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旋風與大陸改革前景 ·楊小凱· 鄧小平學毛澤東出奇招 最近中國大陸刮起的鄧小平旋風使中國政治的兩極化局面發生了深刻和微妙的變 化。這種變化與文革初期的局面有異曲同工之妙。文革前，中國的政治分歧是圍繞 著大躍進問題，是非分明，毛澤東錯了不認錯，而其他人都一邊倒同情彭德懷。毛 澤東在處於少數派狀況下企圖另尋出路，終於找到了為反革命平反，支持反對當權 派的群眾這張牌，於是支持彭德懷的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分子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 ，終於使黑白分明的局面變成兩派各有真理的局面。「六四」前後，鄧小平也成了 絕對少數派，心理上承受的壓力不亞於當年的毛澤東，他企圖扭轉這種黑白分明狀 況的衝動成了當時中國政治變化的最重要動力機制之一。鄧小平旋風相當成功地將 「六四」前後黑白分明的狀況轉變成中國政治中在朝在野派各有主動權的狀況。人 心一致倒向一邊的狀況將完全改觀，反「六四」屠殺陣營也會產生深刻的分化。我 在一九九０年的一份申請基金的英文報告中指出鄧小平會在經濟改革問題上出奇招 改變政治被動局面，其分析的基礎就是認定鄧小平的政治行為和下意識受毛澤東影 響極深，在出奇制勝，操縱人心方面都與毛澤東有不少天生或模仿來的相似性。雖 然他們的智力不足以產生深思熟慮的謀略，但他們憑本能在環境壓力下造成的局面 往往微妙至極。 這種國內的微妙政局，與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大局比起來，當然只是小局。而那大 局的根本動力機制是全國在試驗制度中的競爭。世局的長遠和根本變化都是由這試 驗中的競爭及模仿過程所決定。當年的歐洲，英、法、意、普魯士等國爭霸權，都 會盡量試驗不同的制度，成功的，大家都會在實力的壓力下競相模仿。為表明自己 的獨創，又會加以改進。蘇聯一九二０年後試行的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是 戰後很多國家模仿的對象，而這試驗最終的失敗，又決定了二十一世紀的歷史。 影響中國發展的兩個大局 東歐、前蘇聯和中國又在大局下競爭過渡回到資本主義的試驗。因此中國的發展 受兩個大局影響，一個是各國爭國際實力地位的遊戲，決定了非回到資本主義不可 ，這個大局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第二個是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試驗成功過渡方式中 的競爭。有了這兩個大局，一個國家內是否民主並不是關鍵。正像在一個自由競爭 的大局下，企業內是獨裁還是民主無關緊要一樣。實際上，有一個自由競爭的私產 制度，企業內的獨裁在不少情況下有其優勢，而工人自治之類的企業民主已被證明 無法與無工人自治的私人企業競爭。因此中國國內的不民主並不會使中國糟到不可 收拾，國際大局給中國當政者的壓力與民主制度下的壓力有異曲同工之效。美國人 對民主制度的關切與獨裁製度和戰爭的關係密切相聯。非民主的制度是戰爭的土壤 ，是對國際民主制度的威脅。一旦沒有了國際民主秩序，則上面所說的大動力機制 就沒有了。希特勒、日本軍國主義、拿破侖都是很好的例子。但對中國而言，中國 人有幾千年不好侵略的本性，因此美國人並不真的擔心非民主制度與戰爭的內在關 聯對中國人的嚴重性。但中國國內如果沒有追求民主的壓力，中國政府的政治壟斷 不受自由進入政治的威脅，其政府效能和對世局的反應能力的確會受到極大限制。 讓我們來看看鄧小平旋風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就能理解這種限制。 改革口號缺乏明確定義 殷惠敏在「九十年代」的文章中及不少大陸留美學人在電腦網絡中的英文文章中 都指出鄧小平旋風說明鄧小平治國不上軌道，老是沒有長進。我非常同意這種觀點 。鄧小平從不關心制定遊戲規則，卻總是要人們去玩無規則的遊戲。他說要「改革 、開放」，什麼叫「改革」，改革是圓的、方的或扁的，我是搞不清楚。改革、開 放的口號當然是共產黨式的。其特點是沒有明確的定義，可由人按政治需要任意解 釋。這口號雖與打倒走資派、反和平演變意思不同，但操作原則卻是一樣，即可以 被立場完全相反的人作不同的解釋。只要一人有權，就可以按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 來操作這些口號。因此我們有經驗的人都會預見，不同利益的人民和官員都會盡量 利用這些口號謀自己的利益。但因為沒明確定義，沒依法強制執行的遊戲規則，這 種各為己用的態度自然會造成一種混亂。很多後果會是始作俑者所料不及的。鄧小 平搞的這一套還是共產黨以勢壓人，以政治運動治國的方式。我們可以將這種治國 方式與國民黨的治國方式及與俄國彼得大帝的治國方式比一比就能具體瞭解其弊病 。 國民政府長於立法 國民政府早在三十年代戰事繁忙時就把商法、民法弄好了。連當時很多西方國家 都沒有的公司法，國民政府也制定了。這都是經濟活動，財產關係的遊戲規則，台 灣經濟奇跡與這些遊戲規則的關係當然比與政策的關係重要得多。但是當前的中國 大陸遊戲規則一團亂麻，很多鼓勵外資的優惠政策與所謂工地管理法，甚至與憲法 不相容。這種與現行法律衝突的優惠政策越多，使西方人越覺得商業風險大，一旦 人亡政息，依賴優惠政策的投資就會有大麻煩了。特別是這種被國民黨稱為「扭秧 歌王朝」的政治運動治國方式，完全以左右搖擺來調節為我所用的越軌行為，所以 如果沒有一張一馳的左右搖擺，那些利用運動的越軌行為會得不到糾正而使社會崩 潰。而這種「必要」的左右搖擺卻是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的。法治是要用遊戲規則 的穩定性來減少不確定性，因而促進商業活動，而政治運動卻必須用左右搖擺來控 制兩極的過份行為，因而增加的確定性，使遊戲無規則可循。大家都是隨風轉，制 度和經驗的有效積累也就不可能了。從正面而言，這種扭秧歌王朝是用時間上的多 元化（波動）代替空間上的一元化。因此雖然政治不上正軌，但也可能產生戲劇性 的變化。 彼得大帝廣開言路 與彼得大帝相比，鄧小平的改革要差很多。彼得大帝是容許反改革的。在貴族會 議上，改革和反改革的人都可充分發表意見，以求取得妥協和共識。而鄧小平是以 勢壓人，不准反改革，表面上是看風使舵，在左派右派之間搞平衡，實際上左派右 派都想到利用鄧小平的勢壓對方。因此雙方沒有安全感，形成了極不穩定的局面， 「六四」和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都暴露了這種政治局勢極不穩定的一面。因此所謂 中國的改革派歷來沒有好下場的規律，其實是中國式的改革方法不上正軌造成的。 因此改革者無好下場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活該」。 中共政治壟斷造成僵化 鄧小平治國方式之所以十幾年無前進，當然與共產黨壟斷政治不受自由進入政治 威脅的局面有關。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瞭解，任何一個行業（包括政府服務）一旦 不受自由進入的威脅，就一定會質次價高，社會福利受損。看看台灣國民黨官員行 為的謹慎和敏捷（與共產黨相比），我們更能體會到台灣在野黨自由進入政治造成 的競爭壓力的重要意義。中國共產黨沒有一個能構成對其執政地位威脅的在野黨制 約它，而外國競爭的壓力畢竟不如一個在野黨的壓力直接，所以共產黨對社會需求 和世局變化的反應遲鈍是必然的。 中共缺少招賢納士的機制和心態 而且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相比還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國民黨即使在它專政時，都 有中國儒家傳統中吸納社會賢能的機制和心態。誰在社會上有了成就和地位，國民 黨都會盡量吸納。這是為什麼一九四九年前共產黨中的很多精英份子在國民黨社會 中甚至在國民黨內都有相當地位。國民黨還能吸收胡適這樣的清流、美國博士，也 一直在發展中國式的文官考試制度，因此國民黨內儒家式的學而優則仕的門路總是 開著的。這是為什麼民進黨無法與國民黨比人才，比博士數量的原因。但中國共產 黨卻相反，它有嫉恨排斥清流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的傳統，這種傳統甚至對民陣民聯 都有影響，民陣民聯對博士們的吸納就不太成功。中國共產黨要發展到吸納和用留 學博士還有很長的路走，而要發展到重用這些人，使他們有權力去用人的地步，可 能是遙遙無期。因此將來中國的在野黨可能會有比台灣民進黨優越的條件，它有可 能吸納一大批被共產黨疑嫉的清流人才和留學博士。 鄧旋風有助於重建文官體制 但是鄧小平旋風對中國經濟改革前景的積極作用也不可忽略。中國有歷史悠久的 文官制度傳統，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繼承了這個文官制度傳統。共產黨政府內的信 息交流網（俗稱文牘制度）與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比起來是要複雜有效得多。中國人 對文官制度的依賴（所謂官本位思想）也比很多落後國家強得多。因此鄧小平旋風 通過這個文官制度的運轉，可以對中國社會施以深遠的影響。文革後，文官體制迅 速恢復和發展，從這一經驗及從台灣、日本等有中國文化傳統的國家中文官體制的 重要作用，我們又不可以低估鄧小平旋風通過文官體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特別是 在廣東福建一帶，文官體制已逐漸從日常經濟運作退出，而集中於稅收，基礎設施 和政策制定等功能。如果這種文官制度的演進能繼續下去並影響到北方，大陸發達 的文官體制有可能像當年的台灣文官體制一樣，對經濟發展起積極作用。到過台灣 的人都能體會到中國式的文官體制對經濟發展的確能起相當的積極協助和服務作用 。其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與西方式的政府都有不少差別。台灣科學園區中文官體制 所起的超然調節和服務作用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現代經濟學無力提出改革妙方 鄧小平旋風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前途的影響將會是短期的。長期而言，上文提到的 兩個大局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當前東歐俄國私有化的試驗對中國經改前途會有 決定性的影響。東歐私有化試驗花樣百出，的確大開了所有關心改革的人的眼界。 但總體而言，東歐俄國經濟都是乏善可陳，甚至一踏糊塗。連東德也不例外。對這 些改革的理解會決定將來中國試驗模式。這方面的討論正是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 就我的總體印象而言，東歐改革的問題與經濟學本身的問題有關。由於篇幅有限， 我只能大致談一談這些問題。 美國經濟學界對經濟學本身的不成熟往往估計過低。哈佛大學一位教授把西方經 濟學和價格理論搬去分析東歐經濟，提出了震盪療法方案，當時熱門一時，但最終 將被證明為一失敗的建議。美國人做學問急功近利，太商業化，搞出來的東西往往 是煉金術式到煉丹術式的東西，極容易把人弄死的。現在這些一窩蜂研究東歐改革 的美國經濟學家們，二十年後，人們根本不會記得他們的東西。其原因在於現代經 濟學本身根本無能力回答東歐改革中的問題。現代經濟學的中心是價格制度和資源 分配問題，而東歐改革中的問題是經濟組織演進和體制演進問題，產權制度的變化 是核心，而價格和資源分配是個相當次要的問題。因此用價格理論來回答產權制度 問題，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俄國改革方案把價格改革放在產權制度改革之前，對 產權制度的演進需要時間積累低估，這都是造成混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當代經 濟學中根本沒有成熟的理論來解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並不真 正瞭解。比如，東歐改革中的困難很大程度是因為經互會解體，那些依賴東歐和前 蘇聯貿易的企業頓時失了市場和原料，當然整個經濟就只能癱瘓了。 誘導機制中斷會造成經濟癱瘓 這裡的實質問題有兩個方面。首先，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當代經濟制度，它模仿 了發達資本主義組織結構，用行政方式組織起一個相當發達和細密的分工體系，這 個分工體系雖沒有資本主義的市場，卻有一個類似市場的複雜的投入產出和供給需 求關係。這個投入產出關係運轉的誘導機制是特權階層對其運轉的剩餘有佔有支配 權。官員們關心特權，因而有積極性來推動這個投入產出系統運轉。如果沒有這個 誘導機制，社會主義制度是連一天都不能存活的。但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把這個 剩餘權刺激機制打破了，而私有化需要時間對新的剩餘權機制建立起信心和必要的 基礎設施（例如法律的制定，律師的培訓，司法執法機構和案例的積累）。因此在 過渡期出現了剩餘權的真空。這個真空使那個發達的和複雜的投入產出關係突然沒 有了運轉的誘導機制，所以整個經濟也就癱瘓了。 我對這個癱瘓過程的直感是基於我自己發展的一套新經濟學理論（見我和黃有光 的新書《專業化和經濟組織》，當代經濟學中的其它著作中沒有理論解釋這類問題 。對剩餘權結構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意義，也是八十年代以來才有正式的經濟模型 。我的一個關於產權問題的正式模型在《比較經濟制度》作為當期首選之文發表， 也是一九九０年的事。所以對社會主義國家，剩餘權結構轉變中產生的分工組織癱 瘓的現象根本沒有成熟的理論可用。對這種複雜的問題，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價格理 論來分析簡直就像用算術來解微分方程問題，不得要領。 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 這些教訓對中國的意義是：□產權制度變化、產權方面立法比價格改革更重要， □在財產權立法不完備，私有財產發育不全時，不要輕易破壞原來特權制度下的誘 導機機制以至使複雜的分工組織癱瘓。□國營企業管理體制改革是個費力不討好， 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工作，因此改革的重點應該是用立法來保護私人自由進入企業 經營，批發商經營，銀行經營。 只要私人開辦經營大型商業組織，工業企業，銀行有了法律保護，國營部門對這 些行業的壟斷就會打破，整個改革就會上軌道。國營企業在自由進入的競爭壓力下 也會有了動力機制來改變自己。所以觀察中國改革的前景不要太注意價格改革和國 營企業管理體制改革，而應該注意私商、外商是否能經營批發商業，汽車製造，銀 行等行業。廣東的成功經驗自然是香港私商打破了政府壟斷開辦企業權的局面。只 要私人們開辦企業權，價格自由化和國營企業改制就有了根本動力。這是民主國家 結社自由權最重要的經濟意義。小而言，結社自由打破了政府開辦企業的壟斷權， 大而言，它打破了執政黨提供政府服務的壟斷權。因此最近允許外商經營百貨業和 銀行業的新政策對中國改革的前途會有深遠的影響。可惜的是這種新政策與現有的 法律制度以至憲法都有不相容之處，因而造成了極大不確定性和風險。而這方面更 大的潛力是允許中國私商經營汽車工業，私營高速公路，允許外商銀行經營人民幣 業務，允許中國私商在批發商業、運輸業上與國營企業平等競爭，以及用立法形式 將人口自由流動合法化，制度化。 「盲流」一點也不盲 勞力的自由流動是經濟起飛，工業化和城市化起飛的一個根本條件，其後果是穩 定社會使收入分配不致兩極分化。台灣經濟起飛與收入分配越來越平均（一九五０ 年基尼係數0.5，一九七０年代降至0.3左右）就是靠的勞力自由流動加出口導向。 由於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勞力密集出口產業，收入分配更趨於平均。所以顏真等 人說盲流人口會造成社會動盪是由於他們根本不懂經濟學。經濟學中哪有盲流人口 這概念，人口流動怎麼會盲目呢？只有當邊際收益大於邊際費用時，人口才會往城 裡流，這種流動一點都不盲目。只有那些害怕農民競爭威脅，企圖保持壟斷特權的 人才會講出這種從經濟學而言是極端「盲目」的觀點。 另外一個改革潛力大的方向是通過一個土地法（現有的「土地管理法」禁止土地 買賣，其實是與任何財產法原則不相容的），整頓中國大陸的地權，將土地產權， 買賣法制化。現有的優惠政策雖然也在發展土地市場，但由於優惠政策與法律和憲 法不相容，其造成的弊端會大大抵消其有限的優惠效果。 但是我認為，政府並不需要特意扶持私人或外資企業，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模仿日 本的平等競爭法，制定一部平等競爭法，並把財產法、合同法、仲裁法這三個基本 經濟法律完善，把與此三法相應的司法和執法機構大大加強和發展（例如達到每一 百人有一個合格律師的水平），則其它一切都會慢慢上軌道的。 政府應以「不管原則」管理經濟 社會主義的弊病不在於政府管得太多，而在於政府沒有通過一個分層結構來管理 經濟。西方的政府不管企業活動，只管立法、司法、執法來調節企業活動，制定制 度來管私人企業不管的事，並用稅收為這類活動提供財政支持，這是管理學中的不 管原則。政府應該關心那些無人管的事，然後設立制度，讓私人企業或獨立機構將 其管起來。一旦上了軌道，政府就不應管了。這種不管原則將管理分了層次，政府 能通過這個分層機構間接管理很多事，因此私有化的功能正在於提高政府通過分層 系統管理經濟的能力。所以改革後的政府應該有更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改革 過程中，文官體制的改革不可忽視，除了精簡機構，建立現代文官考試和文官體制 外，發展廉政機構和大幅增加合格官員的工資應該同時並重。很可惜的是，自從世 界銀行一九八三年提出這個建議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沒有重視給幹部大幅提薪的事 。這也可能是沒有私有化的成功，加薪是政府無法負擔的。現代文官體制和現代稅 制，福利制度的發展，中國政府應有很多東西可向西方國家學習，世界銀行也一直 在出錢鼓勵中國政府這方面的發展。我對中國大陸文官體制這方面的發展不是很悲 觀，幾千年的文官制傳統畢竟比幾十年的共產黨統治要有更深遠的影響。 震盪治療與緩進改革各有千秋 過去一直有震盪治療與緩進改革之爭。東歐變天之前佛利民的一刀砍狗尾巴方法 很受大家歡迎。他說，砍狗尾巴必須一刀下去，如果一段一段地砍尾巴，就會把狗 弄死的。後來又有一個比喻，跳過一條溝是必須一蹴而過，不可能分兩次跳過去的 。我過去也與黃有光教授為文支持這觀點。但是現在看起來，中國把狗尾巴一段段 砍，其效果也不見得太差。可能的原因是，這個緩進過程沒有把與特權相關的原有 剩餘權力結構完全破壞，沒有造成剩餘權的真空，因此使整個發達和複雜的分工組 織不致於癱瘓，而且各方有個學習和獲得自信心的不斷正反饋過程。看來英國習慣 法（案例法）代表的緩進保守主義有其一般意義，而法國成文法代表的激進主義的 短處也有其一般意義。加上中國人幸運有香港和台灣保留了中國人的深厚的商業精 神，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台灣和香港雖小，但中國人說「 棋高一著」，文化思想上的高超是可以勝過億萬人數的優勢的。十億人的大數目也 不可改變「棋高一著」這樣的事實。 民運要與共產黨比進步速度 至於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我覺得它不像很多新權威主義者和民運人士講 的那麼簡單，政治改革並不一定是經濟改革的必要條件，因為有我上文提到的兩個 大局。政治反對派的意義也比新權威主義者估計的高得多，因為有我上文中提到的 打破壟斷和自由進入威脅的重大意義。但相較而言，我很難說中國的在野政治家們 （主要指民聯民陣精英們）這三年在競爭壓力下比共產黨進步更快。我希望他們進 步更快，能形成進入政治的（對共產黨）更大競爭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