是原北京市委大學部長，中共建政前 夕曾同何東昌一同搞過學運的汪家；新任校長是原人民大學經濟系的「清污教授」 吳樹青。之所以有「清污教授」的別號，是因為該人是因在一九八七年反「精神污 染」有功而被胡喬木等人建議破格授予「教授」職稱的。 新的領導班子上任後，「防止動亂」成了北大校方黨政工作的中心任務，黨委書 記在全校教師大會上警告說：能否保持穩定形勢，全國看北京，北京看北大，北大 看三角地。真是荒唐至極。 更過分的是，北大黨委竟然還為「防止動亂」制定了一個所謂的「小四項基本原 則」，內容是：「一，醜話說在前頭；二，槍打出頭鳥，三，圍觀也是參加；四， 秋後一定算帳」。另外，黨委領導人在講話中公然宣稱「要把動亂因素掐死在萌芽 中，扼殺在搖籃裡」。氣焰囂張到了極點。 校長吳樹青則親自在《中國教育報》上撰文，聲稱要向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師開 炮，同資產階級展開校園爭奪戰。 馬列教授反「和平演變」爭搶頭功 自蘇共徹底垮台、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全面解體後，大陸高校的眾多社會 科學系科的教授們反對「和平演變」的叫喊幾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九一年下半 年，中共國家教委曾就國際形勢及大陸目前經濟領域中的問題召開了若干個座談會 ，與會者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著名教授，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周新成、 國際經濟系主任杜厚文、國際政治系主任葉宗奎、國際經濟系教授高成興，北京大 學國政系主任梁守德、馬列所所長閻志民、馬列所教授薛漢偉等。 這些教授們在會上談的觀點要遠比中共理論左派們的代表人物胡喬木、鄧力群、 高狄等人的觀點左得多。在政治理論上，他們建議：一是要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的歷史經驗，重提批判赫魯曉夫，肯定斯大林；二是提出加強對民主社會主義和人 道主義的批判；三是要制定反和平演變的總體戰略；四是堅持馬列主義在意識形態 領域的領導地位；五是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防範和控制。 在經濟上他們建議：一、不僅要指出經濟工作應遵循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而且 要強調遵循社會主義經濟的特有規律；二，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要有「度」的規 定；三，要警惕「私有化潛行」，防止沿海省份用「以開放促改革」的戰略推行私 有化；四，反對通過實行股份制的辦法把公有財產量化到個人，從而完全剝奪國家 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權；五，因為西方資產階級都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同義語來 使用，所以在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問題上，應該更明確地肯定國家計劃在 經濟發展中的決定地位；六，在所有制問題上，不僅要提公有制占主體地位，而且 要明確提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占主導地位。 挑起姓「社」與姓「資」的討論 九一年下半年，海外在報道中共左派挑起改革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討論 時，大都認為這是左王高狄等人在向鄧小平發難，是對九一年春上海《解放日報》 的兩篇「皇甫平」文章的反擊。其實，這場討論正是中共國家教委首先發起的。早 在九一年初，何東昌的筆稈子們就以「秦思」的筆名寫就一篇題為《問一問「姓社 還是姓資」》的文章，由何東昌親自閱定發表在國家教委機關刊物《高校理論戰線 》上。國家教委的知情人說，何東昌授意炮製這篇文章的動機可上溯到九０年底， 遠早於上海「皇甫平」的文章之前。 文章發表後，立刻受到中共理論界一群左王、左將們的齊聲喝彩，隨即被推薦為 《人民日報》的「內部參閱」文章。 九一年七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仲華以真名在中共左派雜誌《真理的追 求》上發表文章《重提「姓社」與「姓資」》，首先強調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有 一定的消極作用，引導不當還有破壞作用的一面」；其次強調「如何發展生產力有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 自這個世界上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國家以來，無論是西方民主勢力還是共 產黨政權本身，都是不約而同地認為，在共產黨國家裡，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 ，尤其是高等院校從來是最容易接受「和平演變」的溫床。中共人民日報常務副總 編張雲聲九一年曾在一篇「內部參閱」文章中寫道：「知識分子所以成為『和平演 變』的重要目標，就是因為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以個人勞動成果取得社會地位 ，容易傾向個人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念；西方通過新聞、廣播、圖書、電影 、電視、音樂、舞蹈、戲劇、文學、美術、教育、體育、衛生與科學技術的途徑， 搞思想戰、心理戰，首先俘虜那些不堅定的有文化的人。而缺少實踐經驗、不瞭解 社會發展規律的年輕大學生，更容易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政 治動亂打頭陣。」 張雲聲的這番話應該說是絕對有道理的，但現在我們看到的另一種現象卻是最怕 「和平演變」，最衷心維護中共集權統治的也是知識分子，就像張雲聲本人一樣。 筆者離開大陸前曾就這種情況同一些朋友分析其原因，發現了幾個規律性的現象 。一是所有高校在「六四」清查和「黨員重新登記」運動中，綜合院校比理、工、 農、醫科院校左；二是具體到一個學校裡，文科比理科左；三是具體到每個教師身 上，學術水平差的比學術水平高的左；四是黨、政、工、團的非業務人員比業務人 員左。 造成這四種現象的原因顯而易見，因為文科的教師，尤其是馬列學科的教師們要 靠黨的領導保飯碗；學術水平低，競爭能力差的教師及人浮於事的非業務人員要靠 「社會主義」保飯碗。但奇怪的是一批的確是學有專長且學術地位處於領先地位的 高校知識分子在「六四」之後竟也左得可愛。比如上文提到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方 福康，他曾從師世界著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普利高金門下，回國後在「非平衡」理 論研究領域一直是成就突出，是大陸該學術門類屈指可數的幾個學術帶頭人之一。 再有上文提到的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在大陸高校的古代漢語教學研究界也 是位居前列的學術專家之一，曾被大陸老一代的著名古漢語教授陸宗達十分看中。 而且，這位許嘉璐還是一個「民主人士」，「六四」前即任九三學社的中央常委和 中共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還有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一些曾一度支持八九學運，甚至憤怒譴責中 共血腥鎮壓暴行的大學教師在事後的清查運動中立場轉變之快實在是令人吃驚。 筆者出獄後，一位朋友告訴我，最積極主張開除我黨籍和公職的人中，就有兩個 是「六四」當天紅腫著眼睛站在門口迎接我活著回到北京師範大學，並口口聲聲稱 我為「英雄」的人。 蘇聯政變失敗後，人民大學一位中年副教授說：我現在已經不再堅持我過去的觀 點了。事實證明，共產黨國家一旦改變顏色，像我這樣的人馬上就得失業。 而就是這位副教授在「六四」開槍後曾一度公開在黨員學習會上抨擊「下令開槍 的人是民族的罪人，歷史的罪人」，且掩護過被中共政權通緝的大學生逃離北京。 但如今他卻表示：「共產黨起碼給了我住房，給了我在國內還算不錯的經濟待遇。 如果共產黨垮台了對我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分析「六四」後大陸高校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行為表現，就不難看出，中國知識分 子身上恐怕還不止患有一種當初我們四人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言及的「只動 口不動手的軟骨症」，起碼是還患有一種對競爭社會的恐懼症。 據中共自己的統計材料透露，大陸高校中拿工資的人同在校學生的比例高出發達 國家的十數倍；全國一千多萬專業技術人才中（不含中小學教師），能在工作中發 揮自己全部能力者僅有百分之十四點六。所以，如果要探討「六四」鎮壓後中共政 權為什麼還能在大陸知識分子中收攏部分人心的原因的話，這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