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鐵窗事，點評白皮書 主持人 胡平 錄音整理 丁楚 參加者：薛偉、楊巍、高新、李林、熊焱、劉青、倪育賢、王升陛、戚挺華、姚勇 戰。 胡平：台灣的李敖有句話：「天下沒有白坐的牢」。按照這句話的含義，一個社會 坐牢的人越多，它的人權法制狀況也就改善得越快。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所以， 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白坐的牢」，而在於我們怎樣使我們的牢「不白坐」。 當然，有人說，監獄是個大學校，但是這個學校沒有人願意去讀。因此，曾經坐過 牢的人就應該把他們的經驗告訴大家，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牢不「白坐」。既然這 個經驗是沒有人願意去獲得的，那麼一旦你獲得了，就應當讓它大白於天下，以便 促進人權狀況的改善。今天在座各位都是蹲過監獄的人，如果你們能夠根據自己的 經驗，談出自己在被捕前後、審訊和審判、服刑期間以及出獄前後等不同階段的感 受，那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說是對中共關於「改造罪犯」的白皮書 所作出的回答。 被捕前後 薛偉：我被捕之前毫無跡象。那時是文革初期，我正在申請調動工作。但是總不批 准。於是我就拒絕上課，但是學校還是給我發薪，對我態度很好。這樣差不多有半 年。後來我聽一個朋友講，有人曾到他那裡去瞭解我的情況。回想起來，也許他們 這段時間正在調查我的材料，想穩住我。 不過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會被捕，因為我根本就沒有認為我有罪。直到有一 天一幫人到我家搜查。後來他們是根據搜查出來的材料判我刑的，可見原來並沒有 什麼逮捕我的證據。 高新：八九年六月六號，我和劉曉波從澳大利亞大使館出來，商量第二天逃到長白 山去。可是第二天劉曉波沒有來。我正好住在澳國使館對面，從七日下午，我就發 現樓下有警車監視。後來我才知道，是侯德健在澳大利亞使館裡給程琳打電話商量 機票的事情，竊聽電話的人把程琳誤以為柴玲了。於是，外面就傳開了，說柴玲藏 在澳大利亞使館裡。那些警車一方面是衝著柴玲去的，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盯我。 有一次我走到車的旁邊的時候，我聽到一個人很小聲說：「別回頭，那就是高新 。」我這就確認了，這是衝我來的。車裡值勤的每一班都是三男一女，其中有一個 穿白警服的女的很漂亮，至今我還很懷念她。（眾笑） 十四號中午，我在樓下蹲著抽煙，看見一輛白色的麵包車慢慢開過來。我記得過 去見過這輛車，覺得事情不對。開始我想跑到樓上通知我未婚妻，但是又怕那個跑 的樣子很狼狽。正在猶豫時，車已開到我的身邊。一個人跳下車警棍一捅，我就順 勢進了車。裡面有一個穿警服的人，我一屁股坐在他腰間的槍上。他們給我帶上手 銬，我問他們，這是算逮捕還是拘留，還是收容審查。他們說：「你還懂得挺多嘛 。」我回答：「這七天，我全在研究你們那部刑法。」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派出所， 把我按到一個磚牆上照相，這時我感到一種恐怖感，覺得自己可能被殺，因為當時 到處都在殺人。可是後來他們把我拉到半步橋監獄時，一個人對我說：「高新，把 頭低下，不要往外看。」這時我一下就放心了，知道自己不會被處死了。因為他們 怕我看見周圍的地形，如果立即槍斃，就沒有必要這樣。 他們把我扔在那裡三十多天沒有管我。看守我的警察都不知道我是誰，從那裡來 的，誰抓我進來的。我問看守：「我沒有日常用品，怎麼辦？」看守說：「找你的 提審。」我說：「我不知道誰是我的提審。」看守問：「誰抓你進來的？」我說： 「不知道。」他說：「你別誣蔑共產黨，我們難道會抓了你不辦手續，讓你家屬滿 大街去找你？」我說：「正是這樣，我家裡人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直到三十五 天之後才給我摘手銬，然後才給我辦入獄手續。他們解釋說是因為太忙。他們給我 辦手續是七月十九號，但是讓我簽六月十四號的時間。我為了讓家屬知道我的情況 ，就順從地簽了。但是後來我才知道，直到我出獄，他們也沒有通知我的家人。後 來我上了電視，他們才知道我的消息。 王升陛：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號被共產黨送入勞改營。我一九五六年從上海外 語學院畢業，然後被留校審查。一九四九年前，我一個當國民黨團長的親戚介紹我 到他的部隊裡當指導員。可是三個月以後，我就離開那個部隊了。後來我參加了陳 毅任校長的華東軍政大學，在中共軍隊呆了四年，就駐在南京的軍政司令部，陳毅 我也經常見到。當時政府動員軍人投考大學，我就考了上海俄專。畢業後剛好「反 右」，有歷史問題的人都要留下審查。兩個月後就用一輛囚車把我送到了安徽的勞 動農場。沒有任何法律手續，沒有逮捕證，等於黑官司。 倪育賢：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號，我將我寫的一首紀念周恩來，為「四五」天安門 運動平反的長詩抄成一個巨幅大字報，貼在南京路國際飯店和黃河路。我們分兩組 行動。我和一個女孩子在南京路，剛貼完大字報，就發現周圍有很多警察。他們都 騎著自行車，很快就到了我們跟前。當時南京路有很多人圍觀，警察也沒有採取行 動，他們要先看一下大字報的性質。當他們知道這是反革命大字報的時候，我已經 走掉了。我按約定到黃河路另一組那裡和那個女孩子會面，可是沒有見到她。有人 說她被派出所抓起來了。於是我就到黃河路派出所去了，看見那個女孩子在那裡。 我就對那裡的警察說，這張大字報是我寫的，和她沒有關係，我只是從圍觀的群眾 中把她找來幫忙的。他們讓我留下我的姓名住址，我就把工作證留給他們了。於是 他們把我們兩個人都放了。但是我知道他們絕對不會放過我。果然，第二天我回工 作單位上班時，他們來了十幾個人，把我抓到廠長辦公室。問昨天的大字報是不是 我寫的，我供認不諱。在記錄上簽字劃押之後，我問他們還有什麼事情，沒事我就 要吃飯了。奇怪的是他們竟然讓我去吃飯。 於是我抓緊時間，趕緊去通知其他人，訂立攻守同盟。最後我到那個女孩子家裡 時已經是凌晨四點鐘了。她緊張得直哭。我把她約出來，到曹溪公園，談了很長時 間。在公園裡我發現一個女人很面熟，後來想起是昨天審問我的十幾個人中間的一 個人，現在穿著便衣。 我回到家裡時已經晚上十一點鐘了。我弟弟一開門就問：「哥，你做了什麼事， 公安局今天來了兩次。說你一到家就通知他們。」我媽也下來問出了什麼事情。我 正向他們解釋，還來不及進屋見我太太和小孩，下面門就敲響了。門一開就衝進來 十幾個公安人員，把我抓走了。 姚勇戰：八九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公安局發佈公告，要求本市高自聯頭頭去公安局 登記自首。聽到這一消息，我決定離滬。我想通過英國領事館，以香港居民的身份 或許可以矇混出關。我打了一個電話到領事館，那邊讓我自己過去。於是我到了英 國駐滬領事館，門口的守衛查看了我的身份證，就讓我進去了。由於我堅持要求離 開上海，所以英國領事館派了一個秘書護送我到了上海虹橋機場。誰知中共的安全 人員早就等候在機場的海關了，他們一看我的證件，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說：「你 跟我們走一趟。」我立刻反應到我被逮捕了，於是毫無反抗地跟著他們走了。 熊焱：坐牢我是有思想準備的，我一九八八年就參加了學生運動，柴慶豐事件，所 以一直被審查。參加「八九民運」後我就準備坐牢。抓我的場面很壯觀。我是在乘 車回北京的時候在大同站附近被捕的，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已經被通緝了。抓我時上 來八個人，拿著槍和報話機。但是我很平靜，我發現我在關鍵時刻都很冷靜。我岳 母坐在我對面，也很冷靜。他們首先檢查我的證件，很客氣。然後就把我帶走了， 竟然沒有發現我的岳母。下面等著三輛烏龜車，拉著我離開了火車。 山西省公安局把我押送北京後，故意用車拉著我在北京公安部和高等法院門前兜 了一圈。他們對我說：「你認得這個地方嗎？」我說：「當然認得」。五月三十號 ，北京公安局抓了幾個工人，我帶著一批學生衝進公安部抗議，要求放人。結果後 來他們把人放了。他們得意地說：「你看，你轉了一圈又回到這個地方了。還是逃 不出公安局的手掌。」 李林：我剛好相反，這一輩子就沒有想到會坐牢。我父母都是老共產黨員，我當過 兵，也是最年輕的共產黨員，長期負責共青團的工作。我坐牢是因為在「八九民運 」中搞工自聯，「六四」屠殺之後退出共產黨。當時我就知道我有可能被抓，於是 就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後，我又悄悄回過幾次大陸。 最後一次回去是一個晚上，公安局來了很多人，敲我家的門。我想從後門逃走， 結果發現後門也有人封住了。被捕之後，我問為什麼抓我，他們回答說是收容審查 。我問我犯了什麼罪，他們說：「什麼罪你自己明白，還用我們說嗎？」然後把我 家抄了一遍，把我的證件和錢都搜走了。 我父親問：「不是黨中央說不追究民運分子的責任了嗎？」他們惡狠狠地回答： 「誰說的你找誰，李鵬說的你找李鵬去。我們不知道。」我母親哭了，我安慰她說 ：「堅強點，他們跳不了幾天了。」結果為了這句話他們把我拉到看守所打了我一 頓。 五個月之後，海外施加壓力了，才給我下逮捕證。在此之前不准見家屬。開始給 我定了兩個罪名，反革命顛覆罪和特務罪。可是放我的時候，我的罪名又改成「偷 越國境」了。 楊巍：我有兩次被捕的經歷了。八七年被捕那次，我覺得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的事情 。當時民聯並沒有被正式定性為「反動組織」。學運之前，國安局的人曾經到生化 所找我談話，主要關心的台灣的活動，也問起民聯的事情，我為民聯說了不少好話 ，說那些人也是愛國的，講道理的。他們沒有反駁。總之當時我並不認為他們會把 民聯當成個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學運發生之後，學生罵政府是「法西斯」，我貼了幾張大字報，其實內容比學生 貼的大字報還溫和。我只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後來又以「中國民聯」的署名 貼了幾張標語，表示支持學生行動。然後我又寫了一份東西給民聯總部，主要是報 告上海的形勢，我當時想托一個回美探親的留學生帶到美國。誰知到她家時，她已 提前走了。我覺得情況緊急，只好當郵件寄出。那份東西後來被公安局截獲，成了 定我罪的證據。 一月十號我被捕，當時情況也很有排場（笑），因為當時就抓我一個反革命，不 象第二次學潮抓了許多人。我回家路過財經學院後門，走上來一老一小，問我是不 是姓楊。我說是。他們就說有事情要問我，請我到一旁去。我就跟著他們走去，開 始我沒有想到是公安局的人。但是沒走幾步，邊上就有幾個人圍上來。我問他們是 什麼人，他們就說是公安局的，但是非常和氣。我從前和他們也打過交道，覺得沒 有什麼可以害怕的，而且自己幹的事情光明正大，可以講得清楚，所以就順從地跟 著他們上了一輛麵包車。上車時，那個老的便衣還對後面叫：「小張，把小楊的自 行車捎上。」我這才意識到後面還有一輛車。 車子一直向西開，一路上他們叫我不要緊張。進哈密路的時候，他們對我說：「 小楊，這個地方是保密的，不太方便，你最好不要往外看。」我同意，他們就把我 的眼鏡收掉了。車子繞來繞去，到了一個地方，有點像一個工廠的倉庫，裡面是花 園洋房，挺漂亮的。但是到了樓前，形勢就有點不太對頭了，那裡有一排攝像機， 閃光燈一閃一閃的，我還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 上了樓，他們就開始搜我的東西。我問他們為什麼要抓我，他們回答：「你自己 清楚。」第一天他們問了一些問題，我就胡扯一通。後來晚上我回想起他們的提問 ，才意識到那封給民聯總部的信肯定被截獲了，他們知道我在扯謊，只不過沒有戳 穿我。所以第二天，我就按照信的內容照實說了。 第二次我也沒有想到我會被捕，我覺得我在學運中沒有幹什麼出格的事情。七月 十五號我回公司上班，幾個協作廠的廠長還和我握手，說：「小楊，這次你可是經 受住考驗了。」意思是我已經過關了。誰知十八號我就被捕了。 那天真是很慘，我父母都住在醫院裡，我父親得癌症住院，我媽媽中暑。我探視 他們剛回來，來了一個戶籍警，接著又來了幾個人站在門口向外招手。後來就上來 一大批人，也不說話，拿著攝像機到處照，搜查了我的東西。然後就把我直接帶到 看守一所去了。那裡的訓導我還認識，一見我還和我打招呼，說：「你又進來了。 」 戚挺華：我是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時被捕的。當時文化革命，大家都在混 日子，只有我在搞科研，快要出成果了。有一天開會，他們把我叫到一個小房間裡 ，對我說，你現在把所有研究的材料交出來。然後宣佈對我隔離審查。我也沒有什 麼話講，因為當時這種情況很多。於是就把我關在那個小房間裡。 晚上，一輛小車把我拉回家，搜查。這時我才知道我父親和弟弟都被抓起來了。 理由是我在家裡偷聽反動電台，還有談論大字報時發表了一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父親是政協委員，文化大革命被貼了很多大字報，我們兄弟看了大字報後就回 家討論，這場革命今後將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我們這類的人會有什麼命運。這就構 成了反革命罪，破壞文化大革命。我被隔離審查半年，什麼也沒有查清楚，然後就 被扔進監獄裡關了八年。 審訊判刑 王升陛：我是所謂「勞教人員」，根本就沒有什麼審判。勞教就等於讓你進行無限 期的無償勞動。什麼時候「勞動改造」好，沒有准。你說好，他說沒好。比如，打 球時球掉到泥塘裡，你沒有去撿，他們就會說，你的資產階級思想還沒有改造好。 勞動教養沒有審判，有很多家屬有意見。就告狀說：「你把我們的親屬關在農場 勞動，也不說幾年，到什麼時候才算完呢？」當時的安徽第一書記李葆華看見這種 情況，就給勞動教養來了一個「定期」。從那時算，給我的定期是半年，一九六二 年八月就滿期了。 滿期之後，給我一個解除勞動教養決定書，宣佈留場就業。這實際上等於有期勞 教結束，無期勞教開始。我還要留在農場裡接受改造。領導上說是我可以發工資， 還可以回家。可是我十幾年也沒有發工資。因為農場虧損，領導就對我說，我們哪 有錢給你發工資？於是只管生活費，沒有工資。我也回不了家，回上海要公安局出 證明，那時候城市的人都被趕到鄉下去，解除勞教人員怎麼可能落戶。 所以勞教不如勞改。第一勞改要經過審判，是有期徒刑，而勞教沒有審判，連辯 護上訴的機會都沒有，等於無期徒刑。第二勞改還有衣服以及生活用品發，而勞教 連衣服都沒有，因為名義上有工資發。另外你可以回家，沒有生活用品，由家裡供 應。 劉青：我被捕後就是被送「勞教」，他們告訴我三條理由：第一是領導了「星星美 展」的遊行示威；第二是印刷和散發了魏京生的辯護詞；第三是我給單位的病假條 是作假的。這三條後來連他們自己私下也承認，沒有觸犯法律。所以審判全是他們 編造的謊言，是監獄裡的秘密審判。 姚勇戰：我的審訊經過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六月十一日被抓到七月 二十一日正式逮捕，這段時間我的案子歸公安局管。審訊的特點是日夜轟炸，疲勞 戰、心理戰，他們主要想知道我和國外的關係。後來我瞭解到，他們早已在我們學 校散佈說，我是「海外敵對勢力」的特務。第二階段是從正式逮捕到九零年三月「 上檢」。這段時間由公安部門審訊。他們的目標很明確：要定我為反革命宣傳煽動 或顛覆罪，同時也非常注意從我這裡搜集其他學生或教師「犯罪」的證據。對楊巍 、王若望、葉茂強、陳樂波、邱小平、賀東東等人的辦案者都到我這裡來求「證詞 」。第三階段是從九零年三月到六月五日我獲釋。這一階段我的案子到了上海市人 民檢察院分院，好像我們「反革命罪」到了這一階段也定不下來了。他們只能旁敲 側擊，找個什麼罪名交差。這段時間，我已經猜到我可能會獲釋，因此我與辦案者 的關係處理的也挺好，不大再發生第一、第二階段經常陷入僵局的情形。再者，我 慢慢也適應了「一所」的環境，因此到「六五」獲釋，我心情也算平靜，總是想出 來曬曬太陽。 薛偉：審判我時，給我定的幾條罪也是莫名其妙的。首先是「收聽敵台廣播」，其 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證據。他們問我有沒有收音機，我說有，他們又問，有沒有收聽 過台灣的廣播，我說有時收音機轉到某一個頻道。可以收聽到。他們就說我承認了 收聽敵台廣播了。其次是我對《毛澤東選集》的一些批注，例如我在「湖南農民運 動考查報告」一文旁邊寫了一些我的看法，其實現在來看也都是一些很正面的看法 。他們就說我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我和他們爭辯了很久，最後不由分說，還是說 我有罪。再一條就是「企圖偷越國境，投敵叛國」。當時我曾經打算到國外去唸書 ，而且也提出過申請，因為我有親戚在美國。有時和同學談論起來這件事，也問過 別人怎樣到香港去，這就有了外逃的企圖。另外還有些什麼反動詩詞，例如「你是 黑暗，籠罩著蒼茫大地」，那麼他們就問，「黑暗」是指什麼，顯然是攻擊無產階 級專政。 審判我的時候，既沒有律師，也沒有書記。審判員是一個軍管會的軍人，審判也 是他，記錄也是他，總是我們兩個一對一地對話。他這人水平很低，經常忘了某個 字是怎麼寫的，於是我就把那個字寫在我的手上示意給他看，每次審判完了之後， 我手上都寫滿了字。有時候我們談得好好的，忽然他把桌子一拍，大罵：「你不老 實，快交待。」我一看窗戶，原來是有人來了，他要擺個樣子。 不過我在監獄裡還是很高興被提審的，因為太無聊了。審訊可以找個機會說說話 ，甚至和他辯論一下。他總是辯不過我，後來他發怒了，就對我說：「老實告訴你 ，你辯也沒有用，已經內定判你十年刑了。」我知道了這一點之後，就不再與他辯 了。 楊巍：其實很多案子都是事先已經定好刑期了。例如我的案子，在聽證和申辯之後 ，審判員進去討論了二十分鐘，出來就宣佈判決了。這和其它普通案子不一樣，其 它案子一審和二審之間一般都有一個星期時間，通常不會當天就出判決書的。而我 的案子的判決書只用了二十分鐘，顯然是早就定好的。辯護都是逢場作戲，我也知 道，不過我還是請了兩個律師，也是為了演戲的排場（笑）。 倪育賢：負責我的案子審訊的主要有兩個人，現在職位也挺高的了，好像也當了上 海某個區法院的院長了。他們態度倒是蠻好的，從來不拍桌子瞪眼。他們審訊的目 的是兩個，開始是要求掌握你的全部案情，以及挖其他人的線索，這時候他們會千 方百計地騙你講更多的情況。他們會和你兜來兜去，找你前言後語中的矛盾，有時 候搞得你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就不得不把你不願說的情節講出來了。等到他們把 你的案情都搞清楚了，那麼第二個目的就是要你承擔罪責。他們已經事先把你的案 子性質內定了，例如「反革命煽動罪」，下一步就是要你自己承認。有時他們做得 很巧妙，套你上鉤，引誘你按照他們的思路承認罪過。例如，他們對我說：「你認 罪也沒有關係。你大字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你認了罪，我們就可以挽救你，你就 有前途了。你不是想回去嗎？認了罪，我們保證你和家屬見面。」總之，他們要千 方百計地讓你在他們給你的定罪書上簽字。 高新：北京所有的死刑犯，都關在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北京市，哪一級審判哪一 級都有規定。區中級法院是無權判無期以上徒刑的，所以是市高級法院受審的，估 計你會判無期徒刑以上，就事先把你往市第一看守所送，而不是審完了以後再送。 所以送到我們那裡的犯人一般都是無期以上的。有一個很不人道的地方是，死刑犯 從抓你那天起到殺你那天，從不解枷鎖。我就是三十五天沒有開枷鎖。我同牢的三 個刑事犯後來都被槍斃了，我差點也被當做是死刑犯了。 後來他們也明確告訴我，之所以至今沒有審判我，是在等待上面的指示。完全沒 有什麼法律程序。 楊巍：監獄裡都知道，如果給你驗血了，就說明你要被判死刑了。因為他們要把你 的器官和血液派用場。到真的槍斃你的時候就來不及了。所以事先要把你的血型查 清楚，血型配好，和醫院單位聯繫好，然後再確定死刑的日期。 服刑期間 王升陛：我勞教二十多年，從來就沒有吃飽過。說是定量三十五斤，可是經勞改場 的幹部七扣八扣，到了你手裡就連三十斤不到了，沒有肉，沒有油，每天勞動十幾 個小時，你怎麼受得了。所以我們個個骨瘦如柴。有一個人對我說：「要是給我吃 飽一頓白米飯，就是槍斃也值得了。」 六十年代初，餓死人的年代，我們每個人一天就是一碗清水煮菜皮。我們勞改隊 四百多人，差不多都餓死了，最後活著的只剩下二十幾人。我們農場的河堤，就是 用人的屍首和墳堆築起來的。有的家屬到農場要人，說活人沒有，你們也得給個屍 首。農場交代不過去，乾脆用拖拉機把屍體一拖就拖光了。 至於打人吊人，在農場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兒。比如今天規定你割一畝稻子，你要 是完不成，就吊起來。或者不給飯吃，你今天晚上不睡覺也要割完。我當時為什麼 活下來了呢，因為我堅信毛澤東的壽命沒有我長，總之我堅持到你死了就有辦法。 薛偉：犯人一進勞改農場，首先要進「入監隊」三個月。兩個目的，第一要交代隱 瞞的罪行，他們假設每一個犯人都有罪行沒有交代乾淨。每一個人都要反覆交代， 然後由大家來分析，批判，幫助。很多人為了過關，就不得不編造一點余罪，但在 不足以加刑的範圍之內。第二個目的就是學習監規，如果有人違背監規，晚上就要 批鬥。在入監隊裡最多勞動半天。 三個月以後，就正式勞改。每天天亮出工。天亮得早就早出工，亮得晚就晚出工 ，因為怕犯人逃跑，所以一定要天亮才出工。天一黑就收工。中午如果忙就在外面 吃飯，不忙就回營吃飯。因為守衛的解放軍要睡午覺，他們不會頂著太陽看守你， 所以他們睡覺，我們也陪著睡。 勞動時你要是偷懶，他們叫「耍死狗」，就把你綁起來，用一根竹竿一串，把你 抬起來，就像抬豬一樣。抬到坡上，冬天就任風吹，夏天就任太陽曬，那滋味比干 活還難受，所以就逼得人非幹活不可。 每天晚上都是學習，雷打不動。最簡單是讀報紙，再就是討論黨的政策。學習中 ，他們要製造階級鬥爭，硬找些事情來鬥，抓住人的隻言片語，窮追猛打。 勞改隊最常見的懲罰是上銬，特別是反銬。反銬銬久了，胳膊因血液不流通會殘 廢。另一種常見的懲罰是關小監。小監是一米寬，一米高，兩米長的小屋，讓你在 裡面根本就直不起腰來。打人有時是看守打，也有利用犯人打，隨便找一個什麼借 口，說你反改造，就打一頓。最慘是逃跑被抓回來，輕則筋骨打斷，重的可以打死 。他們可以說你是逃跑拒捕。 勞改隊最惡劣的是利用犯人整犯人，很多犯人為了減刑，就相互揭發檢舉，整人 打人，充當狗腿子。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押送犯人。兩個當兵的，一前一後，就 能押送一百個犯人，從一個中隊押到另一個中隊，中途竟然沒有一個人逃跑。因為 勞改隊規定一條政策，誰要是逃跑被抓回來就會加刑，而誰要是抓住一個逃跑犯就 會減刑。這樣一來，首先大家就不敢跑，因為怕加刑，同時大家也會去抓那些逃跑 的人，希望立功減刑。結果，勞改隊就是利用人性中的弱點讓所有的人相互制約， 竟然沒有一個人跑。 王升陛：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搞到監獄裡去了。他們對刑事犯說：「你們小偷小摸沒 有什麼關係，你們不想奪共產黨的天下。政治犯不同，他們是要奪共產黨的天下。 別看他們現在被我們關起來老老實實的，一旦奪了天下，他們比誰都凶。」所以在 監獄他們就用刑事犯來看管政治犯，誰要是揭發政治犯就多給飯吃。還可以提升為 小組長，甚至調到伙房去幹活。勞改農場有一句話，叫作：「伙房伙房，勞改天堂 」，因為只有伙房的人能吃飽，外面的人很多都餓死了，伙房的人絕不會餓死。 在勞改農場逃跑還是很容易的，但是沒有人敢逃跑。因為共產黨的天下整個就是 一個大監獄，你往哪跑？第一你的衣服特殊，走到哪別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勞改 隊逃出來的。第二你身上沒有錢，沒有糧票，買不到吃的東西。沒有證明信，住不 了旅館。政府和勞改農場周圍的車站、碼頭、飯店、商店都打過招呼，人家一看你 就知道你是勞改犯。逃跑被抓回來，就槍斃，沒話說。（薛偉插話：我們勞改農場 和周圍的農民說，凡抓住一個逃跑犯，獎勵十塊錢。結果農民見到光頭的就抓，有 時甚至把派出去買菜的伙夫也抓回來領獎了。） 楊巍：監獄裡有些犯人被稱為「形勢犯」。比如你平時有些小偷小摸的，或者已經 掌握你是「國民黨特務」，但暫時先不抓你，把你先放著，儲存起來。哪一天來了 一個什麼運動，要「嚴打」一批人，就把你抓起來殺一儆百。公安局等於儲備一批 罪犯，等上面有精神來了，或分下來個什麼指標，他們能夠馬上拿得出成績來應付 。 倪育賢：我在監獄裡的兩年時間真是不堪回顧，現在我真是不願多想它，希望慢慢 忘記它。上海吃官司的人都知道，黃浦看守所是條件最惡劣的。我就關押在那裡。 我因為生病就醫，曾經去過提藍橋監獄住過一段時間，那是這兩年最舒服的日子。 我在黃浦看守所的日子，實際上就是在等死。其他人也都知道。我要是與其他人 爭執起來，他們就罵：「這個槍斃鬼，說不定那天就打靶了。」我入獄之前，從來 就沒有想到監獄裡是這個樣子。我還和別人說：「你們要是聽說我在獄中自殺了， 你們千萬不要相信。」可是真的進去之後，住了兩個月，我還真的想過要自殺。因 為在那裡沒有生存的起碼生活條件，人真的沒法活。在海外，大家都喊「自由」， 好像很抽像，可是進了監獄，你就知道，「自由」這個詞的含義，太具體了。 我們住的牢房是法國人造的單人牢房，可是現在規定要關十八人，最多甚至關過 二十四人。十八人根本就沒法睡覺，每天晚上，每個人都要側著身子，都擠不進去 ，最後還得讓看守用腳踩進去。人是有彈性的，當時是勉強踩進去了，可是一動又 彈出來了。這樣睡覺，根本沒法呼吸。為了節約空間，犯人都是頭對腳睡，你的頭 兩邊都是腳丫子，監獄裡又沒有水洗，那味道可想而知。這樣睡一個禮拜，身上就 全爛了，根本就不透氣。每天晚上睡覺，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腿稍微彎一彎，能彎 一彎就很舒服了，可就這樣一個簡單的願望都實現不了。所以一天裡我最怕睡覺， 多少個夜晚，每天都熬到天亮。有時候你真的不想活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一旦 我能夠活著出來，我一定要推翻這個不讓人活的制度。 現在聽一些朋友講起監獄裡的生活，比我們那個時候有很大的改善。這也可能是 歷史的進步吧。 楊巍：監獄外面的民運其實可以改變監獄裡的狀況的。我第一次坐牢時，裡面的犯 人都說警察特別凶，經常電人。我說我為什麼沒有看見電人，他們說，這是冬天， 衣服多，電不著，你到夏天看，警察就是要等你光著膀子，電起來才凶。我就說不 會，要是他們夏天還是這樣，我們這次學生的民主運動不是白搞了嘛!這次學潮一定 會有助於改進監獄裡的待遇。 果然，夏天到了，警察就很少電人。而前一個夏天，警察動不動就找個碴子用一 下他們的電警棍。晚上他們就是要搞得你睡不好，白天他們就等著你打磕睡（規定 不准睡午覺），你一磕睡他們高興死了，就跑進牢房用電警棍到處戳，他們覺得這 樣很刺激。 我第一次入獄時，監獄的監規還都是文化大革命時留下來的。可是第二次進去的 時候就不同了，發現監規都變了。把什麼「不准亂說亂動」之類的字眼都覆蓋掉了 ，反而寫上了一些犯人權利的條文。我一看這些監規制定的日期，上面寫著五月四 號。也就是說，這些監規是「六四」屠殺之前的那段民主運動高潮中改的。據說那 段時間看守的態度都好很多。這說明外面的民主呼聲對監獄裡人權的改善不是沒有 觸動的。 熊焱：一九八九年可能是個界線，八九年以前，很少有人在坐牢以後還能夠保持原 來的意志。雖然監獄不一定能夠改造你的思想，但是可以改造你的行為方式。但是 八九年之後，這種「改造」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了。 劉青：我從坐牢的第一天起就很明確，我是不會服從改造的，我出去還是要和他們 干的。在十年裡，他們對我各種手段都使用過，精神和肉體的折磨，飢餓、孤獨， 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我始終抱著這樣一種態度，你和他們干，他們不讓你做人，你 不和他們干，他們同樣也不會讓你做人。他們就根本不會把你當人看。而我要爭的 就是做人的權利。也許我爭取權利的過程中仍然得不到這些權利，但是我畢竟朝這 個方向爭取了。 胡平：我覺得劉青所說的這麼一種態度很重要。他們鬥爭不見得是因為自由民主一 定會勝利，一定有把握贏。而是他們認為自己必須那麼做。只有這種人多了，勝利 才能夠成為可能。這個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今天大家講了很多，希望大家今後還能夠把這些事情寫出來。當然，我希望你們 把這段經歷寫出來的時候不僅僅是材料的羅列。僅僅是材料，任何一個會講故事的 人都可以講得很生動。但是各位都是有思想的人，有自己的追求，最好把這一點能 夠表達出來。 監獄裡的殘酷外面並不是不知道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他們認為是不可改變的 ，從這個意義上他們也就接受了。所以希望你們的這種回顧，不但要激起人們的正 義感，而且要激起人們為正義而奮鬥的信心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