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的悲哀 ·劉賓雁· 【編者說明】劉賓雁先生的這篇文章，談到民運內部的若干問題。在寫作過程中 ，作者聽到了各種不同的意見，反覆認真修改，最後交由本刊發表。對於文章的內 容，讀者可以見仁見智。但作者嚴肅負責的態度無疑是應該肯定的。在某種意義上 說，民主就是用開放和理性的方法處理各種分歧和矛盾。當然，有關民主人權基金 會的內部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召開理事會議，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以求達成 共識。事實上，包括劉賓雁先生在內的多名理事也一直在提議召開這樣的理事會議 。劉賓雁先生寫此文的目的以及我們發表此文的目的，主要也是為了引起人們的重 視，從而推動問題的妥善解決。 自今年三月以來，中國海外民運的內部鬥爭又一次形成熱潮。並不是不同政見之 爭，也不是在關於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理論上策略上有什麼分歧，雖然有很多重大問 題急待探討。中國國內形勢三年來變化急劇，眾說不一；怎樣認識中國大陸的現實 和把握其動向？本來是一個頭等重要的課題，我卻一次又一次發現，很多人對此並 無多大興趣。鬧來鬧去，無非是個人是非與恩怨之爭。廣大中國讀者不明真相，無 所適從。 我說過，海外民運一九八九年以來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看作未來中國將出現的 問題的預演。國外的環境要簡單得多，民運內鬥的發動者和積極參與者又多是所謂 「精英」，因而可以預料在一旦獲得了政治自由的中國大陸，政治舞台上同一堡壘 內部的打鬥之激烈將百倍、千倍於今日海外。故此，對於某一個爭端做一點評析， 也許不無用處。 自己的聲譽和他人的命運 我們苦於對國內的情況缺乏瞭解已久。新聞封鎖和特務恐怖，使我們至今不瞭解 國內究竟有多少愛國民主鬥士失去了自由。連已經在鐵窗中煎熬十三年之久的魏京 生，我們對他的真實境況都一無瞭解。這時，假如有一個人，利用他的各種關係和 中共鐵掌的空隙進出大陸，把有關情況帶出，告知世界，那對於海外民運和中國人 權運動將是一件多大的好事! 果然有了這樣的人。其中一位，名叫周七月。——有人會驚呼和抗議：你怎能公 開說出這個人的姓名呢!那不僅會使他受害（倘人在國內），而且會斷送一條可貴的 信息通道啊! 我所以敢於這樣寫，是因為早有人把其人其事捅到報刊上去了。一九九二年二月 香港《前哨》月刊上署名郭雨的文章《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內鬥》，為「『六四』 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廖大文（人權基金會執行主席）被控財務不清，黯然離 美」，「未還清白身」一案鳴不平，就指出周七月對廖大文女士「恐嚇勒索」是此 案起因，而「李祿說周七月是特務」。當事人廖大文女士又在《開放》月刊五月號 撰文說「周七月作為一名帶出被捕人名單給各人權組織並在（人權）基金會工作的 『民運人士』，竟能多次自由進出大陸。離開基金會之後，他已於去年年底返回大 陸，其背景實在令人懷疑。」三月份，另有一文發在一家港刊，也是為廖大文女士 鳴冤，也是明顯地暗示周七月身份可疑，論據也是他「能多次進出北京」，也是在 基金會事發之後「突然飛回北京去了。」既然如此，也就不必保密了。 周七月政治身份的急劇變化，發生於去年九月。廖大文請假到香港去了。經她聘 任到基金會代理她工作的柯瑞婷小姐，發現全部帳薄和部份原始單據都不見了。這 是美國制度絕不允許的，連帶出辦公室外都不可，怎能擅自帶到國外去呢？同時， 柯瑞婷極為驚訝地發現，廖大文本人報銷的開支有弊病：機票、電話費重複報銷， 私人生活用品當做辦公用品報銷，個人購買的私用電腦和激光印刷機作為公用報銷 ，以及週末非因公去紐約的旅費也報銷，等等。柯瑞婷電告廖大文，請她退還這些 公款。 廖大文的政治智慧還不足以從自己的經濟問題中看到別人的政治問題。李祿親自 對我講，周七月是中共特務的事，是他告訴廖大文的，那還是在基金會事件發生以 前。但他並未阻止廖大文去僱用周七月兩次到人權基金會工作。可見那時還僅僅是 一種猜疑。從發生那種猜疑到廖大文的經濟問題被提出，這之間並未發現周七月有 何新的可疑行徑。 僅僅從一種猜疑出發，就一而再地在報刊上公開暗示一個人是敵特，並洩露這個 人曾把政治犯名單帶往國外，至少是不慎重的。萬一周七月並不是特務呢？另一個 不利的後果是：你這樣幹，願意為海外民運提供這一類服務的人能不擔心步周七月 的後塵嗎？ 多數服從少數，眾人服從一人 廖大文女士說她是無辜的，「我們所作所為都是光明磊落的」。那麼，為了證明 自己的清白，一個最簡便的辦法是查清帳目。無論中外，這都是常規。廖大文應該 是最迫切地要求查帳的人。 有過三次機會，卻都被廖大文放棄和拒絕了。一九九一年十月去芝加哥參加辛亥 革命八十週年紀念會的人權基金會三位常務理事萬潤南、於大海和趙海青決定成立 一個工作組把已陷入癱瘓的基金會日常工作管起來，同時聘請會計師查清財務問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部分理事在普林斯頓開會，又一次決定請會計師查帳 。兩次決議，廖大文和李祿都反對，未能實行。廖大文說她只承認理事會全體會議 的合法性。那就召開全體理事會議吧。他們仍然反對，主張須在美國國會民主基金 會來查過人權基金會的帳目之後，方能開這個會議。 廖大文忘記了，一九九０年推舉她為執行主席的那次理事會會議，出席人員也不 足半數；事後也並未徵得全體理事同意（我就未被徵詢過意見）。至於經廖大文推 薦當基金會副主席的李祿，則通信投票只得到十八票中的五票贊成，但廖小姐也宣 布李祿為副主席了。 至於因用了中共常用的「工作組」一詞而推翻一個決議，則有些滑稽了。英文中 的有些詞如 commission，task force 有時也只能譯為「工作組」。要使自己有別 於中共，應該選擇更重要的方面。比如不要說謊、做假，不要害人等等。 以程序問題來掩蓋事實的實質，這種做法是不正當的。事情的實質是：要不要查 清帳目？早查清好，還是無限推遲好？應該弄清是非，還是把問題掩蓋下去？按照 人權基金會的章程，每年三月的第二個星期四下午五時半應召開理事會的全體會議 。一九九一年沒有開，那麼一九九二年就更應按會章召開了。一九九一年九月基金 會又發生了那麼大的事件——兩位常務理事（萬潤南與於大海）與中共特務聯手企 圖「搞垮」執行主席，理事會在這個問題上事實上發生了分裂，而基金會自從被封 閉後又完全陷於癱瘓，這不就益發增強了召開全體理事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了嗎？ 然而「副主席」李祿和執行主席廖大文卻反對召開，並得到主席管惟炎先生和少數 理事的支持。 把基金會內部的種種問題拿到理事會上討論，各抒己見，澄清事實，達成一致該 有多好!又多麼合乎章程和程序!然而有些人卻偏不願意，而寧願把內部分歧捅到報 刊上去。一九九二年三月，宦國蒼先生的文章《民陣問題一籮筐》（最後一個部分 談人權基金會的問題）發表之日，正是按基金會章程理事會理應舉行全體會議之時 。然而會沒有開，人權基金會的問題沒有討論，倒被裝進民陣的那個「籮筐」中去 了，也是一件怪事。 總之，一切都依個別人的需要定是非，定取捨。當她需要程序為借口時，程序便 是神聖不可動搖的了；反之，程序又是可以不予一顧的。當理事和柯瑞婷之間交換 意見或當某位理事向國會民主基金會詢問有關情況時，廖大文便指責有人把內部問 題捅到外界去了。而在此同時，有關基金會事件的種種文件資料卻源源不斷地輸送 到一位華文報紙記者手中，比作為理事的我還要完全。二月份起，便捅到全世界。 人權民主基金會無論如何應該是一個按民主原則運行的組織。有沒有必要的制度 呢？有。有沒有民主呢？沒有。人權基金會的理事會成了一個擺設，廖大文和李祿 可以完全按照他們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願行事，直至使基金會完全癱瘓! 這便是一個重要的教訓所在：制度和章程固然重要，但畢竟還要靠人去執行。人 的道德素質還是很重要的。 多數服從少數，眾人服從一人。這和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以及海外民運所極力反 對的那種政治制度，又有多少不同呢？ 傳播悲哀，散佈失望 無論是民陣、民聯內部糾紛，或人權基金會事件，以及最近已經出現的跨組織、 跨洲際的少數人密謀操縱民運組織選舉的活動，都不僅在瓦解民運團體本身，而且 在海外和國內關心與從事民主事業的許許多多人中間造成相當惡劣的影響。這是我 們不能不正視的。 周七月在一封信中寫道：「政治在中國人的頭腦裡已失去其崇高的一面，統治者 在玩，被統治者在玩，統治者的反對者在玩，要離婚的人也可以玩玩。想保持心靈 的平靜，只有路一條：脫離政治!中共批判（人們）脫離政治幾十年，現在卻未必不 希望大家脫離政治。」 原民陣總部秘書、現民陣舊金山支部會員李瑩在一封信中寫道： 「最後，我還想表示一點悲哀，在民陣工作一年中，我見到了太多的爭爭吵吵， 聽到了太多的造謠中傷，碰到了太多只知指手劃腳不干實事的人。我雖因這些亂七 八糟的東西與自己的理念相距太遠而一度消沉，但後來還是覺得無論別人怎樣表現 ，只要自己像那些在基層兢兢業業做事的會員們一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會安心 一些，我會證明至少還有在干實事的人。沒想到時至今日，竟還有人連我這樣最普 通的工作人員也不放過，也要污蔑一番，實在可歎! 「最令我覺得可悲的是，就有那麼一些號稱民運人士的人，早已忘了自己是干什 麼的。兩年多來，他們不知道造了多少謠言，搬弄了多少是非，傷害了多少自己人 ，更使多少人望而卻步，巴不得離民運的圈子越遠越好。海外民運弄到今天這個地 步，這些人大可向共產黨的頑固派報功了。什麼時候這些人能有一點廉恥感就好了 。」 我相信，李瑩小姐和周七月先生也並不認為傷害他們同時也在傷害中國民運的人 就是中共的別動隊。但是這些人的行動後果卻正中中共的下懷，這又是毫無疑義的 事! 驅使更多的中國人嫌惡政治，驅使越來越多的海外有志華人脫離民運，或厭而遠 之；切斷民運的財源，…這難道是一個或一百個中共打入民運的特務力所能及的嗎 ？ 一個人有自私自利之念，有貪圖虛榮之心，都屬常情，無可厚非，但是必須有一 個限度。若想痛快淋漓地施展私慾，可以去經商（不是說商業就不要道德，而是說 你儘管去胡來，輸掉的是你自己的本錢），可以去賭博，或索性改變國籍，去當一 個西方政客。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它以推翻一個黑暗專制、開 創中國歷史新紀元為自己的使命；這是一場艱巨的正義鬥爭，要求參加者做出奉獻 ，而不是有利可圖，因而不應該是心術不正之輩自由馳騁的天地。 理事不理事，是問題之源 中共在它統治的前三十年，把中國人的自我摧殘得體無完膚。近十幾年，在很多 中國年輕人心中，自我又成了神，無比高大而神聖。得意時橫衝直撞，目中無人； 稍有不適，就看見一個假想的敵人在那裡做怪。 廖大文說，人權基金會的帳目問題是「周（七月）、柯（瑞婷）、萬（潤南）、 於（大海）等人大作文章」的結果。這些人「為一己私利不惜破壞民運整體利益」 ，「搞陰謀詭計，用文革那一套整人。」 我不認為廖大文是故意誹謗他人或造謠。她有自己的感覺，是那些感覺把她引向 這些結論的。 在廖大文擔任執行主席的一年多時間裡，有誰向她指出過她的不是嗎？沒有。幾 位一起工作的人，和她很難合作，都先後離去了；其中一位甚至已察覺她有嚴重問 題，向我、也向別人透露過，但誰也沒有去查究。她對很多人不滿，甚至和兩位熱 心中國民主事業的美國朋友鬧得很凶。別人不喜歡她。但基金會的理事們不得而知 ，她本人也不會知道。基金會的使命是為在美國的中國民主活動籌募基金，廖大文 卻把主要精力用到別的方面去，以政治領袖姿態出現了。有誰向她指出過嗎？沒有 。蓋上主席管惟炎的印章發給理事的函件，傳達的往往就是執行主席的意旨。有人 提過異議嗎？沒有。廖大文對自己的工作能力與成績相當自豪，似乎沒有她，中國 在美民主運動就萬難得到那幾十萬美元捐款。而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人揭出她有 嚴重問題，而揭她問題的二人之一本人又有毛病，對她不滿，這一來自然會使她猜 疑有人在對她搞陰謀詭計了。左右又有人撐腰，出主意，更證明她正確了。整個事 件的進程又完全按照他們的既定方針發展，所向無敵，那還有什麼可以疑慮的呢？ 那麼，這時候基金會的權威機構理事會又在做些什麼呢？ 習慣真是害人。在國內，掛名的虛職實在太多了，連人民代表、人大常委甚至中 共中央委員都多是虛名，有多少實權或責任？我們到了海外，在一個法治國家，卻 仍然按舊習以為當一個某某組織的理事，也不過是掛名而已。我猜想主席管惟炎先 生也多半是這種心態，不然怎麼會一當選就去了歐洲、台灣，兩年半不視事而不覺 失職呢？理事不理，成了常規，真要有人來理事，倒顯得反常，引人猜疑是不是別 有用心了。 以我為例，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九一年春季，已有基金會一位工作人員向我透露 那裡有嚴重問題，我卻未予置理。我也是較早聽到基金會出事和李祿要去華盛頓趕 走兩個人的消息的。我僅僅覺得不妥(心想：這在大陸，不就是我屢見不鮮的「打擊 報復」嗎!)，請傳話人轉告李祿，不要急於動手，還是等事情查清之後再辦不遲。 這話也許並沒有傳到。我支持方勵之先生關於召開理事會緊急會議的動議，在會上 贊同成立調查組請人查帳的主張。如此而已，就引起強烈不滿，說「劉賓雁是我最 大的敵人」了。 可見，在中國人中間，一件本來屬於公共事務的問題，是多麼容易演變為私人對 私人的怨恨與爭端!其實我對廖大文並無惡感，應該說還是我第一個在香港認識了廖 大文，誤以為她是港支聯的人，一九八九年夏秋一再向萬潤南等人推薦了她的。 理事會多數人在平時和在發生緊急事件時的消極狀態，無疑是促使少數主動出頭 露面的人遭到誤解和攻擊的原因之一。基金會問題一發生，於大海和韓聯潮兩位理 事就介入了。韓聯潮是最早參與基金會創建的幾個人之一，也擔任過執行主席，對 廖大文工作中的問題早有察覺，因而對關係到基金會命運的這個事件，相當認真， 遭到攻擊，幾至妨礙了他的本職工作(為美國一位參議員作助手)。同時，說他是「 中共特務」的謠言也已在華盛頓傳開了。 於大海為什麼那樣積極？他任民聯主席不久，因而還不存在找尋飯碗的需要；人 權基金會並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執行主席的工薪也不高，無論名或利，都不足以誘 惑他產生取廖大文而代之的野心。我看除了責任心以外，個人的氣質與性格也起了 一定作用。我和他從無私交，問過一個人，都說他耿直，坦率，遇事常按捺不住自 己，一吐為快。他一定是積極參與了芝加哥會議決議的制定，後來到歐洲時又找管 惟炎主席談，無效；到台灣時還要找管先生談，其實也是無效。中國能有這種不怕 得罪人的人，很難得了。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一位民聯監委在向我歷數於大海的 優點後，不無惋惜地說那些也就是他的弱點。是的，我能夠明白，在中國搞政治， 這種人最易受傷。一位朋友也說到他的缺點是固執，有時還似乎甘願當少數派。這 是什麼原因，我就不明白了。 無論於大海有什麼缺點和錯誤，但有話說到明處，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總比陽 一套陰一套、玩弄權謀詐術，以致使很多中國人對政治倒了胃口要好。 那正是中國共產黨致命的錯誤之一：光明磊落的人受害，陰險狡詐之徒得逞。它 毒害了幾代中國人，以至今天我們中間一些年紀很輕的人也把政治智慧用到那個方 向上去，並能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這是我們必須萬分警惕的。 人權基金會的問題比起其他民運組織內部的問題要簡單一些。我們可以從這一事 件的過程中總結出於民運總體都有益的教訓。 我個人的想法是：包括我在內的基金會多數理事未能盡職盡責，是人權基金會事 件的根本原因。事實上這個基金會的問題並非始於一九九一年九月，而是從它一成 立就開始了。 捐棄小嫌，共圖大計 剖析民運的內鬥，意義還不僅在民運本身。中共近半個世紀的統治，似乎使我們 這個民族心靈中固有的聖火熄滅了。在前蘇聯，你可以看到堅持不同信念的各種政 治派別在鬥爭。有的主張走西方道路，有的宣揚大俄羅斯主義或斯拉夫主義，有的 則是堅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左派」。無論是進步或反動、正確或 錯誤，人家總是在為一種理念、為心目中人民或人類的未來在鬥爭。順手拿過一本 雜誌，美國《生活》雜誌七月號這一期裡，就報道了美國人在墮胎問題上的對立和 分裂；美國前總統T·羅斯福的曾孫率領一支探險隊深入南美熱帶森林，繼續其曾祖 為之殞命的未競事業，甘冒生命危險去進行探險；美國女郎阿斯金絲為「拯救美國 人的靈魂和美國的遺產」之一個部分，不辭辛苦、不畏艱險地設法把狼群引回懷俄 明州的黃石區，為美國保住一塊「蠻荒與自由之境」。這不過是對美國人精神狀況 的小小一瞥。墮胎問題成為美國政治和美國人團結問題的一個癥結，當然絕不是美 國人可以誇耀的事情。我只是說那種對一件與一己利益無關之事的那種執著精神， 是我們往往欠缺的。 應該承認，我們漢人在理想和現實的關係上，是很理性的，而在現實利益上，又 是既很理性(所以才會是世界上少有的理財能手)，又常常陷入非理性狀態。比如重 私情、講私義，就既有維護私利的內容，又有不計得失甚至生死的一面，同時可以 完全置大是非於不顧，不計民族的、人民的總體利益與個人的長遠利益。你說過我 好話，給過我好處，那就「涓滴之恩，以湧泉相報」。反之，你做過對不起我的事 ，或轉傳如此，那麼這一箭之仇也決不會忘記，甚至可以來個「無毒不丈夫」。我 們中間，還有既似理性、又不很理性的現象，那就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明哲保身之道 ，在與己無關之事上決不冒風險，決不得罪人，與一切人相安無事而能心安理得。 在這個「遠傳統」之外，還有個「近傳統」。由於對中共前三十年偽社會主義、偽 理想主義的反彈和近十餘年中共的有意誤導（「你可以有以任何方式頹廢和墮落的 自由，只要不在政治上反對我」），我們的民族已陷入精神危機。假如中國的民主 運動不是在同時有意識地推動人民精神、道德上的淨化進程，假如民運領導人物本 身就沉溺於權、利、位的追逐而沉淪下去。那麼縱使中國有一天實現了民主，而政 壇上卻充滿了勢利小人，那也只能是今天見之於拉丁美洲和亞洲南部某些國家那種 在貧困、黑暗與混亂中掙扎的民主。 在天安門運動被撲滅的三年之後，我們正在迎接中國民主運動的另一批優秀分子 來到美國。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苦鬥了半個多世紀、三次坐牢、受中共極左勢力迫害 最重也最久、鬥爭最英勇的著名作家王若望及夫人羊子；從一九七八年西單民主牆 誕生起再三向中共挑戰、失去十年自由而始終不屈的民主鬥士劉青；代表一九八九 年中國第一次反對中共統治的工人運動高潮、四九年來第一位中國工人領袖、不畏 強暴、有膽有識的韓東方；崛起於文革期中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中、青年作 家的優秀代表、在天安門運動中起了極重要作用卻鮮為人知的作家鄭義和夫人北明 ；也是知名度遠遜於其價值和貢獻的天安門學生領袖熊焱，都已先後到達或即將到 達美國。這些人的出現，將使人們對中國民運的感受耳目一新；他們的風骨與貢獻 ，將向全世界顯示，中國民主運動的真正精英是何種人物。這也未嘗不可以是一個 機會，推動我們對三年來的海外民運做一次回顧與反省。 對於中國今後民主化進程而言，人民是主體，這個主體的精神、道義狀態將是一 個決定性因素。我仍然不放棄我的一個觀點：中國人未來的主要敵人，很可能就是 中國人自身。海外民運近三年發生的種種問題應該足以使我們警覺了。 我們無權要求每一個民運分子都必須是道德上十全十美的正人君子。但起碼的道 德要求看來還是不可缺少的。不准說謊；不准顛倒是非，加害於人；不准把黑社會 的一套帶到民運中來。每一個人要對他說的話、發表的文章和做下的事承擔法律上 和道義上的責任。這些要求，不算太高吧？ 倘若在這樣起碼的要求上還不能達到共識，倘若民運組織連自己內部的是非都無 力判斷和解決，那麼還要這種民運組織做什麼呢？還要海外民運做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