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的民主改良 ----兼與顏真先生商榷 ·錢海鵬· 【提要】本文提出了「互動式民主改良」思想，指出成為民主運動主流的，真正成 熟的反對派組織的存在是在當前中國實施成功的民主改良的關鍵，而中國正面臨著 改良主義運動前所未有的良機。 一、新權威主義的處境 新權威主義命運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本來早在「六四」之前，因為大多數知 識界人士對中共的長期專制統治厭惡已極，新權威主義在大陸就已成為眾之的，經 過了北京城一夜腥風血雨之後，新權威主義在海外要承受的道德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聲勢無比的反對怒潮並未能嚇阻住血光之災後僥倖殘存的新權威主義者和他 們為數不很多的新支持者，他們重新披掛起來。從這一點上看，新權威主義的擁戴 者們執著追求的勇氣無論如何是值得人們欽佩的。更何況他們和當年的康梁一樣也 要承受一種「兩頭不是人」的夾板氣：在海外被民運人士罵，在國內也被共產黨罵 ，因為後者經過兩年多不斷的驚驚乍乍，早已草木皆兵，可憐的新權威主義也逃不 掉被他們當做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工具的命運。 這些贊同新權威主義的人士撰寫的文章中，最引起爭議的莫過於顏真先生的《第 三條道路：中華民族的理性選擇----中國民主化問題的「新思維」》（以下簡稱「 第三條道路」，《爭鳴》，1990年11，12月號及1991年1月號）。這篇文章的出現使 得海外圍繞著新權威主義的爭論第一次變得白熱化了。而最近由於所謂的「中國青 年報理論思想部」推出兩份被稱為「太子黨執政大綱」的文件，中共的一部真正擺 出了傳言已久的「招安」架勢，海外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有了再度升級的趨勢。 二、對新權威主義的評價 精確地說，所謂新權威主義應該被稱為復興後的改良主義的一支，只不過它由於 種種外在的原因而成為了當前最受矚目的一支而已。按照王潤生先生的概括，新權 威主義的基本模式是：政治專制+市場經濟+除政治自由外的社會自由（「新權威主 義，民主改良與社會革命」，《民主中國》日本版，1991年10月號）。 中國現代的新權威主義者，比諸他們的改良主義先輩，在理論上的最大貢獻當推 他們首次明確指出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不應混淆。 的確，混淆「應然」與「實然」是中國知識分子們迄今仍時常重複著的一個錯誤 。在這種情況下，新權威主義者們不遺餘力地試圖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目標論的範疇 吸引到操作層面上來，應該說是功不可沒的。可惜至今仍有大批的人未能注意到這 一注意力轉移的重要，海外民運組織中的很多看似可笑的爭端就是一種例證。 也許新權威主義在理論上的這種進步應歸溯到如下的事實，即中國從未像今天這 樣，在人口，生態，民族，社會結構與心理等諸問題上均脆弱到了某種極致。新權 威主義絕非終極目標，它只是過渡期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顏真語）。顏真 先生所云的新權威主義（雖然他採用了「漸進改良」的說法）至少面臨著下述難以 消彌的先天不足： □新權威主義在行動準則上所要求的消極性是無法操作的； 按照顏真的說法，「對現在的中國來說，民主制度是一個情緒化的非理性目標」 ，為了防止將中國放到一種「政治制度與現實國情相矛盾衝突的危險境地」，目前 一切可能加速中共消亡（和平的或暴力的）的行動均應停止，以免欲速則不達。這 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個人的行動準則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問題在於，理性並非萬 能且無處不在，顏真先生的提議在面對民運這一群體參與的活動時，是無法操作的 ，特別是在六四之後的今天。一般來講，除非一個成熟的有組織的力量成為主流， 試圖讓一個群眾性運動「理性化」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六四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 的一切可以作為一個絕好的證明。而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成熟的組織從何而來呢 ？ □在中國大陸搞新權威主義的推論前提是經不起推敲的； 假定顏真先生是承認中國總有一天應該民主化的，那麼推敲起來，「第三條道路 」為文的最根本前提假定應當是：按照目前的經改趨勢，中共必然會在將來自行引 導中國向民主化方向發展。然而恰恰這裡的「必然性」是經不起推敲的。 的確，中共聲稱實行「人民民主」，但其所謂「民主」在哲學上出發點的高度充 其量是盧梭的「公意與人民主權論」。只要比較一下羅博斯庇爾的「為了崇高的理 想，人民有權使用任何手段」，赫魯曉夫的「用棍子趕著人民進天堂」，毛澤東的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以及鄧小平的四項堅持，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 但它恰與建立在洛克等人的英美自由主義學派之上的現代民主理念格格不入，後者 除了多數決定外，還強調保護少數派的合法權益。胡平先生最近指出，新權威主義 的最致命之處在於它承認政治迫害的合法性（這一點顏真先生自己也承認），這是 非常精闢的。一個認同政治迫害合法的政黨絕不可能自行建立現代化的民主。 也許這裡將中共和早期的國民黨作一比較有益於澄清問題。胡平曾指出，國民黨 以前明說實行「報禁」和「黨禁」，本身即意味著其承認這只是過渡期的措施（這 從它的「軍政--訓政--憲政」的提法上亦可看出），也即它是承認現代民主的原則 的。共產黨則不然，它從不承認這些禁忌在中國大陸存在，換句話說，它認為它所 作的政治迫害不僅合情和理，而且合法。從這裡看起來，國民黨可能搞新權威主義 ，共產黨則基本不能。 □新權威主義設想的社會變革過程在大陸極有可能是無法實施的。 首先，從鄧小平時代的逼近，使得新權威來源問題懸而未決且很可能無解。這個 問題談論已很多，此不贅述。其次，大家公知中共對大陸的控制是更多地通過經濟 而非政治暴力（不可否認，被投入監獄的人畢竟是極少數，一般人對中共的恐懼更 多的是來自於政治上有「污點」後，工作、住房、子女學習就業等將成問題，也就 是說，中共政治迫害的收效主要是通過經濟槓桿完成的），果真有新權威主義者要 求的自由經濟活動，在幅員廣大，又缺乏外部假想敵提供大規模鎮壓借口的大陸， 新權威很難維持下去，六四事件的發生本身已經為此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證明。最 後，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形勢也是對在中國實施新權威主義大為不利的。 三、引起社會動盪的兩個必要條件 筆者認為，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必要（但未必充分）條件有二，也即充分剔除 此二條件中的任何一條，均可避免大規模社會動盪的發生： 條件一，社會上有相當大的一批人認為社會不公正； 條件二，社會上有相當大的一批精英（或曰能人）沒有出路（施展其才華的機會 ）。 簡單地講，條件一準備了乾柴，條件二提供引火者。 在不遠未來的中國，剔除條件一的可能幾等於零。這不僅僅是因為目前中國的人 口與資源的矛盾，潛在的民族危機，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等等，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 人傳統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流社會公正觀。無庸置疑，這種主流社會公正觀 與現代經濟發展的要求是衝突的，它將使得未來中國在很長時間內處於一種知其所 以然卻別無選擇的尷尬境地。條件一在以「機會均等」為主流社會公正觀的歐美國 家剔除起來要容易些，並且社會富裕後還可以通過社會福利等來進一步化解。 因此中國的出路在於全力剔除條件二。綜觀晚清歷史，其「新政」中摧垮其統治 最利者，莫過於對於科舉取士（可視為現代公務員考核制度的雛形）的過快取消， 這實際上等於一下子拆掉了對大批知識精英來說是唯一相對公正的進身之階。中國 自唐朝以降，得以一統天下的朝代中，短命的只有元，也是唯一取消科舉，對知識 分子實施「九儒十丐」的歧視的朝代。楊小凱先生曾多次撰文，強調「文化大革命 」之所以最終造成始料不及的巨大破壞，是由於「十七年」中共產黨製造的社會緊 張因從未得到疏導而終於爆發的緣故，這是很有見地的。一統天下的共產黨剛剛當 政四十年即已來日無多，和其迫害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大有關係的。 事實上，對於條件二的忽視是新權威主義者們所犯的最大的常識性錯誤。對於政 治迫害的無條件認同和濫用，正是導致大陸四十年來動盪不止的最重要深層原因， 它使得人們只能走「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一條路（以中國的現狀，古代的隱山林已 漸漸成為夢想），而一旦成婆之後對新媳婦打壓起來自然也理直氣壯。誠然，新權 威主義可以通過讓人們發家致富等方式來換取一部份精英階層的政治冷感（一如蔣 經國時代的台灣），但無法持久，且不可能徹底化解上述癥結，因為資源有限，構 成新權威的集團內部，以及既成集團與後來者的衝突仍舊永遠不可避免。這一點構 成了新權威主義的第四條先天不足，即它的過程本身實際上是不可控的，結果也是 不可預測的。這對於新權威主義來說就是致命的一條，因為新權威主義者們最津津 樂道的就是所謂過程的可控性。 從另一方面看，實施較健全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即使在早期不很富有的時代 ，也很少發生危及整個社會穩定的大動盪（一般性的遊行，罷工等應不算在此列） ，根本原因就在於社會通過言論自由等，特別是反對黨的存在，為人們的社會挫折 感提供了多種渲洩渠道。 這裡需要著重強調的，是反對黨存在的意義。不用多解釋，反對黨的存在是剔除 上述條件二的最佳途徑。在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結束以前，反對黨的位置應由一般 意義上的有組織的（未必直接只向政治的）反對派所替代。 我們將看到，反對黨（派）存在的意義其實遠遠不止於此。 四、過渡時期最佳選擇：互動式民主改良 前面已提到，新權威主義只能被視作社會改良主義的一支。筆者在此要提出的一 種社會改良觀，可以被成為互動式的民主改良。 互動式民主改良是指不經過廣泛的社會動員或者主要不是依靠廣泛的社會動員， 由成熟的，起主導作用的民主組織（反對派組織）通過非暴力的途徑和手段，逐步 迫使原專制執政集團認可社會改良的既成事實並趨於合作，從而漸進完成社會政治 民主化的改良方式。其特徵是反對派堅持以低政治訴求漸進累加的方式促進社會變 革，而不求一步到位；其基本的競賽規則是「雙方都贏」。 可以看出，這裡所謂的互動式民主改良，與王潤生先生提到過的「民主改良主義 」（「新權威主義，民主改良與社會革命」，《民主中國》日本版，1991年10月號 ）在意義上有某種相通之處。 互動式的民主改良在現代社會獲得成功的必要要求只有兩條： １社會秩序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原執政集團對全社會仍具有效控制； ２主流的反對派必須具有成熟的組織。組織成熟的標誌是，組織運作有效率，組 織領導層高度理性並在組織基層具有高度的號召力。 在上述兩條件具備時，在理論上講，可以避免社會由專制向民主轉型時震盪的發 生。上述的反對派將有能力迫使專制統治集團認可改良的既成事實並最終在某種程 度上與體制外的反對派合作。為此筆者曾有專文論述（「二十一世紀是甘地主義的 世紀----淺議非暴力抗爭的可行性極其操作」，《中國之春》1992年1月號） 總括地說來，造就反對派這種能力的最主要的外在原因是，任何統治集團的權力 都必須以「群體（包括軍隊）的服從」作為基礎，因此在資訊已極為發達的當今社 會裡，中共的任何不高明的鎮壓措施就會導致黨心、軍心和民心的不穩而威脅到其 權力本身。而所謂的「不高明」，說穿了就是其鎮壓措施在一般人看上去亦會覺得 有悖常理。中共在六四之後不惜一切代價造謠欺騙，即是上述達摩克裡斯劍存在的 一個證明。因此筆者常講，設若六四當晚果然有人能將學生和市民們撤回校園和家 中，日後中共的坦克就再也開不進北京城了。 當反對派總是將政治訴求提得雖進一步，但又恰好在當局可以放手鎮壓的程度以 下時（不能否認，這個「灰度區」永遠是存在的），當局事實上是束手無策的。待 反對派鞏固了現有訴求後，當局可以放手鎮壓的程度也不得不隨之提高，那時反對 派就又可以有新的，但仍在新的灰度區中的訴求可以提出了。 舉一個例子或許可以使問題更明晰。設想在國內的高壓環境下，我們暫且不提言 論自由，只提黨要在我們說錯話時不要追究不已。中共是無法因此而對我們施以鎮 壓的，因為即使共產黨員本身也無法保證永不失言。當「說錯話無罪」的概念深入 人心之後，我們再提要言論自由，共產黨如何鎮壓呢？且不說「言論自由」與「說 錯話無罪」實際是同一個意思，即便提「言論自由」錯了，也不過是說了句錯話而 已，不該降罪。當「言論自由」深入人心之後，你再來抨擊共產黨本身，共產黨又 能拿你怎麼樣呢？我想胡平先生當年撰寫《論言論自由》時大約就已經看到了這一 點了，而誰又能否認，今日的中共較之當年已大有「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之概了 呢？ 現在可以來談論筆者與顏真先生在觀念上的最根本不同點了，這個不同點就在於 ，顏真先生不承認反對派力量存在的必要性（這正是筆者將他的「漸進改良」歸入 新權威主義的原因），而筆者認為，一個成熟的反對派存在並成為民主運動的主流 ，是在中國實行成功的民主改良的必要條件。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成為主流的、成熟的反對派，在廣泛社會動員下的民主運動 將是情緒化為主導的一盤散沙，最終導致社會進入「脫序」狀態，「各種瘴氣毒氣 在中原飛揚拔扈」（余英時，陳奎德，「重新面對1911年」，《民主中國》1991年 11月號），的確極有可能將中國拖入災難的深淵，正像「第三條道路」中所描述的 那樣，因此筆者也是反對「泛民主主義」或曰「民主浪漫主義」的，只是筆者對它 們的定義與顏真先生不盡相同而已。 當然，互動式的民主改良也並非不冒風險：它要求反對派既有廣泛的社會號召力 ，又有理性的自我控制能力，用胡平的話講，是反對派必須能夠做到「見好就收， 見壞就上」。這並不是一種易於臻達的境界，它將對反對派的智慧、耐心、社會責 任感和組織能力等加諸嚴峻的考驗。不幸的是，以當今中國的現狀，我們卻別無選 擇，只有義無反顧。 但是，需要著重強調的是，現在著手建立這樣反對派至少在海外是可能的，原因 如下： □世界性的中共政治反對派組織民陣和民聯已經存在，組織經過較長時間的運行 也已逐漸走向完備，兩個組織都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作為各自的行動宗旨， 並且兩組織在今年十月將完成合併，事實上將主導今後海外民運的主流方向； □清末虛騎的（無論對滿清還是對西洋東洋的）民族主義（余英時先生語，出處 同上）已蕩然無存，與之伴生的革命主義亦在衰亡。現時的中國人普遍有一種求穩 怕變的心理，導致以所謂「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恰是被中共指為黑手的王軍濤 和陳子明）為代表的理性主義抬頭，這是對反對派組織走向非理性化的一種極強有 力的制約。可以講，這種類似英國光榮革命前的健康保守勢力，為中國的改良主義 運動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 □從冷戰時代國際勢力插手搞亂中國的可能性極小，一個非理性化的組織要想得 到國際間的援助幾不可能，因此亦很難形成氣候。 從另一個方面講，在目前的中國，要求１也是得到滿足的。 綜上所述，只要我們能夠造就一個主流的，真正成熟反對派，我們就能使當前中 國民主化的過程變得可控，可操作，結果變得可測。因此對中國民主化前景的盲目 悲觀是沒有道理的。 結 語 在前面闡述互動式的民主改良獲得成功的必要要求時，實際還有一個潛在前提條 件未曾列舉，這就是反對派的訴求必須在公意判斷下是正義的，唯其如此，它才能 夠做到使貌似強大的當局都對它束手無策並自亂陣腳；它的存在，也才會為當權者 中的開明派提供與保守派討價還價的強有力的砝碼。 無疑地，公意判斷是價值取向的。本來在現代社會中，爭取民主與自由應在任何 公意價值判斷下都是正義的，新權威主義的塵囂日上，卻使得這一點在中國人中受 到威脅，從而為中國真正民主改良的成功埋下了隱患。因此筆者雖在絲毫無意對新 權威主義的擁戴者們作任何人格上的攻擊，但卻必須聲明，新權威主義的理論應該 受到批判和唾棄。 試圖為中國未來的民主事業作出貢獻的人們，現在應該團結起來，利用當前的前 所未有的改良主義運動良機，為締造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充滿理性和合作精神的，有 充分感召力的，成熟的中共反對派而努力。 我堅信造物是有知的，各個民族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中國人雖然遺失了歷史 上的機會，但是只要我們鍥而不捨，天國的光輝總有一天會灑滿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