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主運動不是民眾運動 ----與華生先生商榷 ·丁 楚· 講道理派和不講道理派 華生與胡平的論戰終於開始了，這場論戰整整延遲了一年半。今年三月號的《中 國之春》發表了華生與胡平商榷的長文《是策略失誤還是本體錯誤》，接著，在上 期《中國之春》，胡平寫了反駁的文章《自由民主與共產專制的基本分歧》。 華生、胡平和我都是浩然營第一期的同學。九零年那個的夏天，在南加州海濱一 個風景秀麗的避暑山莊，我們共同渡過了整整一個月難忘的時光。那一次，也許是 歷史上第一次，代表中國海峽兩岸四種不同的政治力量的人----中共方面的官員、 大陸的持不同政見者、國民黨的政要以及台灣反對派的骨幹----心平氣和地坐在一 起討論著中國未來的前途。也許，重要的不是我們當時討論什麼問題以及人們之間 的分歧，重要的是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坐在一起了，相互溝通，相互瞭解了。形式重 於內容。 華生和胡平對於「八九」民運觀點上的分歧，就是從那時開始的。記得當時華生 笑著對胡平說：我正準備批判你的觀點。胡平馬上回答：歡迎論戰。我當即就約了 華生的稿，希望《中國之春》能夠成為這兩位理論高手論戰的戰場。 就雙方的觀點而言，我無疑更傾向於胡平。但是對華生同學我同樣抱有敬意。在 這個世界上，人們也許會分成不同的派別：左派或右派、激進派和溫和派、改革派 和保守派，但是還有一種更本質、更重要的區別：講道理派和不講道理派。人們觀 點上的分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採取什麼形式去解決分歧，專制者與民主派分歧的 實質不在於雙方的目標，而恰恰在於解決分歧的手段。 有些人儘管相信新權威主義，但只要他願意用講道理的辦法來對待那些持不同意 見者，那麼我認為他仍不失為一個民主派；可是有些人儘管立志要為自由民主奮鬥 終生，但只要別人對他的「民主理念」持有異議，他就凶相畢露，要打倒別人，那 我絕不承認他是民主派，他只是寄身於民主陣營中的專制派。 無可爭議，華生是個講道理派，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從這一點上說，我與華生 是同一派。我相信我與華生之間的距離，要遠比那些主張「誰不打倒共產黨就打倒 誰」的「民運人士」近得多。 是民主運動還是民眾運動 我承認和華生是同一派，並不等於我同意華生的觀點。華生與我們最根本的分歧 在於，他不承認「天安門廣場的運動」是一場民主運動。 華生認為：「一個運動的性質是由其綱領和動員群眾的口號所決定的」。他舉出 了許多當時概念混亂的口號來證明，參加那場運動的大多數人的出發點是對學生的 同情和對政府以及社會現狀的不滿，而不是對民主制度的追求。他由此得出結論： 八九天安門廣場的運動是一場民眾運動，而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華生對事物的洞察力是不容質疑的，我承認他舉出的很多現象都相當準確。問題 在於他判斷那場運動性質的尺子。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既然衡量一個人是否民主派 的尺子不是看他的目標而是看他的手段，那麼同樣，衡量一場運動是否民主運動的 尺子也同樣不能僅僅憑它的綱領和口號，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採用的形式和手段。 從天安門廣場運動一開始，到絕食的高潮，直到被鎮壓，儘管廣場上各種口號魚 龍混雜，但有一個基本的訴求貫穿始終，這就是「對話」；儘管廣場上五花八門的 理論令人眼花繚亂，但有一個原則卻被至守不渝，這就是「非暴力」。學生們示威 是為了對話，絕食是為了對話，百姓們同情學生是出於受「非暴力」的感化，堵軍 車是出於對「非暴力」的信念。也就是說，無論學生和市民們上街的動機是出於對 官倒的痛恨、對通貨膨脹的不滿，還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 的，他們都是「講道理派」。他們主張通過與政府的對話解決矛盾，他們堅持「君 子動口不動手」的原則。就憑這一點，這場運動就具備了民主運動最基本的特徵。 華生認為，民主運動的性質並不取決於參與人數的多少和代表利益層面的寬窄， 民眾運動同樣會擁有多數群眾。他概括民眾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受 情緒化支配的運動，而後者則應該是理性的運動。在這一點上，他暗示，共產主義 運動、德國的納粹運動都具有和八九天安門廣場運動類似的民眾運動的特徵。 我顯然不能原諒華生的粗心，他又一次忽略了那個最重要的尺子：形式和手段。 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多數人消滅少數人，一個階級剝奪另一個階級的運動，納粹運 動是一個多數民族滅絕少數民族，優等民族淘汰劣等民族的運動，這一切都是以暴 力進行的。而「八九民運」則是一場群眾爭取自身權利的運動，這些權利包括對話 的權利（參政權）、結社的權利、言論的權利和示威遊行的權利，無論爭取這些權 利的意圖是以標語口號的形式表達，還是直接用既成事實的行動表達，也無論爭取 這些權利是正當還是不正當、是明智的還是愚昧之舉，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以和 平的形式進行的。人們之所以需要民主制度，不就是為了以和平的程序，而不是用 暴力手段去解決社會的分歧嗎？ 民主運動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我們並不知道它具體應該是什麼，我們只能夠 指出它不應該是什麼。一場運動只要沒有那些「不應該」的，那我認為就不妨把它 稱為民主運動。 請原諒我的武斷，在華生還沒有被說服之前，我已經擅自將「八九 天安門廣場運動」稱為「八九民運」了。 經濟上的訣竅不適於政治 討論完「本體」的問題之後，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錯誤」。胡平在他的文章中指 出了華生對自由主義和民主的理解的偏差，在這裡，我想補充一點，就是指出他對 「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戰略原則的理解偏差。 胡平認為，八九民運戰略上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見好就收」。可是華生對這一 分析不以為然。他說：正如低買高賣是股票市場上賺錢的訣竅一樣，知道了這個訣 竅並不一定能賺錢。因為全部困難就在於事先準確判斷什麼時候是低和壞，什麼時 候是高和好。 華生是位經濟學專家，可是經濟學上的訣竅並不一定完全適合於政治。在股票市 場上，也許見好就收的原則更側重於權衡「量」的得失，而在政治中，這個原則的 宗旨更多地體現在建立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要向對手表明一種吃軟不吃硬的態度 。也就是說，通過這種行為準則使對方明白，你要是讓一步，我也會作出相應的讓 步，雙方都有好處；可是你要是來硬的，我就和你拼，雙方魚死網破，誰也沒有好 處。這個原則用在股票市場上和用在政治運動中的區別就像算數和代數的區別一樣 。前者注重數量的大小，後者注重函數關係。 如果說「見好就收」這一原則的真正用意不是為了在運動中佔點便宜，而是為了 表明一種吃軟不吃硬的行為規則，那麼把它翻譯成股票市場上的行話就是：不管你 在哪一個點上進入，也不管你現在停留在哪一個點上，只要股票升了，你就賣，只 要降了你就買。賺多少錢是次要的，主要是用這種行為向人們表明你堅決按照賣高 買低的行為規則辦事。 這樣一來，華生先生關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論據都失去了意義。學生 們在什麼時候收兵可以得到最好的結果，這是一個可以永遠爭議下去的問題，但是 從結果來看，他們最大的失敗在於沒有成功地向當局表明他們吃軟不吃硬的立場， 相反使當局得出了一個他們欺軟怕硬的結論。所以中共的強硬派在事後總結經驗時 一直後悔當初的軟弱，並叫囂，要是早一點採取強硬措施，也不會搞到難以收拾的 地步。 這樣一種結局實際上是一個最壞的結局，它為朝野雙方的惡性互動奠定了心理基 礎，以後對於任何越軌行為，當局就會馬上採取最嚴厲措施，將反對的火花扼殺在 最初的階段。這樣一來，反對派的活動空間將變得非常狹窄，以至你再想採取「見 好就收」的戰略都很困難了，因為對方很可能不會再給你「見好」的機會，而你挽 回局勢的唯一出路就是「見壞而上」，拚死以搏，以巨大的犧牲把朝野雙方的關係 扳回到良性互動的起點。八九民運最大的教訓就在於此。 正義旗幟下的罪惡 當然，華生的主要目的並不為了批判「見好就收」的原則。他是想證明，把八九 民運失敗的教訓總結為沒有「見好就收」實在是沒有講到點子上。他認為，「八九 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這個運動的主要骨幹在對中國國情及相應的戰略方針的認識上存 在重大的偏差和錯誤。」所以這場運動的出發點就是錯誤的。無論它是成功還是失 敗，對中華民族的進步都沒有補益。 一台戲演砸了，胡平和華生都進行了反思。胡平是站在演員的角度看問題，他認 為失敗的原因在於表演的技巧沒有掌握好，該哭的時候沒有哭，該笑的時候沒有笑 ；而華生則是站在觀眾的立場看問題，認為這台戲跟本就不該上演，它的劇本實在 是荒謬透頂或者不合潮流，所以演員再好也不會有好結果。兩者站在不同的立場上 產生了對運動不同的評價，這是不足為奇的。任何一場運動都會涉及到兩個問題： 一是這場運動應不應該發生，二是這場運動應該怎樣進行。華生討論的問題屬於第 一個範疇，胡平討論的問題是屬於第二個範疇。如果結論如華生所說，八九民運根 本就不該發生，那麼胡平研究的問題就根本沒有了意義。所以，華生提出的問題更 帶有根本性。 華生的不滿顯然是有理由的。對於這台戲，他的腦袋裡有一套更好的劇本。也許 他認為，按照鄧小平意圖導演下去，對國家會有更好的前景。可是學生們的激進行 為打亂了鄧小平的戰略部署，同時也打亂了華生頭腦中的那個美好的藍圖，這就很 難怪在歷次學生運動中，總有一些知識分子責備學生「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 我們不妨承認，華生頭腦中的那個劇本是個更好的劇本，鄧小平是個最好的導演 。可是問題在於，你憑什麼要求別人服從你的戰略部署。共產黨專制政權維持其統 治全部基礎都在於，他們認為自己為人類描繪的藍圖是最美好的前景，為了保證實 現這一藍圖的計劃不受到干擾，必須用鐵腕來維持整個戰略部署的順利進行。 世界上很多罪惡，都是在正義的旗幟下犯下的。 多數人的意志需要程序來顯示 華生批評說，胡平的錯誤在於他看問題「沒有擺脫民運人士這個特定的利益集團 的角度，沒有站在多數普通中國人的角度，根據他們的得失去總結得失。」在這裡 ，我要批評華生的是，他的思維方式仍舊沒有擺脫共產黨教育的烙印。要求每個人 代表大多數人的立場說話，這是典型的共產黨邏輯。而這個邏輯在華生的文章中顯 然有自相矛盾之處。 首先，什麼是大多數人的意志？多數人的意志需要一種程序來顯示，而民主制度 就是這樣一種程序。華生在文章中想說明，根據目前中國的國情，民主還不能成為 中國大多數人的第一需要。可是問題恰恰在於，沒有民主制度，你怎麼能知道什麼 是多數人的第一需要？華生陷入了一種邏輯上的困境，好比他宣佈：有文化的人用 不著考試。可是不考試你怎麼知道誰有文化？ 這個世界上奇怪的事情是，凡是非民選的政權總是強調自己代表多數，而越是強 調自己代表多數的政權越害怕讓人們說話和選舉；相反，到是實行民選的政權卻從 來不強調代表大多數。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每一個勝利者都 會毫不猶豫地宣佈自己代表多數人的意志。共產黨人就總是指鹿為馬地宣佈自己代 表大多數人的意志，可是既然你堅信自己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讓人們自由地說話 和投票選舉又有何妨？ 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 第二，為什麼一定要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說話？每個人都有自己立場，這是無可 非議的。「民運人士」的立場也是一個相當正當的立場，憑什麼一定擺脫它？華生 在文章中說，因為與口味和飯碗有關，知識分子會把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的偏好排 得比普通老百姓更前一些。我認為這也是一種很不錯的立場，為什麼不能堅持？知 識分子在社會中的角色功能就是創新，而新生事物在最初階段總是被少數人首先掌 握的。知識分子要是看大多數的眼色行事，這個世界上就不會再有新生事物。不光 知識分子，每個人都應該忠於自己的角色更甚於忠於多數，你相信什麼，就說什麼 ，在這裡，屈從多數和屈從強權沒有什麼區別。 胡平顯然是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來反思「六四」的，我們可以說他忠於自己 的角色。無論他是否代表大多數人的立場，這都是一個值得尊敬的立場。如果華生 也能夠忠於自己體制內改革派的角色，而不強求別人都屈從大多數，同樣值得尊敬 。人的一張嘴有兩個功能，一是吃飯，二是講話。經濟學專家華生若認為吃飯問題 最重要，他不妨去研究吃飯問題，而民運人士胡平認為說話問題同樣重要，就讓他 去研究言論自由。問題是誰也不能強調嘴巴的其中一個功能而否定另一種功能存在 必要。學生們要言論自由，即使他們是少數，也應該有表達自己願望的權利。大多 數工人農民如果還不需要言論自由，也沒有必要非動員他們上街不可。鄧小平不是 說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為什麼不能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呢？你 不能因為大部分人還不富裕就不允許少數人發財，就同樣也不能因為大數人還不想 說話就剝奪少數人的發言權。 這個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重要的問題不是看哪一種角色代表大多數，而是 各種角色都能夠互相尊重和容忍。共產黨最可惡之處還不在於它為自己定位的這個 「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角色，而是它根本就不尊重其他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允 許其他角色的存在。它打著大多數人的旗號，企圖把所有的角色都統一到這個旗號 之下。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忠於自己的角色，當好演員，把導演留給上帝，中 國就不會在有那麼多政治迫害的悲劇。當然，也就不會有「六四」的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