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之一) ·胡 平· 序 言 共產主義，正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站在今天看昨天，就連我們自己都 納悶：對於一個如此凶殘醜陋的怪物，當初我們如何竟會熱誠地追求它？波蘭作家 希皮奧斯基悲哀地說：「下一代青年人對我們這一代的痛苦經驗一點也不會理解。 對他們而言，這一切只是為『愚蠢』二字作了註腳。」 這的確是愚蠢，但又不止於是愚蠢。此其一。第二，從共產神話中脫身，不過是 克服了愚蠢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並不等於愚蠢本身的終結。所以，不論是為了過去 ，還是為了未來，不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後人，我們都有必要認真地清理這一 段歷史。也許，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種種觀念、倘從人類思想史著眼，其中並沒有多 少新穎原創之處，但我們獲得這些觀念的那一經驗過程，卻堪稱獨特而彌足珍貴。 因此，從個人經驗的角度來談論這些問題，很可能倒是一種更有意義的方式。這不 同於自傳，因為它只涉及到與思想觀點發展變化相關的那些個人經歷；這也不同於 論文，因為它只談到了這些思想觀點的產生緣由而沒有對之進行學術性的論證。我 決定採用問答的體裁。這可以使我更自然地從一個話題轉移到另一個話題，而且也 可以使文字來得更輕鬆些。事實上，我寫作此文的誘因之一，正是來自於和幾位朋 友的數次徹夜長談。 一、性格與命運 問：我們似乎應該循例從童年談起。你是否認為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對他的一生命運 都有著特別重大的影響？ 答：我想，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對他的性格形成至關重要，但對於他整個一生的命 運的影響就不一定那麼重要。不錯，有句諺語說：播種性格，收穫命運。但我記不 清是誰講過，在古代，是性格決定命運；在現代，是政治決定命運。譬如說「老三 屆」--我屬於「老三屆」--這個詞之所以成為一個含有豐富的社會學意義的專有名 詞，就在於這批人都有著一段極為相似的命運。兩個人初次見面，一聽說彼此都是 「老三屆」的，立刻就有種親切感，因為它意味著雙方有著一段十分相似的漫長記 憶。至於你是男是女，是出身平民還是出身幹部，你們之間的個性是如何不同，反 倒沒什麼關係。在黨中央那裡，我們都只不過是它的分類統計學上的抽像數字而已 。面對著這種全權主義政治，個性差異的意義實在是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 問：你這說的是遭遇，不是命運。命運還包括了人對遭遇的反應。所以有相同的遭 遇，不等於有相同的命運。 答：我很贊成你對遭遇與命運所作出的細緻區別。不過我要說的是，當我們被捲進 一股洶湧的洪水時，有的人奮力掙扎，有的人隨波逐流，但他們終究都同樣地被洪 水沖走。最令人惱怒的就是這種無力感。一般人所說的命運或宿命，就是指不論你 做出什麼努力都無法改變其結果的那種情勢。我是說，極權統治試圖否定人的個性 ，而曾經一度它做得很成功。 二、戲與詩 問：但是對於人生，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不是你的被洪水吞沒，而是你的奮 力掙扎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命運。 答：這種奮力掙扎多半只發生在內心世界，很難表現為某種顯著可見的外在行為。 象鴨子鳧上水，暗底裡使勁。所以我認為，為了把握我們這一段人生經歷，重要的 不在於看一個人得到了什麼，而在於他追求過什麼；不在於他做了些什麼，而在於 他想了些什麼。我們這代人有著太相同的故事，因此我們每個人就很少有屬於自己 的故事。自己的故事只是發生在自己的心裡，所以它不成其為故事。 問：可是不少外國人、不少台灣人、香港人都說，你們大陸人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 篇動人的故事。 答：外人是這麼看，我們「內人」就不一定這麼看。我敢斷言，假如說迄今為止， 大陸人還沒有寫出幾部特別有力度的作品，就在於作家們還太習慣於講故事。我們 的那段歷史，主要不是外在活動的歷史，而是內在精神的歷史；它不是一部很有戲 的戲，它是一首很是詩的詩。 三、無知的幸福 問：那我們就談詩吧，遇到有戲的地方再說說戲。黎安友教授寫道，你的童年「貧 苦不堪」。 答：這是他的印象，不是我的原話。我五歲那年，父親被當局處死，母親又謀不到 職業，一家人的生計當然不樂觀。黎安友的印象大概是由此而來。不過母親本來有 幾間私房，每月可收幾十元房租，母親又不斷地變賣掉首飾一類貴重物品，再加上 舅舅的接濟，經濟上還過得去。母親善於理家。我的鄰居、同學也都是一般平民， 相比之下，我當時倒並沒有貧困的感覺。 問：當時你是否感覺到有什麼精神上的壓力呢？ 答：感覺不到。母親沒有告訴我們父親慘死的真相，在兒女面前從不流露出半點悲 傷或消沉。家裡的氣氛一派溫馨慈和。在五十年代，共產黨對所謂「黑五類」子女 的歧視也不那麼嚴重。我們被告知是「祖國的花朵」，說我們是最幸福的一代兒童 ，而我們自己也就果然覺得是很幸福的了。幸福本來就是一種主觀感受，而很多幸 福的感覺是出自對自身苦難的無知。 四、同情心與正義感 問：應當說主要是你母親給了你一個幸福的童年。 答：是的。母親獨自默默地承擔起了全部痛苦。父親的凶死給母親造成嚴重的打擊 。此後政府的歧視更無異於雪上加霜。當時全國的情況似乎不錯。在經過了近百年 的動盪不安後，一般人總算過上了太平日子。別人的境遇都在好起來，我們家卻在 壞下去。這種對比十分殘酷。 我給你講一個故事。「文革」爆發前夕，我所在的那所中學正在搞「四清」。一 位校長被劃為「四不清」幹部下不了樓。他羞辱難當，兩次自殺未遂。等到後來「 文革」開始，越來越多的人打成「牛鬼蛇神」，他反倒不再去尋死了。看來，痛苦 這東西，也會因大批量生產而貶值。 問：這不奇怪。痛苦產生於和其他人境況的比較。陸游有句詩寫到過新年：「今朝 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我老」。講的不是一回事。不過其心理邏輯是一樣的。 五十年代初期，一向被認為是共產黨統治的黃金時代，都說當時的社會風氣很純 樸，人際關係很美好。我讀過的傷痕文學，多半也只是上溯到「反右」為止。對於 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迫害，一般人印象不深。這是不是因為當時受害者的人數相對 較少？ 答：比起後來的「反右」、「文革」，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迫害未免是小巫見大巫 。但事實上，那時受害者的人數就已經很驚人。你算算看，從土改、「鎮反」，到 「三反」、「五反」，還有批胡風運動。光叫得出名字的大運動就接二連三。僅僅 是一場「鎮反」，用毛澤東自己的話，就「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其實還遠過於一 百倍。因為這段歷史真像在國內少有披露，所以有不少人都低估了它的嚴重程度。 更嚴重的問題是，共產黨專政自稱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主張多數人壓 迫少數人的合理性。這個思想不知戕害了多少人的同情心! 問：的確如此。有些人就是認為，既然在當時，整個國家在欣欣向榮，大多數人的 境況在上升，因此即便有少數人遭到了迫害，我們也應該對那時的狀況持肯定態度 。要分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嘛。 答：真是一套冷酷無情的理論!古人尚且知道，「一人向隅，滿座失歡」。本來，幸 福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但搞不好，幸福的人也可能是最自私的。尤其是當他們 自以為是多數的時候，功利主義者提出要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依歸」。有 人反駁道：如果把百分之十的人殺掉，把他們的財產再無償分給其餘百分之九十的 人，這難道也是可以允許的嗎？可見，功利主義立場必須以承認每個人的基本人權 為前提，否則就成了山大王哲學。共產黨的哲學就是山大王哲學。它使得人們失去 了人性中最可貴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一個人的良心良知變得麻木不仁了還自鳴得意 ，甚至反過來責怪那個向隅而泣者敗壞了大家的歡樂氣氛。這就已經是殘忍了。 「六四」之後，中共重施故伎，又在拚命地摧殘人們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去年， 在北京，有幾個朋友私下聚會，悼念死去的學運領袖溫傑，遭到當局拘捕。不久前 ，人民大學黨委開除了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的黨籍並取消她的研究生導師資格，因 為丁子霖向海外媒體披露了她的十七歲的兒子六四被殺的真相。當局一方面在物質 上給人們小恩小惠，一方面壓制人們表達同情、申張正義。他們就是試圖把人們變 成只顧自己的利益而喪失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動物。 五、記憶與遺忘 問：有位新近出國的朋友對我講，現在國內形勢很不錯，老百姓的生活都有很大的 提高。現在國內的人已經不那麼關心六四事件了。你們在海外還一味地提「六四」 ，一個味地譴責中共壓制人權，實際上已經脫離了群眾。搞民運就是把握民心，你 們海外人士已經和國內一般人的民心有了距離，這還能成什麼事呢？ 答：否!米蘭·昆德拉說得好：「人類反對暴政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 」 再講一件故事。大約是在我六、七歲那年，那時我們還住在北京。一天，院裡鄰 居家來了親戚，一位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帶著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那孩子 叫小文。頭天我和小文一塊兒玩得挺高興。第二天一起床我就急著去找小文，到了 院裡，我感到氣氛有些異樣。後來大人才告訴我，就在頭天半夜，小文的母親從廚 房取出菜刀，先砍死了熟睡的小文，然後自殺身亡。我問為什麼，大人支吾其詞不 肯對我說。後來我從大人之間的交談中知道，原來小文一家在鄉下遭到批鬥，父親 被打死，母親帶他逃到北京躲避，可是她發現城裡也沒有藏身之地，於是走上了絕 路。當時，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但在此後的十幾年間，它幾乎從來沒有在我 的意識中重現。這就是遺忘。所謂遺忘，不是印象消失，而是不被想起。我們常常 會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記而不憶。尤其是記憶，往往需要借助於外界 的某種刺激、提醒，才能從腦海的深處浮出海面。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寫 道：「我們在忘記一切。我們記得的不是往事，不是歷史，而只是別人用不停的敲 打鑿刻在我們記憶裡的那一條千篇一律的點線。」共產黨既然控制了我們的外在環 境，它就有可能造成一種有選擇的遺忘。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早就耳聞目睹身受體嘗過共產黨的許多罪過。但由於那種刻 意造成的選擇性遺忘，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這些經驗都被排除在我們的思考之外， 所以我們依然對共產黨堅信不疑、忠貞不二。至於說你的朋友講的那番話。首先， 我根本不相信國內的人就已經淡忘了六四。其次，假如說由於當局的粉飾太平，致 使有些人淡忘了六四；那麼，我們就更需要大聲疾呼，喚起人們的記憶，喚起人們 的良知。把握人心，不是被動地記錄下別人的言談；應該是主動地進入對話，把人 們意識深處的東西激發出來。 六、共產黨「說得到，做得到」？! 問：你父親是怎樣被共產黨處死的？ 答：我父親在一九五二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共產黨處死。 父親是河南省許昌縣人，出身農家。自幼聰明好學，家裡供他讀書。後來考上公 費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後當過縣警察局長、縣長、總務課長、禁煙督導專員等。 一九四八年冬參加到河南的國民黨軍隊，第二年夏天在湖北金口隨軍「起義」，編 入解放軍，擔任師政治部宣傳科宣教幹事。當時共產黨說「起義光榮」，保證「既 往不咎」，還發了一紙證書。但到了「鎮反」運動，仍然當做「歷史反革命」被處 死。我父親在五二年四月由湖北省軍區押返原籍，六月就被槍決。 一九八四年年底，許昌縣法院發給我家一份刑事判決書，上面寫道：「按照黨的 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確屬錯誤，應予糾正。」 問：在「鎮反運動」中，一大批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遭到處決。共產黨歷來 自食其言、反覆無常。奇怪的是，為什麼在過去，我們還都以為共產黨最講信譽？ 在《社會主義好》這首風行一時的歌裡有句詞，說共產黨「說得到，做得到。」 答：「說得到，做得到。」這句話其實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說共產黨信守諾 言，這意味著它所作出的公開承諾對它自己具有有效的約束力；另一層意思則是暗 示共產黨擁有無限的權力，共產黨的意志具有絕對性，它想要做什麼，它就一定能 夠做到什麼。這兩層意思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一個不受任何制約的無限權力，它當 然也就可以不受它自己早先諾言的制約。一個政權既然無所不能，它當然也就能自 食其言(否則就是「有所不能」了)。一個絕對意志必定是反覆無常的。平時我們說 某一個人任性、任意，不就是說這個人做事反覆無常嗎？ 七、不講信譽的信譽 問：你指出，「絕對權力就意味著反覆無常」。這當然是很深刻的。可是倘若說這 樣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它所作出的一切承諾都毫無意義，是否也有失片面？畢竟 ，政黨、政權不同於單獨的個人。政黨、政權總是由一群人組成的，而這種組合又 總是需要建立在某種承諾即共識之上。因此，違背諾言就是破壞共識。它勢必會在 組織內部引起混亂、爭議乃至分裂。問題不在於共產黨為什麼會一次又一次地自食 其言。問題在於，當共產黨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時，為什麼竟會行得通？受害者 一方當然不會服氣，不過他們勢單力薄，抗議爭辯也許都無濟於事。但是，千千萬 萬的共產黨員呢？千千萬萬擁護共產黨的群眾呢？既然他們之中不乏正人君子，為 什麼在這種公然食言的暴行面前不起身反對？即使我們把共產黨視為一夥強盜。古 人說得好，「盜亦有道」。在強盜集團內部也是有某些規矩的。歷史上的那些大名 鼎鼎的強盜，根據民間傳說，都是一諾千金，否則他們無法服眾。「威信」這個詞 本來就包括了「信譽」的成分。道理很簡單，一樁公開的大規模的背信的暴行，如 果沒有千千萬萬的人的支持、參與、起碼是默許，它根本不可能發動、不可能實行 、不可能成功。 答：你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十分重要的問題。在本世紀，人類經歷了法西斯和共 產黨兩種形式的極權暴政。這兩種極權暴政都犯下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集體罪行。 把這些罪行僅僅歸咎於幾個惡魔肯定是膚淺的，籠統地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 則又太含混。這需要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我想，在我們以下的對話中，我會多次 地回到這個題目上來。眼下，我只打算講一講共產黨為何能自食其言的問題。 我同意你的觀點，承諾即共識，因此它絕不是可以任意違反的。但是，承諾有層 次上的區別。有些承諾比另外一些承諾要更為基本，而人們也總是根據前者去理解 後者的。在中國古典戰爭小說中，我們常常讀到「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句話， 那大概也算是當時人們的一種共識或承諾吧。可是我們發現這個承諾十分脆弱，幾 乎沒有什麼人認真遵循。包括被認為是正義之師的一方，也常常有斬掉來使以表示 戰鬥決心的習慣。在古人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兵者，詭道也。兵不厭詐。只要有 利於激勵士氣、消滅敵人，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說古人有時候也要善 待俘虜、尊重使者，那多半是為了顯示風度，瓦解敵人軍心。這就是說，在古人那 裡，「不斬來使」的承諾乃是從屬於克敵制勝這個大原則之下。它本身沒有獨立價 值。與此類似，共產黨之所以一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採取了寬大政策，那 僅僅是出於分化對方、戰勝對方的政治需要。這個目的一旦實現，它就可以輕易地 把先前的承諾廢棄。按照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按照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列寧講得很清楚，專政就是超乎法律地運用暴力，只要它宣佈你是「階級敵人」 ，你就失去了任何法律的保護，它就可以隨時鎮壓你。不錯，「民無信不立」。但 是共產黨為自己建立了一種特殊的信譽--不講信譽的信譽。 八、政策與法律 問：我注意到，在一九八四年許昌縣法院給你家的「刑事判決書」上，講到為你父 親平反的依據是「按照黨的既往不咎政策」。這無異於承認，不論是當年的錯殺， 還是後來的平反，都是根據共產黨的政策而不是根據法律。 答：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知道，法律是禁止上溯的。小孩子都明白，做遊戲定規矩 必須「頭盤定、二盤行」。共產黨既然已經宣佈過對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既 往不咎，那麼，不管它後來訂出怎樣的法律，只要別人沒有犯下現行的過失，它就 不能再對別人進行懲處。政策卻不同。共產黨的政策不僅針對今後，還要針對以往 。只有借助於政策，共產黨才能對以往歷史上的事情任意作出重新處置。儘管說在 共產黨治下有很多惡法，共產黨的法律根本違反了法治的精神。但一搞起運動來， 共產黨還是要把法律都丟到一邊而用政策取而代之。共產黨的政策有兩大特點，第 一是它在時間上可任意上溯，第二是它在內容上含糊、不確定，這就給它姿意妄為 大開方便之門。生活在共產黨的政策之下，就是生活在統治者的任性之中。 九、為了征服而屠戳與為了屠戳而征服 問：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有過坑殺大批降卒的暴行。不過那畢竟是發生在戰爭 期間。我不明白，既然共產黨已經贏得了戰爭，奪取了政權，為什麼反倒去對國民 黨「投誠起義人員」進行殘酷的迫害？ 答：這正是極權暴政和歷史上其他專制暴政的一個重大區別。傳統的專制統治者都 是以奪得政權為目的，當代極權統治者卻是以奪取政權為手段。毛澤東說：「奪取 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共產黨不以奪取政權為滿足，它是要借助 於政權的力量去實行它那套消滅階級，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計劃。希特勒要屠殺猶 太人，不是因為猶太人從事了什麼反抗活動，而是因為猶太人是猶太人，他們按定 義屬於「劣等民族」而理當被消滅掉。共產黨鎮壓所謂「階級敵人」，與其說是因 為這些人敵視、反對新政權，不如說是依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人被定義為「敵對的 階級」。納粹法西斯和共產黨在奪權成功後整死的人數。要遠遠超過它們在奪權過 程中所整死的人數。據說王震在六四之後講過一句話：共產黨的江山是犧牲了三千 萬人的生命換來的，你們想奪走這個江山也要付出三千萬人的生命。其實，共產黨 打江山根本沒死三千萬，而共產黨奪得江山之後的犧牲者則早已超過了三千萬。所 以有人指出：凱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侖是為了征服而屠戳，而希特勒、斯大林，還 有毛澤東、波爾布特，卻是為了屠戳而征服。 十、是悲痛，更是恐懼 問：關於你父親的遇害經過，你還知道些什麼？ 答：八四年秋和八六年春，我兩次到許昌，處理有關為父親平反的善後事宜。從許 昌縣法院工作人員的口中，我進一步證實了父親被處死完全是因為他過去在國民黨 政府和軍隊中的那段歷史，並不是因為他後來有什麼現行的問題。老家的親戚告訴 我，父親被押回許昌縣後就被關起來，他被逼迫寫交待，寫了厚厚一大疊。親戚們 都不知道這些交待的具體內容。我相信這些交待全都白寫了：共產黨已經打定主意 殺人，不管你的申訴寫得多麼合情合理，他們看都不會看。寫交待只不過是例行公 事。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總會以為還有一線生機，所以絕大部分受害者都是一方面 盡力為自己辯白，另一方面又免不了很卑屈地向共產黨乞求寬大。這實際上是在殺 你之前還要再一次地捉弄你、侮辱你。執刑那天開群眾大會。子彈從腦後打入，頭 部被擊碎，慘不忍睹。當時人們都很害怕。本來，我父親長期在外地唸書和工作， 難得回老家，每次回老家小住總是幫著家裡幹活。要說父親在家鄉有什麼民憤，那 根本是不可能的。父親被打死，親戚們都驚呆了。後來還是我大嫂鼓起勇氣，上去 用一塊毛巾包好了被擊碎的頭。然後家裡人把父親的屍體安埋掉。 問：當時你母親在場嗎？ 答：不在。當時我母親領著我們三個子女住在北京。母親甚至不知道父親的遇害。 起初，父親編入解放軍，部隊住在湖北大冶鄉下。母親帶著我姐姐和我，作為隨 軍家屬，也在湖北住過一段時期。部隊紀律嚴，父親和我們分居而處，週末才能聚 一聚。物質條件較差，母親也參加勞動。隨軍家屬中文盲多，母親有時還教她們文 化。那時我姐姐已念小學，我剛兩歲，有小警衛員幫忙照看。他常常抱著我到處逛 。對於這段生活，我記憶中唯一的一幅畫面是田邊的小池塘和爬來爬去的烏龜。 問：這樣說來，起初的氣氛還並不恐怖？ 答：是的。母親後來回憶說，當時大家都很積極，也不怕吃苦。父親、母親都多次 受過表揚，我們姐弟也很招人喜愛。後來部隊生活更緊張，家屬隨軍，多有不便。 母親又懷上了妹妹，於是就帶著我們姐弟回到了北京。在開始一段時間，母親和父 親還保持聯繫。「鎮反」運動一開始，父親的信息就被阻斷。 聽母親講，她早就勸過父親脫下軍裝去當老百姓。母親隱隱地有種不安全感。但 那時父親沒有聽從。父親拿出那張「丹書鐵券」給母親看，我們回北京後不久，「 鎮反」運動開始，母親很為父親擔憂，幾次三番地向部隊領導打聽，均無回音。到 了五二年秋天，母親聽說父親已被遣返原籍，心知大事不好。不過母親以為，朝最 壞處想，父親充其量被剝奪職務、解除軍籍，送回老家當農民罷了。她急急忙忙地 要去許昌探望父親。就在這時，老家的親戚悄悄托人給母親帶來口信，告訴她父親 慘死的噩耗，並告誡母親千萬別來許昌，以免橫遭不測。母親聞訊，猶如五雷灌頂 ，但又不敢聲張。是悲痛，更是恐懼。這比其它一切都更能說明問題的實質：也許 ，在任何社會中都有錯殺無辜的事件發生。但是，在自由的社會，在法制的社會， 人們會大聲地表示抗議，公開地表達憤怒；而在暴虐的社會、專治的社會，人們甚 至於不敢哭泣。 十一、「計劃內」與「計劃外」 問：共產黨發動「鎮反」，除了它一貫主張的「消滅階級」這個一般性的大背景外 ，還有沒有什麼特殊的背景？ 答：我猜想，如果有，那就是朝鮮戰爭。當時，朝鮮戰場上打得很激烈。共產黨擔 心國內出麻煩，於是就預先把他們認為不可靠的人都殺掉。 問：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人對境內的日本人也很不放心，把他們統統集中在一起， 限制他們的很多自由。 答：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參加朝鮮戰爭既然是一場大賭博，因而他們對國內的任 何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格外敏感，那也是合乎邏輯的。可是，倘若共產黨僅僅是 出於防範的考慮，它完全可以採取其它更溫和得多的手段。同樣是猜忌開國元勳功 高震主，劉邦、朱元璋是大開殺戒，趙匡胤則是杯酒釋兵權。因此我們應當說，共 產黨發動「鎮反」，朝鮮戰爭充其量是誘因而不是原因，是緣由而不是理由，是刺 激而不是根據。 問：這是否也意味著共產黨在一開初並沒有搞「鎮反」的計劃？ 答：可能沒有。其實，共產黨所發動的歷次運動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計劃內 」的，一類是「計劃外」的。土改、「一化三改造」等等屬於「計劃內」，共產黨 一開始就明確宣佈要實現這些「偉大任務」。「鎮反」、反右、反右傾等則屬於「 計劃外」，因為它事先並沒有明文規定過。共產黨搞「計劃內」的運動，純粹是沒 事找事、無事生非，平白地、人為地製造災難。共產黨搞「計劃外」的運動，用毛 澤東的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似乎是別人威脅了這個政權，這個政權起身自 我防衛。像「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一類口號都力圖 給人們這種錯覺。但實際上，共產黨既然要用一切絕對的手段去維護一個絕對的權 力，因而這種防衛實質上就變成了進攻，而且是最徹底的進攻。 問：這番說明很重要。譬如對於六四，江澤民就強辯說，美國政府、英國政府也不 會允許示威者一連幾十天佔據白宮前廣場或唐寧街大道，他們也會採用強力清場。 言外之意是說共產黨搞屠殺是迫不得已，因而情有可原。洛杉磯事件一發生，共產 黨立即反唇相譏：瞧，你們美國政府不也要開槍殺人嗎？其實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 答：是的。在民主國家中，人們享有種種合法的權利表達不同政見，政府的權力受 到嚴格的限制。此其一。第二，當民主政府採用強力平息騷亂時，它的目的僅僅是 為了恢復秩序、保障法律，而不是剝奪自由、製造恐怖。因此兩者決不可同日而語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