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政治為何功敗垂成？ .丁 楚. 歷史是悟出來的 歷史在每個人眼裡，都是一副不同的畫面。也許這句話會引起歷史學家的公憤， 不過也並非毫無道理。因此，與其說歷史是人寫出來的，還不如說是人悟出來的。 人們對歷史的把握往往是他們對現實理解的折射。 政黨政治被認為是當代民主政治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它始終沒有在 中國實現過。民國初年，宋教仁是明確提出過建立政黨政治主張最重要的人物，在 他的努力下，當時的北京臨時參議院曾經一度出現過兩黨政治的雛形。可是隨著宋 教仁被刺身亡，這個中國政黨政治史上唯一顯現的曙光轉瞬即逝了。 也許重新翻開這段歷史，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投去你的目光，你真會發現一幅不 同的畫面，甚至是和現實相似的畫面。 政黨湧現的歷史時機 政黨政治的確立，需要有兩個前提，一是政黨的出現，二是規則的建立。 政黨的湧現往往伴隨著一個舊體制的異變或倒塌。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中，社 會精英通常都會有制度化的渠道參與政治，同樣，社會精英由制度化的正常渠道參 與政治，也是保障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世襲制、舉賢制、科舉制，無論其效果如 何，都是這種制度化的渠道。只要這種制度化的入仕之途通暢並且大致公正，民間 團體很難與當局爭奪政治資源，政黨也就很難發展起來。 可是，中國歷史上一旦出現小人蔽政，朝廷昏暗，賢路堵塞的局面，社會賢達報 國無門，就會轉而結黨樹求，這往往成為天下大亂的先兆。南宋的慶元黨爭，晚明 的東林黨亂，就是典型。 清末民初的結黨風潮，當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政治思潮的影響，但是 內因也基本上出於相同的理由。戊戌變法之後實行的新政改革，將自隋朝以來實行 了一千兩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廢除了，然而新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沒有能夠確立起 來，於是結黨成為各種憂國憂民和憤世疾俗之士參與政治的主要途徑。那些身懷抱 負(或野心)的社會精英分子，往往通過政黨的組成、合併或裂變，逐漸地向政治的 權力核心移動。 畢竟，在一個黨禁未開的社會中，公開組成名副其實的政黨還是要冒天大風險的 。我們已經無從考證在清末或者共產黨統治時期有多少政黨夭折於醞釀之中，初始 環境的殘酷使許多具有鮮明政治訴求的反對派組織在還沒有獲得足夠的知名度之前 就被扼殺了。因此，反對黨和革命黨在海外的首先突破，幾乎是專制政權下相當普 遍的現象。當年的大清和沙俄如此，今天的中國大陸也是如此。 反對黨首先從海外突破 無論從任何意義上來說，孫中山於一八九四年於夏威夷創立的興中會都是中國第 一個現代政黨的雛形。和所有的流亡團體一樣，興中會成員中不乏受西方教育的骨 干分子，但是它缺乏的是和本土緊密聯繫的活動分子。孫中山自一八九五年廣州起 義之後就再也沒有真正回到過祖國，而與國內關係密切的興中會骨幹分子，如負責 與內地三合會聯繫的陸浩東、鄭士良等人，都在歷次起義中犧牲了。不難想像，孫 中山本人從來沒有親眼見過清末的改革，而那場改革對於當時社會的震動一點也不 亞於今天的十年改革。他對於改革之後的祖國是什麼樣子，缺乏基本的感性瞭解。 一九零一年的慈禧新政，開始了大清王朝的十年改革。學堂代替了科舉，中國知 識分子進入仕途的傳統道路被截斷了，同時大批的留學生湧出了敞開的國門，帶來 了西方政治理論。一個政黨大批湧現的時代來臨了。這個時期建立的華興會，其基 本成員是日本的留學生。這批革命黨的骨幹的素質顯然要比興中會強得多了。他們 本身就是改革的產物，不但接觸過西方的民主思潮，而且和國內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由此，革命黨活動的中心從香港轉到了日本，而國內革命活動的中心，也從大多 數興中會成員的家鄉廣東，轉移到了大多數華興會成員的家鄉兩湖地區。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當一九零五年興中會、華興會合併為同盟會時，這個新興 政黨的骨幹分子基本上被華興會成員所壟斷，而老資格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的成員幾 乎被淘汰了，或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孫中山是興中會成員 中唯一進入同盟會領導核心的人，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他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他傳說 中籌款能力。 政黨興起和凝聚的兩個因素 歷史上，政黨的分化和合併最劇烈的時代不是在清末而是在民初。黨禁乍開，組 黨再也不必冒掉頭的風險，於是社會上各式各類的政黨紛紛湧現。這種現象，在今 後中國大陸黨禁解除之後，亦不難想像。 在眾多的小黨中，黨綱和宗旨並不具有重要意義。其成立往往是少數幾個人，甚 至是一個人所發起，拉攏幾個具有活動能量的同志和具有號召力的軍政界知名人士 ，就通電發表聲明，招收黨員，四處活動。 這些政黨的興起和凝聚主要來自兩個因素，一是野心，二是人情。革命摧毀了幾 乎一切制度化的從政之途，對於擁有政治野心或抱負的人來說，組黨成了除擁兵自 重以外唯一能迅速參與政治的手段。在這些政黨建立過程中瀰漫的人情味更是充分 顯示了中國政治的特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義」字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價值尺度 。中國人常常重「義」不重「理」，忠於情份更甚於忠於信仰。於是有很多名人因 盛情難卻，常掛名兼任幾個黨的領導職務，也有不少人是因為友情而被拉進某黨內 充數助威，以壯大聲勢。例如，一輩子都在為人當擺設的黎元洪就曾身任過大小十 幾個黨派的首領，他曾任同盟會的協理(僅次於總理的職務)、民社黨理事長、共和 黨的理事長、進步黨的理事長等，又如當時的社會名流伍廷芳，曾同時身兼國民共 進會、國民公黨、國民黨(非同盟會演變的國民黨)的首腦。 在那個時代，政黨的分裂與合併幾乎天天都在發生，而這些重新組合併非一定和 政治綱領有什麼瓜葛，其後果無非是使一些具有政治抱負和政治能量的人逐漸地向 政治中心移動。政治的中心舞台自然是國會。一些小黨派的興起和存在，無非是作 為其領袖人物在與其他黨派合併時討價還價的籌碼，和競選國會議員時的政治資本 。 民初政黨政治的四個階段 縱觀清末民初的政黨演變，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為整合階段，第二為 派系裂變階段，第三為兩極聚合階段，第四為制度化階段。 辛亥革命之前為第一階段，當時中國的政黨團體基本上屬於兩大派：革命派和君 主立憲派，前者經過整合，聚集到了同盟會的旗幟之下，後者的整合則形成了憲政 會(海外)和憲友會(國內)的核心。兩派各以革命和改良為旗幟，涇渭分明。革命成 功之後，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目標，以及實施理想的手段都發生了變化，而一些細 節上的分歧以及人事間的摩擦導致了政黨聯盟的瓦解。 民國初年，黨派的演化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當時主要的政黨有以孫中山黃興為首 的同盟會、以章柄麟程德全為首的統一黨、以黎元洪孫武為首的民主社會黨、以湯 化龍林長民為首的共和建設會、以谷鍾秀吳景廉為首的統一共和黨、以江吭虎、張 繼為首的中國社會黨、以伍廷芳王寵惠為首的國民共進會、以岑春喧伍廷芳為首的 國民公黨、以李懷湘戴傳賢為首的自由黨、以董之雲許廉為首的共和實進會、以范 源廉為首的國民協進會、以張國維為首的民國公會、以潘鴻鼎為首的國民黨(前)、 以孫洪伊為首的共和統一黨，還有共和俱樂部、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中國社 會黨、中華民國工黨等一批小黨。 其中統一黨、民社黨、統一共和黨、自由黨、中國社會黨等一批小黨，是從原同 盟會分裂出去的，而共和建設會、共和統一黨、國民協進會則由原憲友會裂變而成 。 當政治的中心逐漸轉向國會時，黨派的演化進入了第三個階段，總的趨勢從裂變 又轉向聚合。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資源有限：首先是中心政治舞台太小，國會席位有 限；其次是可行的政綱有限，得以號召群眾的政治主張多被大黨所囊括，後起的小 黨提不出與其相區別的口號。 參議院從南京遷到北京之後，民社黨、統一黨(一部分)、(前)國民黨、國民協進 會、民國公會等共同組成共和黨，其主張為強調國家權力，擁護袁世凱政府。共和 黨成立之後，在參議院聲勢大壯，一度凌駕於當時勢力最強大的同盟會之上。對此 形勢，強調保障民權的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 黨等成立中國國民黨，一舉佔據國會一半左右席位，成為足以左右政局的議會第一 大黨。 國民黨和共和黨的成立與對立，驅使其他小黨派的整合。原立憲派的分支團體共 和建設會、共和統一黨、共和俱樂部、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合併為民主黨，並 從海外請來當時唯一可以與孫中山齊名的政治家梁啟超為黨魁，企圖在國民黨和共 和黨之爭中形成舉足輕重的第三勢力。 民國二年，正式國會選舉成立，以國民黨為對立面的三個政黨：共和黨、民主黨 、統一黨再次聯合為進步黨。於是，以國會參眾兩院為中心，最終形成了國民黨和 進步黨兩大政治力量對立的兩極化局面。當時的形勢是，國民黨在國會佔有多數， 意在制衡總統袁世凱不斷膨脹的權力，而進步黨主張國家集權，為總統所操縱，又 以副總統為首腦，相當於執政黨。此時，兩黨政治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國的政黨政 治幾乎走向制度化的正軌。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個格局形成的前夕，宋教仁被刺身亡，隨後二次革命爆發 ，中國政黨政治在走向制度化的第四個階段中途夭折。 政黨政治制度化功敗垂成 在為政黨政治制度化而努力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當時國民黨的總幹事宋教 仁。 由於歷史的原因，國民黨對於執政者袁世凱懷有天生的不信任感，同時亦把自己 視為能夠制衡袁世凱獨裁野心的主要政治力量。這其中自然帶有一種難解的情緒： 民國之樹是由革命黨人栽的，可是果實卻落到了袁世凱手中，怨氣不平，難免流露 。不過在國民黨人中，又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 激進派以粵督胡漢民和贛督李烈鈞為代表，亦稱實力派。他們輕視在國會玩弄法 制遊戲，而強調以地方實力制衡中央，主張實行聯邦制，各省保持相當的主權甚至 軍權，隨時準備第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的獨裁企圖。 溫和派以宋教仁為代表，亦稱制度派。其主張內閣制，由國會多數黨領袖組閣， 以內閣總理分散總統的權力，防止袁世凱獨裁。以國會為主要的政治舞台，那麼國 會運作的制度化和政黨政治的規則化，就成為舉足輕重的戰略步驟。 當我們回顧二次革命失敗的歷史之後，不可否認，宋教仁的主張是使當時中國新 生的民主制度走向正軌的最捷徑，同時他也為此做出了相當的成就。如此短的時間 內，他推動了在野黨派的聯合，一手締造了國民黨，並使之成為足以控制國會第一 大黨。按當時的形勢發展下去，如果國會立憲通過了內閣制的政體，兩黨制的政黨 制度亦將從此奠定，而宋教仁有可能以多數黨的黨魁組閣，出任總理。 中國人的政治觀偏重內容而輕視形式，他們總是把眼光集中在「好人還是壞人當 政」，「好的政策還是壞的政策」等這類比較直觀的問題上，而忽視「政權組成的 結構」「政治運作的程序」這類形式問題。於是常常出現這種情況：只要當政者被 認為是好人，受到人們的信任，那麼他幹什麼都可以，怎樣干都可以，人們甚至還 生怕過多繁瑣的制度綁住了他幹好事的手腳；可是如果一個當政者被認為是壞人， 那麼無論他幹什麼都得不到信任，人們會認為，即使不擇手段把他打倒也是正當的 。 民國初年，當人們把過多的精力和手段用於猜疑和防備袁世凱的個人野心時，宋 教仁是少有幾個努力推動政治制度化的政治家之一。當我們今天不得不重新強調「 形式重於內容」時，不能不對他當時的政治眼光表示欽佩。 可是不幸的是，宋教仁失敗了。宋的身亡似乎證實了國民黨激進派對袁世凱的猜 疑，於是，面對袁提出軍民分治的主張，以李烈鈞為代表的國民黨實權派越加抓住 手中的軍權不放，於是釀成了二次革命的導火索。朝野之間的惡性互動，最終升級 為武裝衝突。 宋教仁的理想，政黨政治制度化，就像一個近在咫尺的彼岸，幾乎舉步可及了， 可是歷史的車輪卻戲劇性地跌進了深淵。功敗垂成! 悲劇三方：究竟是誰錯了? 問題出在哪裡呢? 是國民黨激進派錯了嗎?對於袁世凱這樣一個竊國大盜，除了革命手段之外，還有 什麼方法可以制止他稱帝的野心?何況宋教仁的死和後來議會的癱瘓已經證明了國會 無力制衡總統，那麼除了保存實力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維護革命的果實不變顏 色? 那麼是國民黨內的溫和派錯了嗎?可是在一個自命為民主共和的政體下，怎麼可以 憑一黨之理念和利益，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呢?在一個總統還信誓旦旦地宣稱效忠於 民主共和體制的時候，對於他的越軌行為，除了以國會中的多數制衡外，還有什麼 合理合法，同時又可行的方法呢? 難道是袁世凱的錯嗎?作為一個政權的最高行政首腦，他理所當然不會滿意一個處 處與他摯肘的國會，也不會高興見到一個將要架空他權力的內閣總理，更不會容忍 一個手中握有軍隊的反對黨。他自然要採取措施。首先，他一手操縱了共和、民主 、統一三個政黨的聯合，建立了進步黨，企圖奪回國會的控制權，如果此舉不成， 就凡事繞開國會，令其癱瘓；其次，他運用自己的影響爭奪憲法起草權，並提出了 總統不必通過國會直接任命總理的強勢總統制方案；最後，他罷免國民黨的實力派 贛督李烈均和粵督胡漢民，企圖剝奪反對黨手中的軍權。 在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袁世凱是殺宋的主使元兇之前，他所採取的措施均無可指 責，也許任何人在總統的位置上都會傾向於這樣做。況且，軍政分治，軍隊國家化 的主張，在任何時候都是站得住理的，也沒有越出總統的權力範圍之外。 現在，世人都說是袁世凱的錯。而袁世凱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後來復辟帝制。這 樣一來，激進派從前對他所有的猜疑都得到了證實，於是他從前所採取的一切手段 ，包括合法和正當的手段，都變成了蓄意的陰謀，社會上發生的所有不軌行為，都 有了一個確鑿的黑後台；而從前激進派反對他的一切手段，包括非法的和不正當的 手段，都可以在那一刻之後被追認為正義之舉。中國人的邏輯是重內容不重形式： 只要證明一個人是壞人，即使不擇手段地反對他也是合理的。 在當時那樣一個政治架構中，各種政治力量都在按照各自的邏輯運轉，不能想像 他們會按照相反的邏輯行事。問題就出在當時的政治架構和力量對比上。一個理想 制度的實現，有時需要契機。 民主政治的契機何在? 任何一種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如果不能證明它能夠建立起有效的秩序的話，人 們就會對它喪失信心。而秩序的建立，最初的關鍵是各種政治力量的平衡。 也許在民國初年的時候還沒有「新權威主義」的概念。不過當時在一個革命廢墟 上誕生的中華民國，確實需要一個新權威。而袁世凱是一個被公認有能力建立新權 威的人選。可是問題是他碰上了一個過於強大和自持革命功勞的反對黨。 當時可以左右政局的是三種政治力量：一是總統，包括他可以控制的軍事力量(北 洋集團)和可以操縱的政治力量(進步黨)；二是反對黨中的鴿派；三是反對黨中的鷹 派。這三種政治力量的對比可以有不同形式的組合。 當時的組合是：總統在軍事上(戰場上)相對於鷹派佔優勢，在政治上(國會中)相 對於鴿派佔劣勢，而在反對黨內部，鴿派佔上風還是下風，取決於總統和鷹派之間 的對抗是趨於和緩還是激化。由於鷹派的不妥協，鴿派逐漸處於劣勢。 在這種形勢下，總統具有一定的主動權，他可以選擇用政治手段也可以選擇用軍 事手段來對付反對黨。他最終選擇了後者是合乎邏輯的，你不能想像一個右手比左 手有力的人會寧願使用左手。因此，朝野之間的惡性互動勢在必然。 不妨設想另外幾種組合： (一)總統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相對於反對黨都佔劣勢。不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 為沒有任何一個總統在這種情況下還坐得穩，同時革命黨也不會甘心將自己奪得的 勝利果實拱手讓給袁世凱。 (二)總統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相對於反對派都佔優勢。而反對派內部，鷹派對鴿派 佔優勢。這種情況，相對穩定的政黨制度也不太可能形成。這種形勢有可能出現像 俄國二月革命後發生的局面。當時俄國社會工黨的激進派布爾什維克在國會大選中 失敗，列寧立即翻臉不認帳，調來叛亂水兵驅散議會，發動了十月革命。如果國民 黨在當時的國會選舉中處於劣勢，而其溫和派在黨內又控制不住局面，激進派很有 可能最終還是會用革命手段對付袁世凱，儘管其再次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朝 野雙方惡性互動的局面是很難避免的。 (三)總統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相對於反對黨都佔優勢，而反對黨內部則鴿派占主導 地位，足以控制全黨。這種局面也許是使中國的民主政治走向的軌道的唯一契機。 既然袁世凱在國會可以控制多數，他無疑傾向於用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解決問 題，而反對黨內的溫和派如果遵循規則的話，只能承認現實。只要雙方都願意在同 一個規則下玩下去，同時由於初始階段行政力量的強勢足以建立秩序，人們就會對 這一套民主規則和政黨制度產生信心。無論第一任總統是野心家也好，陰謀家也好 ，只要他不公開背叛民主共和制，在他卸任之後，這套制度就能夠鞏固下來。等到 下一任總統上任，即使反對派在國會佔了優勢，他也不得不認了。 人們的詰問也許會集中在：誰能保證袁世凱不背叛共和?的確，袁的最後稱帝使這 個問題變得十分棘手。可是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袁世凱從一開始就蓄謀復辟帝制 ，相反，一直到他宣佈改制的前夕他都在信誓旦旦宣佈忠於共和。 任何人都是一個矛盾體，從袁世凱從前的教育和經歷來看，不能認為他就相信民 主制，但從他當時已經當上了十年一任的大總統的現狀來講，再當皇帝實在是多此 一舉。不能排除他可能是在被各種摯肘搞得焦頭爛額之後，對民主制度喪失了信心 ，想乾脆當一個口含天憲的君王，從此不再受制於人。其實這種思想的演化不難理 解。不要說袁世凱，即使接受西方教育的孫中山在被黨內的各種摯肘搞得精疲力盡 之後，也難免走向獨裁的極端。後來他不是要求他的黨徒簽字畫押，宣誓效忠他個 人嗎? 讓原執政黨贏頭一局 歷史的經驗證明，在一個社會從專制向民主制過渡的轉彎中，開放黨禁後的第一 次大選形成的政治結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往往能決定今後歷史的走向。如果在 第一次或頭幾次選舉中原來的執政黨能夠獲勝，社會的轉彎就會比較平穩。南韓和 台灣的經驗說明了這一點。如果在這兩個地區開放黨禁的第一次選舉中反對黨就輕 易獲勝，那麼它們絕對不會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 讓原執政(者)黨贏頭幾盤至少有以下好處： 第一，可以增強執政者黨對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的信心。統治集團內部也不會是 鐵板一塊，會有人開明，有人強硬。也許開明派主張選舉，而強硬則主張鐵腕。第 一次選舉的勝利無疑會使開明派增強了自信，並給予他們壓倒強硬派的口實。他們 會說：瞧，我們不一定非用槍桿子才能保住政權，用選票照樣可以。既然原執政黨 贏了，它當然就不會賴帳，如果它贏了頭三盤，都認了帳，第四盤輸了也就不好再 賴帳了。這樣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的規則就鞏固下來了。否則，如果原執政(者)黨 失掉第一次選舉，很可能導致其內部強硬派抬頭。他們若憑借實力賴帳，不承認選 舉結果，強行復辟，社會將會面臨巨大風險。 第二，這可以造成朝野雙方都贏的皆大歡喜的局面。反對黨獲得參選的權利，這 本身就贏了一大局。如果在議會再獲得一些席位，即使佔少數，也畢竟是從無到有 ，比從前有巨大進步。同時，給作為改革者的原執政黨頭頂再戴上勝利者的桂冠，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其失去壟斷權的失落感。常言謂：贏者大度。雙方都認為自 己贏了，心胸就會開闊，朝野雙方就比較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良性互動關係。 第三，有利於政權平穩地交接和過渡。一般來說，原執政黨比較有執政的經驗， 並擁有較多的人才，而反對黨在初期都缺乏人才和經驗。如果後者能夠通過一個漸 進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突然的過程變為執政黨，就可以有充分的時間積累政治經驗， 聚集和培訓人才，減少社會轉彎的風險。 問題在於，如果原執政黨善於調整自己，不斷地吸收反對黨的綱領，很可能使後 者逐漸失去立足之地，因而長久地，甚至是永遠地失去執政的機會。就像今天台灣 的朝野雙方一樣。不過，如果一個反對黨有如此心胸，把形式看得重於內容，把建 立一個民主的制度看得比誰執政更重要，那麼以上的可能性是不足為惜的。 回到歷史為了跳出歷史 是歷史的折射也好，是歷史的巧合也好，今天中國又將面臨著清末民初的那種政 黨風湧的時代。四十年來，共產黨從來也沒有穩定地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政治參與 規則，它維持政治壟斷的辦法，只不過是用過於殘酷的手段把其它政黨扼殺在搖籃 裡罷了。現在，隨著十年改革的鬆動，這個局面它再也壓制不住了。 象歷史上發生的一樣，反對派的團體首先從海外突破了。現在，它們之間裂變和 聚變運動已經開始，無論其結局如何，它們始終都要面臨一個如何在大陸本土建立 起規則化的政黨政治的難題。對此，我們不妨從歷史的昭示中得到啟發。 歷史的折射在當代人的眼裡往往是驚人的相似，以致很多人情不自禁地將今天的 事件和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對號入座。這樣做也許並非是毫無裨益的，有時候，人們 回到歷史，恰恰是為了跳出歷史。□