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王」烏蘭夫和他的兒女 何頻 高新 有「蒙古王」之稱的烏蘭夫家族是中共政權內的異數。已經去世的烏蘭夫自中共 建政之前就已在佔整個大陸五分之一的蒙古族領地上任最高首領--直至「文革」之 始。他曾身兼自治區政府主席、黨委第一書記、人大主任、政協主席、軍區司令員 和政委，甚至連內蒙古大學校長這樣的名譽職務也不放過，這在中共歷屆地方領導 人中是絕無僅有的。 而今天，內蒙古的黨、政、軍，公、檢、法以及工、青、婦等多數重要組織都被 烏蘭夫家族成員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有，烏蘭夫長子布赫，現任自治區政府主席 兼黨委副書記，長媳婦蘭琪琪柯現任內蒙古廣播局副局長，長女雲曙碧出任內蒙古 顧委委員，幼子烏傑曾任包頭市市長，侄女雲曙芬曾任婦聯主任，現任政協副主席 、侄子雲照光曾任內蒙古文聯主席，現任政協副主席等等。烏蘭夫家族的其他成員 (大多數是第三代)則在其他部門擔任廳、局、處長等職。另外，烏蘭夫還有一子烏 可力在北京中國長城工業公司任副總經理，一女雲杉在新華社總社當記者。 近幾年來，雖然諸如陳元、薄熙成等一批中共的高幹子女已經陸續在大陸政壇上 顯露頭角，但至今還沒有第二例如烏蘭夫家族一樣，不但是子承父業，相繼稱霸一 方，而且是全家繼位，分兵把守的各個重要部門。但現在有人認為，布赫本人由於 年齡關係，所以在大陸省、部級的領導崗位上已經難以長期繼續留任。而隨著中共 對少數民族分離運動的日益恐慌，「蒙古王」家族稱霸一方的局面可能受到挑戰。 但是，如果中共高層考慮讓布赫直接「退居二線」的話，他勢必會提出讓他年富力 強，而且亦受過「蘇修」、「美帝」雙重教育的弟弟烏傑繼任他的職務，以延續其 家族對內蒙古地區的世代統治，所以中共方面安排了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前去內蒙擔 任自治區副主席，同時又把烏傑從包頭市市長的位子上官升一級，卻調任內蒙旁邊 的山西省任職。這一來，既滿足了烏蘭夫後人們「老子英雄兒好漢」，所以必須世 襲做官的願望，又削弱了其家族在整個內蒙的統治勢力。 雲氏家族自烏蘭夫起發跡 烏蘭夫出身於現大陸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土默特左塔布村一個普通蒙古族農民家庭 。其祖上是在蒙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大約在明末清初，才在大黑河北岸定 居下來，是土默特的第一戶定居人家。後來從山西等地遷去四戶漢人，形成了塔布 村。「塔布」是蒙語「五」的意思。 因為塔布村是蒙漢雜居，所以烏蘭夫的祖父那一輩就熟悉漢文化，並取漢姓為「 雲」。烏蘭夫本人漢名雲澤，幼名慶春，留蘇期間又起俄文名拉謝維奇，回國後先 後化名雲時雨，陳雲章和烏雲達賚，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才改用現名烏蘭夫。 烏蘭夫一九八六年曾回憶說：「因為我家祖宗三代都是同土坷垃和牛尾巴打交道 的」，所以祖父一心想讓兒子孫們讀書，希冀他們成為有知識的人以後，就不會再 受人欺負，即使將來不能到外面幹事，學會寫個狀子也好，免得打官司時吃虧。父 輩的這種教育對烏蘭夫後來終於發達起了決定的作用。 五歲上，烏蘭夫的伯父即教他讀《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等啟蒙讀 物，後來還一度請了一個來自山西的賀先生到家裡來教他和他伯父的兒子雲潤讀書 。 賀先生在烏家住了一年半，不但教給他和堂兄國文，還教他們算術和地理知識， 甚至給他們講述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時期的故事，這對培養烏蘭夫的造反 意識起了啟蒙作用。 當時，他們村子裡有一位老者看見村裡的孩子們都在雲家玩鬧，唯有烏蘭夫一人 在專致讀書，當即大發感慨：「慶春這孩子將來一定有出息。」 賀先生離開雲家後，烏蘭夫一度輟學，他在城裡衙門作錄事的二舅覺得可惜，於 是為他托關係官費進了土默特旗高等小學校繼續學業。 一九二一年，烏蘭夫剛剛十五歲即沿襲當地蒙民的習俗，與托克托縣台基村一農 民家女兒雲亭結婚。一九二三年十月，烏蘭夫同其堂兄雲潤去北京蒙藏學校求學。 他在回憶錄裡寫道：雖然去學習是官費，而且也向地方政府爭取到了路費，但家裡 還是「賣青」(即出賣地裡正在長著的莊稼)為他們兄弟兩人換了些零用錢。 烏蘭夫曾與蔣經國同窗同桌 一九二三年底，烏蘭夫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一九二五年九月 加入中共。同年十月，烏蘭夫曾作為在京蒙古族學生的代表到張家口，出席內蒙古 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後，即被中共北方區委選派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 。 二五年十月底，烏蘭夫拋下父母、妻子和大女兒雲曙碧、長子布赫，乘坐一艘蘇 聯運煤船前往蘇聯。與他一同上路的還有他的堂兄雲潤及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 、伍修權及國民黨方面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女兒馮弗能和 於右任的女兒於芝秀等三百多人。 在開往海參威的輪船上，烏蘭夫曾寫了一首詩：「山河悲破碎，水火痛黎元，赤 幟鐮刀舉，為民解倒懸。胸懷救國志，肩負民族托。鯤鵬徙北海，取火向赤俄…… 」 詩的水平雖然不高，但從中可以見出烏蘭夫的漢語功底還是不錯的。 在蘇聯讀書期間，烏蘭夫曾與蔣經國同班同桌，兩個人曾共同登台聲討蔣介石「 叛變革命」的罪行。烏蘭夫回憶說：當時蔣經國雖然祗是一個中共的候補黨員，但 聲討蔣介石的語言比別人要尖利的多。 一九二七年夏，烏蘭夫由於成績較好而提前結業，然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 大學做教學翻譯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烏蘭夫以大會的工作 人員身份參與了會議文件的翻譯工作。 苦心經營二十年成為「蒙古王」 一九二九年五月底，經瞿秋白同意，烏蘭夫繞道蒙古人民共和國回到內蒙。在烏 蘭巴托，受共產國際的指派，與另外兩個蒙古人佛鼎和奎壁組成了中共西蒙工委三 人小組，烏蘭夫負責組織。這是他最早擔任的中共領導職務。而他的堂兄雲潤從蘇 聯大學畢業後先是短期回國搞了幾天地下工作，然後就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機 關工作，再沒有回國。 回到家鄉後，烏蘭夫先是以教小學及在家裡拾糞勞動為掩護，在蒙古族青年人中 發展秘密黨員，然後分期分批送往外蒙訓練。三零年，他接任了中共西蒙工委書記 的職務。 在此期間，中共在蒙古族地區發展的所謂「進步青年」多是一些出身微寒的貧苦 農牧民的子女，所以造反情緒一煽即起，但是素質極低。比如被烏蘭夫送往外蒙學 習的青年有一個叫朱圪旦的，原來是個廟裡的燒火喇嘛，到了外蒙後又要求去蘇聯 ，後來由於語言過不了關又被蘇方送回外蒙，外蒙方面沒有辦法祗好將他安排在郊 區種菜，直到中共建國後才回國。 一九三六年，烏蘭夫依靠已經安插在當時蘇尼特右旗王爺德穆楚春棟魯普組織的 蒙政會保安隊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在這位王爺決意投降日本人的情況下，策動了百 靈廟軍事暴動。這次起義為烏蘭夫也為中共在內蒙建立了第一支武裝力量。值得肯 定的是，抗戰中，這支部隊因第二次國共合作改名為新編第三師，其部將多為勇猛 的蒙古族騎兵，曾與日軍浴血奮戰。 抗戰結束後，這支蒙古族部隊成了組建中共騎兵部隊的基礎，烏蘭夫也因此有了 同中共政權討要官職的實力和本錢。 一九三七年初，烏蘭夫在傅作義手下的蒙旗保安旅(後改編為蒙旗獨立旅)任公開 的政訓處代理主任，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委書記。這個職位不僅為烏蘭夫擴充共產黨 武裝力量有很大幫助，而且也騙取傅作義將軍對共產黨採取容忍態度，為後來國共 內戰中國民黨在平津張戰役中全線潰散和傅作義、董其武率部投共埋下了伏筆。 一九三八年，蒙旗獨立旅改編入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歸胡宗南統轄。烏蘭夫 在這支部隊中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國民黨方面的反對，祗好於四零年四月離開。 在延安，烏蘭夫先是擔任延安民主學院教育長，陝甘寧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 。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候補委員。抗戰勝利後，中共為削弱國民黨統治的實力 ，策動內蒙搞所謂「民族自治運動」。於是烏蘭夫奉中共之命，積極籌劃組建內蒙 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並在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首次 執委會上出任執委會主席兼常委會主席，次日又分工自己擔任該會軍事部部長。同 時，他還力主成立了內蒙古軍政學院，自己親任院長。 在此前後，他還出任了綏蒙政府主席、中共晉察冀邊區中央局委員、內蒙古共產 黨工委書記。 自此，烏蘭夫開始確立了他的「蒙古王」地位。 但是，因為烏蘭夫等人為中共在內蒙苦心經營的勢力都在烏蘭夫家鄉周圍，即所 謂「西蒙」，而與之相對的東蒙主要控制在一些民族主義者手中，當時已經建立了 東蒙自治政府，並重新組織起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自治政府的人雖然對國民 黨統治者推行大漢族主義政策不滿意，但同時也對中共存有很大的戒心。他們提出 的口號是與中共「平等自治」的口號相對的「獨立自治」，因此為共產黨所嫉恨。 聽說烏蘭夫出任為共產黨一手操縱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東蒙的人認為 其中有詐，放風說「真正的蒙古人云澤已經死了，現在共產黨是讓一個漢人冒雲澤 之名出任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的」。 無奈東蒙的一幫人一沒有軍隊，二不依靠國、共兩黨的任何一方，當然敵不過以 烏蘭夫為首的西蒙中共勢力。 一九四六年四月，東、西蒙兩派勢力舉行了內蒙古歷史上有名的「四.三」會議， 會議通過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的主要決議」，確定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 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總分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自行解散，內蒙古自治運 動聯合會統一領導內蒙古的武裝部隊，而烏蘭夫當然繼任了這個委員會的執委會主 席兼常委會主席。 一九四七年五月，無條件接受中共統治的大陸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政府內蒙古自 治政府建立。烏蘭夫任主席。 從一九二九年到四七年，烏蘭夫為使蒙古民族歸順中共，進行了近二十年的不懈 的努力和艱苦的奮鬥，獲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首領也不得不尊他為一方梟雄的 資本，奠定了他長期擔任大陸蒙古族最高首領的堅實基礎。以致於他的後人仍然能 夠繼續坐在內蒙古地區最高王爺的位子上居高不下。 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烏蘭夫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內蒙古共產黨工委書記 、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自此，整個內蒙古地區的黨、 政、軍全部大權都絕對控制在他一人手中。 中共建國後，烏蘭夫成了中共高層幹部中職務最多者之一，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政務院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書記和主任、中央民族學 院院長、中蘇友協辦公室主任、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華北行政 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副書記、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 府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內蒙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軍階上將) 、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主任、內蒙政協主席及內蒙古大學和內蒙古師範學院的政治 理論教授。 「文革」開始後，烏蘭夫及他在內蒙古擔任黨、政、軍要職的親屬全部被整肅。 烏蘭夫人被長期關押在北京西山，至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召開之前才被周恩來保 出。 侄子雲照光掌管內蒙文化部門 據中共有關史料記載，雲照光生於一九二九年，較雲曙碧小六歲。他是烏蘭夫的 堂兄雲潤之子，生於土默特左旗，同布赫、雲曙碧一同於一九三九年到了延安，先 後在陝北公學、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大學、三邊公學學習，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 曾任中共西北軍區蒙漢支隊指導員，伊克昭盟支隊指導員。中共建國後，任內蒙古 軍區政治部文化處處長，伊克昭盟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內蒙古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副 部長，內蒙古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內蒙古自治區文委副主任、文化局局長、中 共內蒙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內蒙第五、六屆政協副主席。曾當選為內蒙自治 區文聯主席和全國文聯委員。他寫過一個電影劇本名為《鄂爾多斯風暴》。 侄女雲曙芬主管內蒙古婦女工作 雲曙芬是雲照光的姐姐，生於一九二四年，一九零四年到延安後相繼在陝北公學 、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大學學習。中共建政後曾先後任內蒙古軍政學院中共黨支部 委員、伊克昭盟盟委書記、內蒙古婦聯主任等職。現在雖已年近七十，但仍佔據政 協副主席之位。一個內蒙古政協，烏蘭夫家族竟有兄妹兩個在其中任副主席，實在 是有些過分了。 長媳婦蘭琪琪柯主管宣傳 布赫的妻子珠蘭琪琪柯是遼寧阜新人，生於一九三零年，是布赫擔任內蒙古文工 團團長時相中的蒙古族演員。中共建政後曾到東北魯迅文藝學院音樂幹部訓練班、 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幹部訓練班學習。畢業後先後任過內蒙話劇團團長、內蒙電影制 片廠廠長、內蒙文聯副主席、內蒙古影協主席等職。因為長期自命為電影導演，但 一生中也祗在一部很少有人聽說的電影《草原晨曲》中任「合作編導」，所以後來 祗好安心從政，先任中共包頭市委統戰部長，現任內蒙古廣播局副局長。 長女已七旬仍要「顧問」 烏蘭夫的長女雲曙碧生於一九二三年，參加中共後前途一直沒有他的胞弟布赫好 ，「文革」前最高官至司局級。現在，她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嫗但並不服老。不但 佔著一個內蒙古「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還一直擔任著中共內蒙自治區顧問委員 會的委員。 八三年四月，內蒙古召開自治區六屆人大會，烏蘭夫一家竟佔了六個代表名額， 除他本人外，還有雲曙碧、雲曙芬、雲照光、布赫及珠蘭琪琪柯。 烏蘭夫一家祗有他的次子烏可力沒有在內蒙任職，在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任副總 經理。 小女雲杉在寫「內人黨」冤案 至於烏蘭夫有無明媒正娶的第二任妻子，中共的史料中當然不會透露，祗是台灣 出版的《中共研究》及英文版的《中共組織名錄》都是記載烏蘭夫的妻子名為雲麗 文。但布赫、烏可力、烏傑及雲曙碧是烏蘭夫從內蒙送去和自己後來帶去延安的四 個孩子，史料已有記載。烏傑出版於一九八五年的著作《系統辯證論》的扉頁上專 門寫有「獻給我親愛的母親雲亭和我親愛的父親烏蘭夫」的字樣；另外，一九八七 年中共為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週年舉行慶典時烏蘭夫還攜髮妻雲亭及子女們前往 接受臣民們的膜拜，新華社記者還拍有他們夫妻和烏傑在一起的照片。 但是，筆者曾就烏蘭夫是否有兩個以上的妻子的問題訪問過一位中共顧問元老的 孩子，回答是「烏蘭夫肯定不止一個妻子」。另外，最近筆者又調查到烏蘭夫還有 一個幼女名雲杉，一九七六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現為新華社和《嘹望》 週刊記者。這個女兒是否還是雲亭所生外界就不知道了。因為烏蘭夫自己的回憶錄 及中共的有關史料對雲曙碧、布赫、烏賓(烏可力)、烏傑之外的孩子都未提及，所 以，如果雲杉是烏蘭夫的孩子的話也很可能是庶出。 烏蘭夫家族成員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再像毛澤東所描述的那樣：「祗識彎弓射大雕 」。他們幾乎人人都長於寫作。烏蘭夫本人的回憶錄中雖然通篇都以「革命道理」 貫穿，但文字功底甚厚；他的兩個兒子布赫和烏傑，加上侄女、侄子都先後有理論 或文學作品問世。創作成果最豐富的當屬小女雲杉，她先後發表過人物通訊和人物 傳記多篇。其中篇小說《騎白駿馬的人》已經在大陸被改編電視劇。去年，她又完 成了一部二十五萬字的長篇紀實小說《瘋狂盛世》。該部作品以中共於「文革」期 間在內蒙古地區一手炮製和導演的「內人黨」冤案為背景，大膽揭露了中共如何在 內蒙地區搞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屠殺，使數以十萬計的人致死或致殘」，稱這是一 個「生活在內蒙古地區一千二百萬居民永遠不忘的故事，也是整個中國為之迷惑的 永久之謎」。 布赫自幼接受「革命理想」熏陶 按照烏蘭夫的回憶，布赫從幼年起就開始接受赤色活動的熏陶，從事共產黨地下 活動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一九零三年。當時，烏蘭夫在家裡召開中共西蒙工委秘密會 議時，布赫已經學會跟著媽媽和姐姐給他們放哨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烏蘭夫赴延安晉見毛澤東，對許多中共元老的子女們正在延安 被培養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十分眼熱，隨後即給奎壁捎信請他將自己 的大女兒雲曙碧和大兒子布赫送往延安。奎壁接信後幾經周折，於三九年才派人將 此二人送往延安，入陝北公學民族部學習。香港《潮流》雜誌九一年八月號報道說 ：此次去延安的還有雲潤的女兒雲曙芬。中共的宣傳材料中也記載著雲曙芬是三九 年到的延安。但《潮流》雜誌上將雲潤說成是烏蘭夫的哥哥不對。其實雲潤是他的 堂兄。烏蘭夫《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曾寫明：「我出生的時候，家裡有祖父、祖母 、伯父、伯母、母親和一個姐姐、一個堂兄。」回憶錄的後面也詳細記述了他與堂 兄雲潤從一起求學到「共同投身革命」的經過。 現在的中共「太子黨」嚴格地說包括「延安時代」和「北京時代」兩部分人。前 一部分中包括葉選平、布赫、聶力等，比他們年齡稍小的還有李鵬、鄒家華、李鐵 映、伍紹祖等。而布赫在這「延安時代」的一批人中資格又是最老的。他的入黨時 間比葉選平還早三年(一九四三年)，雖然沒有葉選平留學蘇聯的經歷，但早在中共 建國前所任職務即已相當於地委級(中央的司局級)。所以，他實際上是中共的所謂 「第二代領導人」。 布赫是「烏蘭牧騎」的創始人 布赫又名雲曙光，三九年到延安後先在陝北公學民族部學習不到兩年，中共即在 陝北公學民族部的基礎上建立延安民族學院。布赫在擔任教育長的父親督促下繼續 在民族學院學習了一段政治理論，即表示對文藝感興趣。烏蘭夫想到自己家裡三代 農民出身，包括他自己進歸綏城之前，除了馬頭琴之外，再沒見過世界上的其他樂 器，所以感覺自己的兒子很有追求，於是就鼓勵他從事文藝工作。 抗戰勝利後，烏蘭夫再次到今內蒙及河北一帶活動，布赫即隨同前往。中共建國 前他擔任的主要職務祗是內蒙古文工團團長等文藝官。 一九四九年以後，布赫的文工團長繼續當到五三年，即改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 黨組書記兼副局長，後又任內蒙文聯主任等職，並當選為全國文聯第二、三、四屆 委員。 一九五六年六月，他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六一年七月，被任命為內蒙古 文化廳副廳長、中蘇友誼學會內蒙古部秘書長。 在這一段時間裡。他的最大政績就是組建了內蒙的「烏蘭牧騎」，被毛澤東肯定 為「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的好形式。 所謂「烏蘭牧騎」，是指以小型、流動方式下鄉演出的文工團。布赫作為文藝官 ，也常常動筆撰寫文藝書籍，其主要著作有《內蒙新文化在前進》、《渤海紀行》 ，並主編過《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及《今日內蒙古畜牧業》等書 。 「文革」中，布赫受父親牽連入獄。一九七八年復出後於當年十二月任中共內蒙 自治區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七九年五月調任中共國家民委任副主任。 七九年九月到八三年四月，他又兼任了呼和浩特市市委第一書記，並於八零年四 月兼任該市市長。 八二年九月，他在中共中央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一個月後出 任內蒙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八三年四月，他出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至今。 八四年四月，他曾以團長名義率中國大陸省長代表團赴日本訪問。八七年十一月 ，在中共「十三大」上再任中央委員。 布赫在中共高幹子女中，唯有葉選平可以同他比資格，而他近年來在很多方面的 表現也頗像葉選平，屬地方改革派首領。雖然他沒有如葉選平在廣東那樣的得天獨 厚的地理優勢同時又因為離天子太近，行事方式也不得不比葉選平要謹慎一些。值 得注意的是，他不僅推動了內蒙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也還曾試行過小規模的政治 體制改革，其中卓資縣的行政改革試點引起過中央改革派理論家關注。當時，《新 觀察》主編戈揚曾為此開過一次專題討論會，布赫亦到場參加；《世界經濟導報》 也曾為此對他進行過專訪。 另外，布赫似乎並不是一個喜歡趕潮流的人，從他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政績看，他 確實不是一個安於現狀的保守型官僚，但在改革的同時他又反對「頭腦發熱」和「 操之過急」，他認為：「從實際出發，指標看來定得不是最高，調子聽起來也可能 不是很響，但能夠真正做到，那就對國家、民族有益，因此當然是真正的加快，真 正的積極了。」 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之後又刮起改革旋風，全國重新高唱「經濟中心論」，但布 赫在「六.四」後不久即反覆強調：「我覺得要善於把各種具體工作同發展經濟聯繫 起來，進一步體現經濟建設是我們現階段各項工作的中心這一基本思想。」 最為難得的是，雖然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等高校在「六.四」期間也是比 較活躍，但中共採取鎮壓政策後，整個呼和浩特市的「政治清查」工作基本是在做 樣子、走過場。在內蒙高校工作的朋友曾告訴筆者，布赫對大學生一直還是主張采 取和緩的疏導政策的。另外，他作為一個蒙古族人，對當地的蒙古族知識份子在民 族自治等問題上的「過激」言行從來不主張用政治高壓手段解決，因此在知識份子 中較他的父親要得人心。 烏傑成長於延安「馬背搖籃」 一九三九年布赫同雲曙碧去延安後，烏蘭夫的妻子帶著烏傑及他的二哥烏賓（後 改為烏可力）東渡黃河，到了烏蘭夫身邊。當時，烏蘭夫在國民黨傅作義手下的新 三軍從事中共統戰工作。 一九四一年，由於胡宗南下令殺掉烏蘭夫，中共得密信後決定調烏蘭夫去延安。 四月下旬，烏傑同哥哥烏賓、媽媽雲亭隨同父親西渡黃河，長途跋涉四個月到達延 安。 烏傑生於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到延安時祗有六歲。據他本人回憶，在去延安的路 上，他媽媽又給他生了個弟弟，但因為帶著終日啼哭的嬰孩無法夜行軍，於是他和 他的二哥烏可力就地找了個最高的沙丘，把這個剛出世的小生命永遠留在上面了。 從小想當「反革命」 到延安後，烏傑先是就讀於中共在延安五十里外開設的安塞小學，後又就讀於延 安抗日子弟學校。 四二年中共開始「延安整風」時，烏傑所在的學校裡也在孩子裡面抓特務。校長 在全校「整風」動員大會上號召說：「坦白光榮，誰是特務，站在凳子上。」於是 ，年僅七歲的烏傑和另一些中共首腦的小「接班人」個個搶著往上站。 事後，烏傑祗是感到中共做這種事情十分可笑，卻沒有想到「文革」開始後，他 卻真的被打成了「蘇修特務」和「反黨叛國份子」，並為此坐監獄數年，吃盡了苦 頭。 受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雙重教育 烏傑可能是中共高幹子女中唯一一個先後受過蘇聯修正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雙重 教育的「太子黨」成員。中共建政後，他隨父進了北京，入讀北京師範大學附中， 五四年在北京外語學院接受了一年外語培訓，五五年被送到蘇聯留學。 從蘇聯回國後，除了「文革」坐牢期間，烏傑先後在工廠和科研部門工作。一九 八零年，烏傑又得到了去美國進修管理科學的機會。八二年，他妻子給他去信說有 人告狀說他要留在美國不回去了。中共有關方面曾為此進行了半年的調查，最後才 證明了他的忠誠。據烏傑自己說：倒是那個告他狀的人真的是留在美國不回去了。 到天安門廣場為周恩來獻花 烏傑在其生平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他六二年結婚時，周恩來夫婦及賀龍、陳毅、 聶榮臻等幾位元帥都出席了他的婚禮。當時因為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 時期，所以周恩來提出要親自為烏傑主持婚禮，但又不能講排場，所以烏蘭夫就決 定用一隻牛頭宴請所有出席婚禮的中共軍頭、政要。 烏傑回憶說：「文革」中又是周恩來接到他妻子的求援信後下令把他從監獄裡放 出來，所以，他對周恩來的感情十分深厚。七六年周恩來去世後，他也帶著妻子孩 子到了天安門廣場，同百萬北京市民一起在松樹牆上扎上了寄托哀思的小白花。 八八年十二月八日，烏傑再訪蘇聯，烏蘭夫逝世時他正坐在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上 。三天後，大使館人員才將這消息告訴他。他後來回憶說：「同是喪事，這一次卻 平靜多了。」言下之意，他對周恩來的感情比對他父親的感情要深得多。 回內蒙為長兄佐政 烏傑於一九八二年從美國返回內蒙，八三年隨著他哥哥擔任自治區主席，他出任 了赤峰市副市長，主管工業。一九八五年，又升任包頭市市長；八九年九月，調任 山西省副省長。 因為在美國加州大學學的是企業管理，所以烏傑對控制論方面的學習和研究頗具 興趣。回國後也一直沒有間斷這方面的研究。一九八八年，他在《內蒙古社會科學 》雜誌上發表論文《系統辯證論》，並以此為題在兩年後出版了專著。據說他的研 究引起了錢學森的注意，曾打聽烏傑何許人也。當有人告訴錢學森烏傑是「蒙古王 」的幼子時，令他大為驚歎。 包頭市是內蒙古地區最大的鋼鐵基地，被稱為「草原鋼城」。按理說烏傑分別從 「蘇修」和「美帝」那裡學來的工業生產和企業管理知識正好可以大派用場。但是 ，他在任包頭市長四年，並沒有給那裡的老百姓留下好印象，祗是給繼任者留下了 一副「城市待業率」居全國之首的爛攤子。 烏傑的繼任者叫王鳳歧，一接任就發現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待業青年卻達四點 五萬人，待業率達百分之六點七。全市每戶有兩名待業青年的達二千五百五十三戶 ，有三名以上待業青年的有七百七十九戶，家中有待業子女的基本上都是一線的生 產工人，而且待業青年還在繼續以每年一點二萬人的速度增加。 王鳳歧上任伊始，無論走到城市的哪個角落，聽到的都是對舊市長留下的劣跡的 滿腹牢騷。他到包頭煉鋼廠，廠領導見面第一句就是「全廠一萬多名待業青年怎麼 辦？「他到石拐礦區，一位六十多歲的退休老工人聽說新市長來了，找上門哭訴說 ：「王市長，我自己已經退休，但全家有五個待業青年，最大的已經二十九歲了。 你幫幫俺吧!」 不知道這位新市長對其前任留下這樣一副爛攤子卻還能高昇心裡是什麼想法，但 他上任後即抓緊制定了包頭市政府《關於勞動就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辦法》，根據這 個辦法，一年時間即解決了八千名待業青年的工作問題，此後的三個月裡又安置了 七千名。為此，包頭人稱讚王鳳歧「當官心裡裝著老百姓」由此也可以見出他們對 烏傑這位「蒙古王」後代在當地任「父母官」四年的政績起碼是不敢恭維。 中共統治使內蒙元氣大傷 一九六六年以後，中共在內蒙接連搞了三大冤案，即「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案 、「內蒙古二月逆流」案及」新內人黨」案。據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從六六年 至七十年代初，因這三大冤案而使七十九萬人直接遭到批鬥，其中致死兩萬兩千九 百人，致殘十二萬人。但是，實際數字遠比這個統計多得多。筆者在大陸聽說的數 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十萬人，致殘者難以統計。 海外學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說：受命到內蒙挖「內人黨」的漢族幹部在運動 過程中制定了「祗有觸及他們的皮肉才能刺疼他們的靈魂」的成功經驗，專案組為 了搞逼、供、信，專門派人查閱日偽時期及國民黨時期的監獄材料，在經驗交流會 上推廣了三十多種刑法，諸如吊打、老虎凳、灌涼水、壓槓子、釘竹籤、鬼抽筋、 過電、烙鐵燙等等酷刑已經都是司空見慣的「小兒科」，最令人髮指的是四種新發 明。其一是「熱情幫助」，辦法是升起四座煤火爐，燒得裡外通紅後放置於犯人四 周，同時還要讓犯人穿上十幾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虛脫昏倒為止。 其二叫「冷靜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裡，雙 手背銬著跪在雪地裡。 其三是「小心謹慎」，辦法是腿朝天放十來張桌子，讓犯人脫光衣服站到桌子腿 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桌子下面全是酸棗刺，犯人最後掉 下來時即被扎得渾身鮮血直流。 其四是「祗爭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給穿上一條燈籠褲，裡面再塞進 一隻野貓或黃鼠狼，打手們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貓和黃鼠狼便在犯人的褲襠裡 亂躥亂咬，撕裂犯人的下身和生殖器的肌膚，使犯人疼得死去活來。 雖然烏蘭夫家族在這場民族浩劫中也深受其苦，例如烏蘭夫一度被關押在什麼地 方連周恩來都不知道；烏傑當時曾從勞改場所偷跑回家同妻子商量生個孩子將來有 人探監。但大多數蒙古族人並不同情他們，認為正是由於當年烏蘭夫向毛澤東的漢 人獨裁政權百依百順，靠投靠共產黨確立自己家族的「蒙古王」地位才給蒙古人民 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災難。 另外，由於烏蘭夫長期追隨毛澤東政權的極左路線，導致整個內蒙地區是全國各 地受人為災害最嚴重的地區。前文提到的那份中共內部文件中供認：五十年代到六 十年代初，內蒙的情況一直是比外蒙好，但由於烏蘭夫大搞「以糧為綱」，逼迫大 批世代以放牧為生的蒙古人毀草墾荒，其直接害處是牧民們棄長從短導致生產力低 下，長遠的危害則是導致大批草原嚴重沙化。常此以往，整個內蒙地區「人均生產 力低下」，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化」（中共文件中語）。 漢族人嚴重侵犯蒙族人的利益也是內蒙人民反感烏蘭夫家族的重要原因。中共建 政後，大量漢族人向內蒙遷徙，四九年時，內蒙人口祗有六百萬，但八一年已達一 千六百萬，九零年更是劇增至二千一百六十多萬，但其中少數民族祗佔五分之一強 ，而且包括蒙、回、滿、朝鮮、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多個民族。蒙古人民對 中共政權這種以漢族人口優勢同化少數民族的惡劣政策非常憤怒，因此而導致的少 數民族小規模騷亂時有發生。 改革開放憂喜參半 公平地講，自八十年代布赫在內蒙主政以來，由於實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務實政策，內蒙人民還是得到了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實惠。僅就工業建設而 言，改革開放後，中共陸續給內蒙的投資已達人民幣百億以上，全國五個大型露天 煤礦有四個開發於內蒙，包括准格爾、東勝、霍林河、伊敏河等。據說到九五年內 蒙的發電量即可增加一倍，到二零零零年即可比現在增加五倍。另外，鐵路、石油 、冶煉等大型工業項目也紛紛上馬。但是，工業的開發一方面又導致內蒙地區的漢 人比例進一步增加，再一方面是導致內蒙草原的進一步沙化--尤其是因為露天煤礦 的開發，所以由此導致的民族矛盾會進一步加深。 九零年春天，北京地區突然動員各機關單位捐獻衣物，而且說明不要內衣之類， 最好是棉制的冬衣。上面的文件說是要支援青海，因為那裡有牧民遭受雪災。但內 部傳出來的消息說，真實原因是有十多萬內蒙牧民集體向外蒙逃亡受阻於中蒙邊境 。對方求助中共合作解決，於是中方派了大量軍警前往。受阻的牧民又不願回去， 以致中蒙雙方的軍隊將其長時間圍困在冰天雪地裡。中共政權不願再重蹈過去曾在 新疆等地實行的激化矛盾的做法，所以祗好一邊作「思想工作」，一邊給他們空投 衣物和食品以防止因飢寒交迫而導致進一步的反抗行動。 總之，烏蘭夫所營建的雲氏家族對整個內蒙地區的統治一方面被中共方面時時警 覺，提防其成為民族分裂勢力；另一方面又為廣大蒙古人民日益唾棄，所以昔日的 家族王權已經成為歷史。烏傑本人被調往山西，與其說是因為年富力強、學有所長 而受到重用，不如說是明知是中了中共的「調虎離山」詭計還有口難言。至於布赫 本人，極有可能是要被調進中央，作個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之 類，「陞遷」的代價則是徹底失去對內蒙的統治權，僅僅成為中共實行統戰政策和 標榜「民族團結」的象徵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