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國 胡 楠 不反對政府，也不和政府合作， 當局對我不滿，我對當局也無好感。 ----張偉國 曾經作為《世界經濟導報》的長期讀者，對張偉國這個名字應早有注意。事實上 ，八八年之後，該報頭版頭條的文章，幾乎都出自張偉國之手。這個以「北京書簡 」為名的專欄，主要綜述北京最高層的政治動向，其對觀察、揣測中國局勢的導向 作用，遠比權威的《人民日報》來得權威。那時，《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 在北海邊上的三座門那裡，離中南海只有一橋之隔。張偉國掌握了那麼多信息，當 然不是地理上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在北京知識界、政界撒下一張網，各種信息源源 而來。他的「北京書簡」不單單是獨家消息的羅列，也有他個人往往不乏力度的觀 點。我那時就注意到，張偉國必將成為中國時事方面的「王牌」評論家。他沒有那 種大報評論家堆砌理論辭藻嚇唬人的惡習，而是在捕捉各種信息的基礎上，再對局 勢作出畫龍點睛式的評析。 不過，如今的張偉國已不只是一個自由撰稿人，更作為一名異議的知識分子生活 在鐵幕之中。他與當局周旋的故事，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律師出道，天生一個「工作狂」 張偉國出生於大躍進的前一年，一九七零年從上海市南京中學畢業以後，到江西 省「插隊落戶干革命」。先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擔任茶場的副場長、農機 修造廠的廠長。好在當時正是上山下鄉的末期，很快中國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他在「革命」之餘，刻苦自學，於一九七九年考入了上海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專業。 雖然他後來從事的是新聞工作，但這段時間法律課程的專門訓練，為他後來與中共 當局的周旋打下了法律的基礎。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他組織同學成立了孫中山研究會，當時仍健在的孫中山夫人 、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女士，還親自題寫了會名。張偉國在校刊《法學》雜誌上發 表了《論孫中山五權憲法》的論文。據他的同事費曉棟撰文介紹，當時，張偉國主 要是顧忌到，在中國大陸要宣傳美國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很容易受到共產黨的 批判，同時也找不到一份發表這種理論的報刊，可共產黨政府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偉 大的先行者孫中山多少還有一些顧忌，因此介紹孫中山的思想就不至於招來橫禍了 。 大學畢業時，張偉國不願被學校隨意分配，自己聯繫到位於上海郊區杭州灣的金 山石油化工總廠廠長辦公室工作。隨即又參與組建金山化工總廠法律顧問室，並擔 任了該室的副主任。 當了三年企業律師之後，在《世界經濟導報》幾個記者的引薦下，張偉國加入了 當時已創辦六年的《世界經濟導報》，主編其中的經濟法律版。 一九八八年，張偉國作為特派記者，赴北京採訪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他給報社發 回大量高質量的新聞報道、評述稿件，有時一星期就發回上海總部兩萬字。出色的 工作表現，給總編欽本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偉國於是留在北京擔任《世界經濟 導報》駐北京記者，後升為辦事處主任。 據同時擔任《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記者的費曉棟介紹，張偉國天生精力旺盛， 熱衷於工作，三十五歲仍然獨身，除了偶爾和朋友大喝一通啤酒之外，別無嗜好。 熟悉他的朋友都一致認為他是個「工作狂」。 八八年我去北京，認識了張偉國。我注意到，北京知識界大大小小的沙龍都少不 了他的身影。他騎著一輛自行車，在北京大街小巷東跑西顛，一會兒找這人談一陣 ，一會兒找那人侃一通。採訪、約稿、交流信息、組織沙龍、參加會議，往往是「 五管齊下」。 也許是他對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十分敬重，也許是他個人的才華得到了他人的賞識 ，當我走訪一些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時，對方常常提起張偉國這名字，大加讚賞。 他與新聞界的朋友關係火熱，《世界經濟導報》北京辦事處則成了外地記者在北京 的一個信息中心。張偉國並不因為自己是記者就壟斷自己擁有的新聞，而往往是幾 乎沒保留地提供給同行朋友。 有一次，我得知王若望到了北京，希望能有機會採訪一下王若望，張偉國立即答 應幫忙牽線。後來我和張偉國、王若望、於浩成應邀到《新觀察》主編戈揚老太太 家作客。記得是張偉國和劉銳紹(原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六四後唯一 被北京市市長陳希同點名的境外記者)陪王若望、於浩成來去。在戈揚老太太家中， 大家相談甚歡。張偉國不輕易發言，偶爾插言也只是提問，使對方盡力發揮。王若 望妙語連珠，一個人講個不停，連於浩成也成了記錄者。戈揚笑到：「王大炮，你 就壞在這張嘴上。」我則對張偉國說：「這離不開你的誘發。」 八九民運中的「導報事件」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四天之後，張偉國與戈揚聯合組織了悼念 胡耀邦座談會。會後，張偉國本著溝通知識分子與政府當局思想觀念的精神，詳細 而真實地報道了中國知識界代表人物蘇紹智、胡績偉、於光遠、李銳、吳明瑞、吳 江、童大林、嚴家其、陳子明、張顯揚、戴晴等人，還包括胡耀邦的長子、當時擔 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的胡德平，在會上發表的真知灼見。沒想到就是這樣一篇 報道，卻引發了轟動一時的「導報事件」。 《世界經濟導報》原計劃在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刊出這篇報道。但在 此之前，這條消息由《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先向境外記者透露，有一份港 報提前把消息登了出來，恰好被當時的上海宣傳部長陳至立看到。 當時主管上海意識形態的市委副書記曾慶紅，立刻把陳至立的「發現」轉告給當 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在江澤民的指示下，由曾慶紅和陳至立出面接見《世界經濟 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調看《世界經濟導報》悼胡座談會文章的清樣，隨即命令欽 本立將兩萬五千字的座談紀要刪節刊出。應刪的內容包括：牽涉到重新評價胡耀邦 功過、為反自由化運動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識分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愛國民 主運動等內容。這等於抽除了整個座談會的精髓，所以為欽本立拒絕。後來江澤民 親自召見欽本立，嚴厲指責他違反黨紀，並派出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 這明明是一種翻臉不認人的做法。在趙紫陽還當政的時候，《世界經濟導報》得 到趙紫陽的賞識，上海市委也希望通過《世界經濟導報》與中南海搭上一條線。一 九八八年，還在上海市駐北京辦事處的曾慶紅，召集了《解放日報》、《文匯報》 、《世界經濟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況。會上 他對《世界經濟導報》的人說：「你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離體改委最 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 張偉國認為，「導報事件」一開始就被個別人用來當做實現個人野心的墊腳石。 當時工作組的組長就大耍兩面派的手腕，一邊指責《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是一場嚴 重的階級鬥爭；一邊又說某某想保《世界經濟導報》，只是鄧小平要關掉《世界經 濟導報》。一邊對欽本立說四百三十九期只要改幾百字就可以刊出，一邊卻逼迫欽 本立承認那些反映知識分子懷念胡耀邦的不同聲音，是反對鄧小平。其用心何其毒 也! 眾所周知，《世界經濟導報》由於敢於發表有別於正統宣傳的理論探討文章，在 國內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有相當廣泛的讀者群，並被譽為中國改革的一面旗幟。 所以「導報事件」發生之後，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彈。遊行隊伍中，學生打出了「 支持《世界經濟導報》」的橫幅；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紛紛聯名給上海 市委寫信表示抗議，給《世界經濟導報》寫信表示支持。筆者當時在深圳和朋友組 織了百多名記者簽名支持《世界經濟導報》，中共官方的中國新聞社也進行了報導 。 作為這一次悼念胡耀邦座談會主要發起人的張偉國，一方面面對如雪片一般飛來 的支持電報、信件，情緒高揚，另外一方面因受到高官的嚴厲指責，又感到很大的 壓力。不過他認為：「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即使《世界經濟導報》作出 了讓步，上海市委也會秋後算帳。抱著為中國的新聞自由殺開一條血路的希望，張 偉國頻頻接受國外同行的採訪，向他們介紹「導報事件」的真相，並坦陳自己對中 國改革的看法。 五月十九日北京戒嚴以後，張偉國作了最壞的打算，留下了遺囑，還要費曉棟拍 了幾張照片。五月底的一天，我和張偉國、黃德北(台灣《自立晚報》記者)一同在 北京飯店就餐。當時局勢已十分危急，我提醒張偉國還得小心才是。他笑道：「沒 有坐過牢的記者不是好記者。」沒想到這句笑話果真應驗，張偉國、黃德北都在「 六四」之後被捕，我則倉惶亡命天涯。 「六四」後被關押二十個月 「六四」大屠殺之前，張偉國從北京飛回上海，不久被公安局列入通緝名單。六 月二十日，在他從前的工作單位金山石油化工總廠被捕。 張偉國所關押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乃是六十多年前日本人建造的。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大陸執政四十年來，除了在監房裡安裝了有控制的電燈和自來水之外，其他 的變化，就主要是原來只關押四五個人的監房，現在規定關十二個人，甚至十六個 人。監房裡真是人滿為患，空氣污濁。用水緊缺且不說，還經常為了睡覺的一席之 地而相互爭吵，甚至揮拳毆打，致人傷殘。在張偉國囚禁的日子裡，上海的知識界 、新聞界不斷傳說著他在獄中寧折不屈的事跡。他被捕時，執行任務的公安人員沒 有出示逮捕證，只手持一紙「收容審查證」，執行理由欄裡填著：「根據公安部通 緝令」。張偉國認為這是非法逮捕，所以他拒絕簽字。上海市公安局解釋說，對他 的逮捕，是由公安部實行的秘密逮捕，不必出示逮捕證。張偉國反駁說，法律規定 ，沒有人有權對公民採取秘密逮捕行動，「收容審查」不是法律依據，採取這種措 施剝奪公民的權利，本身就是在違法犯罪。 在監牢裡，他滔滔不絕地向難友們大談「六四事件」；在被提審時，他又做記錄 人員和審問者的「思想工作」。張偉國說，中共的教科書，對國民不厭其煩的介紹 革命導師列寧在沙皇的監獄裡，依然向圖書館借閱了大量圖書，並寫下了大部頭的 經典著作；中共黨史上的女英雄江姐，在「國民黨反動派」最黑暗的渣滓洞裡，還 舉行了黨支部會議，為死難者進行公開性的追悼會。這可比現在關押在共產黨監獄 中的政治犯自由多了。 在扣押期間，張偉國曾向看守所領導及公安從辦人員提問：監規規定每個人犯的 合法權利受到保護，那麼現在自己作為一個人犯，到底還有哪些權利呢？居然沒有 一個人能回答。可見那些本來就經不起推敲的監規，也僅僅是冠冕堂皇的擺設。 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陰謀顛覆 政府罪」判處王軍濤和陳子明十三年有期徒刑，就在同一天，他們的朋友張偉國在 上海獲釋。上海市檢察院以其尚未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之由，決定不予起訴 。 報答欽本立的知遇之恩 張偉國出獄以後，第一個拜訪的對象就是他的老總編欽本立。當時欽本立病情惡 化，正住在上海華東醫院搶救。張偉國幾乎每天都去陪同他，給欽本立很大的安慰 。三月九號，欽本立掙扎著坐起來，用顫抖的手寫下「導報精神不死，偉國老弟留 念」。四月十五日，他去世前兩天，欽本立還竭盡力氣囑咐張偉國：一定要把《世 界經濟導報》的報史寫好，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歪曲了。 在《世界經濟導報》社，大家都稱欽本立為「欽老闆」。張偉國曾這樣形容：《 世界經濟導報》是沙漠中的綠洲，老闆才是綠洲中的泉眼。早在一九八八年，張偉 國、費曉棟、阮江寧等同事議起《世界經濟導報》的人事來，張偉國就發表一個「 謬論」：欽老闆與《世界經濟導報》融為一體了，哪一天讓他下來，不再給他辦報 了，那他一定會生病，一定會活不長。此話竟不幸言中。 欽本立去世之後，張偉國不但自己撰文表示悼念，而且還把有關上海市極左分子 迫害欽本立的經過提供給境內外記者。在欽本立去世一週年時，張偉國在一篇悼念 文章裡寫道：「當欽本立已經奄奄一息時，當局居然令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嚴謹， 到他的病床前宣佈給予『留黨察看兩年』的處理決定。令欽含冤而死。我真不知道 ，天底下還有什麼比這『左』更慘無人道了。『左』是某個人的品德，還是某個制 度的本質呢?把『左』和上海聯繫在一起，人們會不以為然。欽本立冤死和《世界經 濟導報》的命運可以告訴你，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欽本立雖然已死，上海的『左 』卻還在尋找欽的替身。」 當上海市公安人員質問他為什麼給海外報刊提供有關欽本立的消息時，張偉國回 答說：既然欽本立的生死已經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我感到介紹我所知道的這 方面的信息，是義不容辭的，我只需對信息的準確性和客觀性負責。 欽本立去世之後，張偉國和費曉棟抓緊進行《欽本立和他的擦邊球》一書的編寫 工作。這本書以欽本立創辦《世界經濟導報》九年過程中所寫的文章和接受採訪的 文字為主，其中張偉國執筆寫下了他與欽本立的患難交情。題名為《欽本立：生命 的終結》。在張偉國看來，這一方面是為了報答欽本立對本人的知遇之恩，並對在 做事時自己無法盡力的一種補償；同時也是為了完成欽本立的遺願。 在一次公安局的傳訊中，公安人員要求他供出有那些人在寫作有關欽本立和《世 界經濟導報》的作品，要求張偉國把自己的書稿和有關欽本立在病床前的講的那些 話的記錄，給他們看一看，保證完璧歸趙。張偉國調侃道：欽本立在醫院裡的談話 ，相信你們有關部門有比我這更詳細的記錄，至於編寫有關欽本立的書籍，只是我 和其他寫作這本書的人的合法權利，並沒有法律限制，我相信也沒有那個政策文件 規定有關欽本立的書是不能寫的，是禁區。 公安人員擺出一副不看到書稿就不罷休的架勢。張偉國則作出「讓步」：開誠布 公地講,我是不願意給你們看稿子的，書稿也還沒有最後編好，但既然你們這麼急切 地想看到，又答應看後交還給我，這不影響書信息的數量和質量，以後這本書也是 公開的出版物，你們總是會看到的。提前給你們看一看也未嘗不可。但有一個條件 ，就是要把八九年六月二十日我被捕時搜去的所有文字材料，包括我的日記、備錄 、文稿、文摘卡片、書信、書籍、錄音磁帶等，以及我在監獄中寫的日記和有關文 稿，如數歸還給我。如果你們可以答應這個條件，我就可以做這個交易，把你們需 要的東西給你們看。我自己心裡也得到平衡，權利、義務也就相應一致了。 公安人員說，我們之間不能作什麼交易。 張偉國說，這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談了。 這件事情最後就不了了之。 「公開性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 張偉國仍然受到跟蹤、監視，他偶爾與朋友會會面、通通電話，那些朋友也被公 安人員叫去問話，要求他們報告張偉國的行蹤，張偉國在想什麼、在做什麼。 這一切並沒有嚇倒張偉國。他說，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環境裡，就我的處境而言， 我相信，越公開，就越安全。公開性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 也許是基於這個原則，張偉國恐怕是「六四」後大陸唯一一個不迴避任何記者的 知識分子。他借居在哥哥新婚的一個七平方米的小閣樓裡面。凡來走訪的客人他都 接待，凡來採訪的記者，他都照談不誤，這在中國大陸自然是非常危險的。他因而 又多次遭到公安局的傳訊。但每一次傳訊，張偉國都令當局感到極為尷尬。這種尷 尬不是因為張偉國用激烈的言辭痛罵當局的不齒行徑。他仍然以非常平靜的語氣， 一邊笑著，一邊闡述自己的道理。似乎不是公安人員審訊他，而是他在給公安人員 做普法教育工作。 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張偉國早已被上海社科院開除公職和黨籍，目前仍是取保候審身份，不能離開上 海，被迫蟄伏在家。他希望能有機會到外國深造，事實上哈佛大學新聞研究所已言 接受他。但是上海來的消息說，張偉國的案件未了，暫時難出國。張偉國自己信心 大一些。 鄧小平推動第二次改革之後，張偉國為香港《明報》、台灣《聯合報》、《中國 時報週刊》等報刊撰寫了大量評述中國大陸局勢的文章。一方面，他大膽猛烈抨擊 左傾思潮，另一反面，他又為改革開放的形勢叫好，真正表現了他作為一個獨立的 評論家，而不是一個「對著干」的反對派人士的立場。 僅僅今年三到四月份，他在境外報刊中發表的文章包括發表在台灣《聯合報》的 ：《北京『一言堂』雜音不斷》、《改革政治體制要從平等做起》、《法律左右搖 擺，政局埋下禍根》、《傳媒表態反映經改臨渴掘井》、《大陸新聞媒體看在眼裡 口難開》；發表在香港《明報》的：《政治體制改革先從新聞自由著手》、《欽本 立冤死於上海的「左」》；以及發表在《中國時報週刊》的《上海改革開放的形勢 大好》。在這些文章中，不僅可以發現張偉國搜集了大量關於中國大陸局勢的信息 ，也可以看出，他對中國前途思考的幾個側重點：強調國家的法治精神不能受政策 左右搖擺；他認為，民主黨派若不能擺脫附屬品的角色，中共若依然對他們發號施 令，大陸就很難走向民主多元化發展；改革開放醞釀出經濟的多元，必然將導致政 治的多元化，所以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的第一步，在現實中，仍得由中共領導， 但更需要各民主黨派作為真正的政黨，獨立自主的發揮作用。民主黨黨派應該和中 共平等，沒有平等就沒有合作，即使有也是不充分的甚至是畸型的。各黨派只有處 在平等的地位，才能夠作為獨立的政黨發揮作用。由此，才能形成有制約的社會機 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新聞改革--應率先突破。新聞改革退一步就是 倒退十年，新聞不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泡湯。沒有言論自由，改革開放不可能 盡快發展。 看到張偉國的這些文章，我又驚又喜!中共大陸終於出現了這麼一位優秀、理性、 勇敢的時事評論家，又擔心他再受監牢之災。 有一次，英國BBC的記者問張偉國：你吃過那麼多苦頭以後，為什麼還是照樣如此 大膽地講話呢?張偉國回答說：我這是在行使中國法律賦於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我 這樣坦誠地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就是試圖證明中國要求健全法制的改革開放是真 實的，而絕非紙上談兵。中國這麼大，困難這麼多，知識分子站出來發表自己的意 見，是一群獨立的主體意識的覺醒，是一種對社會和歷史承擔責任的體現。同時中 國的社會發展太缺少積累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總是不斷在較低層次上重複歷史 。如果知識分子能將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公諸於世，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成熟還是 幼稚，都可以成為後人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