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忽視的經驗 ----從東歐的變化看大陸知識分子（二） 德國萊茵筆會 揚人 一九七六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國家中應該說是政治氣候最為寬鬆。對於中 國知識分子來說，也確實出現了早春天氣。然而即使是在這樣一種有利的政治氣候 下，我們看到由於中國知識分子自我的局限，中國大陸爭取人權的鬥爭仍然落後於 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東歐，並且正因為如此，造成了表面上極其轟轟烈烈的八九民 運的失敗。而東歐自八十年代以來卻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民主化，直到八九年席捲 整個東歐的勝利。然而今日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仍然沉浸於運動之中，甚至沾沾自 喜於自己的以往。因此，回顧東歐國家爭取人權的鬥爭和知識分子在其中的作用， 時至今日仍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將會看到，在八十年代初期東歐已經提供了多少經 驗可為我們吸取，直到今天在東歐知識分子面前我們仍然是十分幼稚的。 在爭取人權的現代化道路上，我們是跟著西方的前人在走，也跟著東歐的知識分 子在走。西方已經遠遠地走在了前面，東歐也走在了我們前面。我們也許會有捷徑 和他們匯合。然而只有認準了這個方向，才有可能與他們匯合。大陸民運、乃至台 灣的民主運動都沒有提供給我們一條捷徑。 蘇聯：知識分子和共產黨改革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知識分子的離心思想運動在西方新聞界稱之為「持不同政 見」運動或人權運動，並且比之於美國的民權運動。這個人權運動以斯大林死後伊 麗亞·愛倫堡的小說《解凍》為標誌。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之後，到一九六二年赫魯 曉夫下台、蘇聯轉入所謂「集體領導」時期結束。斯大林去世，蘇聯社會出現瞭解 凍，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作了一個非斯大林化的秘密報告，大大促進了這一運動。 為了打擊老派的政治勢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對知識分子的離心傾向赫魯曉夫採取 了慫恿的態度。一九五六年後，在蘇聯曾經出現一段允許持不同政見的時期。此間 大批青年作家湧現，大批非斯大林化的作品問世，這樣一大批傳世的「解凍」文學 作品，標誌了這一運動中知識分子的成熟程度。這一非斯大林化運動產生了超越黨 內鬥爭的重大影響，嚴重動搖了共產黨的威信，削弱了統治蘇聯社會四十年之久的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是共產黨的權力精英們——黨內改革派——不得不面對的現 實。解凍文學所表現出來的不是對共產黨內曾經受到壓制的某一派別的歌頌與期待 ，不是歌頌共產黨的非斯大林化的修正，而是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的一種 「個人與個人的反叛」。然而這一非斯大林化運動當時也遠未達到改革社會經濟、 改善人民生活和改變整個社會關係的層次。共產黨的權力壟斷仍是不可侵犯的，所 謂「民主化」當時還未成為議題。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最激進的共產黨改革派也只能在 極有限的程度上接受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甚至是像赫魯曉夫這樣「開明」的改革派 。在赫魯曉夫時代的一九六０年前後，蘇共的文藝政策表現了強烈的左右搖擺。例 如，儘管是解凍以後，帕斯捷爾那克還是由於他的長篇小說《日瓦格醫生》一九五 七年在意大利出版，而於一九五八年遭到流放。然而同一時期內青年詩人葉甫圖申 科在一九六０年到一九六二年間卻得到提拔與重用，並且一九六二年索爾仁尼琴還 出版了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當時儘管有某種可以允許的「不同政見 」的一定的自由空間，同時卻也發展著那種打擊、迫害和扼殺不同政見的努力。例 如，當時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非官方出版社 SAMIZDAT 和雜誌 SINTAKTIS （195 9年）和 FENIKS （1961年），在持不同政見運動中作用及影響極大，卻遭到警察無 所不在的鎮壓：搜查印刷所，沒收印刷機、印刷品，甚至捕人。那一時期普希金廣 場的文學朗誦會也經常受到警察的嚴重騷擾。到一九六二年底赫魯曉夫感到自己權 力已經鞏固，對於針對總書記的批評和令人不安的思潮便表現出沒有耐性了。文藝 政策大大收縮，文化政治路線強硬起來。然而這種對知識分子的壓制卻助長了黨內 的保守勢力，而最終導致赫魯曉夫自己下台。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發現這一切，准 備重新把知識分子放出來對付保守勢力時，為時已晚。這一段歷史發展告訴我們： 一非斯大林化運動雖然尚未涉及更深入的政治改革層次，但是它表達的個人的反 叛與人性的追求卻遠遠地超過了其共產黨內鬥爭的層次，超出了共產黨改革派對知 識分子的「期望」，衝破了共產黨所能容忍的界限，從而危及了共產黨的威望，削 弱了其意識形態。這是共產黨當權者或說改革派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二這一時期的蘇聯離心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以強調自主地位和獨立地見諸於公眾為 目標。他們的存在和活動直接指向了現存的政治制度，例如當時出現於莫斯科與列 寧格勒的非官方印刷所和出版物，儘管不斷遭到警察的騷擾，卻一直努力維持下來 ，作為對官方新聞檢查的公開挑戰。 三赫魯曉夫在非斯大林化過程中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表明了黨內改革派與知識分 子的關係。他們之間只能是互相利用：只要政權穩固下來，任何共產黨派別都要鎮 壓不同的聲音；而知識分子則是利用改革與改革派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壯大民主 力量，他們決不會以加強黨內改革派為自己的終極目標。 四持不同政見的長征從一開始就伴隨著警察、法庭、流放和集中營，但這一切並 沒有嚇倒蘇聯的知識分子，相反倒是不斷增加了他們反抗的深度。 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下台後，蘇聯的人權運動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一九六五年九 月，A·Sinjawskij 和 J·Daniel 被捕，罪名是：匿名在西方發表作品。十二月五 月日蘇聯憲法日那一天，一群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廣場舉行示威，要求公開審判過 程。次年二月，他們兩人分別被判五年和七年勞動改造，但他們在法庭上公開宣稱 他們是無罪的，與此同時另有幾十名作家聯名公開支持他們。這種公開鬥爭的大無 畏精神表明了持不同政見者在斯大林時代後自我意識的成長。持不同政見運動從此 開始進入政治領域，他們已經意識到創作自由與政治自由是不可分的。 蘇共原想利用這件事以儆傚尤，但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卻適得其反。A·Ginzbur g 收集了所有有關資料，通過地下出版社發表了白皮書。一九六八年一月他和 J· Galanskow 也站到了法庭前。A·Ginzburg 被判處五年勞改，他的律師卻公然在法 庭上辯護他無罪。後來他因此被開除黨籍，也被開除出律師協會。審判期間，法庭 外始終聚集著他們的同情者，通過外國記者他們隨時瞭解事件的過程。此後由 P· Litwinow 再次整理編輯了白皮書。 一九六八年持不同政見運動有了突破性進展。同一年發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浪潮更加速了它的發展。這一年有更多的新人加入，更多的地下刊物問世。同年八 月，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蘇聯氫彈之父薩哈洛夫發表《關於進步、和平共處和思 想自由》。那時約有一兩千人加入了這一運動，人們甚至樂觀地認為大規模的民主 運動就要到來。但隨後蘇聯出兵捷克，扼殺捷克自由化，深深震動了他們。嚴酷的 現實使他們認識到必須進行長期的鬥爭。此後雖然形勢時好時壞，但國內外的反響 以及流放、勞改刑滿人員的返回卻不斷地保持和加強了這一運動，有些組織與活動 甚至一直維持到八十年代。一九七八年曾經有過組織自由工會的嘗試，七十年代末 期開始的非經官方批准的青年文藝節目、搖滾音樂會方興未艾，科學工作者、藝術 家組織參加了各種各樣的簽名活動，形成了日益廣泛的人權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大 量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組織，例如簽名活動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科學工作者，百分之 二十七為藝術家，其中許多人原來是在這個制度下享有特權和聲譽的。當然也有許 多「門外」的知識分子參與。據稱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年間有萬餘人捲入反對運動 。核心當然仍是少數，例如「保護人權運動」，一九六九年只有十五名成員，後來 的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也只有十九名成員。除了上述反對活動外，還有一些人積極 從事關於人權、民主、法制的啟蒙，認為這是蘇聯社會、政治改革的前提。他們稱 這種啟蒙為「前政治」的。七十年代末期，政府的迫害日益廣泛、強化和系統化， 直到戈巴喬夫上台後才有所改觀。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可分為四派：改革派、社會主義派、自由派和基督教民族主 義者。 所謂改革派基本上由斯大林統治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布爾什維克組成，他們在 非斯大林化中心半心半意，絕不願意徹底否定斯大林，批判自己。這一派的代表人 物是麥德維傑夫。他認為斯大林主義不是馬列主義，而是與馬列主義不相容的現象 ，是假社會主義、假共產主義；官僚主義並不是一黨專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不是 制度的問題，也不是純粹個人問題。他甚至認為在初期官僚主義是必要的，直到一 九三四年後才變成一種危險。至於斯大林主義，他認為固然很壞，卻不是致死之症 ，醫治的辦法是重新回到列寧主義。他認為實行專家政治可以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的體制內改革派知識分子正類似麥德維傑夫這類人，體改委和戴晴大 力鼓吹新權威主義，只不過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更為膚淺。對於這一派人 及其理論的認識與討論應當引起高度注意，它關係到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南斯拉 夫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吉拉斯談過：「對麥德維傑夫不必客氣，他是第一流的『機 會主義者』」。 社會主義派認為蘇聯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希望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以索 爾仁尼琴為代表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則希望回到俄羅斯東正教傳統。 自由派在持不同政見者中是人數最少的一派，人們亦常稱他們為民主派。改革派 麥德維傑夫常常流露出對這一派的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派來勢洶湧。一九六 九年蘇聯曾出現一份地下出版的、不具名的《蘇聯民主運動綱領》。這份文件具有 相當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至許多蘇聯人懷疑它是否出自蘇聯人之手。綱領 要求實行多黨制、分權、自由選舉、建立立法院和實行民主共和；經濟上要求國家 、集體、個人三種所有制並行；哪個加盟共和國是否退出蘇聯應由聯合國監督投票 決定；外交上與西方和解，東歐各國家問題自決。這一時期薩哈洛夫亦曾提出十二 條改革綱領。綱領要求經濟改革，首先從服務行業和農業開始取消國有制；法律保 障新聞自由、罷工權利、公民遷徒自由、出入境自由；實行多黨制，確保對政府政 策的監督，確保加盟共和國分離出聯邦的權利等。自由派既不同意改革派，也不同 意社會主義派，他們也不贊成基督教民族主義，擔心基督教將取代馬列主義的獨裁 統治。 由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中四派的情況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到，蘇聯知識分子的思 想早在六十年代就遠遠超過了中國知識分子八十年代的發展。自由派與改革派的區 別為我們展示了許多更深刻的內容。它們告訴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共產黨內的改革 派及其在知識分子中的代表。明智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坦率承認，由於戈巴喬夫 的阻止，他們過遲地宣佈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以至在選舉中遭到人民的拋棄。 這在未來中國也將如此，在民主運動的深入與發展中，體制內改革派必將被淘汰， 海外對大陸民運的關心與支持應該有長遠眼光。 波蘭：知識分子和獨立的工人運動 波蘭是人民戰勝共產黨、獨立的工人運動戰勝專制獨裁的一個最好範例。波蘭民 主運動的歷程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 共產黨統治波蘭經歷的第一次大危機暴發於一九五六年。導致一九五六年危機的 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死後文化領域的解凍。它廣泛地影響了社會風氣的改變，甚 至帶動黨內的理論爭論，特別是在宣傳部門。波共內部也因此形成了派別分歧。一 派儘管口頭上也反對斯大林主義，但從根本上仍堅持斯大林主義；而以往的社會主 義黨成員，所謂「機會主義者」和青年的黨員幹部形成了對立的一派，它們之間在 黨的後繼領導人問題上鬥爭激烈，不分勝負。 值此，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茲南發生了大罷工。這裡幾個月以來出現過多 次動亂，它的直接起因是災難性的經濟現狀和人們對工資待遇和供應惡化的嚴重不 滿這樣一些經濟原因。六月二十八日前，波茲南工人曾派出一個五人代表團去華沙 與負責的部長談判。他應如約在第二天去波茲南在工人面前重複他在談判中的許諾 ，但卻未兌現。因此工人在這一天舉行了大罷工，有二十萬人參加。但是沒有一個 黨和政府的負責人出面，到處流傳著工人領袖被捕的消息。示威者衝向監獄和安全 部，在那裡遭到了當地和從外地調來的軍隊的武裝鎮壓。一切都是根據來自華沙的 命令：以武力撲滅動亂，控制局勢。事後官方宣稱死五十三人，傷三百人。實際上 至少死亡七十五人，傷八百人以上。七月份類似的動亂蔓延於其他許多城市。政府 不得不宣佈了一個近期改善計劃，以滿足群眾的要求，平息他們的不滿。它許諾下 一個五年計劃中每年提高工資百分之五點四，建築住宅一百二十萬套，消除官僚主 義，尊重企業自主性、廠長權限和工會作用，議會要充分發揮監督政府的職能，尊 重批評的權利等等。這一切在政治上導致了黨的主席老派人物代表拉克西的辭職， 而一九四八年被開除出黨的斯大林主義的犧牲者、看上去政治傾向與老派人物完全 不同的哥穆爾卡獲得平反，並當選為黨的主席。 我們看到二十年後中國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十三年所走過的道路與波蘭一 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的歷程驚人的相似，甚至和波蘭一九五六年相比，八九民運 在結果上仍有很大的差距，這二十年的差距並不偶然的，我們不應該強調中國的特 殊性，而推卸我們每個人的責任，這種現實不也是我們每個人作為的結果嗎？! 共產黨永遠是共產黨，共產黨改革派也是共產黨。哥穆爾卡上台後致力於整頓與 加強黨的領導，但是黨的工作的不斷失誤招致了體制內衝突的增長。這種衝突的增 長與愈加升級的整頓形成了惡性循環，更激發人們日益強烈的不滿。此時社會又面 臨著經濟的困局：通貨膨脹、消費品嚴重缺乏、房荒、國營企業的浪費與無效、以 農民為敵人的農業政策使農業生產仍舊裹足不前。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文化領域也 全面復辟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前的狀況，哥穆爾卡實施了一系列的反文化的政策和文 化檢察制度，反對宗教的宣傳對教會的迫害也到了極點。一切又類似於一九五六年 的前夜了，共產黨內部在哥穆爾卡周圍形成了一個他的親信組成的領導核心，他們 實際上壟斷了權力，完全控制了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制定，由此完全破壞了正常的 黨內生活。一九七０年十二月三日政治局致基層黨組織的公開信中利用人民對其外 交上成功（西德向波蘭承諾西部邊界不可侵犯）的支持宣佈了蓄謀已久的漲價計劃 ，例如肉類上漲百分之十六點七，魚百分之十一點七，麵粉百分之十六，咖啡甚至 達百分之九十二點一，少數商品象徵性地降價如電視機百分之十三，縫紉機百分之 十。這一舉動觸發了蓄之既久的不滿情緒。 十二月十四日，但澤（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工人罷工了。罷工工人向黨委大樓， 向警察局進發，當天就和警察民兵發生了衝突，並造成了死傷。中央委員會召開緊 急會議，決定首先完全封鎖消息，直到工潮波及到周圍的工廠，新聞媒體才作了並 無實質內容的報道。十六日造船業和其他工廠工人佔領了廠區，罷工波及沿海其他 城市，產生了跨行業的罷工委員會。次日政府在但澤製造了一場蓄謀的屠殺，事後 卻宣稱為在平息但澤一批反社會主義的犯罪分子造成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而發生的意 外事件中死傷數人。此事是如何策劃的，一直沒有明確的官方解釋。到十九日、二 十日罷工風潮席捲了整個波蘭。面對陷入內戰和蘇聯干涉的危險，波共中央決定以 撤換領導人來迅速解決危機。十二月二十日波共中央宣佈哥穆爾卡造成經濟社會困 境且無力控制局勢被解職，由蓋萊克接任總書記。與此同時是政治局與政府班子大 換馬。蓋萊克於二十日就職的電視講話中承認工人罷工為勞動者的抗議，然而這一 次政府的改換並沒有再引起如一九五六年哥穆爾卡上台時那種希望與熱情，人們持 懷疑、保留和觀望的態度，對政府充滿了不信任。其後又陸續發生了一些規模不同 的罷工。這是一九七０年的危機。 波蘭知識分子，自從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及一九七０年十二月以後，不再是與周圍 世界隔離的、被限制的小集團，而逐漸成為社會運動的核心和新社會的中心。一九 六八年針對共產黨的反對運動的失敗，終於使知識分子明白，共產黨內部的改革是 不可能的。而主要訴諸經濟要求的一九七０年大罷工的失敗又使知識分子進一步認 識到，如果人們希望真正有成效的社會改革，就必須有新的思想與策略。 一九七五年蓋萊克在第七屆黨代會上宣佈修改憲法，但其三條原則仍然是：一， 確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二，公民權利必須不可分割的與履行愛國主義義務相聯繫 ；三，必須在憲法中明確肯定與蘇聯的友誼。蓋萊克這一講話受到知識分子的攻擊 。五十九名社會知名人士聯名簽署了「五十九人信件」，信中要求憲法必須確保個 人思想與宗教自由、罷工自由、言論與信息自由和工會組織真正的自由選舉。一九 七六年一月初又有一百零一人聯名要求修改把公民權利從屬於公民義務的憲法條款 ，另有九十二名高等學校學生致信總統陳述政見，一位前政治局委員要求刪除「蘇 聯友誼」條款。憲法草案公佈一周之間內又有四萬人通過聯名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意 見，特別強調反對以公民義務的規定限制公民權利的條款。這一期間最重要的事件 是「保衛工人委員會」的成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在於援救被迫害、逮捕、拷打、 判刑的工人、工會活動分子。它標誌著一種對抗共產黨壓迫的社會聯合。 最初共產黨企圖嚇退和瓦解這個公開活躍於波蘭公眾生活中的組織，但是沒有成 功。它成功地營救了一些被捕工人和保衛工人委員會成員，並從此一步步密切了與 工人之間的聯繫。一九七七年九月它創辦了報紙《工人》，到一九八０年大罷工時 ，已經發行達七萬份，贏得了愈來愈多的工人群眾，許多工人為它撰稿。與此同時 它還開辦了流動大學，請來著名學者授課。它還建立了非官方的出版社。基於同一 人道主義目標，保衛工人委員會持政教分離觀點的成員與教會接觸與合作，從而形 成了工人、知識分子與教會廣泛而堅強的聯合。保衛工人委員會為今天波蘭民主化 的勝利奠定了一個基礎。 始於一九八０年七月二日的波蘭許多城市的大罷工持續了十八個月，結束於一九 八一年十二月三日政府宣佈軍管。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經濟惡化、各級黨政幹部 普遍的道德墮落，引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這與中國八九民運的情況非常相似。 蓋萊爾的整頓政策使領導階層的特權公開增長。幾乎所有高層幹部都非法佔有土地 、房產；他們擁有外匯，可以到特種商店購買西方消費品；幹部子弟的特權亦增， 他們甚至不經過考試就得到學位證書。面對這種現實的社會主義，人們對官方宣傳 的意識形態更加冷淡。七月二十四日政府宣佈生活必需品準備全面漲價。七月二十 五日全國各地發生大罷工。政府一如既往地封鎖消息，企圖將罷工分別限制在局部 地區。罷工導致蓋萊克下台。到了九日，蓋萊克的後任者卡尼亞承認罷工已席捲了 四十九個港口，五百八十三個企業。 八月十四日但澤列寧造船廠工人佔領了廠區，組織了廠際罷工委員會。這種新的 組織形式迅速傳遍全國。除了經濟要求外，這次罷工還提出了明確的政治要求。但 澤罷工工人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求允許成立獨立自由的工會，此外還要求罷工自由、 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要求取消新聞檢察、開放教會自由廣播。蓋萊克八月十八日 電視講話許諾檢查物價情況，加強價格上漲控制，實行兒童補助等。然而一切都太 晚了，無濟於事。八月二十三日以後，以保衛工人委員會和天主教知識分子俱樂部 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了罷工，提供策略咨詢。這種廣泛的團結對罷工的堅持 具有重大意義。一九八０年大罷工最重要的成果是獨立工會的合法化。一九八一年 三月政府與團結工會談判達成協議，承認團結工會合法化，十一月十日在法律上得 到確認。一九八一年九月舉行了團結工會第一屆代表大會。這一時期獨立的農會、 學生會和各種其他民間組織也都得到了合法化。一九八０年危機的另一重要成果是 波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大會實現了波共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工潮期間黨內派別 也明顯化起來，二百名中央委員中有一百八十一名（百分之九十點五）是新當選的 。監委會九十名委員全部是新選出來的。政治局中只有兩名委員留任，甚至有一名 女政治局委員為團結工會的正式成員，罷工當中，有大量黨員退黨。 我們看到，當中國剛剛準備開始改革時，波蘭已經有三次要求改革的全國性大罷 工。它的重要特點在於： 一、每一次罷工都表明自己是針對共產黨和政府的真正的反對運動； 二、每一次社會狀況的改善都不是來自共產黨內部自願的改革，而是為大罷工所 迫使、所推動； 三、每一次共產黨的改革都只是權宜的讓步，在局勢好轉之後再度迅速走向腐化 和恢復到強硬政策。 對照這一段歷史，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的表現與波共幾乎如出一轍，而中國的人 權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膽識與勇氣、思想和策略都遠遠不如波蘭，甚至相當大部 分人還對共產黨抱有幻想，有些人則一直想投靠共產黨。 捷克：七七憲章運動告訴了我們什麼？ 一九六八年的改革運動是捷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六十年代深刻的社會危機 是一九六八年改革的催化劑，而通向一九六八年改革的道路則始於五十年代末期被 諾沃提尼一再拖延的對斯大林主義政治審判犧牲者的平反。對於這種嚴重的政治犯 罪的揭露促使許多青年黨員重新反省一九四八年以來黨的歷史，強烈地感到徹底改 革的必要性。而一九六八年的改革則明白地意味著一直統治著這個社會的價值、規 范體系的解體，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面。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一種緊張而熱烈的氣氛就開始籠罩著捷克。例如，第四屆作 家大會的緊張氣氛由於十月份警察出動對付二千名學生抗議宿舍的惡劣狀況的示威 而更加激化。面對這樣一種社會狀況，捷克也陷入一種分裂的危機之中。作為這種 社會危機的解決首先是捷克高層的人事變動：諾沃提尼被罷免，杜布切克接任總書 記。然而接下來的是更強烈的輿論要求更徹底的改革，到了一九六八年二月底，第 四屆文代會上被禁止的雜誌《文學》被允許重新出版，成為取消檢查制度和整個文 學解凍的先聲。由此導致了信息大爆炸。一椿又一椿揭露諾沃提尼及其朋黨的政治 犯罪醜聞，致使他們被迫辭職。我們看到一九六八年的捷共的改革綱領，儘管它還 帶有舊意識的痕跡，但從根本上已經表現為一種質與量的徹底變革。例如第一條， 雖然仍然強調不可組成共產黨的反對派，實際上卻同時承認由其它政黨組成的民族 陣線在國家政治決策上相對於共產黨有其自身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第二條，要求實 行三權分立，消除一黨的壟斷權力；第四條，確立自由、秘密的選舉原則；第六條 ，確保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由此可見中國十年改革所做的不及捷克一年所達 到的。 布拉格之春夭折之後，在捷克形成了一種反對這種倒退的廣泛的社會運動，例如 自稱為共產主義改革派的一部份人構成捷克共產黨內部的「左派反對派」，他們要 求對社會基礎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重建。它要求自己成為改革的政治先鋒，聯合各 種反對力量（但是反社會主義者除外）和爭取西歐左派，特別是共產黨的支持。一 九七一年它曾經成功地組織了抵制選舉的行動，有百分之十對胡薩克投保留票，百 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投反對票。一百多人因此被捕判刑。此次重創後，它漸漸於 七十年代中期沉寂而消於無形。此時，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七七憲章運動卻日益發 展壯大起來。 七七憲章是在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歐安會協議的影響下於一九七七年初在捷克成 立的。它的出現被捷共定性為「是存在於政治的地下洞穴中、為外國人指使，準備 一新場的叛變」的運動和組織。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的成立宣言中七七憲章明確 地闡述了自己的宗旨： 「七七憲章是由持有不同信念、宗教和不同職業的人們結合而成立的自由的、非 官方的公開的社團，他們懷有尊重與維護人權和公民權這一共同宗旨。它沒有常設 的機構和嚴密的組織，不要求組織上的加入程序，而是屬於所有認同這一宗旨、支 持它並參與它的工作的人們。它並不是作為某個政治反對活動的基礎，卻像東西歐 許多公民倡議活動一樣，願意服務於社會公共利益。它並不提出任何具體的社會政 治改革綱領計劃，而是致力於揭露侵犯人權的具體事例，傳遞消息，求得解決」。 七七憲章的目的就是訴諸人權，而非任何其他的政治要求。然而從歷史上看，人 權本身就是公民從絕對國家權力下解放出來的產物。從理論上看，人權本身是以自 然權利和啟蒙為基礎的人的解放的一個最基本最普遍的概念。它以一種未充分展開 的形式通過資產階級革命而實現，並成為這一革命的重要成果。它反對把人置於政 治目的之下以及一切以此為借口的對個人自由的肆意侵犯與踐踏。但是馬克思主義 卻揚棄了這一作為任何社會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的基本原則。事實上尊重人權的要 求本身就是對極權統治的嚴重的政治挑戰。 七七憲章運動積極發現與揭露了捷克社會中對人權的侵犯。它專門有一個保護受 害者委員會，營救政治受害者。例如它曾組織十四個青年人遊行五十公里，散發傳 單，呼籲釋放拒服兵役者。曾有一百三十五人申請在布拉格示威，要求釋放J.Prin ic。並且有上千人參加被拷打致死的憲章運動發起人巴托茨卡的葬禮。或絕食、或 被捕入獄，七七憲章的成員堅持不渝地反對政府的濫捕濫抓。 與波蘭七十年代的反對運動如「保衛工人委員會」一樣，七七憲章是捷克反對派 長期鬥爭和不斷學習的結果。公開合法的鬥爭原則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僅僅是權力壓 迫下的策略而已，而是這個運動的本質。它通過公開的合法鬥爭形式使反對派免於 陷入並且可能突破那種自我隔絕，從而使反對可能成為一種積極的社會行為。七七 憲章成了當時社會上最敏感的政治活動，它在當時一切敏感問題上都引起了當局歇 斯底裡的反應：監視、夜間搜查、把懷孕的憲章簽名人趕出醫院、刑訊拷打、反覆 抓捕等等。儘管如此，政府卻沒有達到孤立和撲滅七七憲章運動的目的。到一九七 八年它已贏得了九百餘位簽名者，其中許多是既未受到社會歧視也未遭到當局迫害 的普通人。政府公然的迫害擴大了七七憲章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讀到憲章，瞭解 到憲章的活動，簽名支持它，例如比爾森一位工人公開號召支持七七憲章，而還有 一名工人在官方的工會大會上為七七憲章辯護，駁斥工會對它的攻擊。 由於堅持合法性與公開性，七七憲章運動贏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團結了相當多 的人們。它包含了各種政治傾向與思潮，有被開除出黨的共產黨改革派，有左翼也 有右翼（即訴求於現政權的與堅決反對它的）。相當大部分的人並不屬於任何特定 的政治派別，而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良知參與這一運動的。七七憲章運動容納各種潮 流派別，堅持他們一律平等，從而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它也不是一個領袖之下的 名人社團。憲章發言人實行輪換制，由各個組織輪流出人擔任，而這個職位只具有 工作職能，並不是領導地位。七七憲章以與各個組織廣泛的聯繫與協調為基礎，因 此可以被視為社會生活的縮影。它不會輕易地因為內耗或當局的外部壓力而消聲匿 跡，並為未來的反對運動創造和積累了成功的經驗。 七七憲章的宗旨、組織和它的活動表明它是與同時代的共產黨改革派完全不同的 反對派，它並不以政治先鋒、改革的領導力量自居，但在政治上的影響卻非常大， 構成了對當局最嚴重的持續的政治威脅。 事實昭然，關於東歐民主化進程與中國近年來改革開放之間的歷史差距無需贅言 。那種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民主化遠遠走在了東歐前面的說法顯然是盲目無知的 。而時下大部分基於這種盲目無知而產生的對於八九民運的經驗總結，例如要懂得 妥協、才能成功，是不足為訓的。只有當我們把八九民運放到共產主義制度下爭取 人權、民主的運動的歷史視野中去，我們才會對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我們才可 能從中吸取實在而不是臆造的經驗，而有益於中國民主運動的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