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日學生的實情與動向 ·楊 名· 「國際化」後中國留學人數劇增 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提倡國際化之前的一九八五年，在日各國留學生總數為兩萬 人左右，其中中國留學生約三千多。以國家地區而言，總人數佔第二位，排名在台 灣之後。 一九八六年，雄心勃勃的中曾根首相提出日本要加速國際化，成為國際大國，並 要求把留學生當時的兩萬增加到十萬名，指示各地方的大學要敞開門戶接納。為此 ，為培養留學生入學的語言學校，即接納就讀日語學生的語言學校，因緣時會，如 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 這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上升期，也是中國第一波大出國潮掀起之始。由於赴美留 學要考「托福」等，取得簽證較難。於是，只要找到保人，繳納三十萬日元左右的 入學費用，便能順利取得簽證的日本語言學校，一下子便被中國學生擠滿了。 但按日本文部省的規定，就讀語言學校的學生，只能稱為就學生。入了日本大學 或大學院，以及專門技術學院的學生，才能稱留學生。據日本文部省，法務省等有 關資料統計，目前中國留學日本的總人數已超過五萬，其中真正意義上的留學生約 近萬人，其餘均為就學生。 公費留學生滯留不歸者增多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國家教委與地方政府先後派遣了近萬名公費留學生或研 修生。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派遣的留學生與研修生，在課程完成後或進修期滿，由於 日本政府對中國留學生在日工作、居住等方面限制很嚴，所以大抵按期回國。 一九八六年以後來日或尚在日繼續學習的公費生，特別是八九年六月以後，滯留 不歸者日益增多。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不外如下幾點： 一八九民運期間，留日公費生中的絕大部分參加了東京、大阪等地區的聲援北京 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活動。「六四」後，儘管中共口口聲聲不究以往，但怕中共秋 後算帳的陰影很難揮之而去。 二日本隨著經濟與科技迅速發展，專業人才，如計算機軟件及工程科技人員等十 分缺少。另一方面，隨著日本經濟發展與日本人民生活富裕，勞動成本提高，體力 勞動嚴重缺乏。據統計，目前日本勞動力的供求比例是一比一點三，換言之，即一 百個人有一百十三個工作崗位，即有十三個工作崗位沒有人干。在專業人才與勞動 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日本法務省在經濟企業界的壓力下放鬆了對中國留學生申請 就職的留難，批准率很高。 三隨著中共改革開放的擴大，對中貿易與投資業務增長，這就為許多學習語言、 經濟管理、貿易等學科的人增加了就職的機會。 四中共駐日使領館教育處負責留學生簽證工作的，顯然是接到了中共國家教委的 指示，除了對積極參加民運的留學生橫加刁難外，為了防激怒生變，一般對能獲得 在日本公司、工廠、學校就職或研修者，均能給予一年一度的護照有效期延長。 五許多留學生回國找不到適合自己專業特長的工作。據一份統計資料，留日後回 上海的學生，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沒能找到自己適合的工作；百分之十的或到外資或 合資公司工作，或再返回日本「混」；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對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條件 表示較滿意。 所以，中共國家教委在一九九一年上半年和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先後派了代表團 來宣傳「祖國在召喚」，但積極響應回去者寥寥無幾。更有幾位響應召喚回國者， 卻被接受單位事後以住房分配有困難等為理由變相拒絕。 鑒於上述情況，儘管在日本公司就職滋味不好受，但是現在公費留學生滯日不歸 者日益增加，已逾八成之多。 國際化的濫觴----就學生即勞動大軍 中曾根提出國際化時，也正好是日本開始出現勞動力不足情況之時。而來日的就 學生則因付學費和保人的擔保費（除少數就學生有親友作擔保，大抵有學校和朋友 出錢找擔保），大都欠了一大筆帳，更加之來日後必須要交的昂貴學費和住房等生 活費。因此，大部份就學生來日後必須把大部分時間放在打工上。 由於就學生的語言不通，打工大都集中在餐館業和建築業，清掃業等部門。現在 ，只要走進東京的中國餐館，一定會有中國就學生在打工。由於日本工作的節奏與 效率，每天打完工的就學生大抵疲勞不堪。許多就學生不堪此沉重的負擔，而在兩 年就學期滿不能繼續升學獲得合法簽證的情況下，乾脆變成黑戶口，成為地下勞動 大軍的一員。據日本入國管理局的資料估計，在日的非法居住的原中國就學生約有 五千人以上，而且其數在不斷增加。 這種現象似乎成了惡性循環病。日本入國管理局為了防止這種現象氾濫，加強了 保證人的管制制度，提高了年薪收入的規定數及限制擔保數等。這樣實際提高了保 證人價格。目前，來日就學生的擔保價為三十萬至四十萬日元，比一九八六年前提 高了二至四倍。這樣，就學生來日為了償還高額保證人費及學費，只有更拚命打工 ，實質上使就學生淪為日本的一支體力大軍。 就學生問題面面觀 由於就學生如過江之鯽來到日本，難免良莠不齊，而他們來日目的又主要是打工 掙錢，什麼地方掙錢多就到什麼地方去。有些男女青年就做上了風俗業，也有的做 些鼠竊狗盜的勾當，更有見財起意，謀財害命的。 據一九九一年度的一份日本警方統計，全年被抓的外國人盜竊犯罪近六百人，其 中一半以上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中國大陸來的，被抓原因幾 乎都是在商店公司搞小偷小竊；其它百分之十左右為台灣、香港、澳門來者，大抵 幹的是大盜和智能盜犯的勾當。 此外，就學生大部分來自福建和上海等地區，有些人憑著假學歷證明來日，素質 教養極差，租房後不愛乾淨，弄得周圍環境髒臭，噪音不斷，違約事件紛起。因此 ，現在日本租房的不動產業，有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租房給中國留學生。 就學生中的這種情況，給日本民眾與社會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不過，筆者與日本一些教授探討就學生情況時指出，儘管不能否認這些問題，但 就學生來日對中國發展的正面效應還是應當肯定的。例如： 一他們很多人在日本的第三產業工作，許多留日就學生在打工中學習了日本企業 的服務方式和管理經驗，有的就學生已回國搞起了日式的第三產業，其服務精神與 工作效率要比國內的同類企業要好，水平要高，有的則填補了許多空白。 二很多人成了中日之間貿易的中間人與投資的促進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著良 性作用。 三就學生在日勤打猛干，來日二至四年，少則積蓄二百萬日元，多則五、六百萬 日元，有的在日期間還給國內家屬親友寄款，這些錢將成為中國的為數頗巨的一筆 外匯，這對外匯短缺的中國經濟建設的意義是相當重大的。 四就學生來日後，接觸了日本民主政治環境與先進發達工商業社會的真相，開闊 了視野，多少熟悉和吸收了現代社會的文明秩序與新思想。這對中國社會思想的變 革也是有益的。 民運公開登上政治舞台 在八九民運前，由於日本對中共「配合」的政策，使日本地區的中國民運活動很 艱難。民聯日本分部的活動只能處於秘密狀態，設法散發給中國留學生的《中國之 春》民運刊物，也很有限。筆者曾在東京著名的中國留學生住的後樂寮住過，親見 中共使館派駐寮的人員，將民聯日本分部寄給留學生的《中國之春》，悉數沒收扔 棄。留學生對這種違法的舉動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八九民運興起時，日本地區的民運也高潮迭起。幾次聲援抗議活動都有上萬人參 加。其中著名的民運團體為「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民陣成立後，該會主要成 員大都參加了民陣，成為在東瀛前哨公開與中共專制政權進行對抗的政治力量。近 三年來，民陣日本分部與民聯日本分部等民運組織，進行了大量政治與人權等方面 的活動。今年四月初，民陣日本分部成員對江澤民訪日的對話抗爭，更使中共高層 驚恐不安。 與八九民運掀起時比，在宣傳輿論方面，民運的攻勢更使中共無招架之力。「六 四」後，日本地區創辦民運報刊雜誌甚多，其中《民主中國》月刊更成為日本地區 的一面戰旗，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而中共使館控制的《新大陸》雜誌，則因民主 思想傳播，不斷出現「麻煩」，最後只能由使館教育處自己出面辦。但因投稿者無 ，導致停刊半年，現又從雙月刊改為半年刊，讀者則日益減少。 民運已使中共在日本的宣傳輿論陣地上完全功守易位，兵敗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